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大清最厉害的统治术就是统战有实力的关键群体。
八旗的本质是一个联盟，而非依照血缘组成的共同体，任何被满清皇帝认为具有实力的个体或群体，都可以加入八旗。正是依靠这一多民族的联盟，大清才能击败体量相当于自身十多倍的明朝。
即使到王朝末期，大清仍然深谙统战之道，在太平天国叛乱期间，大清稳住了关键的汉族士绅群体和西方势力，最终借助两者的力量击败太平天国。
大清走向覆灭，一是大清的统治阶层不再能有效的执行统战策略，统治技术越来越僵硬。但更重要的，还是时代发生了变化，在现代化的大潮下，大清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
大清的前身是建州女真中的一个小部落，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兼并海西女真，建立后金，有了和明朝叫板的基础实力。但即便如此，努尔哈赤的女真部众至多不会超过50万，兵力不超过6万，要想征服明朝，努尔哈赤需要更多盟友，这个盟友就是蒙古和辽东汉人。当时明朝和后金都花费大力气拉拢蒙古。但与后金相比，明朝作为正统汉人王朝，一直对蒙古人存在偏见，对他们更多是收买、利用，缺少平等结盟、联姻的意愿。与明朝相比，努尔哈赤下的本钱要大得多。萨尔浒之前，努尔哈赤就娶了科尔沁部两个贝勒之女。他四个儿子，包括多尔衮，也分别娶了科尔沁部和扎鲁特部的王公之女。努尔哈赤的亲侄女也嫁给了内喀尔喀部的贝勒，努尔哈赤时代，后金与科尔沁部就联姻十次，双方可以说血浓于水。
努尔哈赤“满蒙一体”的策略之后被皇太极继承，到皇太极时期，和明朝结盟的黄金家族后人林丹汗被击败，蒙古大部归于后金，皇太极成为女真和蒙古的共主。在蒙古人的协助下，皇太极得以绕过关宁防线，从漠南蒙古入侵明朝，蒙古部落甚至随皇太极一起入关抢劫。
在对蒙古的统战上，后金完胜明朝，明朝不得不面临两个方向的夹击。除了蒙古人，后金还团结了汉人社会中最具战斗力的群体—辽人。辽东汉人因为久居边疆，形成了和内地不同的社会文化，他们普遍习性剽悍能征惯战，明末两个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除了戚家军代表的浙兵外，就是辽东军功集团。李成梁、祖大寿、孔有德、吴三桂，均是辽人。孙承宗、袁崇焕所依赖的也主要是辽人群体，明朝针对后金的战略，就是“以辽人守辽土”。明后期，卫所制度已经崩溃，将领大都依赖豢养的家丁作战，而辽东，就是私军最多的地方，明亡清兴的结局，很大程度源于辽人集团的反叛。努尔哈赤早期的成功，离不开辽东的人心向背。万历十六年开始，明朝开始担忧辽东的“军阀化”，先后将李成梁和李如柏撤职，又大幅削减辽东家丁，万历二十七年开始，朝廷更是派出征税太监搜刮辽东，致使辽东一片萧条，百姓苦不堪言，甚至引发民变。辽东御史何尔健就称辽东“所过人迹罕少，道路行者垂首丧气，半人半鬼，辽东民情已如鼎水之沸腾”。不少辽人为了逃避征税甚至逃到了努尔哈赤控制的建州，足见辽人对明廷的憎恨。正是借助辽人对明廷的不满，努尔哈赤在起兵初期才会如此顺利，努尔哈赤先后招降李永芳、范文程和佟养性等辽人，予以重用。李永芳为后金建立了完善的谍报系统，策反不少辽人，广宁之战，就是李永芳安插的细作扰乱了明军军心，致使明军大溃。浑河之战，也是李永芳统战了沈阳明军炮手，八旗军在火炮掩护下才击败明朝南军精锐，消灭了白杆兵和浙兵（最后的戚家军）。范文程则成为后金文臣之首，有效提高了后金的治理能力。佟养性则帮助后金建立首支炮兵，成立八旗汉军，在大凌河之战中用火炮击败了明朝援军。直到努尔哈赤统治晚期，明军才重新赢回辽人的心。当时努尔哈赤因为接连取胜，开始盲目自大，在统治区内推行剃发易服，迁徙人口、满汉合居等不得人心的政策，并严厉镇压反抗的辽人，就连李永芳也因劝谏努尔哈赤被罢官。努尔哈赤晚年的昏庸重新将辽人推到明朝一边，这是袁崇焕、孙承宗“以辽人守辽土”成功的根本原因。最终努尔哈赤被袁崇焕新训练的“辽军”和红夷大炮所击败，含恨而亡。皇太极上位后，充分意识到了父亲的错误，开始重新重用“辽人”。正好这时，明廷开始接连犯错。崇祯先是处死袁崇焕，后又罢免孙承宗，这两人在辽人中的地位非常高，两人离开辽东让辽人对明廷丧失了信心。另外，内地社会对辽人的防备和鄙视也是辽人投靠大清的原因。当时内地官员和民众普遍认为辽人反复无常，习性和胡人近似，非我族类，不能信任。袁崇焕被杀后，民间普遍相信了袁是后金奸细的谣言，加深了辽人的刻板印象。因为战乱，大量辽人进入关内避难，他们大都遭到了内地士人和居民的侮辱，这种普遍的“排辽”间接导致了孔有德的叛变。当时明朝花费重金从葡萄牙请来教官，组建了一支西式炮兵，这支军队由孙元化、孔有德等人率领，以辽人为主，本来是要驰援大凌河的祖大寿，结果在吴桥，由于后勤不畅，加上当地人拒做辽人生意，这支军队补给断绝，被迫造反，在被其他明军击败后投降了大清，皇太极出盛京十里迎接孔有德。
孔有德的叛变，彻底改变了明清双方的实力对比，明朝花费重金培养的西式炮兵，自己没用上，反倒给清朝做了嫁衣。在明朝的最后几年，清朝甚至在火炮数量上也超过了明朝，明军丧失了对清军的最后一项优势。
后世的清人在谈及历史时，都将吴桥兵变视为明朝败亡的标志。在将蒙古人和“辽东军功集团”纳入政权后，清朝已经拥有东亚最强大的武装集团，明朝的败亡，已是定局。
在前现代，权力斗争的规则从不是看谁的支持者最多，而是谁的支持者最有组织力，最有战斗力，把握有实力的关键群体，远比赢得大多数，重要地多。松锦之战后，明朝进入倒计时，天下开始从明清争霸变成了顺清争霸，李自成成为大清最大的敌人。为了对付李自成，也为了收服汉人的心，大清统战另一个群体-汉族士绅。在洪承畴的建议下，多尔衮等大清高层意识到，虽然清军的武力占据绝对优势，但没有能力治理一亿多人口的内地，大清要想稳固统治，必须和汉族士绅结盟。在关键时刻，李自成又给了大清助攻。1644年，与经营40多年的清朝相比，大顺政权显得过度年轻，1639年，李自成还是躲在商洛山中的流寇，到1644年就已君临天下，大顺政权完全没有转换思路、建立统治的时间。最明显的特征是，大顺一直没能建立官僚体系和税收制度，军饷的补充不是靠收税而是靠追赃助饷，所谓追赃助饷，就是通过打倒官僚地主，瓜分地主余财来筹措军饷。李自成进京后，拷掠京城大小官员，士绅苦不堪言，对大顺是“人人饮恨，未及发也”。一些明朝官员私下对大顺丞相牛金星的手下周钟说“闯残杀太甚，万难成事”。李自成的追赃助饷很有可能影响了吴三桂的态度，当时吴三桂已起兵归顺，行至离北京不远的河北玉田县，却中途折返，大概率是听到李自成劫掠士绅的消息，担忧老爹吴襄已成为阶下囚，自己前去也是自投罗网。
在获得吴三桂的关宁军后，清军在一片石击败了李自成，李自成刚失败，全国士绅就反抗大顺统治，袭杀驻军，废除大顺政令，实现了全面的复辟。在洪承畴的建议下，大清入关后对士绅给予优待，明朝旧官僚大部不仅录用，还完全保护他们的私产，大清还重开科举，迅速收拢了天下士子的心。这是大清在一年内打垮大顺、南明弘光政权的根本原因。直到1645年，多尔衮傲慢自大，颁布剃发令后，全国才出现广泛的抗清运动，但因为大顺已被击败，清朝占据了最富庶的江南和华北，大局已定，虽然经历波折，大清还是成功统一了中原。大清，再一次用暂时的伪装和“统战”赢得了天下。或许大部分穷苦农民都支持实行“三年免赋、尊重汉族传统”的大顺，但大清掌握了武力最强的辽东军功集团和最有钱的汉族士绅。事实证明，打天下靠的不是人头而是组织和实力。
(到三藩之乱时，大部分士绅仍忠于大清）天下安定后，大清对汉族士绅是既利用又防范，大清皇帝始终在汉族官员和八旗子弟间徘徊，用旗人去制衡汉人。这一平衡直到太平天国叛乱期间才被打破。经过长期的演变，八旗已经完全腐化，在太平天国叛乱中，八旗和绿营一败涂地，太平军直取南京，攻占江南赋税重地，不得已之下，咸丰将军权下放给汉族士绅，让他们自主募兵，剿灭叛贼，还破天荒地许诺要给平定叛乱的人封王。
大清意识到在旧有基本盘不堪大用的情况下，必须统战新的力量，而当时最有力量的群体，一个是汉族士绅，另一个就是西方列强。在这个关头，太平天国又给了大清助攻，它先后得罪了两个群体。对汉族士绅，太平天国信奉拜上帝教，虽然和基督教差异极大，但继承了其排他性，太平军大肆焚烧文庙和四书五经，破坏士绅对基层的掌控，将士绅完全推到对立面。太平天国本可以和西方交好，但洪秀全自认为是上帝次子，不仅不在经济、宗教问题上向西方妥协，反而要求西方列强效忠自己，最终将西方推到了大清一边，大清平定太平天国，离不开对西方武器的引入和洋枪队的组建。
最终，在汉族士绅和西方的帮助下，大清再次获得了胜利，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给王朝续命了40多年。这其中反映了大清统治层极为高超的政治策略。大清的成功离不开灵活的政治策略，大清总能统战一个时代最关键的群体，但这一策略也有失灵的时候。到1901年，大清完全失去了操作的空间。
庚子国变后，两个最有影响力的群体都向大清提出了要求，因为慈禧灾难性的决策错误，西方列强要求大清赔款并进行改革。汉族士绅也要求中央放权地方，并实行君主立宪制，给予汉族士绅参政议政的权利。
但大清统战的目的，从来是保证自己专制的权力，它不可能接受削弱自己权力的妥协。慈禧的清末新政，都是在压力下被迫推动，不情不愿，慈禧的目的一直与汉族士绅相反，汉族士绅要的是英国式立宪，权力在议会不在君主，慈禧想要的却是日本式立宪，权力在君主，慈禧想要的从来是恢复中央权威。
慈禧死后，清廷与汉族士绅的矛盾公开化，皇族内阁的出台让汉族士绅彻底对大清丧失了信心，大清的败亡已成定局。我们还看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大清旧有的基本盘—八旗，既没有能力捍卫大清还阻止大清统战其他有实力的集团，八旗集团一直拒绝让出自己的权力，这也是大清加速败亡的原因。不过，即使大清在末期向汉族士绅让权，也大概率不会幸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大众民主的兴起，人们越来越脱离了逆来顺受的状态，人们开始寻求统治的合法性。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思想后，越来越怀疑满人统治和君主专制的合理性。夺取大权的汉族知识分子，能否接受一个满族的虚君，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横向看，19-20世纪初是帝国解体的世纪，沙俄、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都解体了。旧时代掌握关键群体就可以统治国家，到现代，即使是威权领袖也要寻找一个让多数人认同的“叙事”，而大清恰恰缺乏这种能力。一个多民族的、君主专制的帝国，注定在新时代难以幸存。大清，这个在前现代最为成功的王朝注定是新时代最失败的国家。在时代的大潮下，任何统治术都注定苍白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