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良心说，刺激消费就别惦记农民工了

4月25日新华社举办“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型全媒体访谈节目，多位官员、学者和企业家代表共话我国经济走势。

有官员在节目中表示，当前我国一些地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还比较低，下一步要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继补消费缺口、接盘房地产，我们的“农业转移人口”，或者更直白一点说是，农民工又多了一个新的经济任务。

补消费缺口，是去年7月8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在中国财富论坛上提出的。他做出假设，如果1.8亿农民工成为户籍市民，可增加消费支出约2万亿元，可以大幅弥补消费缺口。他还特意强调刺激效果“立竿见影”。

更夸张的是今年还有个12万亿版本，出自中国（海南）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他提出“如果让3亿农民工真正享受到城市居民待遇，至少有12万亿人民币的消费总量”。

一纸户籍人均消费4万，农民工那么豪横了？

接盘房地产，是今年4月中旬国家统计局一名官员提出的。他指出，我国有大约1.8到1.9亿的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其中购房的比例还不足三分之一。他因此认为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仍具备坚实的支撑。

这是农民工要人均消费10万都不止了吧？

不知道农民工兄弟姐妹得知自己已成为专家们寄予厚望的“经济富矿”，会是怎样的心情？只能说，农民工漂在户籍身份的夹缝中，专家们漂在脱离现实的想象里。

刺激几万亿消费、接盘多少房子，过于魔幻，本文不做讨论。仅分析4月25日这档节目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观点。

取消户籍歧视、推动城镇化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观点经不起推敲。

“当前我国一些地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还比较低，下一步要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这话有点绕，直白地说，就是农民工市民化重点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惦记着农民工几万亿消费潜力的专家们好歹还先提了让农民工享有市民待遇，没想到4月25日连这一点都不提了。背后是因为，那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造血能力低下，根本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支撑。

中国财政科学院的研究显示，我国中西部地区财政自给率不足50%。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自给率就越低。财政自给率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保障高度依赖转移支付。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分档方法，34个省级行政区中仅9省市能够负担50%及50%以上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另有大连、宁波、厦门、青岛和深圳5个计划单列市，中央分担30%）。

图/视频截图

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政府的财政情况更不乐观，财政自给率低于30%的比比皆是。农民工在这些地区落户，能指望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吗？是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还是更好的医疗保障？本来就没有，将来也很难指望。

如果没有基础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农民工在欠发达地区的“市民化”的确可以美化部分地区的城镇化数据，前些年一些县城就搞过这套把戏。可是，这些被美化的数据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善农民工的民生质量。

即使依靠大规模转移支付，补足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的短板，这些地区依然不能提供农民工的就业岗位。

一些专家的观念还停留在上世纪的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而现实是农民工就业正在从工业部门向服务业转移。

2023年，农民工中从事第三产业的占53.8%，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从事第二产业的占45.5%，比上年下降2.3个百分点。

从六个主要行业看，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27.5%，从事建筑业占15.4%，从事批发和零售业占13.2%，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7.1%，从事住宿餐饮业占6.7%，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占12.7%。和2010年相比，2023最显著的变化是制造业占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

且不说经济欠发达地区是否能实现“新型工业化”，人口密度低、经济不繁荣的经济条件是无法提供足够的第三产业就业。农民工“用脚投票”的结果，肯定比一些专家的拍脑袋想象要准确。

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753万人，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15277万人，过半农民工选择了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务工谋生。

跨省流动的数据更具说服力。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6751万人，占比38.2%；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占13.8%，中部地区占51.7%，西部地区占44.5%，东北地区占30.9%。

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更多地选择了“逃离”老家、外出务工，专家们凭什么喊他们回家乡建设“新型工业化”？

农民工就业正在从重体力的制造业、建筑业部门，转向相对体力负担较轻的服务业。

这一变化趋势背后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经济驱动力，也有产业部门消长的经济因素，比如房地产的衰弱，势必会影响建筑业的就业需求。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工老了，打不动螺丝、背不动砖，不得不转行。

2023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43.1岁，比上一年提高了0.8岁，老龄化程度高于平均水平。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30.6%。这意味着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将会在十年内退出主流劳动市场。他们中的确会有一部分人离开常年工作的经济发达地区，回到相对贫瘠的家乡。

人家是落叶归根，不是回乡再就业。由于缺乏养老保障，这些回乡的老农民工或许不得不活到老干到老，但是指望他们成为“新型工业化”的劳动力大军是一厢情愿。户籍又不是回春丹，换不来他们的青春体魄。

因此，也不要把近年来所谓农民工“回流现象”理解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吸引力提高，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农民工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变化。

实际上，农民工在输入地的适应性、融入度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进城农民工中，47.3%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86.3%表示非常适应或比较适应本地生活，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这其实不难理解。九零后、零零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都是在城市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工”只是他们的户籍身份，而不是现实身份，更不是生活经验。他们的故乡记忆是淡薄的，地域认同是模糊的，生活方式和所在城市是高度融合的。

这种情况下，专家们凭什么喊他们回家乡建设“新型工业化”？

用户籍制度强行固定“农民”的职业身份，是历史的旧账、是时代的疮疤，应该彻底消除。

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制，无疑是正确的道路，但不能歪嘴和尚念经。今天在户籍改革的问题上还抱有“人口红利”的功利主义思维，不仅道义有亏，现实也行不通。

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迁徙集中的趋势不可逆转，这是农民工群体用脚投票的结果。人往高处走的经济驱动是无法阻挡的，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一趋势只会愈加明显。

其实，今天中国农民工职业身份、人口迁徙的“市民化”事实上已经完成。农民工的数量年增长率低于1%，能进城的都进城了。本地化认同近半，且逐年提高，该选择的也都选好了。

赋予农民工城市户籍、给予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是还历史欠账，而不是收割新一轮的“人口红利”。非要逆转人口迁移趋势，拆东墙补西墙，只会弄巧成拙、鸡飞蛋打。

至于用一纸户籍换几万亿的消费刺激，更属异想天开。人家农民工贡献了大半辈子的“人口红利”，临老难道又成了“经济富矿”？

真想不通，这么大的脑洞是怎么开出来的。

注：本文涉及的农民工相关统计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