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李斯等来了人生最后的宣判。这位名相一生都在追逐权力，最终还是吞下了苦果：他被判处腰斩于市，并诛灭三族。走出牢狱，奔赴刑场，李斯想起了自己身为一介小吏的时光，他对二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说罢，父子双双流泪。一年之后，刘邦进入咸阳。他看到“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之后，便流连于秦宫。幸亏张良苦劝，刘邦才还军灞上。汉初定天下，论功行赏，刘邦认为萧何功劳最大，诸将不服。刘邦说，打猎时追杀猎物的，是狗；发号施令的，是人。萧何便是在后方出力的人。狗，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其身影很早就频繁出现在历史之中。它虽不如牛马般受重用于农耕战事，能够影响一国之兴衰，但早已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吠犬善叫，可以看家护院。比如老子的理想社会就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食犬用于食用。《孟子》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左传》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吏人之与叔孙居于箕者，请其吠狗，弗与。及将归，杀而与之食之。”有一个差役向贵族讨要一只吠犬来吃，贵族不给。等到贵族要离开时，便杀了这只狗与差役共食。在《睡虎地秦简》中，常出现某日不可食六畜的字眼，狗乃六畜之一，这说明人们平时吃狗肉已成习惯。西汉时期，文学家枚乘在《七发》中列举天下美食，其中就有“肥狗之和，冒以山肤”。这应该是一种狗肉羹汤。田犬能飞奔，嗅觉强，用于狩猎。春秋战国时，北方诸国基本都以狗马为盛，多产优质犬，比如赵地就有三宝：代马、胡犬、昆山之玉。狩猎是贵族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汉武帝时，天下奢靡成风，从上至下无不沉迷于犬马之乐。皇帝喜好田猎，在上林苑豢养了一群优质犬。丞相田蚡奢僭无度，“诸奏珍物狗马玩好，不可胜数”。皇室鲁恭王刘余好狗马。世家子弟、富贵人家也争相斗鸡走狗。《西京杂记》载：“杨万年有猎狗，名青狡，卖直百金。又曰：茂陵少年李亨，好驰骏狗逐兽，或以鹰鹞兔，皆以为佳名狗，则有修毫、厘脻、白望、青曹之名。”这些纨绔子弟不仅肯花大价钱购买猛犬，还热衷于给狗取名。狗并不值多少钱。《居延汉简》中有“狗一，直贾五百”的记录，边地对猎犬的需要量大，价格高，即便如此也才五百钱一只，那么长安的犬价理应更低。而杨万年之流花百金购买猎狗，可见社会风气之奢靡。后来，汉武帝自己也看不下去了，下令世家子弟互相揭发，牵连者多达数千人，史称“株送徒”。自犬马之乐盛行以来，批评之声便不绝于耳。东方朔便说过：“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径淫辟之路，是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直到东汉末年，年轻的曹操“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年轻的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都被认为是堕落的行为。反过来看，也说明斗狗之风气一直兴旺不息。
▲【宋】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局部）。图源：网络
高后八年（前180）三月，吕后举行完祓祭，回宫路过轵道。一只像苍犬的动物突然出现，袭击了吕后，咬伤或是抓伤其腋下，转眼就不见了。吕后受到惊吓，占卜此事，卜者认为这是赵王如意在作祟。此前，吕后鸩杀赵王如意，将其母戚夫人做成“人彘”。不久之后，吕后因病去世。《汉书》曰：“太后持天下八年，病犬祸而崩。”《汉书·五行志》载：“言之不从，是谓不艾……时则有犬祸。”所谓言之不从，就是皇帝说的话不顺应民心天道，所以无人听。皇帝不德，必然天降异象。七国之乱前，就发生过三次异象。汉文帝时，“齐雍城门外有狗生角”。时人看来，犬主守御，角乃兵象，妖狗生角就说明齐地有人要动刀兵。一年之后，又有“天狗下梁野”。景帝时，邯郸发生了“狗与彘（猪）交”的事件。后来，吴、楚叛乱，齐地、赵地纷纷响应，正应了“犬祸”之象。刘贺在做昌邑王时，看见一条无尾大白狗戴着方山冠。刘贺赶紧询问郎中令龚遂，龚遂对回答道：“此天戒，言在仄者尽冠狗也。去之则存，不去则亡矣。”言下之意就是，上天降下启示，朝中有奸佞小人，正如穿着衣冠的走狗一样，必须要远离他们。刘贺为帝后，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二月，天象“牂云如狗，赤色，长尾三枚，夹汉西行”。占卜结果为“牂云为乱君”，也就是有大臣要废皇帝。果然刘贺才当了27天皇帝，就被霍光所废。说起“犬祸”，不能不提“天狗”。《汉书》载：“天狗，状如大流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所坠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圜，如数顷田处，上锐，见则有黄色，千里破军杀将。”按现在的认识，“天狗”很可能指的是流星。人们面对宇宙的伟力束手无策，只能将其视为不详之物。一旦“天狗”出现，就是大凶之兆。南朝梁天监十三年（514），建康城盛传一种叫做“枨枨”的鬼物专取人肝肺以祭祀天狗，百姓陷入恐慌之中。二十五年之后，一场更大的恐慌降临建康，当时有谣言说梁武帝“取人肝以饴天狗”。百姓最害怕的两样东西——官府和鬼怪合流在一起。于是人人警惕，一到晚上就关门，拿起武器防卫，数月之后才停止。天宝三载（744），一颗流星坠落，再度掀起人们的恐慌。百姓议论“有官遣枨枨杀人，以祭天狗”，畿内震动。唐玄宗派人安抚民心，才止息这场恐慌。
魏晋之后，人们越发热爱狗这一物种，不只在于其“用”，更在于其通人性的一面。从这一时期开始，狗有灵性的记载渐渐多了起来。《三国志》载，吴国大臣孙峻要杀诸葛恪，设下鸿门宴，邀请诸葛恪前来饮酒。前一天晚上，诸葛恪整晚无法入眠，早晨洗漱穿衣时，水和衣服都是腥臭的。诸葛恪非常奇怪，换水换衣，其臭如故。等到出门之时，有一只狗咬着他的衣服，不让前行，诸葛恪说道：“犬不欲我行乎？”于是坐下，过了一段时间又起来，那只狗依然过来咬着他的衣服。最后，诸葛恪下令驱逐这只狗，前去赴宴，结果被杀。《晋书》载，陆机有一只骏犬，名叫“黄耳”，带在身边。他居住在洛阳时，非常想家，便开玩笑式地对爱犬说：“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取消息不？”狗摇尾作声。陆机便将书信装在竹筒里，系在爱犬的脖子上，狗寻着故乡的路就走了，最后将信送回了江南老家。此后，“黄耳”便成了信使。《南史》记有一则感人的故事：张彪原为梁元帝的部属，后来又投奔了王僧辩。当时，王僧辨被陈霸先所杀，张彪起兵反抗，因部下背叛，吃了败仗，仅有数人追随。张彪怀疑其中有叛徒，把他们都赶走，最后只有一只名叫黄苍的狗跟随在他左右。陈霸先派人去抓捕张彪，追兵到时，张彪还在睡觉，黄苍大叫，见人便咬，还杀了一人。后来张彪被害，黄苍在主人尸体前走动，号叫声有如悲泣。人与狗之间的情感有了相通之处。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魏晋乃乱世，人情冷漠，相互背叛，毫无信义可言。狗本畜生，却十分忠诚，具备了许多人都不具备的高尚品质。其二，佛教盛行，万物有灵、不杀生的观点深入人心。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人对狗态度的转变。《周书》载，村子有人遗弃小狗，张元看见了，便收养之。他的叔叔怒骂道：“何用此为？”说完被要丢弃。张元回答道：“有生之类，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杀，自然之理。今为人所弃而死，非其道也。若见而不收养，无仁心也。是以收而养之。”叔叔觉得此言有理，便同意了。没过多久，一只母狗叼着一只死兔子，放到张元面前，随后离去。狗的价值不在于有没有用，而在于自然之理，在于情感的寄托。千百年来，狗能成为人类最好的伴侣，原因或许就在于此。也是从此时开始，人们食狗肉的行为有所减少。《太平御览》载：南朝宋元徽年间，吴县有一户人家，家中养了一只黄犬，生了一个白犬。犬母将其喂养大。一日，主人患病，需要白犬肝，于是将这只白犬杀了熬汤。犬母跳跃嗥呼，倒地复起，累日不息。这家人将狗肉与客人分食，犬母便将人们吃剩的骨头衔走，在树下掘土埋之，日夜对着树嚎叫。然而，主人家的病没有因为吃狗肉而好转，临死前说后悔杀了那只狗。此后，主人家的弟弟再不吃狗肉。然而，不食狗肉只是富贵人家的做法。一来，狗寄托了主人的情感。二来，他们养的基本上是骏犬，吃了不划算。下层的百姓依然喜欢食用狗肉。农民通常会养一只看门狗，迫不得已才会宰杀。但是，生活多是迫不得已的时候。每当荒年，农民就会将狗宰掉，端上餐桌。在这一点上，看门的狗和耕地的牛、驼物的马是一致的。本质而言，老百姓实在太缺乏肉食了，与其说狗肉好吃，倒不如说肉好吃。而狗肉又是可以廉价获得的，所以民间吃狗肉一直是惯例。
盛唐时，外来的物种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引起了人们近乎狂热的兴趣，从而改变了唐人的生活方式。其中，有两种名犬得到了贵族阶层的喜爱。其一是波斯犬。波斯犬是一种大型犬，尖吻，细腰，长腿，身材高大，性格凶猛，可日行七百里，为狩猎而生。《北齐书》载，南阳王高绰尤为喜爱波斯犬，有人劝他不要玩物丧志，他暴起将狗悉数杀死，把劝谏之人吓得不敢再言。后来，他看见一个抱着小孩的妇人，便将小孩夺走喂狗。妇人痛哭，高绰纵犬咬妇人，可是恶犬不食，他将孩童之血抹在妇人身上，恶犬便撕咬之。当时，整个北齐皇室都是波斯犬控，北齐皇帝高纬甚至还封了一只波斯犬为“逍遥郡君”。入唐之后，粟特人建立了广泛的商业网络，引进了不少异犬。比如武后时期，他们献上了一只两头犬，被宋人认为是“犬祸”，象征着二圣临朝。波斯犬是当时主要引进的骏犬。虽然历史中缺乏记载，但是在唐朝贵族的墓中有大量有关波斯犬的壁画和唐三彩。最有名的是懿德太子（唐中宗长子）墓中发现的《架鹞戏犬图》。
只见一英俊男子，左臂上架一只鹞子，脚边有一只猎犬。猎犬身形细长，颈系项圈，左前爪搭在男子的腿上，仰视着主人。在美国弗利尔博物馆收藏有一幅据说为阎立本所作的《锁谏图》。该画为元、明摹本，但依然能看出唐人风采。画中故事说的是，汉国君主刘聪为宠妃大修宫殿，臣子陈元达冒死进谏，刘聪下令将他全家处斩，后被刘贵妃解救。画中，陈元达用铁链将自己锁在树上，以行劝谏，刘聪怒目而视，两只猎犬逡巡其间。
其二是猧子。猧子是一种小巧可爱的狗，又称“拂菻”。经过学者蔡鸿生考证，猧子应该就是哈巴狗。《唐会要》云：“武德七年（624），（高昌）献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长一尺余。中国有拂菻狗，自此始也。”唐人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一日，唐玄宗和哥舒翰下棋，杨贵妃在旁观看。唐玄宗眼看要输，杨贵妃便把猧子抱到坐侧，猧子跳上棋盘，把棋子弄乱。见此情形，唐玄宗大悦。在《簪花仕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只黑白相间的小狗，极有可能是猧子。
这种毛茸茸的小狗，可以说是百无一用，但却因其乖巧可爱，成为妇女儿童喜爱的宠物。王涯《宫词》之十三有云：“白雪猧儿拂地行，惯眠红毯不曾惊。深宫更有何人到，只晓金阶吠晚萤。”猧子尚能对着萤虫叫，而女主人只能等着情郎的归来。女诗人薛涛在《十离诗·犬离主》中写道：“驯扰朱门四五年，毛香足净主人怜。无端咬着亲情客，不得红丝毯上眠。”猧子曾经惹人怜爱，如今失宠。其实说的也是深闺女子的处境。可以看出，猧子总是和满腹心事的女主人出现在一起。这些贵族仕女心有幽怨，常常一人独处深闺，很容易爱上猧子这种可爱的生物。敦煌文献中有一首《父母恩重经讲经文》，里面说：“婴孩渐长作童儿，两颊桃花色整辉。五五相随骑竹马，三三结伴趁猧儿。”可见，孩童也常常与猧子嬉戏。和现代社会一样，宠物点缀了人们的生活，为平淡的人生增添了些许乐趣。
他在世时，养了一只桃花犬，乃是猧子的名贵品种，常陪伴其左右。宋太宗死后，由这只桃花犬守陵。当时，李至有一首诗《桃花犬歌呈修史钱侍郎》云：“宫中有犬桃花名，绛缯围颈悬金钤。先皇为爱驯且异，指顾之间知上意。珠帘未卷扇未开，桃花摇尾长生至。夜静不离香眠，朝饥只傍御床喂。彩云路熟不劳牵，瑶草风微有时吠。”宋太宗为这只狗打扮，脖子挂上金铃，简直是现代人的做法。宋仁宗时，宫中有变，平息之后，侍御史宋禧上书：“畜罗江犬以备盗”。罗江犬是蜀地名犬，赤而尾小者。这一提议太过惊世骇俗，众大臣纷纷反对，认为此举“削弱朝体，取笑四方”，宋禧因此获得一个“宋罗江”的绰号。苏轼也非常喜欢养犬，其《江城子密州出猎》曰：“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黄”就是猎犬。他曾养过一只名叫乌喙的狗，还为其写了一首《咏犬》，诗云：海獒可能是獒的一种，应是一种凶猛的大型犬。乌喙白天能识宾客，夜晚能看门，见到主人还会舞蹈，难怪得到苏轼的喜爱。宋代经济发达，生活的趣味也多姿多彩。时人李觏曾说：“今也里巷之中，鼓吹无节，歌舞相乐，倡优扰杂，角抵之戏，木棋革鞠，养玩鸟兽。”世人养宠物成风，甚至还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东京城内，“若养马，则有两人日供切草，养犬则供饧糟，养猫则供猫食并小鱼”，这是喂养行业。再如“胡麻面啖犬则黑光而骏”，用胡麻面涂抹在狗身上，狗毛会变得光滑俊美，这是养护行业。
学者李华瑞说过：“以文化特色而言，唐型文化奔放恢宏、 敦厚丰腴而富丽堂皇，宋型文化严谨含蓄、风雅清瘦而精致细腻。”犀牛、大象、骏马成了过去时，狗、鹤、猫这种乖巧可爱的动物变成时代的宠儿。入清之后，养小狗之风习越来越盛行。诗人黄竹堂曾说：“拂菻狗极小，今为京师土产。其种之佳者，值数十金。畜养家怜惜爱护，甚于童稚。”当年从西域而来的“拂菻”，已成为中国土著。慈禧最爱哈巴狗。据《御香缥缈录》的记载，慈禧的狗“多半是真正的北京小种狗”，她自己说：“最先它们也是跟我们一般是从关外来的，它们的原名，唤做哈叭狗，这是满洲人的土名，现在很少有人提到它了。因为这种狗的身量都是很小的，所以它们是决不能守夜或做别的工作，它们只能供给人们搂在怀里，或捧在手内，当一件小玩意儿玩玩。后来我们进了关，差不多满洲人家里都蓄着这种狗，而我们又都是住在京内的，于是外面的人见了这种狗，都唤做北京狗，此刻就唤出名了。”慈禧对这些“小玩意”十分上心，每个都取了名字，一见便能叫上名来。在风云诡谲的深宫之中，哈巴狗能带来一种别样的生趣。人们之所以爱狗，正是因为投射了内心的情感。从古至今，皆是如此。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赞、点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参考文献：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
官德祥：《汉文化中“狗”的角色》，《中国农史》，2018年第5期
丛振：《西域“猧子”与唐代社会生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刘朴兵：《略论中国古代的食狗之风及人们对食用狗肉的态度》，《殷都学刊》，2006年第1期
王戈：《帝王家的狗》，《紫禁城》，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