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毕业四十年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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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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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 University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UAlbany）教授

我们的时代是最后一个有共同文本的时代，最后一个主要由文字阅读培育精神的时代。 —— 陈嘉映

告别激情与体制

1983年大学毕业后间隔两年，1985年我又考回华东师大，读王智量老师的世界文学（即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直到1988年毕业。八十年代后期的特点是从启蒙吸纳走向反思批判。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一帮教师风头正健，许子东，王晓明，宋耀良，夏中义等已经成为中坚力量。当时夏志厚，李劼等和我一样，还是研究生，但已崭露头角。

当时只记得王安忆的作品颇受重视，如《小鲍庄》和“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的突破，按陈丹青的说法，和王安忆1983年访美受到的震动有关（见王安忆《旅美日记》）。记得李劼还发表过评论文章，觉得有突破但还不彻底。当年的上海的文坛火力十足，方克强兄告诉我，圈内称朱大可是一门黑炮，李劼是一门野炮，吴亮则是门狡猾的花炮。八十年代中后期那种少年意气，挥斥方遒，后来不复存在。

八十年代最轰动的文学事件，可能是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张贤亮之前的小说中，爱情都是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张贤亮直接开始接触“性”的话题。但他的小说还是女人如何救赎男人的套路，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男人与女人，政治与性欲之外，作者又逗引出知识者新生的‘一连串动人的故事’，以之与政治，爱欲互为勾连，从而完成一场启蒙与救赎、情色与权力交融的华美演出，它不仅是一个右派男人的忏悔录和苦难美学的诗意呈现，而且这一个文本连同引发的批评文本共同显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症候与文学精神”。（清风：《说不尽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个文本的症候式阅读史》，2014）。

我向学长王晓明讨教对张贤亮这部作品的看法。晓明说，张其实可以写好的，但要编织这样“动人的故事”反而弄巧成拙。据说，王晓明对张贤亮作品的剖析，张贤亮自己都说透彻到了骨子里，可惜我没读过。我觉得张贤亮那一代人有个毛病，对自己不诚实，总要弄些漂亮的东西去遮掩一些不堪的地方，不如西方作家勇敢、深刻。也许是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的区别吧。

同样是男人生命的两大主题，政治和性，米兰昆德拉对人的本质、本性的剖析是很彻底的。和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比，张贤亮不在一个层次上。捷克人厉害，向世界贡献了昆德拉、哈维尔这样的伟大作家。

我认为八十年代的一个重要转折是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音乐学院的一群疯子，一些鲜活的个体，在寻找着自己的声音；他们的语言完全没有体制话语的痕迹，有连根拔起和失重的感觉，但换来的是脱胎换骨的新生。相形之下，张贤亮的小说或是谢晋的电影的体制属性彰显无遗。

同样，王朔的小说，不仅文字鲜活，叙述立场是纯个人的，不追求历史厚重，不为集体发声。刘索拉和王朔，他们是最早一拨跳出体制思维的写作者。当时觉得王朔“痞”，后来才觉得王朔的犀利。如同当年的甲壳虫乐队，最先反应的是玩得离谱过头，现在看是玩得脱俗可爱。我后来读米兰昆德拉，感觉和《你别无选择》的冲击类似：完全不同的看世界的方式，让我耳目一新，同时也让我惶惑，这个生命你能否有足够的勇气完全由自己去承担。

中年的王朔

外面的世界

八十年代还有一些和娱乐爱好相关的共同文本。如流行音乐，如电影，如围棋。这些东西的潜移默化力量也不可小觑。我们是在跳忠字舞、唱八个样板戏的环境中长大的，当年的服装基本没有性别差异，一律蓝色或灰色。夏天就是白衬衫。李谷一用了点气声，就被批靡靡之音，小资产阶级情调。土得掉渣的一代年轻人，到了八十年代，那真叫开了洋荤，老鼠掉进了米缸。

先是邓丽君，风靡校园。后来又来了台湾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家喻户晓。标杆人物是侯德健。再后来是美国流行歌曲、乡村音乐。甲壳虫的歌，Elvis的摇滚歌曲好像是后来的事。到了1986年，崔健《一无所有》挂起了西北风。香港、台湾的流行歌曲也近来了，我个人喜欢的是童安格，记得犹新的是《让生命等候》：“走在忠孝东路”…后来去台北，还真的走了一程。

当然，还有苏联歌曲，耳熟能详的有《红莓花儿开》，《喀秋莎》，《三套车》，还有我们男生在毕业演出会上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当年在校内舞台上，我班的程怡，葛依青、蔡工云的女声三重唱《深深的海洋》、《山楂树》、《小路》等堪称经典，是演出的保留节目。这些我们年轻时情不自禁会哼唱的歌，似乎成了我们生命的基调，就好像后来的摇滚青年会形成他们的独特人生基调一样。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是电影。对我个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早期电影包括《多瑙河之波》，《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简爱》，《桥》，《卡桑德拉大桥》。日本的电影进来稍晚，《望乡》和《追捕》都很轰动。《追捕》中的女主人公真由美的“美人救英雄”一出尤其出彩。当马背上的杜丘（高仓健饰）在真由美身后问“为什么”时，真由美只说了一句“我喜欢你”，让当时的中国人目瞪口呆。高仓健后来的片子里，我最喜欢的是《远山的呼唤》，中年人的隐忍和坚守，令人动容。

这些电影的成功，上海译制片厂的导演和配音演员功不可没。毕克，邱岳峰，刘广宁，丁建华，童自荣，杨成纯等，都是当年的明星。那时，上海的新光电影院还经常有内部电影，放的往往是电影史上比较有影响的电影，如意大利的《偷自行车的人》，我捞到机会也会去看，印象很深的有费里尼导演的《甜蜜的生活》。八十年代国内的电影也开始出彩。《城南旧事》（1983）让我从头到尾哭得唏哩哗啦，《黄土地》（1984）开头那段黄土高坡上腰鼓舞，大开大阖、气吞山河。

当时中文系的大学生不仅青睐电影，而且对电影史，电影评论、电影理论也情有独钟。朱大可的电影评论，是从杨延晋导演的《小街》开始的。当年李亦中老师（桑弧导演之子）加盟中文系，也是中文系电影热的契机。从关注中国电影到后来在《文汇报》发表了“批谢晋电影”的文章，使朱大可进入公众视野，是他事业起飞的开端。

记得当时关注电影艺术的人不在少数，学长夏志厚，李劼自然活跃，我有一度也热衷电影理论，并且受刘征泰的文采飞扬的电影剧本《陈玉成》影响，写过一个电影剧本《失去的梦》，参加了系里的评奖，拿了个“鼓励奖”。那时在中文系，谁不想过一把文艺瘾。很多年后，我在美国买了Robert McKee的电影剧本写作指南《故事》（Story），还是念念不忘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梦想！

我的精神光谱里不能缺少围棋。大学的那些年看同学贺镭和欧品圣等人下过。当时还是喜欢桥牌，没顾上围棋。倒是读研究生时看了1985年11月中日围棋擂台赛聂卫平对藤泽秀行的那两盘棋，被彻底震住了。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跟贺镭学棋，和贺镭经常大战到半夜，然后顶着风骑自行车一路疾驶回家，像个幽灵穿过空空荡荡的淮海路、南京路，四川北路桥，穿过大半个上海。后来和周圣伟、方克强两位老师也经常下围棋下到深夜。

到美国读书后，曾企图用围棋作为博士论文研究的对象，最终未果。但后来拿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钱，作了些研究，先是在《围棋天地》连载了几篇小文，随后写出《围棋心理学》（2008），那是十几年后的事。现在围棋虽然被人工智能攻克、拉下神坛，它对我依然是一门大学问，用川端康成的题词形容，“深奥幽玄”，其中有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深厚“文化心理积淀”。

日式棋室，墙上是川端康成的墨迹“深奥幽玄”

丽娃河的文脉

“共同文本”的背后，是一代有共同经历的人。如今，我的大学同学依然是我的最重要的朋友，能称得上是一生至交的都在同学圈里。我的出国也和同学程怡的建议有关。同时我也有幸接触了许多校内校外的前辈、老师、学长。华东师大中文系当年的不同凡响和我们有一批恪守学术的老先生有关，如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钱谷融等。

第一次和施蛰存老先生的交往很意外。我翻译的一篇比较文学论文发表后，记得是从倪蕊琴老师那里转来施先生手书的一张字条，是关于我的译文中论述希腊诗歌的一个典故，疑似有误译的问题。这件事小，却给我印象深刻，老先生那时已年事甚高，要看得多仔细才能看出这样的细节，而且还千方百计把这个问题传递到我这个译者手上。

我后来读研后，王智量老师希望他手下的几个研究生都要去拜访施先生。一个下午我们如约上门，记得他家是在豫园路上。那时他已经作了大手术，靠尿袋生活。老人家近90岁的年纪还在辛勤笔耕。记忆犹新的是，我们临走时他欢迎我们再去，并用带有浓重吴语口音的普通话对我们说：“上午工作，下午聊天” 。

顺便说，为了这篇在比较文学中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比较不是理由》）的翻译，我还专门通过好友程怡去复旦大学向林秀清教授讨教译文中的一些问题，也得到林教授的热情接待。老一辈学人的敬业给我很深的印象。王智量老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我写过一篇纪念他八十寿辰的小文，《八十年代的如烟往事》，回忆八十年代与智量先生的交往。

77级的夏中义学长一直是我仰慕的学者，本科时就得到他指教，记得我大三就开始尝试阅读英语原著，从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的历险》（非常难读）读到索尔贝娄的小说“奥吉马奇的历险”，两部都属于写自由和自我成长的小说，但时代不同。我后来写成一篇通过这两篇小说看美国文学沿革的论文，请中义兄指教。结果他还真地很用心地读了这篇很不成熟的论文，后来获赠他的大作《艺术链》。他的《九谒先哲书》，我几年前冒昧通过周圣伟老师索要，亦得中义兄慷慨馈赠。

我和著名学者刘小枫也有过一次神交（他的1988年出版的《拯救与逍遥》刚出版我就买了）。我读研期间曾翻译卢卡契的《小说理论》，一本用黑格尔思辨文风写得诘屈聱牙的理论书，翻译得很辛苦。因为原文为德文，我从英文翻译，有些译法不确，便去信向刘小枫讨教（他当时在深圳大学）。没想到不久就收到回信，对我的问题一一作答。

很遗憾这本拟作为学术名著丛书之一出版的译作最后因故夭折。顺便说，我给刘征泰先生也写过信，也得到了他回信指教。刘小枫和刘征泰这两封信的共同特点是漂亮的字迹：隽秀整洁的钢笔小楷，透露出两人良好的修养。

我和戴厚英的缘分，不仅是同姓；我们先为华东师大校友，我硕士毕业后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我们又成了同事，经常在系里见面。记得当时她在学校职工分房问题上的直言，火辣，不愧当年的称号“小钢炮”。听说华东师大的很多老教授被她整过，很长时间不能原谅她，但她后来的歉意是诚恳的，变化是脱胎换骨的。

我1996年回沪探亲和戴厚英老师相约去她家作过一次长谈，那时她经常一人在家研读《金刚经》之类的佛文（想必是她的解脱之道），记得那时戴老师还在写她的农村小说三部曲，不曾料到一个月后就在美国听到了她的噩耗。我当时写过一篇《告别戴厚英》，刊登在普度大学中国留学生办的杂志《普度风华》上。

笔者在戴厚英老师遇难的一个月后写的纪念文，刊于普度大学中国留学生刊物《普渡风华》第三期（1996年十月）

“妈妈，在哪儿我丢失了那顶草帽”

我1991年去了美国，从此脱离文学，转学心理学。不知道王小波、汪峰是谁，没读过海子的诗。1993年第一次回上海，画风巨变：同事们纷纷下海，或炒股，或办厂。后来听说去了我曾任教的上海大学的学长王晓明卷入一场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文化精神”论争。他显然不满商品大潮下的“世风日下”。

如果再见王晓明的话，我会问他关于国家主义 vs.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这些年在上海赋闲时我会去公园听那些扎堆的退休人员“参政议政”。中国百姓一方面抱怨官员贪腐、贫富差异，另一方面痛恨“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即使大学同学，对中国何去何从也分歧巨大，从未如此激烈，让人感慨：这是一个严重撕裂的国度。

陈嘉映说，“我们各就各位，地位、利益、观点逐渐分散，‘这代人’这个词不大用得上了”。我们的“共同文本”已然破碎。他说我们这代人是过渡人，大概是说夹在几个时代的重大板块之间，有过渡期的特征，记得屠格涅夫也这样形容过自己。眺望远去的八十年代，如果有人说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阳光和煦、青春激荡的伊甸园，那一定是误读了那个年代。但那时确实有一种后来永远失去的激情和天真（innocence）。

BeeGees兄弟曾经用抚慰人心的低吟轻唱去怀念一个激越反叛的六十年代的美国。我想，我们这代人会想起《人证》里的“草帽歌”，怅惘地追忆八十年代，我们在哪里丢失了那顶草帽。

One-Way Ticket

我在美国生活将近三十年（2023年补记，迄今已逾32年），从教已二十余年。我在课堂上一直用“Dead Poets Society”（《已故诗人社团》，也译为《春风化雨》）这部电影作为教学素材，早些年的美国学生都看过，这学期问学生居然绝大多数都没听说过这部电影，我估计他们连《教父》都没看过，也不知BeeGee兄弟是谁了。我突然想到，代沟的本质就是失去了“共同文本”。没有了共同文本，也就是失去了思想感情的共享空间。怪不得，我在接送我读高中的儿子和他同学时，他们会婉转地请求我把车里放的音乐从古典音乐频道调到流行音乐频道。

本世纪初有一年回国，查建渝告诉我华东师大一帮女大学生排演了《阴道独白》，有个小范围的演出。我自然好奇，便前往观看。记得程怡也去了，看后她说现在的大学生比我们那时开放得多。回头看，我们这代人，思想上算不上巨人，行动上倒很像矮子。这大概也是陈嘉映先生所谓用文本培育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吧。

我感到了深深的代沟的一刻，是多年前我发现年轻人的一代偶像周杰伦的许多歌，我基本无感（当然《青花瓷》、《蜗牛》等感觉还不错）。年轻一代的歌手中我喜欢的是李健，而李健的风格是古典的、抒情的。我喜欢陆川导演的胆魄，直言自己在体制话语中的受骗上当，要为“七零后”讨个说法，我仿佛听到了北岛“我不相信”的不绝回声。

我喜欢韩寒，他比我们犀利，不做作，该开骂就开骂，没有我们身上的黏糊、伪装。冯唐的才气和狷狂也是当今一道风景。但从作品角度，我还是喜欢同龄人王朔的东西。我不喜欢郭敬明的做派，不谙他的圈粉奥秘，当然也不明白《小时代》那样的电影好在哪里。

不过，年轻人有他们的爱好和玩法，无可指摘。当你没有能力欣赏hip-hop，或者不知“王者荣耀”或Dota（电竞游戏）为何物时，你就是个过气之人，只能趴在围墙上无感地看着小朋友在游乐园里（或者网吧里）玩得不亦乐乎，虽然脑子里尽可以回荡着《山楂树》、《小路》，或者《贝尔加湖畔》。

张闳兄的《丽娃河上的文化幽灵》这样作结：“华东师大。丽娃河。青春。书本。一切依旧如故，一切正变得越来越好看。而大学精神却无可挽回地走向黄昏。”回顾这四十年，中国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抑或进步中有倒退，各有说法。曾任教华东师大的陈嘉映先生，又作何感想。我们的“共同文本”是否已化为一地鸡毛。

1983年我们毕业那年的全系演出会上，我和我的中文系伙伴们演唱了美国流行歌曲《单程车票》，记得我演唱前对台下的后几届同学们说，希望你们毕业时能拿到称心如意的单程车票。宋琳把这个场面复述给寝室里的张小波，小波听了居然诗性大发，随兴作诗一首：《单程车票》。

今年夏天我们中文系七九级同窗入学40周年的聚会上，好几位同学怂恿我再拿起吉他，再次唱响《单程车票》。时隔三十六年，恍若隔世。我们的父母已年迈远行，儿女已长大成人。是的，手头依然捏着一张单程车票，内心没了那份兴奋和忐忑，多了一份从容与平和。岁月，就像那顶草帽在车窗外随风而逝。潇洒走一回，兄弟们，学着点《虎口脱险》里那几个进入敌占区的飞行员，吹着口哨，无所忌惮。

One-way ticket

One-way ticket…

戴耘写于2019年9月，修改于2019年11月，最后文字增补2023年10月。2019年纪念入学40周年时智量先生还在师母搀扶下参加了我们的年级聚会，今年年初他终于未能躲过疫情一劫。我先前有文记述，这里聊表哀思。

链接：以一篇贺寿旧文送别今日驾鹤西去的著名学者王智量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