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家长，陷在孩子“生涯规划”的迷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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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实验室
作者：陈丽媛
我的信念解体了。
黑压压的听众席中搅起一阵骚动，无数双手臂将手机举过头顶。
“第一排穿紫色衣服的家长，你的头挡住PPT了！”一位家长喊道。
一位穿军绿色羽绒服的高个儿家长干脆站了起来，瞬时，一阵衣服与椅子的摩擦声响起，后排的家长们也都站起来拍照。
半人高的显示屏上，展示着一张高中选科组合表。家长们举着手机，奋力捕捉眼前那张由红、黄、蓝、绿四种色块填满的表格。
北京海淀区，一个周六的下午，100余名家长穿着厚实的冬衣挤在一间50平方米左右的会议室里。将他们聚在一起的，是一场名为“高一生涯规划”的讲座。
记笔记、拍PPT、适当在主讲人特意留下的停顿中齐声回答，满屋子的家长好似回到了学生时代。
“从大学专业洞悉未来发展，以生涯规划知晓当下抉择。”印在讲座电子海报上的这两行字，从方法到结果，从当下到未来，清晰明了。
但当讲座结束，家长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流，困惑依旧缠绕在他们的心头和眉间。
生涯规划，这是一道难解的题，困住截然不同的两代人。
人生迷雾
齐先生到晚了。
这位北京某医院的心内科医生难得排到周六休息的班次，他戴着口罩、穿着灰绿色羽绒服、挎着黑色尼龙包，蜷在会议室最后一排靠墙的塑料凳上。
讲座在下午两点开始，带靠背的黑色椅子紧挨着放了七排。他晚来两分钟，场上已经座无虚席，迟到的家长只能拖着简易塑料凳加座。会议室本来就不大，纸白色的吊顶压低了层高，让空间更显拥挤。一位拎着爱马仕皮包、穿着高奢品牌服饰的女性家长到得更晚些，只能抱着大衣站在门侧。
爆满是常态。据负责讲座签到的工作人员介绍，现场基本都是高一、高二学生的家长。在这一阶段，了解大学各专业录取条件和就业前景已经成为家长的“必修课程”。
这是齐先生第二次听该机构的生涯规划主题讲座，第一次是在孩子就读的学校。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越来越多高中学校根据政策要求和实践需要，面向学生和家长举办生涯规划讲座。
2020年，北京市全面实行新高考改革，“3+3”新高考选科模式打破了原有文理分科的二选一套餐，除了必选的语文、数学、外语3门科目外，学生可以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科目中选择3门，有了更多自由选择权。
自由选择，是有代价的。
与之相伴，是更复杂、多元的“玩法”——学生的学科兴趣和优势、学校的师资分析、不同选科模式面临的竞争格局、高校的专业要求、不同专业的就业前景等要素都要纳入考量。
因此，提前了解游戏规则，成为政府相关部门、教育机构和学生及家长的共识。
相比于学生，家长总是更认真、积极的听众。就像这场讲座，一眼望去，只能看到唯一一张稚嫩的高中生面孔。他坐得直直的，安静地听着主讲人说话。
家长们则热闹很多，他们回应主讲人设计好的互动环节和笑点，时不时用手机录一段视频。有的家长甚至左手举着手机拍摄，右手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
受限于空间，齐先生将羽绒服绑在腰间，双脚踩着塑料凳的底部挡板，笔记本得以平摊在双腿上。他认真记录高一高二学生可以在认知、学习、竞赛等层面提高的要点。这一刻，医生的字迹，整齐漂亮。
“我始终不明白到底该怎么帮女儿做规划。”齐先生熟悉人类心脏的构造，却对孩子内心世界知之甚少。
起初，他的女儿喜欢韩国演艺组合，想去韩国做练习生。这几个中文汉字组合在一起，对齐先生而言宛如另一种语言。过段时间，孩子又说未来想从事新闻工作，结果她自己很快又被张雪峰的言论劝退。
“谁又知道她明天会喜欢什么？”齐先生苦笑道，“再加上我对其他行业了解也不够。”两个未知数让他深深叹了一口气。
可是没办法，女儿每天的时间只够完成学业上的任务，探索两团迷雾的任务，更多地落在家长身上。
两代人的路
以前哪里需要考虑这么多呢？
被生涯规划搞得满脸愁容的家长，总会提起自己当年的求学时光。巨大的矛盾由此反复撕扯着他们。
过去的人生选择极其简单，简单到有些粗暴。
离开大学校园近30年的许岚仍记得，从高中到大学，她只需要听话就可以。
一条清晰的、为社会共同接受的人生规划摆在面前：高中时好好写作业、好好考试，拿到高考成绩后，家长对着分数选学校、选专业，“一步对一个格，一步对一个格”，一切按部就班。
只是进入大学后，许岚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
不感兴趣的专业让她学得很吃力，别人口中充满乐趣的大学时光，许岚觉得比高三还要痛苦。于是在30多岁迎来自己的孩子时，她决定要让他去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那一切不必与分数有关。
许岚设想，如果自己的孩子喜欢画画，那就去学画画，以后做个艺术家，哪怕饿着肚子，内心仍会有令人安宁的力量。
这一信念在儿子第一次升学考试时就出现了裂缝。从未在幼儿园卷过背唐诗、写数字等技能的孩子，在考场上第一次写自己的名字时，就引来了老师的特别关注。
许岚不用看也知道，儿子在考试前一天才知道自己名字怎么写，试卷上的字，肯定像一团鬼画符。
“他小学过得很痛苦。”许岚开始怀疑自己的坚持。她不希望孩子走成绩至上的老路，国家政策也强调素质教育，但竞争无处不在。
她从孩子那儿得知，尽管学校不再公布成绩排名，但每个人内心其实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因为发试卷的顺序或改错的顺序，是按照分数来的。
小升初、中考后的普职分流，也是按照分数来的。儿子经历的每一次考试，每一次升学，都在为她的信念增加一道裂痕。
许岚脑海里的设想，突然换了一个版本：当儿子饿着肚子画画时，他的内心究竟会产生令人安宁的力量，还是会怨恨他的母亲，没有让他走自己走过的老路？
那条被自己全盘否定的老路，放在竞争激烈的当下，甚至还冒着幸运的金光——一个平台自动承接着另一个平台，大学毕业后就能找到对应的工作，相应的工作提供了相应的生活水平。
“理念上，我知道，我们应该让孩子多去尝试，但现实是，我们没有时间、没有空间让他去尝试，我必须揪着他，先解决500多天后高考这件事。”
在孩子小升初后，许岚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全身心投入到孩子教育上。她不能再放任孩子生活在由自己和学校编织的象牙塔之中。
“这是一个较为广谱的社会现象。”在职业规划领域从业22年的向阳生涯创始人洪向阳发现，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在理念上比较能接受多元发展的观点，但实践中，他们仍面临着固有社会价值观的问题，即这个社会，本质上还是学历社会。
洪向阳介绍，近几年不断出台的一些职业教育政策尝试平衡这一现状，如开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让走职业教育路线的学生也拥有相应的高学历。
只是现实中存在一个比较大的矛盾点是，选择走职业教育这条线的人，基本都是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这导致家长不想卷，但他们仍要尽其所能地帮助孩子提高成绩，让他们上更好的学校。
“我的信念解体了”
“我的儿子是学渣，但是我依然相信，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国之栋梁。”
2023年11月，一位学渣爸爸因为在儿子家长会上的发言火了。
高毅朝回看自己走红的那段“学渣论”视频，还是会感慨，作为一位职业经理人，一般每天都穿西装，发言都能讲三点，怎么那天参加儿子家长会时穿得那么休闲、讲话还只讲了两点。
“我可能戳中了大部分家长的一个痛点，就是他们一直在为孩子的成绩焦虑。”高毅朝说，“家长会上，不论孩子成绩好坏，家长的焦虑程度可能差不多。”
高毅朝也曾深深陷入对孩子学习成绩的焦虑中。最严重的一次打击出现在儿子上小学四年级时，其中一门考试，他只拿了50多分。高毅朝得知后，呆坐在办公室椅子上整整两个小时。
“小学怎么能出现这个学习成绩？以后怎么办？！”
在高毅朝的期待中，他和妻子都算得上成绩不错。这两个大学生对儿子的期待，是以冲击北大这样的顶级名校为目标的。为了更好地与儿子沟通，帮助他提高学习成绩，高毅朝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心理咨询相关的知识，拿下了心理咨询师证书。
到初二，儿子的学习成绩没有很大提高，高毅朝却因为学习心理咨询的知识，做好了自己的思想工作：
“我能向自己说清楚，我能让自己接受。如果学得通，那就继续走考大学这条路。如果学不通，那就去上职业学校，360行，行行出状元，我都能接受。”
高毅朝后来想明白了，那天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是因为他自己的北大梦碎了，而这个梦不是儿子的。
许岚其实也清楚，每一次因为儿子的学习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中，更多是因为自己的焦虑。
她无时无刻不处于矛盾的撕扯之中——她质疑过这一切运行的逻辑，比如成绩是否重要、努力是否就会有回报、职业是否存在高低好坏，她得出所有否定的答案，但又成为肯定的践行者。
不是因为虚伪，而是因为贪心。许岚不确定脑海里那饿着肚子画画的儿子是快乐还是难过，她更不敢乐观地想象醉心艺术的儿子还能拥有富足的生活，于是她走到自己的反面，让他走那条看起来更为稳妥的老路。
“我的信念解体了。”许岚脑海中，经验与理念的撕扯，分分秒秒都在发生。
“您知道座头鲸吗？为了产崽，座头鲸妈妈会穿越5000公里，前往温暖的海域。孩子出生后，为了觅食，她会带着以自己乳汁为食的幼崽再次穿越5000公里。如果游得太快，孩子会跟不上，但如果游得太慢，数月未进食的妈妈可能会饿死。在孩子和自己之间，她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许岚睁大眼睛问道，“她最后怎么找到了那个平衡？”
她还没找到答案。
答案只有座头鲸妈妈知道。
（应受访者要求，齐先生、许岚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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