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毕业四十年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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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 University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UAlbany)教授
我们的时代是最后一个有共同文本的时代,最后一个主要由文字阅读培育精神的时代。 —— 陈嘉映
缘起
上面这段引文来自陈嘉映的文章《我们这一代》。陈嘉映是我很敬重的哲学教授,曾任教华东师大,现任教于首都师大。他所指的“我们”包括了老三届(66, 67, 68届初中高中生)和恢复高考后的新三级(77,78,79级)。
陈嘉映52年生人,两头都占了,我们班里也有几个是52年的,也是插过队的知青,所以这个范围可能包括了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出生的群体。如何界定“文本”,陈嘉映注重文字即书籍的主导影响。从精神史角度,我以为可以更宽泛,包括从宗教仪式、音乐,绘画,电影及其他符号系统中获得的精神资源。
“共同文本”这个概念很吸引我,是因为我们当年接触的东西非常有限,有了一两部电影或小说就家喻户晓,耳熟能详。谁不知道《追捕》,《桥》,《简爱》!谁没听过忧伤的《红河谷》和迷茫的《拉兹之歌》!谁没读过《伤痕》,北岛的诗,还有第一批新华书店“解禁”发售的外国作品如《高老头》,《基督山恩仇记》!一部平常人家的《渴望》(1990)可以让北京上海万人空巷,一个春晚可以有几亿观众的闻所未闻的收视率,可见这个社会的文化同质性。
《追捕》电影广告
“共同文本”一方面代表了在文化沙漠中最早冲击了我们视野的文字、影像、和音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无奈的现实:我们成长于一个匮乏的时代,于是通过各类文本来想象和代入,如空中楼阁,并无充分的生活经验作为基础,但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替代。我猜想这是为什么陈嘉映说我们是“最后一个”有共同文本,主要用“阅读培育精神”的一代。这就如同莫言的经历,饥肠辘辘有时也会酝酿出“透明的红罗卜”的奇迹。
“红旗下的蛋”
老三届很多是戴着红领巾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以后一定的。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 尤其是十年浩劫中他们中很多人成了“主力”。而对于我这个“后生”来说,虽然期间敲锣打鼓请老人家“最高指示”,“四类分子”早汇报晚请示,这些还记忆犹新,但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为控制局面军队对厂矿企业、政府机关的介入,我没有亲历,印象不深。唯一记忆深刻的是,我十五六岁时曾受命于里弄居委会主任曹大姐去“主持完成”四类分子月度汇报。
“四类分子”是一种“黑身份”,怎么得的,我那时不明白,只是庆幸我父母不是。向我汇报的四五个男人中,有一个是我的邻居,当时五六十岁。经常看到他在弄堂里扫街。他的儿子跟我还很熟。他每次汇报都自暴自弃地说我们这些人已经没有指望了,我总是想说服他只要好好改造就有希望。
我是一个心智晚熟的小孩,而且不明白他们凭什么成了人人可以踩一脚的“四类分子”,就好像六十年代中期我刚念小学看到弄堂里有个资本家被抄家,看不明白,他家的孩子还是我们姐弟的朋友,经常串门,但也许是旁观者的原因,我也没有恐惧,唯一能感受到的是,和我同辈或稍年长的这些“四类分子”的子女,从小就生活得憋屈,他们在父母的身份带来的羞辱和阴影中长大,一直无法抬头。今天想来,依然觉得这个社会曾经给过他们太多的不公和伤害。
北京街头
学校批“智育第一”折腾有加,父母“抓革命,促生产”自顾不暇,那时我们倒更像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屁孩们,在石库门弄堂里随心所欲,野蛮生长。
记得小学时逃课去虹口游泳池游泳被学校发现,我硬是堵在弄堂口严防死守,绝不能让班主任老师上门告状!到了中学,除了“拉练”、学工、学农、学军、学商(去菜场吆喝卖菜!),还当过环卫工人,天没亮就集合去大街小巷收集大粪!当然,课后就是打康乐球,打桥牌,下课后天天在弄堂里摆开阵势,上演四国大战(军棋)!
我们这一代最大的“文本”背景是中国从1976年开始的大变局。唐山大地震,老人家们陆续离去。随后是“四人帮”被抓,再后来是恢复高考。
有些事略有所闻,但并不太明白其究竟。记得最清晰的还是民生方面的变化,我读大学的1979那年春天,上海市最大的市百一店有电视机出售,惊动全城市民,我排队坐着小板凳在南京东路西藏路口熬了一宿,终于用三百元(当时是不小的数字!)把这个九英寸的电视机搬回了家!
当年还是计划经济, 1978年底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分田到户“生死契约”;八十年代,发明“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年老板因“投机倒把罪”等三次入狱。而华东师大的物理系高材生王申酉1978年因为“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死刑枪决,则让人匪夷所思。
1978年,我从技校毕业,分配到家附近的胶鞋厂工作。当时知青回城的浪潮方兴未艾,考大学也成了改变命运的一条生路。
我当年还真是一枚文艺青年,考了上海戏剧学院的编剧班,无奈最后一关落选,但有幸与和同为难兄难弟的李其刚和孔小夏认识,我们后来成了华东师大的同学。
1979年我在厂里一边工作,一边参加高考补习班。并没有什么改变命运的渴望。一天我正在上班,工会派人通知我,我被师大录取了 。
1979,命运,真的就这样改变了。
诗性的年代
要说我们华东师大同窗的“共同文本”,首先想到的是朦胧诗。北岛反叛的气质,冷峻的思想,隽永的语言,震撼了当年的大学生,如这首《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 雷没有回声
我不相信 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 死无报应
我不想安慰你
在颤抖的枫叶上
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 …
这样的诗句振聋发聩,让八十年代的青年热血沸腾。记得学长夏中义与我们座谈时对北岛推崇有加。舒婷的诗歌文字清丽,她名字也不一般,气质美女跃然纸上,勾起多少少年的遐想,如《致橡树》:
我如果爱你 ——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一首爱情小诗,写得像“独立宣言”,尊贵而有情有义,如同简爱对罗切斯特的告白。今天读来有些小资,有些矫情;可是在八十年代,非常勇敢,让许多文艺青年为之倾倒。顾城的诗有许多古灵精怪的意象,顾城本来就有些邪乎,没想到他的结局更邪乎。八十年代人的某种疯狂、叛逆气质(包括崔健),后来已经很难找到了。
当年的诗人,杨炼(左一),顾城(左二),北岛(右一)(另两位不认识)
我向来不善长诗歌,天生偏向学理,小说看得多一些,尤其是西方小说,后来也就把外国文学作为研究方向。当代的中国小说,印象深的有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春之声》,我是从自己订的《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的。《春之声》可能是中国第一篇没有故事的短篇小说,可以看作是作者自己在闷罐子车里一路上的浮想联翩,写得富有张力,激情四溢,汪洋恣肆,但和普鲁斯特、伍尔芙的意识流还不是一回事。
当年激动人心的还有张承志。他的小说《黑骏马》(1982)发表不久也圈粉无数。记得我同学徐競看了他的《北方的河》(1984)后,誓言要换一种活法。
“他一直望着那条在下面闪闪发光的河。那河近在眼底。河谷和两侧的千沟万壑像个一览无余的庞大沙盘,汽车在呜呜吼着爬坡,紧靠着倾斜的车厢板,就像面临着深渊。他翻着地图,望着河谷和高原,觉得自己同时在看两份比例悬殊的地图。这峡谷好深哪,他想,真不能想象这样的峡谷是被雨水切割出来的。峡谷两侧都是一样均匀地起伏的黄土帽”。(张承志《北方的河》)。
是否还感觉到一阵颤栗?不能不说,八十年代本质是诗性的。所以不难想象“夏雨诗社”在华东师大的诞生——静静躺在校园里的丽娃河,养育了一届又一届的诗人,或称年轻的追梦人。
我印象最深的是张小波的诗,具有一股野性和爆发力,我最喜欢的那首,写的是有点落魄的主人公隔着街,看着街对面吧台后面那个神情落寞的女孩,内心呼喊着“把门打开!”,一番内心挣扎后定睛审视,那是马奈的一幅名画“酒吧女”。徐芳的诗我也喜欢,很纯,如沐春风,清新可喜。
当年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不少女作家,我记得有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人到中年》),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张抗抗等。王安忆也已进入大学生的视野,我最早读到的是《雨,沙沙沙》。铁凝的《啊,香雪》,写很纯的少女情怀,朱大可读了大加赞赏,向我大力推荐。
八十年代并非全是诗性大爆发,也有社会批判。白桦1979年发表的电影剧本《苦恋》遭政治批判,根据《苦恋》改编的电影《太阳和人》也遭禁演。现在想想,白桦的姿态还是很温柔的。华东师大校友沙叶新写了讽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剧中的骗子通过冒充高干子弟频频得手,暴露出官场奉承拍马的嘴脸,比较尖锐,也遭到禁演。
电影《苦恋》,编剧白桦,导演彭宁,主演刘文治、黄梅莹
另一位校友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则被指责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属于“精神污染”。所以八十年代的校园文化,尤其是“诗的正义”(poetic justice),和体制的冲突具有必然性。但是,当时对师生的言论是相对宽松的,也没有学生告密、老师下课的事。
音乐的生命印记
我们的音乐启蒙是从河东大礼堂开始的。李德伦到华东师大指挥过,郑小瑛也来过一次。第一次听贝多芬的“命运”,是精神的洗礼,听多了,听出了冲突的主题、还有环环相扣、不可抵挡的逻辑力量。非常确定的是,在河东大礼堂,第一次听到莫索尔斯基的《图片展览会》,记得指挥还做了很多音乐普及,教我们怎样“理解”音乐。比如,那展览图片里,有不可一世的大腕,也有轻佻卖乖的小丑,都可以听出来。印象深的另一个曲子是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Bolero),由长笛和单簧管引出的旋律不断重复,乐器不断加入,最后达到高潮;一个旋律,一个节奏,历时十多分钟,不断重复又不显单调。在美国的这么多年,开车时有几回电台还放这首旧曲。
当年我最喜欢的却是贝六《田园》,是从发小梁兄那里借录的卡带,用姐夫买的卡式立体声录音机一遍遍听得如痴如醉。在我贝多芬音乐体验中,贝六是最独特的,贝多芬永远是那么亢奋和悲情,永远是不安的追寻和叩问,寻求冲突的解决,相间以抚慰和冥思。只有这部“贝六”散发着徜徉于田野的惬意和愉悦,尤其是雨过天晴后的纯净和欣喜。演奏者是东欧的一个交响乐团,把整个曲子演绎得浑然天成。后来再听卡拉扬的,味道差了很多;德国人的风格太严谨刻板,少了鲜活的色彩。
毕业后的那几年,我会从沪北用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去上海最南端的“音乐新村”我的同学程怡家听音乐,那时,经常去程怡家的还有季孝良,鲁震明等。在那里,第一次听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俗称“皇帝”),抚今追昔,壮怀激烈。重温这一金曲,仍然让我热泪盈眶。除了贝多芬,我们的最爱,该数老柴了。柴可夫斯基的旋律之优美,尤甚于贝多芬。激情澎湃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如泣如诉的《D Major小提琴协奏曲 》,我尤其喜欢。可以说,当年贝多芬的悲情个人英雄主义,柴可夫斯基的草原般宽广和美丽的忧伤,塑造了我们的理想主义情怀。接触莫扎特、肖邦、德彪西、拉赫马尼诺夫,对布鲁斯和爵士乐情有独钟,那是我后来的经历了。
读大学期间,上海高校组织合唱比赛,我和很多中文系同学加入了校合唱团。上海滩的著名合唱指挥马革顺来帮我们排练四个声部,记得他说高音要唱得漂亮像花季少男少女,而中音要温婉厚重如呵护孩子的妈妈和爸爸。唱的当然主要是红歌,如《遵义会议放光辉》(“苗岭秀”),《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祖国颂》(“太阳跳出了东海”),当然也有轻快的,《邮递马车》,《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们在比赛中得了第一名,中文系的女生是主力,功不可没。
八十年代大学生
我曾经形容八十年代早期大学生经历的是“一种尚未摆脱理性桎梏下的感性觉醒”。如果仅从文字看,我们当年的“文学理论”用的是叶以群的教材《文学基本原理》,基本是前苏联那套:文艺如何“反映”现实,而现实的本质是阶级斗争,所以文学分析的本质就是阶级分析,作者的思想就是阶级立场和世界观问题。这套思维方法让人绝无滋养精神的功能。那时的中年老师,基本也是苏联模式中长大的,思想多少是僵化的。
坦率说,我们那一代“叛逆”并不真实。我们本科一个月拿19块钱师范津贴没觉得怎么穷,计划经济嘛,吃的还是社会主义大锅饭。校友张闳在《丽娃河上的文化幽灵》描述大学生的穷困潦倒与精神丰富的反差,一定是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的情形。我们当年,华东师大后门的枣阳路还没有张闳描述的各色人等,金沙江路的那一边还是一片金灿灿的农田!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如果说八十年代有一个人的文字对我们的“共同文本”贡献最大,那就非李泽厚莫属,他很可能是大学生中粉丝最多的一个学者。他论康德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是我后来才读的,一开始还是读他的《美的历程》。《美的历程》的受欢迎程度和后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有得一比。
据说《美的历程》里许多观点不是李泽厚自己的研究成果,他的德国古典哲学功底可能也不如邓晓芒或刘小枫。但李泽厚先生善于综合,文字漂亮,长于作“宏大叙事”,而且具有得时代风气之先的优点,所以他在八十年代的启蒙意义远远大于他本身的学术影响。
八十年代是诗性的,抽象的,思辨的,启蒙的,理想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肤浅的。但是,八十年代人对思想的热情,是新中国成立后任何其他时期都不能比拟的。当年的校园辩论,蔚然成风。记得学校有一个介绍弗洛伊德的报告,挤爆了整个河东大礼堂。还有一次,我听班里几个同学说他们去听了“自然辨证法”研究所一个硕士的关于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讲座,兴奋不已,说要自己组织兴趣小组。主讲人是我从小就结识的学长吴以义,当时他在华东师大念“自然辨证法”硕士。我读大学时翻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他帮我校读的。
当年中文系的跨界阅读、海阔天空、不着边际,是出了名的。金观涛等主编的一套《未来丛书》对我们影响尤深。好几本被我带到了美国,包括《一条永恒的金带》,《激动人心的年代》。前者谈论哥德尔的数学,埃舍尔的绘画,巴赫的音乐所展现的隐秘怪圈,后者记述了二十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经典物理学的冲击。
八十年代还有些对中国有影响的外国作家,如DH 劳伦斯,福克纳,毛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译介了很多作品,功不可没。玛格丽特杜拉的《琴声如诉》,亨利詹姆斯的《丛林猛兽》,还有川端康成的诺贝尔奖得奖发言,我记得都是在这本刊物上读到的。
未来丛书之一,介绍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
大学后期,我们班不知谁突发奇想,要搞一个文学人物的大荟萃,于是我们一起策划了一个活报剧,我记得是以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为主角的,里面还穿插了阿Q等中国文学人物。这个原型事件后来被吸纳到黄蜀芹的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
后来,我读研期间还写过一篇《行动的痛苦与信念的执著》,对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两个文学人物作了性格分析和对比(刊登于王智量老师主编的《比较文学三百题》),屠格涅夫写过一篇文章,对唐吉诃德赞赏有加而对哈姆雷特严厉批判,这其实是他对自我复杂人格的自省。
当年我试图揭示的是人在决策中的两难:多思多虑看透现实必殆于行动,而盲目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又不免与平凡的世界脱节。这种进取而又彷徨,憧憬而又迷茫的状态,当时较为普遍,也使得像《约翰克利斯朵夫》、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索尔贝娄的《赫佐格》这样迥然不同的作品能同时得到大学生的接纳和拥抱。
如果说大学四年我们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自我的觉醒。那年雷祯孝先生在大礼堂讲“人才学”,他特别提到人才学的根本不是人才,而是个性解放,是自我设计。这话现在听如陈词滥调,在当年不啻是醍醐灌顶,脑洞大开。(待续)
做更好的公号 做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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