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群嘲“巨婴”的中产家长, 为何活成了全社会最焦虑的一群人?

2024-04-26 22:04

✪ 董辉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导读】随着生育率不断下跌，学校与家长之间的矛盾却日益暴露出来，“巨婴父母”这一说法在近期受到诸多关注。这一说法指向让学校包办孩子的一切，拿老师当专职保姆的家长。这些家长要求校方对孩子承担无限的责任，大到学习成绩，小到蚊虫叮咬，都可能成为像校方“追责”的理由。为应对家长，校方则“创造”了诸多规定，“课间不允许出教室”、“家长要检查孩子作业”等，导致学生和家长也变得筋疲力尽。本文分析的大城市家长的教育焦虑，或许可以为变味的家校关系提供解释。

作者发现，当前大都市家长的教育焦虑主要表现为一种“强感受、弱伤害”的泛化群体心态。根据作者调研发现，上海、北京、深圳、苏州、成都5个城市的家长对子女校内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很关注，侧面反映出教育焦虑的泛化，自身能否胜任家长的犹疑也困扰着他们，主观焦虑感的体验强烈而明显。然而这种焦虑并不构成严重的生活困扰，属于一种比较典型的社会心态。在不同群体之间，那些拥有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优势的中上阶层家长，更容易在自身育儿方面的能力上感到更强烈的焦虑感，却在面对焦虑情绪的冲击时较中下阶层家长拥有更强的“免疫力”，让自身免于陷入焦虑症倾向，可谓上层“知其所忧”，而下层却“身受其困”。

这些现象说明大都市家长的教育焦虑越发呈现出“液态化恐惧”的表征，意味着即便教育政策堵住某些“漏洞”之时，焦虑却可以寻找新的“出口”；教育焦虑附着在生活焦虑、身份焦虑以及宏观社会变迁引发的不确定性上，使主攻教育领域的治理策略“偏离靶心”。作者建议，应加强对所谓“鸡娃号”等社交媒体的信息“清朗”行动，也应引导家长弱化“地位竞争”的功利教育行为。教育焦虑本质上是一种“无边界社会问题”，应借助多学科理论视角进行深入阐释，分阶段助推个体、家庭和社会层面的“去焦虑化”。

本文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原题为《大都市家长的教育焦虑：忧心所向与忧虑几何? ——基于上海等城市调查数据的分析与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来源：文化纵横)

大都市家长的教育焦虑：

忧心所向与忧虑几何?

——基于上海等城市调查数据的分析与思考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教育系统及其运行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伴随线上教育的大面积铺开，以往隐匿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也随之被激化、放大，学业焦虑、亲子矛盾、家校冲突严重，加之校外培训机构焦虑营销的催化，社会范围内教育焦虑的“迷瘴”愈发浓厚。对此，国家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干预举措，特别是以近期“双减”政策为代表的校外培训治理，无不指向增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优化教育生态的总目标，以缓解教育焦虑、增加人民对教育的满意度。然而，教育焦虑的有效治理需建基于对焦虑现象和问题的精准把握之上，尽管社会范围内对教育焦虑的讨论激增，但经验调查和理论认识仍有深化空间。本文基于课题组在2021年上半年以上海为重心同时波及北京、深圳、苏州、成都等大城市的家长调查所获资料，力求描绘当前我国大都市义务教育阶段家长教育焦虑的前沿动态，为“焦虑的家长”和“家长的焦虑”进行数据画像，助力有关家长焦虑研究的知识积累和治理优化。

▍家长焦虑现象的多角度审视

提及教育焦虑，广大家长无疑是最核心的标的群体。家长焦虑通常指向育儿及教育问题，反映出家长的教育期待与其资源的不匹配、能力的不充分、未来的不确定等矛盾所导致的压力、恐惧甚至焦躁抑郁等负面心态。近年来，针对教育焦虑尤其是家长教育焦虑的讨论文献激增，梳理总结后初步形成如下认识。

从时间上看，家长焦虑是一个晚近才凸显出来具有鲜明时代性的教育社会现象。不少家长的教育记忆和眼前的育儿投入之间的巨大反差，深刻揭示了时代对家长角色和职责的形塑。大体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可以看到家长育儿方式的变迁及与之相伴的焦虑心态更明显是近三四十年全球社会转型和教育变革的产物。就我国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传统的育儿实践，孩子是家庭“唯一的希望”很大程度上为高强度育儿以及“输不起”的焦虑心态的泛滥埋下伏笔。21世纪以来，有关教育焦虑的讨论逐渐升温（图1），尤其是近五年间，焦虑话题的热度持续走高且高热不退，时下的“鸡娃”“内卷”等教育焦虑代名词屡见报端，并不断迭代翻新。

从空间上看，家长焦虑呈现出全球蔓延与本土衍生的双重趋势。一方面，权威型育儿方式确实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扩散，家长干预式的“家长主义”理念也在不同文化圈中获得广泛认同和践行；为孩子尽可能选择更为合适的学校的行为逐渐成为一个尤为显著的全球现象；关于“影子教育”的研究也揭示，不同国家和层次的家长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校外培训市场购买相应的补充性教育服务。伴随世界范围内家长育儿理念、方式和行为的趋同，因过度关注、介入子女教育而滋生的焦虑就具备全球扩散的可能。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地区、族群的家长所面对的微观焦虑环境还表现出明显的“在地化”特征。例如，相对其他国家，北欧国家整体上社会分化程度较小，政策文化偏重公平与协作，家长育儿的权威色彩和焦虑程度则相对较轻。即便同一个国家，不同城市和族群的家长在育儿焦虑的内容和表现上也存在明显差异。例如，美国纽约上东区的妈妈面对的“育儿战争”和教育焦虑远远超出教育本身，而印度裔家长的焦虑更关乎如何让子女在自身具备“职业资本”的行业领域内保持优势。在我国，尽管教育焦虑更多是一个城市化问题，但不同地区和城市乃至同一城市不同区域，微观焦虑生态上依然存在明显不同。“海淀妈妈”“顺义妈妈”等热词以及相关的网络推文正映射出上述差异。而一些针对区域教育升学竞争和学区房溢价问题的实证研究，也客观上刻画出这种教育生态的区域差异。不同的区位条件、教育基础乃至人口结构，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的扭合，让家长焦虑呈现出相应的“属地化”特征。

从群体上看，家长焦虑研究聚焦城市中产阶层，让教育焦虑更多体现为一种阶层化的“标签”。美国学者艾伦里奇（Ehrenreich）在其《落后的恐惧》（Fear of Falling）一书中，专门剖析了中产阶层家长的育儿行为和教育焦虑现象，也讨论了中产阶层地位“困局”的社会根源和出路；英国学者鲍尔（Ball）也在一系列家长择校的研究中指出，择校作为一种“阶层化策略”与中产阶层特有的地位危机和恐惧心理有关；此外，美国学者拉鲁（Lareau）有关家庭教养方式的经典研究也是围绕“阶级”展开的，相较于信奉“自然养成”的工薪阶层而言，实施“协同式培养”的中产家庭在资源和情感投入上的密集程度与其教育焦虑的关联也更为密切。国内外备受关注的“密集型育儿”（intensive parenting）“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s）“推娃型家长”（pushy parenting）以及“母职经纪人”等概念，还有在精细化社会分层下家庭教育在经济、文化和情感等方面大力投入而引发的教育“抢跑游戏”和“军备竞赛”的讨论，也大多是以中产阶层家长及其处境为焦点展开的。

从程度上看，我国的教育焦虑现象“痛点”相对集中，但群体感受和焦虑内容趋于泛化。尽管既有研究对于中产阶层的教育焦虑有着相对深入的研究，但自2015年以来，一些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结果也不断显示出，我国的教育焦虑在不同阶层群体中的扩散趋势明显，不同群体家长的主观焦虑感强烈、教育焦虑指数总体偏高。我们将部分研究结果汇总成表，上述情况可见一斑（表1）。此外进一步可以看到，广大家长焦虑的“痛点”大多围绕“孩子的学习/成绩/升学”等问题，同时，焦虑的不断泛化蔓延至有关孩子成长发展、当下与未来的方方面面，乃至对家长自身资源和能力、育儿和生活等方面的忧心也趋于加深。

从原因上看，家长焦虑作为一种社会症候具有复杂的社会系统性诱因。教育焦虑映射出当代人的生存与身份焦虑，伴随近四十年来持续的“个体化”“液态化”社会转型，不确定时代的生活自由与风险并存，人们普遍被“缺失感”的恐惧裹挟，陷入“速度陷阱”和“技术幻象”，与有意义的生活“失联”，这是焦虑的时代根源。不少研究也显示，社会因素成为家长焦虑的主因。经济发展与不平等的扩大，是教养方式转型的根本驱力；而以绩效、问责和竞争为导向的全球教育改革推动了教育责任与压力向个体与家庭的传导；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精英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化的价值错位，向下涓滴着教育竞争压力，而优质资源的不充分与不均衡（所谓教育“拉美化”现象）以及课外补习市场的焦虑营销，共同缔造了“表象并不美好”的教育焦虑现实；此外，频繁的教育改革与政策调整、传统文化的惯性、技术变革的冲击、科学育儿的思潮以及家长普遍的准备不足和知识能力的缺欠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牵引、驱策着家长焦虑的生成、扩散与固化。

从影响上看，教育焦虑不仅是个体家庭的现实困扰，更是弊端明显的公共议题。深度卷入孩子教育、过度的设计和干预，进一步催生“完美主义”的非理性育儿期待和行为。这不仅对青少年及家长的身心健康和主观幸福感存在消极影响，并通过“母职经纪人”等途径，强化了“家长主义”（parentocracy）的意识形态，加剧家长择校和地位竞逐，扩大教育和社会不公，恶化家庭关系、亲子关系与家校关系，甚至为教育生态的恶化提供了社会文化土壤。由于教育焦虑成为关乎教育和民生福祉的关键问题，故而也是国家教育治理的重点靶向。

应该说，既有文献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有关焦虑的研究还远远没有穷尽，一定程度上说才是刚刚开始。目前，关于这个话题的未知领域至少还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是针对焦虑现象本身的精细描绘和分析还有拓展空间。既有调查多以搜集家长的自陈式报告和主观感受为主，缺乏对于焦虑的认知、情绪和行为的细致刻画。研究更侧重于把握整体趋势和表面情况，对于焦虑亚群体的细分画像不足，尤其是对“谁在焦虑”“如何焦虑”“焦虑果效”等问题的抽象化、去情境式的回答，无法揭示焦虑现象的复杂与多面。二是对焦虑现象的理论阐释和知识建构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超越现象层面的描述和分析，如何借鉴并发展更具解释力的概念框架以深化对于焦虑本质、传播机制、个体和社会影响的理解，仍是一座学术研究的“富矿”。有必要将不同领域的理论成果纳入分析中来，推动教育焦虑问题的理论深化和知识建构。

基于文献，我们已经知道当前城市家长的教育焦虑感受普遍而明显，但究竟焦虑的程度和内容如何、用怎样的数据来更为细化地测度描述？这种焦虑感受和表征在不同群体的家长之间有何差异、焦虑的风险和影响在群体间怎样分布？如何认识当前家长焦虑的新特征、对于教育焦虑的治理又具有怎样的启示？本文将分别通过调研数据和理论阐释予以回应。

▍家长焦虑调查的设计和实施

（一）概念与工具

针对第一个研究问题，要细化描述当前大都市家长的教育焦虑程度，参照之前的概念界定和既有研究的探讨，我们将家长“教育焦虑”的概念一分为二，即从焦虑刺激的“内容指向”和“身心影响”两个维度展开。就前者而言，现有教育焦虑调查中已多有涉及，本文对其加以综合后，将重点关注子女的“学业成就”“健全成长”和“家长自身”三方面，并适当借鉴、改编既有相关调查问卷题项内容，最终形成道题目的家长焦虑内容调查问卷，由此考察家长的焦虑感具体投射到哪些议题。

对于后者，既有研究的关注则相对较少。但在心理学领域，有关焦虑症状患者的认知、情绪和行为特征的研究和测量都存在相对成熟的成果和工具。为了相对确切地了解被焦虑裹挟的家长其身心状态如何，我们引入焦虑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20题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尽管该工具多被用于焦虑症倾向的诊断，而焦虑的家长并不一定可被归为此类，但考虑到自编工具的科学性和信效度风险，我们仍然选择使用这一量表，并期望获得有关家长焦虑对其身心状态影响的参考数据。同样考虑适用性，我们在问卷中提示家长，所有题项的适用情境都限定在孩子的“教育事务”上。

回应第二个问题，我们对于家长群体的分层和分类基于一系列常规人口统计学变量展开。问卷中该部分具体包括：家长性别、家长（含祖辈）出生年代、家长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年收入、家庭教育支出占收入比重、家庭结构、子女户口、子女个数、子女就读年级、子女就读学校性质、子女学业成绩等12项内容。这些信息的搜集，一方面将用于描绘不同焦虑群体的家长画像，另外，参照国内外相关研究，我们也据此构造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变量，以期进一步考察焦虑水平和群体特征之间的关系。

（二）调查的实施

本次调查问卷在自编、整合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包含“基本信息”“教育焦虑的内容”“身心影响”以及“影响因素”四个模块、总计51道题目的《大都市家长教育焦虑调查问卷》。调研区域确定为以东部一线大城市为主，同时兼顾中西部地区新一线城市中的典型。家长群体锁定在义务教育学段家长。问卷于2021年5月—6月期间，按照方便抽样原则进行了在线调查，最终向北京、上海、深圳、苏州、成都等5个城市发放并回收电子问卷11861份。剔除漏填、错填、填答时间过短的问卷71份，剩余有效问卷1179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9.40%。其中，北京1238份，上海4327份，深圳2374份，苏州2570份，成都1281份。

（三）数据的分析

问卷回收清理后，首先对教育焦虑内容和影响两个模块的信效度水平进行检验。在焦虑内容部分，整体的Cronbach’sAlpha系数达0.932，各维度的Cronbach’sAlpha系数均高于0.8，KMO检验系数为0.930，显著性水平为0.000。进一步以因子分析方法确认各维度的适切性。剔除部分题项最终确定12个有效题项，KMO检验系数为0.888，Bartlet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其中，因素一“家长自身”包含6个题项，各题项因素负荷量介于0.740至0.817之间；因素二“健全发展”包含3个题项，各题项因素负荷量介于0.740至0.887之间；因素三“学业成就”包含3个题项，各题项因素负荷量介于0.784至0.826之间。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各维度累计总方差70.992%，问卷可以有效反映各指标变量。针对家长教育焦虑身心影响，SAS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Alpha系数为0.822，KMO检验系数为0.920，显著性水平为0.000。

教育焦虑内容和影响两个模块按如下方法计分。在焦虑内容部分，根据被调查者的选择结果，用4（完全符合）、3（基本符合）、2（基本不符合）、1（完全不符合）四级计分，在量表粗分基础上进行标准化转换，标准分分值区域为25至100分。在教育焦虑影响（焦虑症倾向）部分，按照SAS量表的同行计分规则，将20个条目合并赋分，根据被试各种症状出现的频率，用1（没有或偶尔）、2（有时）、3（经常）、4（总是如此）四级计分，其中第5、9、13、17、19五个条目为反向计分。量表粗分是各条目分数相加，标准分计算是用粗分乘1.25，标准分分值区域为25至100分。对焦虑程度划分主要参考常用心理评估量表手册的划分依据，标准分小于50分为基本无焦虑，大于等于50分为轻度焦虑，大于等于60分为中度焦虑，大于等于70分为重度焦虑。据此，整套问卷使用SPSS23.0软件对数据进行基本描述统计、相关性分析、假设检验、方差分析和因子分析等统计处理。

▍当前大都市家长的焦虑画像

（一）“强感受、弱伤害”的焦虑心境

当前大都市家长焦虑程度如何？或许从《小舍得》等热播剧的话题热度、“鸡娃”“内卷”等术语闪现的频度、教育政策牵动公众议论的广度都可见一斑。既有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家长教育焦虑的程度总体偏高、家长感受强烈、波及面广泛。然而，真正要以一个量化的指标来回应这个问题，却并不容易。本次调研中，对于几个大城市义务教育学段家长，我们试图从焦虑的“身心影响”和“内容指向”两方面对其焦虑程度予以刻画，发现焦虑的表征存在不同的面向，而对其程度的衡量或许也难以一概而论。

一方面，在焦虑情绪对家长身心状态、日常行为的影响方面，可以说家长焦虑的水平总体上“伤害性不强”。从家长焦虑自评量表数据来看，该量表将50分作为是否有焦虑症倾向的分界，而本次调查5个城市的家长在教育问题上的焦虑均值为42.59分，各城市得分虽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上都没有超过50分的阈值。另外，在全部调查对象中，约有19.11%的家长焦虑自评得分达到或超过50分，总计2253人；其中超过70分的有110人，占总调查者的0.92%（图2）。这意味着，对大多数家长而言，他们体验到的教育焦虑情绪并不构成严重的生活困扰，只是普遍存在的一种指向子女教育的烦忧和不安的心境，属于一种比较典型的社会焦虑心态；不过在此之下，仍有约1/5的家长已经表现出临床心理学意义上的焦虑倾向，其中1%甚至已达到重度焦虑，这部分家长日常的身心状态或将面临一定程度上的功能障碍。

另一方面，从家长焦虑的内容指向来看，家长焦虑的“痛点”趋于泛化却又相对集中。当前家长焦虑的问题趋于泛化，这在不少调查研究中都有所体现。我们在前期文献的基础上对这些因素适当综合后，重点从子女的“学业成就”“健全成长”以及指向“家长自身”的两方面三要素来看。调研显示，5个城市家长的焦虑情绪指向孩子的“学业成就”和“健全成长”方面事务的平均分值分别为61.01和48.75，而指向“家长自身”的焦虑水平得分平均为66.61，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三组均值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可见，当前大都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家长不仅高度担心孩子的学业表现，而且对于子女素质的拓展以及在校内外生活成长的方方面面都很关注并揪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焦虑泛化的印证；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孩子的学习和成长，被调查家长对自身作为家长在育儿理念、能力和资源投入方面的状况表现出更多忧心，这一趋势表明，当下家长焦虑内容指向的“痛点”在重心上有所偏移。

概括而言，我们感到当前大都市家长的教育焦虑程度无法用单一的尺度来予以衡量，有必要从不同的向度和细化的维度入手来详细测绘。本次调查的初步尝试让我们看到，义务教育阶段的家长在向子女教育事务投入大量心理能量和相应资源的同时，也将焦虑情绪更多投射到包括自身作为家长的胜任力之上，这种主观焦虑感的体验强烈而明显，但其回冲效应对于绝大多数家长的身心福祉还未造成严重的功能性损害。换言之，当前大都市家长的教育焦虑主要表现为一种“强感受、弱伤害”的泛化群体心态，是一种不确定的生活和教育环境下大众情绪和心境上的焦虑共鸣。

（二）“同样的焦虑、别样的处境”

虽然家长焦虑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强感受、弱伤害”的态势，但是对不同群体而言情况是否有别呢？更确切地说，如果阶层是一个映射家长焦虑程度的指示变量的话，那么在这样一种群体焦虑氛围下，不同阶层群体的处境究竟如何，也就成为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本次调研中，我们也通过构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SES）来回应上述问题。一个初步发现是，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与家长教育焦虑对个人的影响程度（SAS）以及教育焦虑内容各维度得分进行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到两个微弱的相关性趋势：一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家长的焦虑倾向水平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01，P=0.000），而与三维度的焦虑内容水平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90、0.046、0.038，P=0.000）；二是，尽管相关系数显著，但相关程度不高（图3）。据此，我们倾向于认为，当前大都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家长在焦虑感受和影响方面总体上泛化、趋同，不同阶层的家长在不确定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氛围中倾向于“焦虑着同样的焦虑”。但与此同时，那些拥有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优势的中上阶层家长，更容易在子女教育成长，特别是自身育儿方面的能力上感到更强烈的焦虑感，却在面对焦虑情绪的冲击时较中下阶层家长拥有更强的“免疫力”，让自身免于陷入焦虑症倾向。反之，中下阶层家长虽然在孩子和自身具体事务上的担忧并没有优势阶层那么强烈，却在社会的教育焦虑氛围以及自身莫名的焦虑感冲击下，更可能面临焦虑症对其身心福祉的负面影响。一言蔽之，纵然不同群体当下处于“一起焦虑”的状态，但教育焦虑对不同阶层群体的冲击和影响也非完全均衡，同样被教育焦虑感裹挟，但对不同的人群来说，焦虑的实质和影响还有微妙差别，可谓上层“知其所忧”，而下层却“身受其困”。

（三）他们是谁：焦虑的家长群像

如果焦虑的冲击和影响倾向于将不同的群体置于不同的处境，那么更进一步看，这些焦虑的家长是谁？特别是，那些已经显示出育儿焦虑症倾向的家长和那些深深忧虑自身的家长具有怎样的群体特征？除了相对抽象的阶层位置之外，我们更希望对这些真实的家长有更直观和具象的认识（表2）。

怎样的家长更容易受困于焦虑倾向？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观察家长自身、家庭、子女等方面人口变量在教育焦虑倾向水平（SAS）得分均值上的差异，可以看到，家长出身年代组间差异显著，其教育焦虑倾向以“90后”最为明显；家长学历上，本科及以上组别的焦虑水平较低，而高中及以下的家长群体更易表现出焦虑倾向；职业方面，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除了与农业劳动者和产业工人无显著差异外，其教育焦虑倾向显著高于其他所有组别。就家庭方面来看，家庭年收入10万元及以下的组别焦虑水平更高，而重组家庭、单亲家庭家长焦虑倾向比核心/主干家庭更高。从其子女方面特征来看，子女非本市户口的家长教育焦虑程度更高，非独生子女的家长教育焦虑程度显著更高；子女就读公办学校且成绩较差的家长其教育焦虑倾向显著更高。尤其是，在2253位已具有焦虑倾向（含110位重度焦虑）的家长中，他们中以女性（73.46%）、“80后”（68.35%）、高中及以下学历（39.28%）为主；他们的职业相对分散却又以企事业单位职员、专业技术人员或经理人员居多（共计42.79%）；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及以下（30.85%）、教育支出约占家庭收入比重的20%～40%（44.16%）；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61.92%）、子女是本市户籍（69.20%）且非独生子女居多（50.55%）；绝大多数子女就读学校为公办学校（86.15%）、多处幼升小或小升初的过渡期包括一年级（14.47%）六年级（16.47%）和七年级（13.85%）、子女在校的学业成绩良好（33.42%）或中等（35.46%）居多（图4）。

从焦虑的内容指向来看，哪些家长更倾向于对子女和自身“心存负担”？同样使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分别考察家长对“家长自身”及孩子的“学业成就”和“健全发展”三方面的焦虑感受，在不同的人口变量上表现出不同的差异。在对“家长自身”的焦虑感上，我们看到女性、“60后”和“70后”家长、本科以及上学历、在企事业单位等公私部门从事管理或专业工作、家庭年收入越高且教育支出占比更低、核心/主干家庭、独生子女且本市户籍、子女就读民办学校且成绩更好的家长，对自身的焦虑感更趋于强烈。此外，在对子女的“学业成就”和“健全成长”方面的焦虑感上，焦虑程度相对较高的家长群体其共性主要表现在，本专科以上的高学历、家庭年收入30万元以上及教育支出在总支出的半数以下、本市户籍、子女在校成绩相对较好的家长。

综上所述，可以大体上对焦虑的家长群像进行如下概括：（1）女性是教育焦虑的易感人群，在焦虑内容和影响双向的高焦虑程度，让母职成为承担高焦虑风险的社会角色。（2）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的“三低”家长，缺乏安全保障的家庭，竞争力相对不足的孩子，集合这些弱势特征的家长更有可能遭遇焦虑症的侵袭。（3）高年龄、高学历、高收入的“三高”家长，家庭结构稳定且保障充分，孩子少且竞争力较强的优势家长，也并不能对教育焦虑形成天然的心理屏障。即便条件优渥，对于子女成长和自身胜任力的担忧仍然时常来袭。这再次印证了当下教育焦虑的弥散性症候，焦虑会以不同的形式和样态，在横扫社会各个阶层的同时，对不同群体实施“精准打击”，无论是谁似乎都难以完全从中抽身。

▍对家长教育焦虑特征的社会反思

通过前文的现象测绘，如何进一步认识教育焦虑的本质？我们越发感到，教育焦虑是当前我国乃至全球社会转型的“阵痛”，其背后那些隐而未现的特征和属性更值得深思。

（一）教育焦虑越发表现为一种“液态恐惧”

我们在调研中确认，当前家长教育焦虑的确呈现出明显的“泛化”趋势，这种泛化同时从两个层面展开：传统上认为主要是中产阶层特有的育儿焦虑也开始向上下两端尤其是中下阶层群体蔓延，以往主要聚焦在子女教育事务本身的担忧正向成长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家长自身胜任力方面扩散。由此衍生出另外两个焦虑的“转移”迹象：一个是焦虑对家长身心负面影响（焦虑症倾向）波及群体的相对下移，另一个就是焦虑内容扩散、程度加深波及群体的相对上移。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焦虑内容上的“无所不包”和人群中的“广泛传播”，使其带有明显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它似乎没有确定的边界和形态，一个突发的社会事件或者某一个有关教育的新概念、理论或者政策，都有可能为家长的担忧增添新的焦虑源，在信息网络社会中这样的迷思和顾虑又极易传播扩散，大多数人都是“易感人群”，而在貌似同质的焦虑之下也存在着焦虑的百态。

教育焦虑的这个特征，明显带有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的“液态化”症候。作为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后现代境况最为敏锐犀利的观察家之一，鲍曼以其“液态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的理论视角，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展开全景扫描和深刻剖析。在“液态社会”隐喻下，那些源自传统、为人熟知的社会制度、文化乃至生活方式都很难保有稳固的结构形态，变动不居、变化莫测的力量“融化”“消解”着一切，成为近三十年来全球社会转型的常态。高度个体化、高风险、不确定的“液态”情境让身处其中的人们越发体验到一种“液态的恐惧”（liquid fear），这是一种“难以名状”却又“无处不在”的莫名恐惧和焦虑，似乎说不清具体害怕什么，但总感觉会遭遇什么、失去什么，缺乏让人卸下防备的安全感。历史上的特殊时期，例如在大流感暴发期间以及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经历过类似“难以形容的恐惧”，那是一种对瘟疫和经济危机本身的恐惧，变为一种蔓延社会的精神恐慌。在鲍曼看来，这种社会性衍生出来的恐惧（derivative fear）才真正令人害怕至极，它莫名无形且难以预料，在空间和时间上可以自由浮动和流转，它有着共性的一面，也有着变化的样态，而且还可以不断“自我强化”，愈发成为社会的典型症候。英国学者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甚至将这种恐惧视为当前人类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正是各种个人和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让人们更加变得患得患失并不断社会性地制造出“恐惧本身”。可以说，当前我国大都市家长的教育焦虑特征与“液态恐惧”高度契合，很大程度上，是“液态社会”境况下不断扩散的“恐惧文化”在教育中的具体展现。

（二）家长焦虑越发呈现为一种“身份危机”

除了教育焦虑“液态化”的表征之外，我们也看到家长教育焦虑的内容更多指向自身作为家长的胜任力。家长普遍表示，不知道该“如何与孩子相处”、会受“育儿理念冲突”的困扰、担心自己在“经济、时间、情感投入”上的不足等等。该项得分在所有被调查家长中得分最高，且在中上阶层家长中更为突显。该迹象表明，当前，家长的焦虑似乎不仅仅是“恐后焦虑”（如担心孩子会“掉队”、担心自身和家庭社会地位会因此而“下落”），他们开始对自己是否“合格”与“胜任”产生怀疑，一定程度上使其滑向母/父职的“身份认同”危机边缘。

事实上，这样的危机感同样与当下的社会情境不无关联。鲍曼指出，“液态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高度个体化的社会，而个体化转型（individualization）意味着，人们的角色身份不再是一个“既定”（given）的东西，而是一项主要依靠个体来承担并为其结果负责的“任务”（task）。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可以通过模仿和内化就能顺利实现“身份习得”的路径，因为根本不存在确定不移的身份及其行为图式可供参照，我们所要获得的角色和身份本身就在不断变化，很多时候，人们的焦虑并不是来自“应该怎么做”，而是根源于“应该做什么”的方向性困惑。

由此观之，当前社会“应该如何做家长”的焦虑也并不仅是方法和技术的手段问题，一个“合格/胜任的家长究竟什么样”，本身就是一个足够开放且极具争议的话题。如前所述，近三四十年来，当全球范围的教育改革运动越发将“家长参与”甚至“家长干预”的“家长主义”（parentocracy）观念推向台前，“密集型育儿”方式不断从中上阶层向下扩散，当我们面临的诸多社会与教育问题越发需要家－校－社的携手，尤其是当家庭教育逐渐成为备受重视的政策议题，家长的角色、职责和行为都在不同程度上被不断重构。然而，“如何做父母”恰恰是我们制度化学校教育的一个盲点，对大多数人来说，目前仍然依靠对父辈教养方式的模仿借鉴来为人父母，而面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中充斥的各种教育资讯和似是而非的育儿言说，家长在不同的育儿“选项”中频繁切换与试误，也增大了陷入角色混乱和冲突的风险。更何况，在完成母职/父职角色身份“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的任务过程中，知识和能力不足仅仅是挑战的一面，而同步袭来的或许还有心理层面的二次伤害，包括“自尊的流逝”“无能的耻辱”和“蒙羞的阵痛”。与直接对孩子学习和成长事宜的焦虑相比，这种无力感和羞耻感对家长自我效能的贬损，有可能引发更多情绪和认知上的障碍，从而对家长身心福祉造成更多负面影响。

（三）教育焦虑是变革与转型的“附带损伤”

承前所述，无论是教育焦虑的“液态化”属性，还是对家长“身份认同”危机的催生，都让我们看到教育焦虑并非教育的直接产物，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性根源。这样的判断在既有文献中亦多有提及，但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我们更明显地感到，当前大都市家长的教育焦虑与全球社会持续变迁密切关联，很大程度上，这种焦虑可谓是变革与转型的“附带损伤”（collateral damage）。

其一，社会变迁的“迅疾”不断衍生并放大催生焦虑和恐惧的不确定感，让家长的教育焦虑和生活焦虑彼此缠绕、相互渗透并强化。调研显示，家长感到影响教育焦虑的因素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就业竞争激烈”（77.94%）“工作繁忙压力大”（68.24%）以及“社会生活节奏快”（61.13%），其中家长认为的首要因素仍然指向“就业竞争激烈”（有54.33%的家长将其作为影响教育焦虑的第一位因素）（图5）。访谈中也有家长明确表示“对孩子的教育焦虑甚至远远小于维持生活水平本身的担忧”。此心态在疫情以来变得更为明显，面对迅速的技术变迁对现有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塑，加上各种“黑天鹅”事件的冲击，家长尤其是中产阶层家长对自身工作岗位和社会地位的担忧更加明显。在文凭社会中，这种“地位竞逐”（positional competition）的心态很自然地流向教育领域并转化为“教育竞争”，我国当前教育的表象之所以“并不美好”，矛盾的背后也是大众将教育作为“地位物品”而展开的争夺。吊诡的是，如鲍曼所言，液态社会的变迁令人们拼命争抢的“位置”本身也不再稳固，我们越发感到，现实中的教育和社会竞争更像是“音乐椅”（musical chair）游戏中的占位场景，那些我们看好的“位子”不仅会越来越少而且会随时“消失”。网络上宣扬的时刻“做好失业准备”、具备“归零心态”等文字，也不断挑动着大众的敏感神经去接纳已然到来的不确定世界，与之伴随的也是不断升级的焦虑情绪。

其二，社会转型的“失衡”进一步加剧了既有的社会分化，提高了社会整体的焦虑水平，但人们抵御风险、对抗焦虑的能力同样呈现出极化趋势，这是对社会和教育公平更严峻的考验。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诱发了社会所谓的“断裂”和“失衡”，这也是教育焦虑同步加剧的时期。近年来，我国“消除贫困”、增进公平方面有了显著成效，但城市地区的相对贫困挑战依然不小。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一方面推动全球范围内家长干预式育儿的扩散，另一方面也制造了“育儿陷阱”，释放了教育焦虑。关键在于，当这种社会性制造出来的风险和恐惧，越发需要靠个体动用个人资源和能力来予以回应的时候，就会对社会公平造成新的“附带损害”。例如，调研时，我们对于有教育焦虑症倾向和症状的2253位家长的画像中，发现他们除了社会经济地位偏低之外，还更多来自“单亲/重组”家庭背景。尽管家庭结构和家长焦虑的关系还有待研究的进一步考证，但可以想象，中上阶层家长在育儿上虽表现得忧心忡忡，他们却拥有相对充裕的资源和能力去纾解、对抗焦虑的威胁，使自己免于焦虑症的侵扰；而各方面都处于弱势的家长，在焦虑的裹挟下则更容易“祸不单行”进而“感染”焦虑病患。这也提示我们，社会不平等向家庭、社区和学校等微观环境的生态式扩散，越来越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政策问题。

▍结语和启示

教育焦虑既是真实的个人困扰，也是客观的公共议题。本研究基于对上海等城市家长的最新调查数据，在这种真实性、客观性之外，进一步呈现了焦虑本身的复杂性。概括说来，作为一种“强感受、弱伤害”的群体心境，广大家长在面对不同焦虑来源刺激的同时，也承受着焦虑对身心福祉的冲击和影响。焦虑如影随形，持续对家长展开“面广”而“精准”的打击，不同群体在回应和对抗的过程中，处境仍然有别。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与变革中，教育焦虑明显带有着“液态化恐惧”的属性特征，也暴露出进一步演化为家长“身份认同”危机的势头，它与更广泛的社会焦虑和社会分化现象耦合共生，成为对个体家庭、教育及社会生态都具有“附带损伤”力的社会问题。

这启示我们，对当前家长教育焦虑问题的治理，既要跳出教育系统“单兵作战”的惯常思路，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多部门“齐抓共管”的“围堵”格局，需要树立并培育真正的“协同共治”理念，从加强社会建设的视角出发，分阶段助推个体、家庭和社会层面的“去焦虑化”，这或许是下一步实践探索的方向。具体看当前的治理举措，主要通过体制内持续的优质均衡、减负增效、评价改革、秩序规范等，辅以体制外教育培训市场的大力规范整治，同时借助信息－智能化等新技术力量对教育的赋能与再造，合力缓解日益严峻的焦虑现状，但社会的教育焦虑势头似乎并未呈现出明显弱化的迹象。教育焦虑的“液态化”意味着当政策堵住某些“漏洞”之时，焦虑却可以寻找新的“出口”；教育焦虑附着在生活焦虑、身份焦虑以及宏观社会变迁引发的不确定性上，使主攻教育领域的治理策略不免会“偏离靶心”。着眼未来，有必要切实树立并培育“协同共治”理念，将教育焦虑置于社会治理场景，通过加强社会建设、增进社会安全感、分阶段予以逐步缓解。为此，我们建议：

短期而言，一是继续强化对生活环境特别是网络空间中教育焦虑刺激源的监管，针对所谓“鸡娃号”等社交媒体的信息“清朗”行动仍需加强；二是借鉴行为经济学政策“助推”的思路，巧妙利用家长的从众和比较心理，尝试以班级、学校、社区为单元，引导家长弱化“地位竞争”的功利教育行为，转而逐步回归教育的初心和原点。

中期来看，以促进公众教育信念重塑和良序育人生态构建为重点，一方面加大对“家庭教育”指导专业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投入，从学校和社区切入为家庭提供“接地式”支持和服务，吸纳社会专业力量打造高质量、多样化的家庭教育指导资源；另一方面，夯实学校教育主阵地，积极营造家校互信的文化氛围，同时充分挖掘、培育、协同社会范围内的有生力量，积极参与共创“反焦虑/内卷”共同体。

着眼长远，缓解教育焦虑还需在推动社会健全发展、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信任及融合、打造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予以实现，而这种“安全文化”的营建正是芬兰教育成功的一个重要密码。很大程度上，这涉及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生活方式的重塑，舍弃那种“不可持续”的以资源“占有”为标志的生活比拼和竞逐，重新审视不同群体的身份意识和相互关系，以“共同利益”（common good）为指向推动社会公平和公正水平的提升。当前，我国已经开始的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新一轮社会建设，蕴含着构造良序社会生态的诸多可能，将教育焦虑问题的破解和社会建设的系统优化相结合，或将打开教育焦虑协同治理的新局面。

教育焦虑本质上表现为一种“无边界社会问题”，适合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本文在经验和理论方面的初步探索，仍不免存在诸多局限和偏狭，期待在求教方家的同时，也呼唤更多研究关注。通过密切跟踪、细化考察焦虑现象演化的前沿态势，加强基于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借助多学科理论视角进行深入阐释，以促进教育焦虑研究的知识积累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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