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王安忆作品《五湖四海》篇幅不大,却有史诗气魄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而如何虚构、“纪实与虚构”从来都是王安忆创作关心的主题。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评论文章《“经济人”发达史——王安忆〈五湖四海〉导读》。
图片源自: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
一九八〇年初皖南小城,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张建设来到中国农业银行供销合作总社。他风闻政府推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准许人民小额贷款,在维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自立营生。张建设出身船户,父母双亡,岸上无立锥之地。他四处漂泊,不甘安于现状。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他开了一扇门,得以将小船换为机动船,从此打开一片天地。
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动荡之后,迎来新时期。安徽地区首当其冲,一九八〇年前后的“大包干”即发生于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瞬即影响各地。
时势造英雄,张建设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脱胎换骨。他的崛起充满寓言意义。江淮之间的水道湖泊纵横穿叉,他长年穿梭其中,似乎也摸索出了四通八达的门道:“吃水上饭的,多少都有五湖四海的气势。”借着国家新政策,他一步一步发家致富。从小船到大船,从单干到船队,当水上运输模式式微,他上岸了,往日的船户转以拆船为业,再转战房地产业。当江淮二三线城市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胃口,他沿长江而下,来到上海,甚至到了江口的崇明岛。走向海外创业,指日可待。
《五湖四海》篇幅不大,却有史诗气魄。王安忆借着张建设一个人的冒险,写出一个时代的变迁,又何尝没有回首自身来时之路的感喟?小说所描写的皖北地区正是她作为上海知青“志愿下乡”的所在。那些年里众多知青远离家乡,参与农村生产建设。青年王安忆的经验如此刻骨铭心,以致有了日后的《隐居的时代》。她感慨知青来去四面八方的聚散浮沉,殊不知同辈的在地人张建设却在另一条命运的轨道上力争上游。
张建设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一九五八年,国家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进一步落实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目标。那也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年代,多快好省,公而忘私。这场运动来去有如暴风骤雨,耗尽了张建设父母那一代的心力。
张建设的成长艰苦备尝,然而努力不懈。他的勇气与运气不无旧小说“发迹变泰”英雄的特征,也有着“红色经典”典型人物的痕迹;他仿佛是新时期《创业史》的代言人。但王安忆别有用心。她写张建设如何“建设”自己,一步一步,几乎水到渠成。张建设只有一个心思,就是改变生活现状,过上好日子。当日子开始富裕后,他几乎本能地开始累积资产。“没有目标,只有计划。计划的第一步,也是基本的一项,就是地。”
张建设从水上到路上的的迁移,构成《五湖四海》主要辩证。水上生活居无定所,却承诺了相对从容的生活空间。然而一九八〇年那天早上,张建设“整整衣裤,提一个人造小包”来到城里合作社申请贷款时,他的命运轨道便开始了转变。“离开水道,天地变得宽广,似乎没有边际,陡然间,人被解放了,同时,也生出渺茫,不晓得前面什么等着。可是,一步一步走过去,自然看得见,他信的就是这个。”放眼看去,小城街道纵横复杂,人车杂沓,说不尽的喧嚣活泼。这还是改革开放初期,要不了多久,陆地城里景观丕变,高速公路、商业大楼将席卷江南景观。张建设自己也投入重新打造陆地的大潮中。
王安忆描写张建设“登陆”后,遍尝投资风险与利益,其中奥妙不啻是门高深学问。凭着眼界和机警,他稳扎稳打,总能化险为夷。王安忆笔触平实客观。要紧的是,小说已经为一个新时代“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出现埋下伏笔。
这个“经济人”是理性的动物,目标在于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十九世纪约翰·史都华·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指出它的特征:“经济人”的活动不以国家社会福祉为前提,“而专注于财富追寻,并以达成目标的效率为判准”[1]。“经济人”的能量不在胼手胝足的劳作,而在精打细算,制造利己的资本循环。换句话说,他善于创造并利用“剩余价值”,从实在的劳动关系里生出虚拟的交易价值,将之无限扩大,也因此获得利益。在这层意义上,张建设出身劳动阶级,却有着交易投资的天赋。他审时观事,为自己也为家人创造利润——即幸福。
张建设“倒没有改写历史的远大目标,他向来还是拜世道所赐,八十年代开初,所有物权都在重新定性定量,事实上就是再次分配,变通的管道很多,左右逢源”。这是万物苏醒的年代,一股不可遏抑的新伦理、新经济狂潮已经蠢蠢欲动。到了一九九二年后,市场开放,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终于成为世纪末中国最重要的现象。
然而张建设的发达史是否有其局限?从水上到陆地,他虽然生财有道,价值观仍根植于传统产业。他对土地的执着不啻重演“有土斯有财”的逻辑,殊不知后资本主义早已迈入虚拟模式,越过实物交易,成为数字与时机的游戏。作为叙事者,王安忆在小说的后半段隐隐点出主人翁未来命运的不可测。
同样重要的是,王安忆一再提醒读者,张建设的进化史还留有尚未完全蜕变的痕迹。张建设干练精明,却没有样板资本家想当然耳的气息。他是个平凡人,明白苦日子的滋味,对家人朋友有情有义,对往日生活每每流露乡愁。他将事业开发到崇明岛,一方面完成由江河入大海的憧憬,一方面竟出自对故乡的怀念:
王安忆 《五湖四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
《五湖四海》如果只写了张建设一个人的发达史,未免仅止于寓言小说格局。事实不然。小说另有一个主人公——张建设的妻子修国妹。小说其实是从修国妹的角度开始的。修国妹同样生长于船户,与张建设的姻缘一拍即合。她与丈夫生儿养女,共同打拼,终于家成业就。然而修国妹在张建设创业期的描述里并不居显眼地位。随着小说发展,她的视角重新主导叙事方向。也从这里,王安忆发展出系列情节副线,包括修的父母、弟弟、妹妹,张的弟弟和友人在开放大潮中的浮沉经历,还有张建设一双儿女的成长……
这些情节副线,坦白说,充实了小说的写实氛围,却没有对张建设的商场征战起到推波助澜的功效。相对的,过多的生活细节、家长里短,反而让叙事的节奏显得拖沓起来。张建设、修国妹安排儿女接受良好教育,结果平平无奇。他们的弟妹家人同样得到眷顾,却既无野心,也无作为,甚至惹出不大不小的麻烦。由此延伸出的人际网络从农村到官场,“内卷”的、“躺平”的,就算投射出当代社会众生相,也只能说乏善可陈。
王安忆一向注重写作与理念,这里必有值得思考之处。在王安忆笔下,张的世界是个进阶版的《平凡的世界》——不,平庸的世界。环绕他周遭的一切有如顺水推舟,“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张建设、修国妹和一众人物的幸与不幸,都随着历史风潮与时俱进而已。五湖四海的日子过去了,上了岸,“他们不是不知道,是不想知道,面对一个新世界,已经放弃了解。安居的生活其实让人颓唐,现在收敛起来,变得谨慎了。”
恰与表面五光十色相反,这新世界的底色平庸的令人吃惊。而王安忆越是将市场经济康庄大道写得平淡无奇,越是投射了欲望与现实、应然与偶然、机缘与历史之间的落差。因此而生的、“原来不过如此”的失落感,不仅带有正宗古典现实主义的批判意识,也带有王安忆那个世代挥之不去的左翼乡愁。平庸的世界也是(自我)异化的世界,然而,过去的时代真那么值得回味么?
王安忆透过修国妹表达这种“历史的不安”。修国妹和丈夫胼手胝足创造事业,拥有一切世俗艳羡的收获。然而人到中年,她总是若有所失,不仅与儿女和家人的关系似亲实疏,甚至觉得张建设也生分起来。她期待找出生活的道理,却力不从心。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推动的手在哪里?”是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或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你或者回答说,隐匿于肉眼不可见处,世界由多重纬度组成,所以才是高密度嘛!”
这些省思超过修国妹的人物设定,而是叙事者王安忆的借题发挥。她的喃喃自语有如电影的画外音,或自由间接叙事体(free indirect style),为平庸的世界带来弦外之音。小说于是来到修国妹一次高速驾驶经验:
这一场景不禁让我们联想到茅盾《子夜》第一章里吴荪甫的父亲初次乘坐汽车从乡村进入上海市的经典场面。不同的是,时代女性修国妹开着自己的车反其道而行,而且充满了自觉的冲动。她来到曾经熟悉的河道尽头。“忽然之间,路的尽头,呈现白亮亮的一条,是河!”沿着河道,“昔日的地形从覆盖物底下升起来,升起来”。熟悉的气味,亲切的喧嚷,一切仿如昨日。
但这可能是真的么?惊鸿一瞥也只能是海市蜃楼吧!在另一场景里,修国妹驾车误入一个新的建筑工地,越陷越深,几乎难以脱身,也就不难理解王安忆的用意所在了。
修国妹与张建设相濡以沫却又若即若离。他们各自发展成不同生活场域以及面对现实的态度。对王安忆而言,与其说她有意描写夫妻关系的消长,不如说借此演绎了自己对于水上与岸上、河流与物流的辩证。这场辩证却是相互纠缠,难有定论。与此同时,王安忆更进一步思考历史与命运的奇妙关联。如果前者按照某种(革命)信念与逻辑迤逦展开,后者则指向那无从预料的、不可言说的生命流变。也因此,小说如何结尾特别耐人寻味。“张建设算得上思想超前,结果,还是被历史抄了近道。”欲知后事如何,读者必须自行分解。
《五湖四海》一仍王安忆以往风格,书写她的“纪实与虚构”,始于唯物的世路人情,终于思考她个人的——几乎是形上的——存在与本质的生命课题。小说结局如此迅猛,传递王安忆直面现实混沌或真相的讯号。一九五〇年代末一对水上儿女因缘际会,参与了时代的裂变。改革开放初期像做梦似的。一夜间,沿河滩十数里地都归了自家;又一夜间,滩上排满废旧船;再一夜间,卷扬机开来了,焊割的电火闪得半天亮;旱坞、水泥路、一间跟一间工棚,接连冒出地面;随之而来的是人,空手的、带工具的、单个的、携家带口的……
这还只是开始。“放眼望去,哪里不是日新月异?昨天这样,明天就是那样,他们还不算什么,一路下去,皖南、苏北、苏南、浙北、浙西、浦东……”修国妹与张建设从邂逅到日后的发展,一切的欢乐与忧伤,不正是历史与命运的碰撞结果?革命了,改革了,开放了,上岸了,下海了……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再回首却已百年身。
注释:
[1] John Stuart Mill, On 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on the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Proper to It,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 2nd ed.( London: Longmans, Green, Reader & Dyer, 1874), essay 5, paragraphs 38 and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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