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未成年人保护法，搞成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法

文丨漫天雪

河北省邯郸市三名未成年人残忍杀害同学一案，我们的主张，老读者都很清楚，犯罪分子应当被判处死刑，不论他年龄多大。

这并不是情绪化的激愤之辞，而是有着严肃的伦理学基础。

约翰·洛克说：罪犯在侵犯他人的时候，已经表示他要在人类公认的公道规则之外生活，那么可以被当做老虎和狮子一样加以毁灭。

什么是人类公认的公道的规则？

就是以产权为基础的人际规则。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之基。

中国人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就是法律。《摩西十诫》里面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这就是法律。阿富汗穆斯林说：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罪，那就是偷盗——当你杀人，就是偷走了他人的生命；当你奸淫，就是偷走了他人的贞洁……这就是法律。

这些法律，成不成文，都是法律，就是符合产权伦理的、人们内心服膺的普遍律令。它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国籍、不分族群，普遍适用。

成文的那些法条，反倒可能不是法律，而是打着法律名义的命令，也就是“恶法”。恶法非法，自始至终都不应当具有效力。

对待强制力做后盾的恶法，应当坚持废除主义，废一条是一条，就是边际改善。或者，按照托马斯·潘恩的“激进”做法：每30年将立法机构颁布的法条直接全部废止，只有永恒不变的自然法才应当保留。他提出的理由是：一个国家及其法律和制度，必须在思想和理论上具有正当性；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前世人无权为后世人立法。

但是这些以产权为根基，人人平等、普遍适用的律令，到了未成年人身上时，现代国家却认为不适用了，人们通过立法手段说，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不能为自己承担责任，应当免于或者减轻处罚，由国家对其进行矫正，或者责令监护人对其严加管教。

知识分子和立法者们认为，这才叫文明。

骨子就就是一句话：孩子是国有资产，犯错了怎么处置应当由国家说了算，而不是受害者。

其实对待孩子的所有做法的根源，都可以归结到国有化这一点上来，就是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孩子不是父母的，甚至不属于他自己，要交给哲学王们，将他们培养成一代新人，并且随时供哲学王们调遣。

然后在这个目的确定之后，寻找一系列听起来很有爱的手段。例如心智不成熟。

怎么界定心智不成熟呢？规定一个责任年龄标准。例如12岁，过去是14岁、16岁等等。

可是不论怎么划定这个标准，都是任意和武断的。

人与人是不同的，同样是14岁，有的人成熟，有的人不成熟。你也不能说，一个人13岁零11个月的时候心智不成熟，到了14岁的时候心智就神奇地成熟了。

一个人在此处认知能力差，不等于他在别处认知能力也差。一个14岁的孩子，可能不懂相对论，但是他在认识如何杀人和杀人的后果上，是非常成熟的。一个8岁的小孩，他绝对地知道，要是偷了别人的东西，会挨打。他非常清楚地能够认识其中的因果关系。

如果认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有一条标准界限，那么成年人之间也有这条界限。两个成年人之间的差别，可能比人和狗之间的差别还大。我说免费福利会走向贫穷、毁掉穷人，民主派留言说我没人性，然后我们互道SB再见，请问是不是要因为民主派脑子进水，所以犯罪了要从轻发落？

所以并没有什么责任年龄。划定责任年龄的做法，是有关部门偷懒的做法，就是用一刀切的方式让自己免去严肃的个案甄别和刑事调查任务。收取越来越多的费用，提供越来越差的服务，这是必然的。

正确的做法永远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他多大年龄，认真地调查案件的动机、起因、手段和结果，然后依法裁断。

这才是对所有人、也是对未成年人最大的保护。让未成年人自主决定、自我负责，才是把他们当人看，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那些认为要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要减轻对他们的惩处，我们要问，对于一个被侵犯者来说，侵犯是不是已经发生？如果是的，那么唯一要做的事情，应当是尊重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意见，予以罪刑相适应的惩处。

我们要问，你为什么不同情受害者，而去同情施暴者？你凭什么替受害者做决定？

我们还要问，你的保护未成年人，难道要以伤害另一个未成年人为代价？难道那个受害者，不是未成年人？

对一个施暴者滥施同情，圣母心泛滥，是最大的不文明，是对受害者的不人道和残忍。白左同情心泛滥，不过是代替他人做决定的专断分子，是自己不用付出代价的表演，是无视他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野蛮人。他们最喜欢谈尊重孩子的天性，让他们自主行动，好，到他们需要负责任的时候了，你怎么又不同意了？

我们要始终围绕着产权这个根基，而不是相信白左那一套胡言乱语，更不能把西方国家如何如何当成学习的榜样。如果总是对未成年人进行区别对待，最终受伤害最深的，恰恰是未成年人本身。因为其他未成年人将处于危险之中，因为这就是激励那些小恶魔们：让我们赶在成年之前，抓紧犯罪吧！

这时候，未成年人保护法，就变成了“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法”！

在邯郸未成年人杀人案中，还有一点值得充分关注，那就是，受害者和杀人犯，都是“留守儿童”。

关爱留守儿童，不是去给他们发福利，不是在乡镇和农村拨款建学校，更不是送些文具和米面油然后拍照做PPT，而是让留守儿童回到父母身边。

让孩子和父母在一起。父母的相伴和教育，不是别人能够替代的。最好的教育，就是家庭教育；最好的责任，就是父母为孩子负起责任并让他们学会自我负责。

办法就是让留守儿童们跟着打工的父母进城。

我提一个边际改善的可行性建议，不需要考虑纷繁复杂的城市壁垒和福利，也不需要考虑落户问题，这些问题当然至关重要，但是一时难以实现，那么就一条：

教育市场化。

外出打工的农村人，在城市里拼死拼活，并没有指望享受城市的福利，就是为了赚钱，他们自己的老人都管不上，却交了一大批社保养活城里人跳广场舞，然而他们的孩子想到城里上学，却面对重重障碍，按照户籍上学的制度，制造了留守儿童问题。

过去曾经有民间资本筹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结果关停了。这就是彻底堵死了留守儿童进城和父母在一起的道路。

只要放开民办教育，进城农民工哪怕不享受公立教育的福利，也绝对有强烈的愿望将孩子带到身边。农民工的痛点，就是企业家的机会，这种强烈的需求，民间资本完全可以供给，只要放开发展，必然为进城农民工解除后顾之忧，并且在市场竞争机制下，提供越来越物美价廉的、个性化的教育服务。

市场，绝对值得信赖。市场解决教育问题，就像市场让农村现在都发生堵车一样，过去谁能想象农村人能开得起车？

这个办法国家不用花一分钱，甚至连一张A4纸都不用，市场自发就绝对能解决得妥妥当当，你别管就行。

市场化教育在初期，可能会出现一些“乱象”，教育质量不高，教学设施像非洲，孩子们破破烂烂的，在“文明人”眼里是“低端人口”，嫌他们有损市容，都是有可能的。需要做的就是除了维护产权和自由交易，什么都不要做。

白左圣母们看到这一幕，又会说教育不平等了、国家要管一管这种屁话了。这跟“血汗工厂”论是一个调调，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表演。这些人从来不懂得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永远站在天空中俯视人类，替他人做决定。他们从来都意识不到，即便是差一点的教学质量，那也好过农村，即便差一点的环境设施，那对他们本来就是一种改善。没有了“血汗工厂”，工人的处境并不会变好，反倒会更差。

同样道理，如果按照他们的呼吁，管到最后就是再次取缔或者国有化，意味着孩子们又会被赶回农村成为留守儿童。到底是哪个边际上更优？

想到这里，就想骂那些反对市场化教育的和圣母们八辈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