体育爬藤真是捷径？哈佛1200+体育生，SAT直降100+分！现在鸡体育还来得及吗
而运动员的SAT/ACT成绩也远比非运动员要更低。报告显示，运动员SAT均分为1397.4，而非运动员为1500.8，可以看出，体育特长生在入学时，确实有一定的优势。
根据美国教育网站college factual数据显示，哈佛大学共有1223名运动员，运动为哈佛大学收入近3000万美元（约2.1亿人民币）。
不仅是哈佛，顶尖大学都是如此。从以下2018年的数据可以看到，这些大学的录取中，运动员占到很大的比例。
△Ivywise整理
这样的背景下，华裔家长“卷”体育进藤校已经不是新鲜事儿。拿美籍华人最爱的花滑举例，几位我们耳熟能详的花滑冠军选手，都在最顶尖的大学就读：
耶鲁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系，钢琴拿过州冠军，体操还全能；
康奈尔大学人体生物和健康专业，这是当医生的前期课程；
在布朗大学经济学+商务双专业。
更不要说还有进入斯坦福的谷爱凌。真是牛娃扎堆儿，群星璀璨。
△左-右：Nathan Chen、Karen Chen、Vincent Zhou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顶尖大学会在录取时优先考虑运动成绩杰出的申请者？背后到底有什么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因素？为何只有美国大学这么看重体育成就，而其他国家的大学却不这样呢？
我们的专栏作者Gauchewood在读了一本800页的厚书《被选中的 ：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 了解到了哈耶普这“三巨头”在一个世纪里的招生故事，解答了他心中的这些疑问：
原来对体育的偏好，最初是为了建立“阶层和种族壁垒”，到了20世纪以后，却成了藤校大力进行“市场营销”的结果。
而为了更好地回应家长关于“体育爬藤”的疑问，9月23日（周五）晚20点，“爸爸真棒”特别邀请到哈佛、MIT、耶鲁的家长谈谈华裔孩子究竟如何通过体育运动进入藤校？背后要花费多少金钱和精力？如何规划并选择适合孩子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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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体育，因为它是“阶层和种族壁垒”？
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都曾是“足球学校”
美国的精英大学无论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三巨头”，还是8所高校组成的“常青藤联盟”，体育都占据了最重要的部分。
20世纪初期，在哈耶普的校园里，体育最重要，其次是俱乐部，学术得排到第三位了。至少在1915年之前，提到这三所大学，大部分美国人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足球。
1893年，耶鲁和普林斯顿之间的比赛在纽约举行，吸引的观众有4万人之巨。其时，各部的部长们为了不错过这一重要赛事，纷纷缩短感恩节活动的时间。
十年之后，在哈佛体育馆——世界上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有35000人涌进现场观看其与耶鲁的比赛。
后来哈佛体育馆将观众席扩容至58000个。它的老对手耶鲁则在1914年建成了全美最大的足球体育馆，可容纳观众7万人。
当时“三巨头”因为痴迷体育，在学术水平上颇受诟病，在科研与研究生教育上的领导地位受到芝大、哥大以及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的严重挑战。
1903年，一个由埃尔文·费雪(Irving Fisher)领导的委员会就耶鲁的学术氛围发表了一篇报告，指出在1896-1897学年度，学生的学业成就日渐下降。
而在校园文化背后的价值观体系——对社交、运动，以及兄弟会活动的看重、对学术的贬低——正是这个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在耶鲁的本科生文化中，“反智主义”现象突出——学生中间流行的是比较到底谁更不爱学习。
虽然如此，“三巨头”在本科生中的老大地位却无人可以撼动。
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俱乐部、社会组织、运动员，以及他们穿的衣服、使用的俚语，都成了全国大学生争相模仿的对象。
它们还被看作是国家领导人的培训基地，1901年9月到1921年3月，入住白宫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不是来自“三巨头”。
学术这么“差”，为什么地位还这么高呢？
因为“三巨头”那时的主要功能，其实是培养上流社会的下一代，学术水平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看重的其实是某种“品格”。
19世纪晚期的美国，东部的上流社会，在子女11岁时，就选择将他们送入特定的几所寄宿学校，并希望能在孩子身上塑造自己尊崇的理想人格，灌输自己看中的价值观。
波士顿上流社会74%的家庭和纽约上流社会65%的家庭，都会将自己的儿子送进哈耶普。“三巨头”和对口的几所顶尖寄宿美高如格罗顿、圣保罗等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当时最受追捧的中学格罗顿，这样许诺：
(我们)需要大力地培养(孩子们)的阳刚气质，让他们习得基督教徒应有的品性。我们不仅要让他们在智力上获得发展，还要让他们在道德与身体上健康成长·····
△截图自https://www.groton.org/#/
具体怎么做呢？不是读书，而是运动。
运动中存在的竟争有助于学生发展出多重品质，例如忠诚、勇气、合作以及男性的力量。体育运动可以让年轻人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同时全力以赴，因此其也将有助于他们学会自制、公平竞争与正派为人。
他们的校长皮博迪，痴迷于足球运动。格罗顿的所有孩子，不论体力、兴趣如何，都必须踢足球。在校长看来，“足球是一项道德上的事业”。
在格罗顿工作的日子，我坚信足球对道德的培养至关重要，其对于孩子们道德发展的意义甚至要超过其对身体发育的意义。如今，孩子们过惯了安逸的生活，他们需要体验些艰辛与困苦。通过足球运动，我们能培养出战士。
渐渐地，在寄宿生群体中，运动成为地位分配的重要标准，智力则不为看重。如此的理念，也自然进入到了寄宿中学对口的“三巨头”，成为他们招生标准的一部分。
重视体育，
原来是藤校“市场营销”的结果？
二战后，原来的社会结构有了很大改变，名校对体育的推崇有了新的理由——市场营销。
在美国，一所大学成为名校可以有很多的原因，但其中两个原因特别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这样保证了名校可以招徕最优秀的学者任教，保证了在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中领先的地位，同时也保证了名校可以用奖学金招收最优秀的学生，即使他们无法缴纳昂贵的学费。
第二：名校的毕业生中会不断地涌现出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领域中出类拔萃的杰出人士
这些人士在社会中给名校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使人们意识到名校在培养人才方面超群的实力，让名校成为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和学生所向往的圣地。
有了上述这两项特质，名校就得以“可持续地”享受着以往的地位。
而这两项特质，取决于每年吸收的学生是否将来能成为杰出人物，而且收入丰厚，并愿意慷慨赞助母校。
这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在美国大学的高度竞争市场体系下，要吸引具有极大潜能的学生来报名，并让他们有信心地认为这个大学对自己的前途有好处，是一个很难的市场营销课题。
从1952年到1960年担任哈佛招生委员会主席的本德，对美国几乎所有优质私立大学的影响很深。他明确提出了一个观点：招生应该不只是通过学术表现来筛选学生，那些非显性的个人素质应该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
他精妙地指出：
在某种程度上，整个招生工作就是一场公关。‘哈佛实际上是什么’只是决定我们吸引力的部分要素。最强大的力量还在于：哈佛看上去是什么，以及人们认为哈佛是什么。”
那么， 怎么塑造这种“大家心目中的哈佛”呢？参加体育联赛并获得好成绩，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本科生不容易获得特别的学术展示机会，而体育则是非常好的公关手段。
本德认为：
近年来橄榄球队被击败的消息广为流传，这使得哈佛的声誉受到损害，被认为是一所缺乏大学精神、缺乏优秀人才、缺乏活力、缺乏健康社会生活的学校。
除了让更多的运动员出现在校园，在竞技场上特别是在全美橄榄球大联赛上赢得更多的比赛之外，没有什么能够更好地消除这一糟糕的形象。没有什么事情比成功的院际体育项目更能够提高哈佛的地位。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哈佛能够与其对手展开竟争，本德喜欢在招收和筛选的时候，对运动才能给予相当大的权重，对于高水平的运动员放松学术标准。
如果我们遵循仅仅以相对的语言能力为标准来录取学生的原则，就将无法组建一支能够打败卫斯理学院的橄榄球队。在其他运动项目上也是如此······
现在，如果我们再不大力加强对有运动才能的学生的宣传、录取并给予他们奖学金，我们真的有可能会被踢出常春藤联盟。
毕竟，现在要问你斯坦福、哈佛的华人校友都有谁，你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谷爱凌和林书豪。林书豪让全世界都知道哈佛也可以培养出优秀的NBA球员，而这才是哈佛真正想要的人才——给本校带来名声的校友。
本德甚至认为，一所大学如果过分倡导学术表现，反而可能适得其反，付出名声的代价。他经常以芝加哥大学作为反面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芝加哥大学在20世纪初期曾是橄榄球运动的领头羊，却在30年代取消了校运动队项目。因为著名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认为，橄榄球是一项“堕落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无聊游戏”。本德却认为，这强化了芝加哥大学其作为一个单边发展的智识机构的形象，只能吸引那些“温室里的高智商学生”和“能言善辩之人”。
所有，虽然芝大的学术水平非常高，但从招生上来说，本德不认为芝加哥大学会是哈佛的竞争对手。芝大“温室里的重智主义”的公共形象，使得他们既不能吸引社会精英的子弟，也不能吸引那些将来注定要执掌美国主流机构的人所属的群体。而这种公共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其决定放弃校际体育比赛的结果。
所以他提出，哈佛要以芝加哥大学为其前车之鉴。为了保持其卓著的声誉，哈佛不仅需要参与校际体育比赛，还要设法获胜。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德提出，在录取学生时，运动才能不仅是关键时刻的决胜因素，还是一个决定性的附加因素。他强调“如果没有橄榄球，哈佛将是一个非常令人可怜的地方。”
亚裔也开始搞运动了！
藤校这种暗地里优待体育生的招生体系之所以被“昭告天下”，其实跟亚裔有很大关系。亚裔是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
要上藤校，只依靠学习成绩优秀是不行的。
80年代，随着亚裔在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升，他们开始在名校申请上攻城略地。但是很快发现，各个顶级高校对于亚裔似乎有所歧视，于是发起了投诉。
面对舆论压力，1988年美国教育部的公民权利办公室（Office of Civil Rights,OCR）开始就亚裔在哈佛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展开了调査，最后发现：
如果把校友子女和现役运动员（在这两组中亚裔寥寥无几）从亚裔和白人申请者的样本里拿掉，（亚裔）其实就没有录取率上的劣势了。”
数据很清楚地显示：哈佛的录取非常偏好现役运动员。从1981年到1988年，哈佛的平均录取率是19%，然而现役运动员的平均录取率高达49%！
根据OCR整合的数据，在哈佛录取的申请者中，运动员的SAT成绩要比那些既非运动员又非校友子女的申请者的成绩低132分。1989年，哈佛总共录取了300名现役运动员——占所有入学新生的13%以上。
因为对运动员和校友子女的特殊优惠政策都对亚裔不利，OCR呼吁哈佛修正这些政策。不过，哈佛可不同意改变。他们回应道：
我们的教练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如果不招收运动员，就不可能组成一支校级水平的队伍。”
所以，对于雄心勃勃的亚裔孩子来说，从小训练发展运动方面的才能，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正因为亚裔多半是把运动作为提高个人素质的一部分，或者更功利地说，作为爬藤努力的一部分，就需要挑选能更容易出成绩的优势项目，并加以长期坚持和投入。
根据美国队的数据，在2019赛季，美国男子和女子个人精英项目中，39%的顶尖滑冰选手是亚裔，这远远超过了亚裔在美国人口中的占比。
冰雪运动的华人选手当中，除了谷爱凌以外，还有代表美国花样滑冰队出战的陈巍（Nathan Chen）、周知方（Vincent Zhou）、陈楷雯（Karen Chen）、刘美贤（Alysa Liu）和卓特兰（Madison Chock）等等。
华裔选择在花滑这方面突破，一方面因为这种运动更适合东亚人的体型优势（亚裔滑冰运动员通常身材苗条，这在跳跃时是一种优势）；另一方面，这项运动需要多年的投入，包括选手的勤奋和自律，家长的经济和精力的支持，这非常符合亚裔移民父母为孩子的成功做出卓绝牺牲的模型。
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华裔运动高手的成长经历，确实也可以发现他们的成就中体现了一种非常令人敬佩的品格和价值观。而这种品格和价值观，除了能帮助他们进入名校，应该在他们的未来事业发展中也会大有助益。
所以美国名校的体育生情结，在一百年前是要培养白人精英，现在却筛选出一部分文武双全的华人子弟，也是很有趣的意外收获。
当然这样培养出的孩子，也成了“被上帝亲吻过”的孩子。运动也许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阶段，以后，他们还会带着运动所培养的综合能力，在其他领域继续发展。
正如同谷爱凌在比赛结束后的自述：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忒修斯之船”的故事：一艘船如果在漫长的时间里，船上每一块木板都换掉了，那么它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
从19世纪到21世纪，美国的藤校就如同一艘“忒修斯之船”，经历了无数改变，从东部富家子弟俱乐部，到现在的研究型学术机构，但是对于体育生的偏好，却成了船中始终保留的一块木板。
或许，正是这块木板，让藤校得以成为藤校。
华裔孩子究竟如何高效“体育爬藤”？
背后究竟要花费多少金钱和精力？
如何提前规划并选择适合孩子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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