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學人Scholar

01

“失落”的灵感

任何时代都有一窝蜂——都有一种时髦，有一种社会压力，有一种当时的社会价值。可每个人的生命里不可能只有一样东西。你总有不同的兴趣，不同的价值，要应对不同的压力。你要问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这应该是中学以上、大学教育最重要的一部分。

小学六年级时，我成绩非常好。那时，小学新换了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校长。用现在的话讲，他在小学里就实施博雅教育。男生女生都要跳舞，每个学生都要学音乐、体育。虽然当时的台湾和现在一样，六年级要恶补、补习，因为要参加联考考初中。我们已经忙得那样了，可校长说，不行，你们要去运动、要去玩。

也许我不用功，也许我太自信，当我考新竹中学时，突然失常了：晚上太紧张，没有睡好，第二天考数学的时候，我只得了40分。要进入当时的台湾名校，数学一定要60分才行。我生平第一次感到耻辱。我父母都在新竹中学当老师。中学的老师和校长都是我父母的朋友。我马上想，父母怎么办，他们没面子了。我跟我父亲说，这次考试考太差了。父亲没骂我，说40分就40分吧，咱们想想办法。父亲带我去见学校的教务长，教务长看着我，对父亲摇摇头说：“你的儿子我恐怕救不了了。”

没想到发榜的时候，新竹中学多了一项叫“备取”。从前是没有备取的，那一年设了“备取”，有人说，就是专门为我开的。备取一共12个学生，最后一名就是我。我那时大概10岁，感觉自己抬不起头来。好在年纪小，过了不久成绩就跟上去了，一帆风顺到了高中三年级，又面临人生的第二个考验。

我的总成绩当时是全校第四名，而全校前五名还是前六名就可以保送大学。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但社会压力马上就来了。当时在台湾，最好的保送生一定是上医学院或是理工科，商科没有人要念。可是我的兴趣很明显，不在理工科。我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各种活动，把班级学生组织起来，组成一个合唱团，比赛的时候我当指挥，最后得了全校第一名。我那时就知道，自己的兴趣是音乐、艺术、文学之类的东西，可是，到抉择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我记得我和父母亲第一次开诚布公地说这个问题。我的姨丈建议我学法律。可是法律没有我想要感受的艺术的气息。我想念的是文学，又不敢选文学，因为那时的台湾，念文学出来只能当中学老师。于是姨丈又说，还有一个外文系可选。我就想，不如先把英文念好，到时候可以去当外交官。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于当时的大学制度有一个批评。因为当时的台湾大学，文学院只有四个系，学生选的最多、最受欢迎的就是外文系，其他的是历史系、哲学系、考古人类学系。其实，我和当时的潮流已经做了妥协。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这四个系最喜欢什么？除了文学之外，我最喜欢人类学，可那时选考古学的人非常少。

当我回顾以前，回忆是跳跃式的，想到的都是片段。常常是老师讲过的一句话，看书看到的某一页，或者是哪里得到的灵感。而这些使我一生受用无穷的词组、个人经验，大多都是在我失落的时候发生的。

我进台湾大学外文系时，一心要当外交官，所以认真练习演讲，死背英文。和我同时进台大的几位同学，现在都是台湾文学界真正有名的人物，其中就包括白先勇。大家知道白先勇是怎么上台湾大学的吗？那一年白先勇原本考上了，可是由于种种压力，他跑到台湾南部的工学院去念水利。念了一年后，他觉得自己实在不喜欢水利，喜欢的是文学，于是第二年又考了台大。所以，白先勇是一进大学就决定要从事文学的。到大二时，白先勇说要办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就是《现代文学》。当时没有钱，他问家里亲戚朋友借钱，全部投在这个杂志上，还把我们都拉了进去。现在大家把我说成《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之一，我有点汗颜，因为我当时只是做了一两篇翻译而已。

我常和白先勇开玩笑说，就是因为你们太厉害，所以我走了另一条路。不过回想起来，我中学开始兴趣就在文学，特别是西洋文学。我现在把《现代文学》第一年的几期拿出来看，发现有我几篇文章在里面，那时我的笔名叫“李欧”，翻译的主要是一些论文。比如托马斯·曼的论文。时隔半个世纪，我回到香港，在香港科技大学当客座教授的时候就讲托马斯·曼。可我翻译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篇论文在说什么，也没有看过托马斯·曼的小说。

我们的《现代文学》杂志最后失败了。鲁迅第一次翻译《域外小说集》，也只卖了几十本。我们卖了一两百本，一半以上是白先勇的亲戚买的，还有几本是有些人在书摊上买去的。但是，有的人对于自己的理想真是有一种执着。明知道在世俗眼光里不会成功，但又总觉得，就算是失败也有意义。我不自觉地从同学的经验里得到启示，但表面上还是很胆怯。毕业以后，当时一窝蜂地要到美国留学，我也跟着大家去申请。

现在各位要申请去美国，会到计算机上找很多数据，我们那时候没有资料，美国大学在哪里也搞不清楚。我问自己，我要申请什么呢？我真正想要申请的是比较文学，可又不敢申请。于是我就乱申请，像钓鱼般地乱撒网。

我心里想，我还喜欢看电影，不如申请去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电影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个老师教西洋戏剧的课，我非常喜欢。听说美国最好的戏剧在耶鲁，于是我写信申请念耶鲁的西洋戏剧。剩下就是选将来可以混碗饭吃但又跟文学稍微有点关系的专业，比如传媒研究、大众媒体等等。最后我想，我念外文系的目的就是当外交官，所以又申请了芝加哥大学的国际关系专业。

差不多都准备好了，我父亲问我，为什么不试试哈佛。我想，没有希望何必试。父亲说，试试没关系。结果我就去了，然后发现申请的大学几乎全部落空，只有两个大学有回信。一个是芝加哥大学，一个是哈佛。

哈佛给我的信写着“Alternate for a Scholarship”。我以为“Alternate”是指另一种奖学金，“for”那个字忘记看了。后来知道，原来又是备取！哈佛回信的意思是，如果别的获奖学金的学生不去，我可以被考虑。我们全家人都看错了。

芝加哥大学给我的回信，明明写了一个字叫“Scholarship”，结果上飞机前的几个月才知道，芝加哥大学的“Scholarship”只是免学费，没有奖学金。当时，以我们这样在台湾的中产阶级家庭，买一张飞机票是我父母全年的薪水。父母辛辛苦苦把钱凑足，买了一张单程飞机票，送我到美国去。

我迷迷糊糊到美国，完全是失落的。芝加哥在哪里、怎么走都不太清楚。所以我就买最便宜的灰狗大巴的票，一路玩到芝加哥。到了芝加哥就开始念书。美国天寒地冻，我没有衣服，就到西尔斯百货公司买一件最丑最便宜的外套。学校里老师讲的完全是“天书”。国际关系当时是讲理论，于是，我陷入到各种危机，觉得自己到美国完全是荒谬的，可能几个月都支撑不住。

芝加哥大学的制度和哈佛不一样，是Quarter制的，十个礼拜就是一个Quarter，学期很短。十个礼拜内要念几十本书，念完还要写一篇论文，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好在那位教授说，你是台湾来的，懂中文，那你试着写一个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关系。我当时根本没有念过春秋战国的历史，只好去图书馆借书。我记得，我看到一本现在被尊为大师的吕思勉教授写的关于春秋战国的书。我就从那本书开始接触中国历史的。

这篇论文交给老师，竟蒙老师欣赏，甚至他后来还要留我。可我知道，我不能一辈子搞这个。我有两条路。其实我想的是再到洛杉矶去学电影，因为在美国最失望的时候，我都坐着火车去看电影。意大利片、法国片、新潮片……都是那种怪怪的失落的片子，所以有很多认同感。

后来一个同学说，既然哈佛给过你一个“Alternate”，就再试试看吧。于是我就又试了一下。那个时候我在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工作，馆长钱存训先生是在美国汉学界非常有名的教授。他为我写了一封信，不知道写了什么，竟蒙录取。

02

成熟前要经过认同混乱的阶段

也许是因为我在很好的环境读书，从来没有想到，我拿到博士学位以后要做什么。各位可能不相信，当时的环境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念书，大概三年就要拿学位。可我们那时在哈佛念博士都是拖。有的人拖了十几年，我算快的了，拖了8年。在这8年里，我感受到以前教育的不足，拼命念书。我总是觉得自己是不足的，当你觉得自己在这个方面做得不错的时候，总发现，怎么有的地方还是不知道。

所以，我这里要说一点批评的话。在人文学科研究方面，如果你只是为了一个学位，为了一个专业，为了一个能触摸到的成功的过程或者成功的目标，你这个学者绝对不是一流学者。可是，现在的制度往往使得一些非常有才气的年轻同事受制于这个“监牢”，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非常同情香港各大学人文学科的教授。人文学科是要晃荡晃荡慢慢积累的，从失落里面汲取经验，最后慢慢发现，自己找寻的目标是什么？

甚至大学也是如此。我反对在大一时就分专业。我很崇拜心理学家Erikson，“认同”这个词就是他发明的。大学的目标是什么？按照他的看法，人年轻时一定有认同危机，这段时间就是一个缓冲期，你在大学里可以随意选课，随意地找寻自己的兴趣。你的一生里，只有大学这个时期可以让你在教授的环境的保护下，找寻自己的认同。到了社会上，就没有时间了。也就是说，在人成熟前，要经过认同混乱的阶段。我的认同混乱，从大学一年级到博士班，至少10年。我的问题一直是，我是谁，我要做什么？

我最宝贵的一次学术经验，不是在哈佛不是在芝加哥，是在普林斯顿。也可以说，那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了一年半后，突然收到一封电报，是普林斯顿大学请我去教课。我当时心中万般不想去，因为我非常喜欢香港，可是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为了将来的前途，一定要去。于是我到了普林斯顿。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人是飘飘然的感觉；一到普林斯顿就发现，好像又回到我刚来美国时的感受，压力非常大。普林斯顿请我去教中国近代史，但是近代史里没有文学，只有经济史、外交史这些东西。我越教越没有兴趣。这个时候，普林斯顿东亚系知道我在香港教过比较文学课，他们就说，你不如试试教文学吧。我越教就越有兴趣，我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也是从无形中得来的。

当我在普林斯顿教到第四年的时候，学校说要考虑永久教职（tenure）了。当时历史系有名的教授开了一次集体讨论会，觉得李欧梵的学术还可以，可是不够普林斯顿要求的那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一半在文学”。我当时正好在写鲁迅，非常痛苦，不知道该怎么着手。历史系教授看我写的鲁迅草稿，觉得写得太差了。而东亚系觉得我是搞历史的，不是搞文学的。最后历史系主任说，你赶快打电话求职吧，普林斯顿留不住你了。我当时傻眼了。那时候我有个女朋友，本来准备结婚了。她第一个反应是，“天哪！怎么办？”本来我们连家具都买好了，房子都找到了，可她马上离开了我。

在这种最绝望的关头，我才知道，失败的滋味是什么。失败的滋味，有几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当你在校园里走的时候，有些跟你熟的同事，见了面不打招呼了，因为你是一个失败者。美国人的价值里，LOSER（失败者）是很糟糕的。我后来反省，也许他们有道理，他们正好打中了我的弱点。我的心其实不在经济史，不在制度史，我的心还是在文学。

最后，两个朋友救了我。一个朋友为我在当时的一个女校找了一个职位，说我教什么都可以。另一个职位是在印第安纳大学教中国古典文学。当时系主任临时找的一个教授不去了，本来是让他教元杂剧。于是系主任问我，能不能教元杂剧。其实我只看过一本元杂剧，叫《窦娥冤》，其他都没有看过。不过我还是说，可以。当人受到极大挫折后，基本的感受就是要“生存”。我当时没有钱回去，无颜见江东父老。这么多年在美国，怎么能以失败收场呢？

置之死地而后生，我接受了这个职位。可没想到，我在印第安纳大学如鱼得水，因为这个大学的音乐系是全美最大的。学校有四个交响乐团，一个歌剧院，有无数个免费音乐会。我一直喜欢音乐，觉得这里真是天堂。音乐使得我在教学学术研究上精力百倍。

我精力百倍，只是为了争一口气。这口气不是为了我自己，这就是讲失败的价值——要为一个理想，一个有意义的而不是乱七八糟的目的。我当时觉得，美国汉学界不顾现代文学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认为，中国20世纪文学都是宣传都是政治，那我说，如果这样，鲁迅难道只是一个政客吗？

我不服气。可是在美国，你要把一个学科带上来，不像在华人地区这么容易，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于是我出版了二三十本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和研究系列。没有想到，我写的教材还没有出，已经使我在美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小有名气了。因为大家要找教科书，就是找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的那本，一看就有我的名字在上面。

这么多年失败的经验让我知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的成功，一方面是侥幸，一方面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凑合在一起。人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会开始反省，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有一样金科玉律免不了：没有一连串的挫折和失败，你的成功都是虚的。我没有看过一个马上成功的例子，即使有，那个成功的人到了晚年也会感到空虚的。爱尔兰剧作家、现代主义荒谬剧大师萨缪尔·贝克说过一句话：再试一次，再失败一次，失败得好一点。当你发现越失败越好的时候，你就成功了，这是我得到的一个教训。

本文节选自《失败的高雅——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原载于《华文文学》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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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學人Scholar。学人简介：李欧梵，知名文化学者。196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此后赴美留学，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以及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这位在世人看来十分成功的学者，求学和任教路上其实磨难重重。学会和失败相处，方能挫而弥坚。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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