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颂200年，何以贝多芬？

（插图：老牛）

1770年12月16日，贝多芬出生于神圣罗马帝国科隆选帝侯国的首府波恩。彼时的科隆还是一个典型的采邑制教会公国，其教区素以天主教信仰顽固而著称，还要再等三十多年才会迎来世俗化。由于科隆大主教一职被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巴伐利亚选帝侯长期掌控，致使科隆游离于帝国的统治者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范围之外，维持着中世纪神权社会的余晖。而在距离科隆500公里的欧洲文化之都巴黎，日后席卷欧陆的启蒙运动正值如火如荼之时，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哲学家，用他们手中的如椽巨笔，对天主教教会的神权施以最沉重的打击。

在被控诉和揭露的教会恶行中，最令哲学家愤慨的当属宗教不宽容政策：根据教会法，如果妻子是新教徒，只能被视为姘妇，其子女则被视为私生而不能继承遗产；依新教礼仪结婚的夫妇，将被地方教会判令仳离；有新教徒嫌疑的父母，其子女须被送到天主教徒家庭养育；所有参加新教集会的人将被处以没收财产，男的被送到战舰服役，女的则被剃光头发，并予以终身监禁，新教牧师可被判处死刑。此外，教会控制下的学校和教育，被认为是通往自由之路上仅次于出版检查制度的障碍。教士被认为只会传授脱离实际的旧思想，强调记忆性的资料和被动的服从，对知识的传播和智力的发展极力阻塞，无法适应充分利用科学迅速改善人类生活的时代诱惑。因此，像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这些大咖，都未曾进入大学之门，就是为了挣脱神学教育将各种荒谬思想注入他们脑中。

尽管欧洲社会各主要阶层对教会的不满都在与日俱增——不会错失任何良机削弱教会权势的贵族集团将掌声和喝彩献给反教先锋伏尔泰；以金融家为代表的中上阶层经评估认为教会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已不再优质，因而不介意教士们垮台与否；以工商业为主的中产阶级将其声望和权力的相对提升寄希望于挫败盛气凌人的主教团体；律师则已时刻准备好取代教士，掌握国家行政和司法大权——但在这些社会力量中，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哲学家寄予厚望的却是开明的专制君主。哲学家似已预知启蒙思想足以导致革命的发生，但他们不希望革命与生俱来的暴力和破坏性将传统秩序中有益的部分一并颠覆，他们需要理性作为启蒙运动的无上向导。伏尔泰乐观又不失天真地相信，哲学家可以教导国王听命于理性的呼唤而成长为开明君主，因为他的首要目标是借助君权对抗神权，至于打倒神权后君权是否会失去制衡而无所顾忌，这位先哲在其理想国的顶层设计中并未给出明确回应。幸运的是，历史很快就造就了一位能够满足伏尔泰对于开明君主所有想象的开明君主，为哲学家提供了一条梦寐以求的改革捷径。

1765年11月，约瑟夫二世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是伏尔泰学说和百科全书派哲学的忠实信徒，他亲眼目睹了一阵鼓舞人心的启蒙主义热潮使老弱的法国又变得年轻而强壮。他知道，将国家自教会的束缚中解脱，以建设一个不受僧侣与中古神学影响的社会和道德秩序的时机已经来临。他的伟大目标是将他的臣民从神学的神话和教士的权力中解放出来，这就注定了这个天主教帝国必将迎来一场自上而下的启蒙改革。

1781年10月12日，约瑟夫二世发布《宽容诏令》，规定新教徒和希腊正教徒都可自由建立自己的教堂、学校，而且有权自由集会、拥有财产、进行忏悔和担任军政职务。这意味着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启蒙思想第一次正式成为帝国的基本法。18世纪上半叶，异教徒大规模逃难事件尚在各地此起彼伏，仅萨尔斯堡一地就曾有3万名新教徒因受教区迫害，移居至哈布斯堡王朝的主要竞争者和挑战者——普鲁士王国，并被整编成敌对的军事力量。现如今，帝国境内的新教徒人数从1781年的7.4万人遽增至1786年的15.7万人。

1782年，约瑟夫二世任命专门委员会修改出版检查法，并依据其修改结果发布了一部新法。该法禁止出版“内含几近神话的奇迹、幽灵、神示及同类记述的书籍”，因为这些书“会使一般人迷信，也会惹来学者的厌烦”；帝国境内允许享有完全的出版自由，批评和讥嘲的文章即使是攻击皇帝，也准其出版，但应使用作者的真名，并受诽谤法的拘束；《罗马禁书一览表》内的书籍被允许置于图书馆中，任学者使用；科学著作完全免受检查；某种学术书籍假如经知名权威担保为纯学术性质，即可免受检查；外语书籍可自由进口与贩售；学术自由得到空前扩展。

1781年11月29日，诏令将所有“既不开办学校，又不照顾病患，也不从事研究”的修道院和修女院尽皆关闭，使得日耳曼领域内五分之一的修道院被封，42%的修道士在领取津贴后被遣散。约瑟夫二世继而将天主教主教辖区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新任主教必须先向世俗权责机构宣誓效忠，未经政府许可，教皇的一切规程和谕令在帝国境内皆属无效。这些措施引起全欧洲天主教教士的反对。许多高级教士请求约瑟夫二世撤销其对付教士的诏令，但皇帝不予采纳。他们又以下地狱来威胁他，他一笑置之，不为所动，继续其改革。1782年3月，教皇庇护六世为此特地来到维也纳，决心亲自吁请约瑟夫二世撤销前令。面对教皇滔滔雄辩的劝解，约瑟夫二世拒不让步。教皇只得诅咒他：“假如你一意孤行，毁坏信仰和教会法律，上帝一定会严厉惩罚你，它会在你面前开辟一道黑暗的深渊，而你在盛年就会被它吞噬，你那光荣的帝国也将为之毁灭。”双方僵持一个月后，教皇最终伤心地返回罗马。

（插图：老牛）

约瑟夫二世随即利用没收的教会财产进行教育改革，确保政府从教会的控制下全面接管教育事业。根据诏令，有一百名适龄学童的社区即应设立一个小学，初级教育完全为强制性且具有普遍性，允许学校接纳新教徒和犹太人为其学生和教师，不分宗教信仰地教导各种宗派理论，这种公立小学被视为欧洲最佳的教育制度。另由修女院或国家设立女子学校，建立师范学校以训练师资，职业学校则专教科学与技术，维也纳、布拉格、伦贝格、佩斯特、鲁汶等地均设有大学，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约瑟夫二世的教育改革成就赢得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敬仰，在沙皇的请求下，皇帝将直接参与教改的成员派往莫斯科，帮助俄国草拟了被沙皇称为“民众学校规章”的教育计划，为俄国初级和中等教育努力摆脱落后局面贡献良多。

1784年年中，科隆大主教兼选帝侯去世，约瑟夫二世利用政治和外交手段促成其幼弟马克西米利安·弗朗茨大公继任该职，自此，约瑟夫二世大刀阔斧的改革，经由其在科隆选帝侯国的代言人无差别地移植到贝多芬的家乡。弗朗茨大公就任伊始即为科隆带来了新气象，他极力鼓励学术进步和思想自由的氛围，成功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来到波恩，为这个原本因循守旧的天主教区带来了蓬勃发展的机遇期。仅就音乐界而言，大公一度盛情邀请他万分敬重的莫扎特担任他的宫廷乐长，尽管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这在当地绝对是此前想都不敢想的大事件。不仅如此，大公还积极提供大量资金给一些专业机构发展科学和艺术。1787年，大公资助了17岁的贝多芬赴帝国的首都维也纳随莫扎特求学，虽然贝多芬因为母亲病危，仅在维也纳停留了两周，但这无疑开阔了他的视野，并为他未来在音乐之都的发展开启了序幕。

这就是贝多芬20岁以前的总体社会环境，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几乎都被姗姗来迟的启蒙思想所滋养，这样的成长环境对于健全人格的塑造起到了多么关键的作用，恐怕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这个年龄段正是人生观和世界观快速形成的重要时期，足以直接影响其后一生的价值取向。每当我们有感于前人的伟大而无法理解其深层原因时，不妨回到他们的童年去寻找答案，大抵都会收获颇丰。但在思考贝多芬的自由意志是如何形成的时候，回顾他的童年带给我们的往往是更多的困惑和不解：他的祖父对他的童年培养没有留下过多的印迹；他的父亲也就只能在波恩的贫民区暂获一处永远无法把贝多芬塑造成上流绅士的栖身之所；他与母亲的感情虽深，但她除了照顾他的基本生活，完全无法发现和欣赏他的价值。贝多芬甚至几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他的父亲做过的最正确的选择就是从他四岁开始，威胁、利诱他每天花费许多时间练习键盘乐器或小提琴，并在他八岁时聘请指导教师使其得以窥见音乐的堂奥，但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让他尽早赚钱以改善家庭收入。这样的童年，有什么特别的养分可以被如此伟大的人物汲取呢？不能忽略的是，一个人的成长不仅限于家庭条件，还会深深植根于社会环境之中，尤其是当家庭及其成员缺位或力有不逮之际，国家和社会对于个人的培育责任就会更加突显。所以，贝多芬的幸运当然不在于他的家庭出身，而是他所处的大时代为其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启蒙动力。

实际上，约瑟夫二世主导的这场德意志启蒙运动是英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分阶段走完的路，而且在政治改革层面还要比约瑟夫二世的开明专制进步和彻底得多。但纵观英国平权之路，几乎都是在王权专制、集中和骄横到无以复加的境地后，走投无路的被压制阶层通过自下而上的艰苦斗争，将以巨大的牺牲换来的零星改革成果嵌套进现有体制内的结果。没有一位君王像约瑟夫二世这样，在强权统治畅行无阻的时候，利用手中如日中天的权力，站在顶层设计的高度，为帝国和臣民的未来殚精竭虑，甚至强迫臣民接受新的权利和生活方式。如果他选择效仿路易十五，不管死后洪水滔天，至少在其生前，无论是从贵族、教士还是臣民大众那里，得到的支持和拥戴只会更多。只是贝多芬，可能就永远无法从德意志的土壤里生长出来了，但这重要吗？很少有君主在这个问题上能给我们满意的答复，根源在于他们无法理解培养人格健全的臣民意义何在。他们眼中只有对内集权坚如磐石和对外争霸纵横捭阖，即便最终的结局不过是一地鸡毛，也绝不会在子民身上多瞧一眼，更不用说将其视为自己的伟大杰作了。但约瑟夫二世是极少数对此洞若观火的明君，所以他选择将启蒙改革躬行到底。

启蒙思想又是怎样影响贝多芬的人格的呢？首先，不论体现在哪方面，他都以最自信、最自强、最自立的形象示人，这在他的音乐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贝多芬与此前所有其他音乐家的差别，除了天才和无穷的想象力之外，就在于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艺术家，并且维护他作为艺术家的所有权利。他一脚踢开贵族世界的大门，气势汹汹地闯进贵族的生活，并且心安理得地坐在里面，接受众人把他当成一个创造者而献上的顶礼膜拜。在他内心深处，他自认为要比国王和贵族更加优越，他知道自己属于特殊的一类人，他也知道他是为了永恒而创作，并有能力使所有前来与他接触的人都感受到他那令人敬畏的强大个性。“我从来没见过精神上这么集中和强烈的艺术家，”歌德在与贝多芬短暂接触后写道，“此外还有那样的活力和伟大的心。我特别能理解让他适应这个世界及其方式有多么困难。”但是歌德几乎不曾理解贝多芬，因为对于贝多芬来说，不存在“让他适应这个世界及其方式”的问题，只存在让世界适应他的方式的问题。

其次，也可能是贝多芬最可贵之处，就是他对自由永远充满热情的盛赞和追求，尤其是在目睹了德意志启蒙运动在整个欧洲的联合抵制下遭遇了不可避免的失败后，对于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可贵与不易，有了更加透彻的理解和认识。1790年1月30日，约瑟夫二世在众叛亲离中宣布，取消自其乾纲独断以来发布的一切改革措施，他为臣民谋取自由和福利的所有努力似皆成为徒劳，他感叹道：“我不会为了去位而感到遗憾，令我悲伤的是，只有少数人过着幸福的生活。”这宣告了贝多芬自14岁至20岁所接受的启蒙思想在现实中的破产，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启蒙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只待通过他的音乐作品向世人吟诵。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是《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贝多芬为什么一定要加入人声，并为席勒的《欢乐颂》谱写如此庞大的篇幅，反复高唱自由之声？放到上述历史背景中就很好理解了。事实上，贝多芬要唱出的远不止自由带给我们的喜悦，更有对于人类曾经一再给自己套上奴役的枷锁而不自知的心酸，他想提醒我们，无论为了如何崇高或卑劣的公益或私利，都不应以失去哪怕是一时的自由为代价，因为自由一旦丧失，就不可能轻易赎回，即使是在走尽所有弯路之后，也未必就能完璧归赵，这是早在中世纪就已警醒过众生的经验和教训。历史是位杰出的老师，只可惜它的学生太少。

1790年2月20日，约瑟夫二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贝多芬对此是什么反应呢？历史没有记载，我们也知道，他从未学会如何去捧权贵的臭脚，所以，他大概只会轻声说道：“约瑟夫只不过是尽到了一个公仆应尽的责任而已。”然而，直到贝多芬步入晚年，他再也未能等到另一个尽责的公仆，将启蒙的火种重新播满世间。那时，他的作品在维也纳早已过气，年轻人都去追捧意大利音乐了，而他好像依旧活在以前那个时代，奋斗了一生却仍然要靠贵族老友接济度日，其实他早就攒够钱了，但那是为他的宝贝侄儿攒的，尽管他不知道该如何去爱他，但人一旦有了牵挂，就无法自拔。他把所剩不多的时间都用在完成接受委托的几部弦乐四重奏上了，他知道这些作品会在音乐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但也不太在意了，它们甚至无法登上当时的流行榜单，要说后人能否产生共鸣，他就更不愿多想了，他们恐怕连他最珍视的启蒙火种都灭失了，又怎么可能理解他的作品呢？不理解且承认不理解也未尝不可，一如身处暮年贝多芬的时代，看不清现状和未来时，不妨做个不可知论者，然后，在启蒙运动再度来临前，找个安静的角落，静待幸福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