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惘然少年时 丨第一章 烟云(下) 在屋顶上散步

惘然少年时 丨第一章 烟云(下) 在屋顶上散步

文化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388 篇文章

题图:Photo by Willfried Wende on Pixabay

作者:张惠雯,生于70年代末,祖籍河南。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2010年后移居美国,现居波士顿。曾两次获得“新加坡国家金笔奖”中文小说首奖,以及“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上海文学奖”、“中山文学奖”、”首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等多个国内文学奖。已出版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在南方》《在北方》《飞鸟和池鱼》《蓝色时代》,散文集《惘然少年时》。


在那个家属院里,我们自己用“东屋”和“西屋”来区分自己的两个小院。东屋是正屋,它有一间堂屋、东西两间偏房,还有一个后面被当作储物间的长筒型的厨房。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和爸爸、妈妈睡在西边那个卧房。东边的偏房里住着我的两个姐姐。西屋则是一个带围墙的独立小院,院子里有两间卧房,其中一间住着我的另两个姐姐,另一间住着我哥哥。后来,这些房子慢慢空出来,因为我大姐姐出嫁了,哥哥去当兵了……


我对西屋的印象比较深,它算得上我儿童时代的乐园之一。它院子里种着的一丛丛竹子,我至今仿佛看得见这些纤细的竹子,它们青中带黄,看起来总有些病弱。后来我读《红楼梦》,很容易就理解了竹子和黛玉姑娘之间的联系。夏天里,这些柔弱的竹子在小院里制造了那么浓密的荫影,在我儿时的想象里,那应该就是世界上最茂密的森林、最幽深的所在,在那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而且是不为人知地发生。在它沙沙的叶声里,在它摇曳时引起的阴影、光斑以及反射在墙壁上的明暗交织的图案中,都仿佛隐藏着某种秘密。我在这些阴影和光斑中来来回回不知道走了多少趟,因为我喜欢在姐姐哥哥们上班或上学的时间独自潜入西屋。在那个夜不闭户的年代,围墙上那扇小门从来不上锁。我悄悄地走进院子,仿佛怕被人打扰似的,把门从里面闩上。之后,我就可以比较放心地在这个小院子里徜徉,在晃动的竹子下面走来走去。


在炎热的夏天,院子里也非常荫凉,甚至有一层薄薄的寒意。对这个院子,我既喜欢又有点儿怕。我喜欢它把我和其他人都隔开了,在闩上了门的院子里,听着围墙外邻居们走过的稀疏脚步声,意识到自己正独自一人,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但与外面那些在亮晃晃的阳光底下的房子相比,它显得有些阴沉。我在院子里游逛一会儿,就走进房间里去。


通常,我先去姐姐住的那间房,根据床铺凌乱的程度和写字桌上扔的东西,我仔细判断我的两个小姐姐昨晚是不是又打架了。她们的确经常打架,有时候我已经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也会被她们争辩、哭诉的声音吵醒。她们俩有时候打得不可开交,就相互揪扯着来到东屋,让我妈妈当法官评理。她们打架的原因很多,也很令我费解,例如,她们有时候因为谁睡在床里侧谁睡在床外侧而打架,有时候因为其中某个人拉走了大部分的被子而打架,有时候因为争论临睡前谁关灯而打架……但她们和好与打架一样容易,所以如今她们俩成为姐妹中最亲密的两位,我并不惊讶,我相信这正是那些日日夜夜、无休无止的争执结出的甜蜜果实。


那时候,每个家庭的摆设都很简陋,仅仅考虑到功用性。现在回想起来,我要仔细“巡查”的这两个房间里几乎无甚可看,如果现在的我走进去,也许看一眼就会走出来,并且带着一种不以为然甚至不怎么舒服的心情。可那时候,我很容易在里头消磨一个小时,要不是我害怕家里人会误以为我被人贩子拐走了,我相信我会在里面待上一整个上午。


在我姐姐的卧房里,只有一张比双人床小、比单人床大一点儿的木床,正对门口贴墙放着。在靠床的那面墙上,从床的边缘到高出其大约一米的地方,用图钉钉着一块仿佛土耳其风格的花布,本地方言俗称为“墙裙”,用以避免靠墙睡的人身体接触到冰冷的墙壁。我后来知道那块布是我姥姥活着的时候手织的。花布上面的墙上则按照不规则的对称法,张贴着从我二姐姐订购的《大众电影》及《上影画报》里剪下来的一些明星海报。我记得其中有林青霞、张曼玉、吕秀菱,还有外国的奥黛丽∙赫本、费雯丽、波姬小丝……我消磨的一部分时间就是跪在床上、不知疲倦地观看这些明星的照片。我知道在世界上某个遥不可及的地方,这些穿着梦一般的衣服、如梦一般美丽的人儿存在着、生活着,这个想法让幼小而无知的我甚至生出一种慨叹的心情,我宛如在梦游之中砰然心动,对“遥不可及”生出一种朦朦胧胧的向往。


此外,我对于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的渴望在这时候也特别强烈,我心里想象着在我的小床上方我会张贴谁的图片,为此我已经无数次翻阅被我的姐姐们剪得七零八散的电影画报,从中挑选出我喜爱的明星图片。


床头旁边是一张漆成米黄色的写字桌。按照当时人们流行的做法,写字桌上铺着一块切割成与桌面大小一致的玻璃板,玻璃板底下衬着一块深绿色的绒布。书桌靠墙的地方堆着我两个姐姐的旧课本、参考书、画报、杂志以及她们的摘录笔记本。这些东西通常分成两摞,高高堆起,由于尺寸不同,总是堆得歪歪扭扭,看起来很不坚固。我通常不敢从中直接抽出一本书来读,因为它本来就摇摇欲坠。如果我想要看某一本,我必须把压在它上面的那些杂志和本子一本本地取下来,最后再按照原来的顺序放回去,并保证它们倾斜的角度和原来一样。偶尔,我把它们的顺序拉乱了,我就会忐忑不安,因为即使我妈妈会保护我不受教训,我也不想让她们知道我经常潜入她们的小屋,翻看她们的东西。


但我隐隐之中又感觉她们全都知道我的秘密,因此她们才会把写字桌上那两个抽屉用小锁锁起来。我曾经听到她们谈起自己在写日记,她们曾向妈妈要钱买那种好看的、硬皮的本子。可我在她们的小屋里从未看到过这种本子,除了那种稻草色的软皮摘抄本,上面摘抄着名人格言和诗句。我相信她们两个每人拥有一把小锁,一个抽屉,她们就把最秘密的日记本锁进抽屉里!而我只能无助地抚摸着那把小锁,然后在屋里兜着圈子,悄悄地在枕头下面、床单下面寻找那把我永远也不可能找到的钥匙。


我甚至相信她们会分享彼此的秘密,尽管她们俩打闹得最凶。而我这个家里最小的孩子却在所有这些年长者的秘密之外,没有一个人会告诉我他或她的秘密,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我懂得任何事情。我大姐最亲密的朋友是我二姐,我三姐和我四姐是永远的敌人和战友,比我大十岁的哥哥有那么多伙伴……只有我是独自一人,和父母在一起。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是个比较羸弱的小孩儿,这也是我父母亲对我特别疼爱的原因之一。在存储于我记忆中的有限的一些童年画面中,不少是我生病了躺在床上。我容易受凉,总是发三十九度九的高烧,烧退了以后,就开始咳嗽……


于是,在经历了“竹林”中的散步、跪在床上和硬椅子上长久而高度专注的凝视之后,我已经头脑发晕。这时候,我就会走到写字桌对面、贴墙横放的一张藤编躺椅上躺一会儿。可我不愿浪费我在西屋里独处的宝贵时间,我躺着的时候,手里仍拿着从桌上那两摞书籍杂志里挑选来的某样东西。上面有很多我不认得的字,但是我拿着它,仿佛就感到满足。我闭上眼睛一两分钟,就赶快催促自己睁开眼,我担心自己会陷入这张舒服的躺椅里睡着了。这么躺七八分钟以后,我站起来把手里的书或本子小心地放回原处。我会把床、椅子和屋子里所有我认为沾上了我来过的痕迹的地方都重新布置一番,以遮掩这些“想象中”的痕迹。走到小屋门口时,我总会回头再看看,确保它看起来就和我走进来的时候一样。然后,我就推开哥哥房间虚掩着的那扇小木门,走进另一个新世界。


我哥哥的房间比姐姐的更有趣,主要原因是在我姐姐房间放躺椅的那个位置,这里却放了一架书。那种书架在今天看来再简陋不过了,上面的书也不多,但都是精心挑选的书,是书架的主人喜欢并且真正读过的书。另一个原因是我哥哥的写字桌抽屉没有锁起来!在我哥哥书桌的两个抽屉里,放着乱七八糟的本子、纸张、文具。有稻草色的软皮笔记本,有两个巴掌大小、绿色塑料硬皮上画着山水的“精装”笔记本;还有一大叠印着红色横杠的稿纸,这是我爸爸单位发的,在顶端那条最粗的红线上,印着“稿纸”两个楷体大字,在最末端一条红杠的右下方,印着爸爸所在的那个政府单位的名称;还有一些印着淡绿色小方格的写字纸,我们叫“定稿纸”,我想大概是“定格稿纸”的缩写,有的格子里已经填上了字,有的仍是一片空白的崭新;此外还有图钉盒、橡皮擦、圆珠笔、钢笔、铅笔、尺子、撕成一条条的、上面写着字的纸,最不可思议地是信封,甚至有些已经写上了字、贴着邮票。如果说我把所有的本子都偷偷翻看了,我却从不敢打开这些在我看来“神圣”的信封,并不是我已经意识到了隐私的重要性,而是我认为那里面存放着很重大的东西,而这些重大的东西就书写在那么几张薄薄的、很容易被我弄破的稿纸上,稿纸还以特别的方法叠在一起,如果我打开它,也很难把它们叠成原来的形状放回去……我隐隐地感到,浏览我哥哥的这些书、这些本子,甚至把他的抽屉翻得底朝天,都不会比打开一封装在信封里的信更严重。


我哥哥的一摞摘录本(那时代几乎每个上过学的人都有摘录本)都是那种稻草色的软皮笔记本。我看不懂里头的内容,可我仍然认定他的摘录本比我姐姐们的丰富,因为里面的字迹密密麻麻,他会把一整张纸写满而不空行。而在我姐姐的摘录本里,经常是大片的空白,她们似乎写一行字就跳过一行,而且她们在一张纸上只爱写那么短短的几行。哥哥摘录了很多古诗,我从字数的排列上就看得出那是古诗,我虽然还没有学会阅读,但大人教过我背诵古诗。我常常会把这些摘录本翻看很长时间,基本上每一本都看,我不知道我究竟在看些什么,仿佛我盯着一行行的字看着,就能通过它们的样子看出它们的意义。既然这些本子都是摘录本,那么那两个巴掌大小的硬皮笔记本应该就是日记吧?可我打开来看,也没法断定这是否就是每个人用来记录他的秘密的日记本。我记得姐姐们在吃饭时曾谈到过日记的格式,她们说每篇日记的开头必须先写上几月几日,写上那天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晴朗。而我在这两个本子里并没有找到我熟悉的阿拉伯数字。


最后,我会站在那件我们家里唯一令我感到敬畏与神秘的家具——书架前面。它是一个很简单的白色书架,一共有五层,尽管我拼了命踮起脚尖、像只鹅一样伸长脖子站,我还是只能攀登到第三层靠上一点儿的地方,勉强摸到摆放在第四层上的书籍的底部。这些书对我来说就像一种深奥的玩具,充满不可理解的神秘符号,这符号里面必然藏有极重大的秘密。我那时侯相信我的哥哥姐姐们能够揭开这些符号,而这正是他们比我快乐、自由的原因之一。当我摩挲着这些书以及抽屉里写了字和没有写字的本子及纸张时,我感到一种无法进入其中的沮丧和苦恼。正是这稚气的苦恼使我希望长大、上学、去认识一个个字符、解开一个个秘密。而在我漫长的、初夏般的童年里,我只能耐心等待。像一只鹅那样站在书架前的我并不知道,当我对这些“玩具”摆脱无知的状态时,冒险般的旅程才会开始,不知道阅读会让我进入一个新的人生。


不无孤独地漫游、徘徊在大孩子们的秘密之外、羡慕着他们的一切独立、自由之处,这大概是我童年时候常处的一个状态。如今,每当我的兄姊们提到父母对我的偏爱,我就会想到这一点,我想他们大概都不知道,我这个最受父母眷顾的孩子倒是家里最孤独的孩子。


据说,有很多人曾照顾过小时候的我。最早的一个当然是我姥姥,但她在我两岁多的时候去世了,我不记得自己和她在一起时的任何情形,我从仅存的一张照片上才知道她是什么样子。但不知为什么,想起她有时令我热泪盈眶。然后,我父亲的一位乡下堂妹曾来照顾过我,但这位兰英姑姑太想家,总是哭,来了几个月只好让她回去。我更大一点儿的时候,又被送到乡下一个姨妈家里,姨妈对我很好,照顾了我大约一年多的时间。我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纪,要回城里,姨妈的女儿就住在我家里,充当我的保姆。


我早期的“保姆”们究竟是怎么照顾我的,我都已经忘记了,可我记得姨妈的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姐。我记得她总是嘶哑着嗓子、带着快要哭出来的颤音在我们的家属院里呼唤我、到处找我。原因是我藏了起来,不愿意去上幼儿园,我害怕老师和别的小孩儿。在她喊我的时候,我通常就在我藏身的那个地方,清清楚楚地听着她的呼唤。那个地方有时候是两栋房子的夹角处,夹缝很狭隘,还长着一些小灌木,大人一般进不来,有时候我则跑到西面那条巷子里,紧贴家属院的围墙站着,以便可以听到呼唤声何时终止,有时候,我是在我们家的屋顶。我们的房子是带屋脊的老式房子,屋子是砖木结构,屋顶则是大片的灰瓦铺成。我先从紧贴小厨房的那道围墙爬到厨房房顶,再从厨房的顶上攀到主屋的顶上。为了不让她看到我,我会坐在屋子背面的那个斜坡上,我背对着我们那个家属院,听着她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我把这位表姐折磨得不轻,但那时侯坐在高高的青瓦屋顶上的我感到多么轻盈而且自由啊。


当时几乎没有任何高层建筑,我记得我们县最高的建筑就是我母亲管辖的百货大楼,它是一座三层的、外面砌着极小的青色碎石粒的老楼。于是,我坐在一间瓦房上靠近屋脊的地方,就得到了登高望远般的享受,我能俯瞰周围一带的房子,俯瞰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和隔壁其他院子里做着各式各样动作、发出各种声音的人,我望着某家院子里盛开着花的石榴树,某家墙角的阴影底下慢慢踱步的一群鸡,所有的人、景象从这个角度看过去都和平时看到的不一样,它们变得更奇妙了。


我还偶尔在屋顶上走动,从斜坡的这头走到另一头,或者从低一点儿的地方走到更高的地方。我们家养的那只名叫咪咪的猫(当时的大部分猫都叫咪咪)总是能第一个发现我的行踪,我不知道它是如何发现的,但它通常会来到屋顶和我汇合,我猜它是沿着和我一样的路线来到房顶,因为它总是从厨房所在的那个方向走过来。我想我不会再有如此奇妙的经历了——坐在青瓦的屋顶上由一只猫陪伴着,俯瞰阳光底下的房舍、人群和草草木木……其中的有些地方被盛开着紫色桐花的大树遮住了。


当然,这种神奇的冒险在我那位表姐停止呼喊后不久也必须结束了。我从上来的地方爬下去,咪咪会站起身看着我,对我叫两声,仿佛是挽留我,又仿佛是谴责我对我们共同拥有的美好时光的背叛。当我出现在我的表姐和保姆面前,她总是一脸沮丧,告诉我我们又错过去学校的时间了,但她的沮丧里又有一点儿惊喜,因为她发现我总算没有真的丢或者被拐小孩儿的拐跑。


也许是害怕我会偷偷跑得更远,我父母决定那一年不逼迫我上幼儿园了,而是让我那位读过书的表姐在家里教我认字、算数。我在家里学得很快。再后来,我没有读幼儿园小班和中班,只是读了一年的大班就去读小学了。而我那位表姐,我相信她在给我做家教中也获得了经验,因为她离开我们家后不久就考上了小学老师,在小学里教授语文直到现在。我想像那些孩子们听到的声音仍然是那幅干哑、带着快要哭出来似的腔调的声音,其中有一丝悲戚、焦虑摇曳飘忽,也就是我坐在屋顶上时听到的、从我背后传来的声音。她那双盯着我的眼睛永远忧虑,甚至有点儿惊慌,因为她老是怕我躲起来、出走,她老是在绝望地寻找我……


这个被我折磨过的人多么坚强!事实上,我现在回忆起来,发现看起来总像要哭出来的她从未哭出来,至少在我们家时我没有看见过。她那时侯也不过十六七岁,一个人从乡下来,在我二姐姐的小屋里睡着一张简易折叠床,生活在一群“外人”当中,肩负着照顾我的沉重责任。


她如今仍然很爱我,她和她母亲总爱回忆我过去乖巧可爱的时候。的确,我记得在我躲避了她的寻找之后,当她告诉我我已经错过了上学时间、今天不用再去幼儿园时,我立即就高兴了,我会搂住她的脖子在她脸上“啪啪”亲两下,在接下来的一上午时间,我都会非常听话,对她十分亲昵,这多多少少安慰了她所受的折磨。我相信她对我的回忆也是明亮的,就像我对她、对整个童年哪怕是其中苦恼的回忆也都是明亮的。


真的,当我回想起我的童年,我就仿佛又坐在那个被早晨的阳光涂成淡金色的高高的屋顶上,望着远处和下面的世界,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晴朗、平和与开阔,在那里面仿佛有一股引人上升的、自由而健康的力量,这股力量让我在很孤独的童年也不曾变得刁蛮、乖僻。在后来的人生中,我逐渐体会到自己性格的种种弱点,知道悲观、怀疑加之于一个人心灵的沉重负担,但在所有这些晦暗的色块背后,总有一道明朗的底色,它就是这股力量。这是童年留给我的礼物,它让我幻想仍可以在屋顶上自由地散步,或者像“树上的男爵柯西摩”一样生活在高处、从枝叶缝隙间眺望人世生活……这道人生的底色使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完全陷于颓废的深渊,任何时候都不曾对希望彻底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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