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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遭抛售,日本为何走不出追赶美国的“宿命”论

日元遭抛售,日本为何走不出追赶美国的“宿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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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崩盘式贬值这事值得一说。纯属闲扯。
此前专门闲聊过关于前些日子日本央行加息的问题,里面说了一下日本此时加息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日本在2000年加息之后,紧跟着的是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及2007年和2008年日本加息之后,紧跟着的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这里面其实并不是巧合,而是日本作为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且很长时间里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就导致当美国市场风险增大,以及美国市场资产价格已经被严重高估的时候,日本市场就成了承接全球流动性溢出的单一避险性选择。
但日本由于资产种类并不丰富,以及人口萎缩且文化单一,经济增速又进入了非常低的阶段等,无法可持续的承载和消化那么多突然间出现的流动性,就只能加息(多年低息后市场对一点点的利率波动都会很敏感),而当日本开始加息,就意味着当美国资产严重高估,日本资金成本高企之后唯一的大规模避险市场没有了,美国的资产价格危机(因估值太高),以及资金的现金回笼危机(抛售日元),就会同时爆发,从而出现美国资产,以及日元等汇率的剧烈波动。
如果站在整个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尤其是站在大国经济的内生性发展和外延性影响层面来说,由于二战后崛起的美国,跟原来欧洲大国,以及日本在内的全球大国更迭并不是一个体量,这使得美国的崛起跟欧洲和日本等国家的强国更迭,也完全不是一个历史规律和周期。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二战之后,其他包括欧洲和日本等的经济崛起,实际上会从最初的挑战美国,民众信心越来越强的模式,最后会沦落到绝望,从而变成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叫“卖唱”型(只是举例),比如日本,就是最后只能寻求给美国说好话(依附和支持美国),也就是给美国说好听的,来寻求产业的施舍性和强制性分工配位,从而获得发展的机会,但这也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了。
另一种叫“乞讨”型(只是举例),也就是最终在经济发展预期和现实层面全面崩溃和复苏无望之后,绝望的变成对美国的“乞讨”,比如如今的阿根廷等,实际上也曾辉煌过,也曾给美国等说过“不”,但目前已经只能变成“乞讨”型发展了,比日本和东欧、北欧、南欧很多国家的“卖唱”型更惨。
因此,从目前的情况看,西欧几个国家可能对美国还能稍微有一些态度,但那是基于整个欧盟的经济体量,如果是单独拿出来,可能也会逐步的绝望和无奈起来。
这里面,我们要基于此次日元的崩溃式贬值,来看看曾经日本是如何在挑战美国方面,走入了死胡同的。
当然,从战后美国整体性的接管日本,以及日本整体的体量差距等来看,都有着非常大的相关性,但这可能并不是原因的全部,其中日本在过去三十年里,很多错误的政策性理解和选择,恐怕也助推了日本经济在挑战美国方面陷入绝望,最后走向“卖唱”模式。
这里面,我提出两个方面的思考,供大家讨论。
第一个是,日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只关注了产品和资本的全球化输出,而没有创造出本国相应的回流和承载体系。
当日本产品走向全世界,以及所创造(积累)出来的资本开始走向全世界的时候,日本由于所创造的本土资产形式过于单一,只有房产和日元两种大体量承载体系,就导致要么房产和日元突然飙升,要么就是突然暴跌,而无法将回流的资本分散到其他资产形式,大部分的资源回流,就变成了短暂的机会套利,而不是长期的资源吸附和共存。
美国的不同在于,美国的房产等领域,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资源吸纳,而不是简单的资产形态,在美国买房子的人,大部分都希望长期住在美国,并将自己的消费和投资,甚至是工作等都放在美国,而当时在日本买房子的全球民众,大部分是为了涨价后套现走入。
持有美元的逻辑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当时全球投资者持有日元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在日元波动当中获利,然后也是套现走入,从而将日元变成美元来长期持有,因为这些钱都要拿到美国去再投资和再消费,这里面包括买美国的房产、股票和居住在美国的消费等,所以你会发现,当时在日本的各类阶段性国际投资,最终依然都是为了长期性的回归美国。跟当下这一轮日本资产的崛起和调整在最终需求层面没啥太大区别。
实际上大家说日本过去属于失去的30年,但这里面中途也有好多次日本也出现了阶段性的反弹,比如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及2001年美国遭遇恐怖袭击那会,也包括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还包括2010年那会欧元区爆发债务危机的时候。但这种资金和资源向日本的回流,基本上都是非常短期的,也可以说是“一日游”,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此前的分析里面说,日本这次对全球资金和资源的吸引力不可持续的原因。
而从目前的情况看,也就是日元开启史诗级贬值的速度看,此前推高日本房价和股价的资金也正在套现,导致日元被抛售,大家都换成美元了,日本其实什么都没有留下,其发展的信心可能会再次受到打击。这就好比说,打击一次还是可以重振信心,过去三十年里打击了无数次了,如果再经过这一次,后面很有可能就会走向拉美模式,面对美国的时候,可能从“卖唱”直接走向“乞讨”。
当然,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前者也算是靠付出劳动(卖唱),还稍微有点尊严,后者就太可怜了(乞讨),有点令人怜悯了,不过也都能理解,因为面对美国这样体量和速度依然很快的国家,留给日本的客观机会确实不多。
因此说,当年日本在国内创造资源和资产的可持续吸引力方面,并没有做出更加重大和勇敢的布局,导致产品和资本等的国际化,并没有创造出很好的回流和“留下”机制,这就导致被动的回流往往进一步的助长了下一个阶段的流出,再一次打击了接下来的发展和信心,就会变得更加保守和对国际化的抗拒,使其陷入发展的疲态和精神的迷失,也就没有啥能突破美国体系的创造和贡献了。
第二个是,当日本陷入衰退之后,日本最后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原始模式来解决日本的通缩和消费低迷问题,这反而导致通缩和消费低迷难以改变。
为什么说基于单纯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来解决当时的日本通缩和消费低迷的问题会适得其反呢,原因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其总结出来的解决办法难度太大,而且当这些解决办法没有见到效果的时候,会进一步的否定整个总体经济发展体系,也就是会再次打击发展的信心。
基于“资产负债表衰退”,最直接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降低利率,让大家的负债成本降低,但当时日本面临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负债成本问题,而是大家对未来的收入和增长都失去了信心,不愿意再负债了,跟利率的高低关系其实不大,所以才出现了无论利率降到多低,企业和个人都不愿意增加负债来投资创业和消费,反而是把赚来的钱都用来“偿债”和“持有现金”(存款)。时至今日,日本的个人存款总额依然高达100万亿人民币,是日本GDP的三倍。
另一个办法是,既然企业和民众都不愿意负债投资创业和消费了,把钱都存银行了,那只能政府帮大家来花,否则经济怎么办?这就使得政府支出不断扩大。其实这个办法是非常好的一种办法,但这一办法里面,受制于两种西方理论,一个是政府花钱太多,一定存在腐败和低效等问题;
第二个是,整个美国等西方经济学界对这种花钱方式非常的排斥,这就导致日本政府虽然在扩大财政赤字,但很多钱并没有变成实际的基础设施等建设,日本新干线(高铁)、大飞机、芯片、对北海道等偏远地区的开发,实际上都停滞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其在教育等领域的投资,反而被美国收割,大部分人才最后都跑美国去了。
这不是说更多的财政投资教育等不好,恰恰相反,教育医疗等领域一定要加大投资,但问题的关键是,同时需要考虑最终人才的流向,而且还需要考虑,要对那些“搬不走”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更大的投资,这样就会形成良性循环,有了这些基础设施和不同地区的落差性和追赶性发展机会,就会有更多工作和机会选择,在教育和医疗、养老等领域的人才投资,才会有更加广阔的机会留在国内。
你去看美国,一会是五大湖区工业化,一会又是硅谷科技狂潮,一会是西雅图起飞,一会又到了德州能源和制造,同时还来个迈阿密旅游等,更不要说什么拉斯维加斯之类的了。其实这些都离不开基础设施等的投资,而日本开发一个北海道就已经很吃力了。
其实以上两点里面,一些干扰性和判断性错误,还不是日本“失去三十年”,也就是没能解决“通缩”和“消费低迷”最根本的原因,因为从经济学等理论,以及实践来看,日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采取的各类行动都非常“专业”,挑不出什么太大的毛病。
也正是因为日本的应对在既有经济学等领域,挑不出什么“毛病”,那么整个日本经济陷入通缩和消费低迷,而且无法再有更好的增长和创造力,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以及可以跟美国竞争等,就变成了一种不可能的“宿命”,也就是无论是过去失去的三十年,还是将来失去的五十年,又或者说以后日本的逐步经济性和发展性“消失”,都不再被全球所关注等,也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宿命”。
当然,我个人并不同意这种“宿命”论,因为假设日本当年在解决挑战方面,多增加一些选择,是否会好一些呢?是否会摆脱后来的绝望和“宿命”呢?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闲扯一下,完全纯属闲扯。
我先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一个人,如果出现了“创业”型负债,导致其进入“死局”,也就是没有人再给他二次创业的钱,同时呢,追债者每天都盯着该“创业者”手上的流动性资金,一有钱就不得不还债,这个时候,就算债权人完全免了这个“创业”者的负债利息,或者说国家出台了一个什么政策,刺激这个“创业”者去二次创业,其实都很难“挽救”这个“创业”者,因为没有人会再去投资这个“创业”者,债权人也不允许“创业”者拥有多余的“流动性”来干拥有其他可能性的事情。
这个时候,给这个“创业”者的选择就只有一条,即打工赚钱还债。这个时候,这个“创业”者的未来就已经被锁死了,就是不可能再“创业”了,也不可能再有其他消费了,而有的只是打工赚钱还债。
其实日本社会三十年前遇到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为什么“打工赚钱还债”就把整个日本经济给搞到“失去的三十年呢”(当然,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原因是,日本作为二战后全球最风光无限的“创业者”(高增长、创新多、高利润),其此前的整个负债和偿债预期,都是按照1990年前的平均两位数增长来借钱和承诺对方的。
而按照1990年后开始的低增长,甚至零增长和负增长,原本需要五年就能搞定的债务和增长回报预期,从1990年开始,突然需要三十年了,甚至可能是一辈子了。这个时候,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对日本的影响,就不是一个名词,而是拖垮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让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再次活跃发展的机会,社会层面总体的信心被狙击掉了。
可能大家还不明白我说这个的逻辑,其实从1970年至1990年这段时间,日本居民的债务规模从5万亿日元左右,增加到了接近300万亿日元,年增速层面的中枢超过16%。而到了1990年开始至今,日本出现了“暴力”去杠杆化,居民债务增速突然悬崖式下跌,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前20年以每年16%左右的增速借钱,而后二十年突然一分不借了,更麻烦的是,后二十年工资和赚钱的速度比前二十年降低了数倍,这种背景下光“还债”就很困难了,还谈什么创意、冲劲和发展、竞争等。
那当时的日本有没有其他选择呢,或者说有其他并行的解决办法呢,我个人觉得有。
很多人觉得日本的“负债”发展经济本身就不对,所以才导致了后来“去杠杆”的悬崖式经济发展的萎缩,也就是被“资产负债表衰退”给拖垮。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依然是向前“追责”和“宿命论”逻辑,我个人觉得日本1990年前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高增长一定会伴随高负债,这就好比说你想强壮起来,锻炼和多吃饭缺一不可,经济的创新和增长属于锻炼,而吃饭就是负债。
纵观欧洲的海洋系国家,包括荷兰、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在解决高速发展当中出现的高负债问题,其手段和方法,是远远超过大陆国家的(个人认为)。日本当年的解决之道,实际上依然是大陆国家的思维,也就是类似当年西班牙和法国、德国等的思维,而不是荷兰、英国,以及后来美国的思维。
荷兰、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等,都经历过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以及国家和居民债务的堆积,最早的郁金香泡沫就出现在荷兰,后来英国的南海股价泡沫,牛顿都破产了;而美国遇到的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以及各种债务问题也是数不胜数的,最近一次就是2008年的房地产泡沫破裂。
但大家去看,这些国家的资产泡沫和债务问题,都没有影响其后面的二次发展和创新,荷兰发明了银行和保险、交易所等等,英国将其发扬光大,而且推动了股份制企业的全球化;美国更是搞出来了美元体系和各种金融衍生品,还有爆发了诸多的科技。
不要说建国那个阶段,就是越南战争那会,美国的债务问题,战争支出问题,经济增长问题,通胀问题等等,大家也都觉得美国已经没有啥发展前景了,但而后却神奇般的酝酿出来了互联网等科技创新,反而后来发生危机的,是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
要知道如果不是1971年美元突然跟黄金脱钩,开启毁掉人类三观的一次性疯狂贬值,把整个国家和民众的债务一次性稀释,恐怕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的美国不会比后来的日本好多少。而这本身就是美国的建国“基因”,汉密尔顿当年就是用类似的压迫式“毁约”和建立新“债务关系”让刚刚诞生的美国,用债务“旋转门”计划摆脱债务危机的。
说这个不是说荷兰、英国、美国等就很牛,而是需要找到这些国家解决债务和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一些能彻底扭转趋势的可能性方法。
相比荷兰、英国、美国等,我们去看当年的西班牙、法国,以及后来的德国,在解决各类债务和应对资产泡沫破裂等冲击的时候,双方实际上使用了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前者使用的是用各种新的操作“免除”历史债务,让整个国家和民众轻装上阵,同时刺激出新的风险和产业市场,重振大家的创业和冒险精神;
而后者采用的是,对历史债务的强制性和博弈性分配和转移,同时呢,固化偿债型产业的收入和利润流向,并全民性追逐固有的产出体系,没有创造出新的激励性机会供大家追逐,从而遏制了整个未来的可能性,债务问题的影响反而愈加深远,给各类矛盾埋下隐患,这也是为啥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内部容易走极端,而荷兰、英国、美国等内部更容易达成共识的原因之一。
因此,我说的,解决当年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的办法,如果按照历史上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办法,有两个重要的选择,一个就是有条件的“免除”历史性存量债务,让整个国家和体系,在面对新的周期和国际竞争的时候,能够轻装上阵;另一个是,对具有市场和民众积极性的产业和方向,进行风险激励,也包括更大胆的土地、各类产权等资源性激励。
比如在三十年前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日本的房地产开发,主要是非常集中的大建筑企业开发模式,等到泡沫破裂之后,这种非常集中的房地产发展模式就基本走到头了,大的开发企业集中破产,买房者集中负债,地域和基建的发展等基本也就停滞了。
但如果大家去看美国的发展,美国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也是这种大的建筑企业,以及非常集中的建设发展模式,因为可以集中的,低成本的解决劳动力、管道、教育医疗等供给,而在经过了危机之后,开始发展分散的产权建筑市场和分散的基础设施市场,也就是大量的基于分散的地区性独立小住宅开始扩散,虽然在美国社会的财富榜上,再也见不到地产商了。
但美国分散性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依然是美国的支柱产业,通过分散性的,进入散户市场的土地、小型建筑商、房屋买卖、教育医疗和各类公共服务等市场活跃至今(只不过成本越来越高),时至今日,美国的分散性房产销售额,依然是全球最高的,在整个美国经济当中的占比依然巨大,而且成了收割全球人才、资金和持续性消费资源的其中一个重要承载主体(美国房产的占地和大空间属性决定了消费的总量和可持续增速),仅分散性住宅市场给底层提供的养护、服务等工作机会,都不计其数。
当然,说这个不是说美国等的模式就一定好,只是说在某个阶段之内,美国等是如何利用一些看似非常“极限”的方法解决眼前危机的,而美国等,当下面临的,是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新的挑战和问题,也可能拖垮整个国家,这是另一个维度的问题,以后我们再讨论。
请注意,我这里所说的“免除债务”,是需要非常复杂和理性的方案逻辑的,“免除债务”本身并不能解决“债务”数字,其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把债务转移到解决办法更多、风险承担能力更大的信用主体,让整个被历史“债务”所拖住的巨大社会基数群体轻装上阵,敢于投资创业和消费。
可能大家不知道,像美国这样富有的国家,美国政府几乎每年都在免除大量的学生贷款等债务,便于给学生就业和发挥创意等减负,否则很多学生毕业后为了还贷款,就会长期的去看干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等,用来赶紧还债。这不是说我们也要学,其实中国一直对大学生贷款等进行了免息等操作。中国还对房贷存量等进行了降息,这也是一种直接减少债务的方式。
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基于“债务”的经济学解释来解决债务问题,很多时候是无解的,最后就把很多国家逼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逻辑。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是被美国等的“债务”性分析和解决方法给搞到失去二次发展机会的,比如采取各种极限紧缩政策,各种技术设施投资的嘎然而止,然后出售国有资产等,这样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能免除这些国家的一些债务。
那相同的道理,既然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在达到某些条件的情况下“免除债务”,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内部体系框架下(基于内债市场),自己直接主动操作呢?基于货币(针对性的降息)、财政(优化体系之后针对性的扩大支出),以及国有资产(对特定的社会债务进行偿付担保)等信用体系,在达到某些专业条件下,直接对渗透率最高、基数最大、未来很难基于当下的增长和预期来偿还的债务,直接进行“免除”呢?(开个玩笑)
很多理论认为,只有提高“收入”,才可以刺激消费,其实这种说法在解决日本等发展困局方面,已经证明是没有意义的,否则就不会陷入长期的通缩。当“还债”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预期,收入的增加,反而可能会导致存款的增加,而不是消费的增加。在这样一种背景,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方式可以更快的刺激对消费积极性的重塑,这里面,“免除”既有债务比增加收入的效果更大,操作难度也更低,更能起到基础性情绪的扭转。
这就好比说,如果想更直接的刺激一个家庭消费,给这个家庭工作者,每个月增加500元的工资收入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大家会觉得,这就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不能乱花,还得存着,其情绪层面依然是攒钱用来还贷和应对预期风险等。但如果是相同额度的直接性债务免除,从心理层面就相当于有了“意外”收入,出现主动性消费的概率就非常大,扭转整个社会从债务到消费预期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也就是说,预期搞难度更大的,周期过长的,由工薪和经济增长带动的不确定性“收入”增加型消费,其实更有效的办法是,搞由“免除债务”等“意外”收入刺激的消费预期转变,而“免除债务”并不是“直接发钱”,其刺激消费的方式,也就是解决社会整体债务压力和经济发展的方式,正好介于并不明确的工薪“收入增长”拉动,和过于刺激的“直接发钱”之间,本身也是较为温和和公平的方式。
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除了特殊案例),当下的债务更多的企业或个人,在过去本身也是投资创业或相关商业等扩张和就业等贡献度最多的。当然,要截止一个时间点,否则会导致未来很多投机性的为负债而负债。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一个国家的发展,以及解决挑战的能力,哪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荷兰搞出了很多发明创造,解决了很多挑战,那是因为荷兰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那个年代当上了世界马车夫,全球贸易都需要荷兰的物流体系来支撑;英国能解决那么多的挑战,并搞出很多科技和商业奇迹,也是因为英国几乎主导了整个工业革命初期的全球化阶段;美国的各方面发展,以及持续的解决挑战的能力,跟其搞债务“旋转门”,拥有越来越巨大的体量,远离亚欧大陆的纷争等有很大的关系。
日本虽然在说法上,确实“失去了三十年”,在整个竞争层面,从“日本可以说不”,到如今的绝望和无奈(卖唱),实际上留给世界的,依然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就像荷兰,虽然早就是小国了,但还是能搞出一些非常强的科技企业,按照这种“宿命”,对整个地球来说,日本等的“宿命”,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站在人类整体福祉的角度,如果未来的地球,只满足于北美大陆的“高度”,只满足于美国的发展极限,来定义人类思想和福祉的天花板,对整个人类的发展来说,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宿命”,因为全球大部分人口实际上还很贫穷,就算给美国“卖唱”和“乞讨”这个层面,都还上不了牌桌(菜单?)。在历史上,亚欧大陆一度主导了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当然在未来的人类整体性福祉层面的贡献和探索,也应该到联合起来刺激一下美国所定义的天花板了,否则美国为了更有理由的躺平和持续展现压迫性优越感,用各种手段不让人类发展的其他可能性出现,那也是一种人类整体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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