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快乐，苏东坡的痛苦

01

1048年春天，发生了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

这件小事，在二十多年后，影响了整个大宋王朝，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这一年，在浙江鄞县，有一个28岁的年轻县令，在乡村调研时，发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春天来了，一些贫民却没有粮食吃了。只好抵押自家的土地，去借高利贷。等到了秋天，收成好还可以还钱；收成不好，就会破产。

——王安石《郊行》

如何帮助这些穷苦百姓呢？

年轻的县令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官府粮仓的粮食拿出来搞借贷！既帮助贫民度过难关，又给朝廷增加收入。真是一举两得！

他亲自送粮下乡，翻山越岭，参与到放贷事业中。

穷苦的人们有救了！年轻的县令赢得了一片赞美声。

虽然官位很低，工作很累，下乡的时候，甚至只能借宿在寺庙里。但他意气风发。

百姓们脸上的笑容，让年轻人感受到了工作的意义。

他写了很多诗歌，来记录自己的工作：

——王安石《发粟至石陂寺》

这个年轻的县令，就是王安石。当县令的三年，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光。

虽然只是官场上一个最卑微的县令，但天高皇帝远，在这个小小的县，他说了算。

可以撸起袖子，一心一意的干实事。没有质疑，没有批评，只有一片点赞。

在大宋帝国的版图上，有不少像他这样的年轻官员。勤政爱民，一心一意地为百姓服务，以天下为己任。

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将会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成为势同水火的敌人。

02

二十多年后，王安石成为帝国的宰相。

他把自己年轻时在鄞县的借贷经验，提炼为“青苗法”，作为变法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推向全国，要求所有地方都必须积极实施。

这条政策，遭到了无数官员的反对。

老上级韩琦，公开批评；富弼、欧阳修等提携过他的大佬，拒绝执行，为此贬官获罪也在所不惜；司马光、孙觉、吕公著等老朋友，纷纷上书弹劾，与他视同水火；当初一起变法的苏辙、李常等同仁，也与他激烈争论，从此渐行渐远；就连弟弟王安国和王安礼，都成了“青苗法”等新法的反对者，与他心生间隙。

这些人都是载入史册的名臣，更不要说许许多多的普通官员。

反对派中的许多人，与王安石一样勤政爱民，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曾经志同道合。

《苏东坡传》的作者许葆云提醒我们，神宗时代并没有所谓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争。政治斗争的根源，在于关于如何改革，大家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许葆云《苏东坡传》

同样是支持改革的正人君子，为什么王安石看到的是百姓借贷时脸上的笑容，司马光、苏东坡看到的却是官府催债时的悲惨景象？

我在写司马光和欧阳修的两篇文章里，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过青苗法：

世界上最难的事

今天这一篇，想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03

二十多年前，年轻的王安石，作为县令，把官仓里的粮食，放贷给农民，为什么很成功？并且在这份工作中感受到了为百姓服务的幸福？

二十多年后，许许多多基层官员，又为什么如此反感青苗法？比如王安石的老朋友陈舜瑜是山阴县令，为了不执行青苗法，宁可辞官。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异：

王安石搞放贷的时候，完全是自由自愿的。没有任何上级强迫他，也没有业务指标。他的放贷业务，就算不赚一毛钱，也不会有人指责他。

毕竟，一个地方官员，在工作范围之外，额外加班加点，为百姓排忧解难，有错吗？一般来说，只要不亏损朝廷的粮食，就不会有人弹劾他。（更何况，一个小小县令，也没什么人注意。）

他的放贷业务，还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今年还不了钱，明年还就好了，反正也没有上级来监督这项工作的进程。

二十多年后，负责执行青苗法的基层官员们，和年轻时的王安石，做得是同样的事，面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处境：

首先，这个工作任务是强制性的。不管你支持还是反对，喜欢还是讨厌。你讨厌放高利贷，讨厌向老百姓催债，讨厌也得干，不干就滚蛋。要么换思想，要么换人。

其次，朝廷专门派往各地的监察官员，会来检查你完成了多少放贷，赚了多少钱，会给你好评或者差评。这些好评和差评，会直接影响你的前途。业绩好升职加薪，业绩差批评处分。

最后，严格考核之下，基层官员也没有什么自主性：

虽然《青苗法》规定：歉收的年景农民可以暂时不还本息，待明年收成增加再还，可天灾一来就不是一府一县的事，大笔派发的“青苗”贷款收不回来，县令如何面对知府？知府如何面对转运使？各地转运使又如何向京城的户部、盐铁、度支三司衙门交待？

——许葆云《苏东坡传》

个人自由自愿地探索某个项目，和一整套相关政策的构建与执行，完全是两回事。

举个例子：张三拿出一点闲钱借给朋友赚取利息，和张三作为银行经理必须完成借贷指标和催收任务，也是两码事。

来做一个残忍的假设吧：

如果执行青苗法的基层官员里，也有一个年轻地王安石。他能通过绩效考核吗？他会不会因为搞钱太少、执行不力，而受到上级部门的严厉批评甚至处分？

其他县令今年放贷赚了五百两，你只赚了五十两，怎么回事？是不是能力不行，态度不端正？是不是对变法有意见？

如果年轻地王安石也是执行青苗法的众多基层官员之一，他还会快乐吗？以他的火暴脾气，会不会像自己的朋友一样，一怒之下挂冠辞职，老子不干了？

一个人自由自主地进行探索和创新，和一个人被迫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所采取的手段、所产生的心态，是截然不同的。

你喜欢写日记，和老师要求你每天写日记。看起来是一回事，但日记还是那个日记吗？

宰相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和年轻县令王安石的放贷探索，看起来是一回事，但真的是一回事吗？

04

反对派们批评说，那些积极执行青苗法，不惜强迫百姓借贷、暴力催债的官员，并没有受到处分，而是受到了王安石的青睐，一路升职加薪。

是王安石的初心变了吗？

这种抒情性的问题毫无意义。

关键在于，作为宰相的王安石知道，一个全国性的政策，执行中必须被考核。

考核看什么？看业绩。不然，所有人的工作，都没法做。

那些派到各地去巡视的监察官员，不看业绩，看什么？难道一个个深入田间地头和老百姓聊天？这样的考核工作要搞到何年何月？锐意变法的皇上等得及吗？众多反对派会给自己从容改革的时间吗？

就是王安石本人的工作，也要被考核。你说放贷业务对老百姓很便利，空口白牙，谁知道真的假的。但你给朝廷赚到了大量的钱，充实了国库，这个是真的，是最有说服力的。

钱，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就像银行体系的考核，一切手段，要围绕着“利润”这个核心目标。手段有问题，只是方式方法不当；面对铺天盖地的争议和批评，难道要打击那些用行动支持自己的积极分子？

宰相王安石和县令王安石放贷时的核心目标，并不一样。前者的最高目标是富国，后者的最高目标是利民。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宗旨，所颁行的一系列新法都围绕着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一中心，在“国计”与“民生”这两端上，重心明显倾向“国计”而忽视“民生”。新法实行之后，国家收入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百姓的负担也日益加重。

——王水照、崔铭《欧阳修传》

位置变了，环境变了，价值排序，也变了。

05

让年轻的王安石感到快乐的放贷业务，却让中年人苏轼痛苦不堪：

青苗法的流弊却很严重，起先是执行的官吏强迫推销“贷款”，现在则已到了受贷的老百姓还不出钱来，被官府逮捕、拷打、追保以致入狱。

预言这恶法必将有此恶果的苏轼（杭州通判），却必须每日冠带整齐，高坐堂上，看衙役着力鞭棰这些穷人，在一片号哭声中，签署无情的判词。

一批一批囚首垢面的人犯，觳觫堂下，哭声震瓦，而堂上的这位通判，惭汗满脸，手执判笔，逡巡难下，落笔时几乎没有一次不是热泪盈眶，隐隐作痛的良心，总在汩汩泣血。

——李一冰《苏东坡新传》

苏轼上书批判青苗法，说地方官员们用娼优、美酒和各种娱乐项目，刺激消费欲望，吸引农民借贷。结果就是：

——苏轼《山村五绝》

很多人匆匆借钱，匆匆花完。等待他们的，是官府催债时家破人亡的悲剧。

但换一个角度想一想：

这些地方官员，没有像另一些同行那样，通过暴力方式强迫农民借贷。而是为了完成放贷任务，想方设法、绞尽脑汁，甚至都把自己的工作和娱乐业结合起来了。（这可是古代的官员），他们容易吗？

这里面当然有可能是为了政绩、为了升官，但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也是没办法，谁不是为了完成工作混口饭吃呢？

就像当时的杭州，成千上万的百姓因为贩卖私盐被捕。他们只是为了生活，抓捕他们的官员、士兵，审判他们的苏轼，也只是为了生活：

——苏轼《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

百姓们为了生活而做“违法”的事，自己为了生活而做违心的事，谁不是活在一张无形的大网之中呢？

官盐制度是一张无形的网，青苗法也是一张无形的网。（苏轼这些批评朝政的诗句，还将让他在未来岁月里坠入文字狱的恢恢大网之中。）

二十多年前，那个步履轻快地走在山路上，去给贫农发放贷款的年轻县令，大概从未想过，最初的一点善意，一旦在拥有巨大权力后进行强制性推广，竟然会演变成一张巨大的网。

会把无数人（也包括自己）的命运，困在其中。

通往地狱的道路，常常是由善意＋强制铺就的。

01.崔铭《王安石传》

02.吴钩《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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