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野生的电影节，为谁而办？

本文转自：硬核读书会

✎作者 | 段志飞

自称“新山民”的老高。（图/段志飞 摄）

“帽峰山内电影节”放映现场。（图/被访者提供）

海内捕风影像展暨第五届帽峰山电影节海报。（图/被访者提供）

不像电影的电影节

在老高看来，一个电影节办下来，如果做不到有效交流，即使影厅里坐着二三百号人，对于主创来说，也跟对面坐着二三十人的效果是一样的。

以前，帽峰山内电影节都是在“山内”，二十来号人换算成本也就是两桌饭。这一次因为顾桃的到来，他们有了“犴达罕大篷车+海内捕风影像展”的新玩法。

“帽峰山内电影节”放映现场。（图/被访者提供）

顾桃从小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长大，早年学油画，当过“北漂”，后来又开始了纪录片的创作。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自己老了，于是花了7500元买了辆倒了十手的“大金杯”，自己焊上了行李架，改装成大篷车，开启了现代式“游牧”生活。大篷车开到哪，哪里就有电影和酒。

相比于顾桃，老高自称是“农耕”，这也算得上两种文化的碰撞。放映场定在深圳大鹏新区，那里有顾桃的一位朋友开设的耕读园。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耕读园“捡到”了不少观众，其中有一位还看过顾桃的所有作品。耕读园的夜晚，看电影的人和拍电影的人在一起，喝酒、聊天，电影只是个引子。

第二天一早，由于当地要举行一场清明的公祭，老高和顾桃被当地人推选为“献官”，老高“献水果”，顾桃“献酒”。这让老高回想起自己在帽峰山祠堂拍过的一部16分钟的纪录短片《桔洞清明帖》，从帽峰山到大鹏新区，从昨日清明到今日清明，仿佛穿越了时空一般。

祠堂在头陂村九队，对面有一棵大榕树，榕树后面有一个池塘，寓意着风生水起。榕树下还有一个村里的公示栏，上面左边贴着影展的海报，右边用红纸贴着“2024桔洞春节老人聚餐名单”。半个月前，海内捕风影像展的其中两场放映，就是在祠堂前的篮球场上进行的——旗杆不挂旗，用来挂投影幕布正合适。

影展期间，其中放映的一部是老高的《桔洞清明帖》，他拍摄了刚刚搬来帽峰山后的一个清明节，当地的村民拜山祭祖的活动。时隔7年后，它再次重回社区。

2016年，老高和李姗姗创办了“祠堂边上”社区公共项目，通过放露天电影的形式，来融入本地村民之中。

“祠堂边上”第一次放映的是吴天明导演的电影《百鸟朝凤》。露天电影是上世纪好几代人的记忆，老高和李姗姗为了选片，动了不少脑筋。比如既要老少咸宜，又需要尽可能符合岭南地区的文化特色；既要让大家觉得好看，也要让大家能看懂；既要提供娱乐属性，也想让大家感受到文化的意义。

他们甚至还想让人们对乡村建设以及自己所生活的地方多一些认同感，所以大部分的都市片被排除在外。老高通过放映才发现，原来现在大多数电影，都是面向都市的，即使有拍摄乡村的题材，其实也是拍给城市里的人看的。

“祠堂边上”的放映，每两周进行一次。在做了两年之后，老高和李姗姗坚持不下去了。2018年，随着自然学园的校区迁走，许多外地家长也都跟着搬离了头陂村九队，电影本身也变成了村民们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热闹。

李姗姗是内蒙古人，但从小在佛山长大，所以她能用粤语同村民们对话。老高是甘肃人，比起潮湿的气候，南方的方言和普通话倒是让他适应了好一阵子。有时候闲来没事，老高也坐在祠堂前的大榕树下，听听村民们在讲些什么。次数多了，大家就都记住了“老高”这么一个人。

一直以来，作为“新山民”的老高，都在努力拉近自己和邻里乡亲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出于一种艺术家的责任感，也或许是想要努力融入新的环境中，老高想到了利用村里多半时间闲置的公共空间——祠堂，来试图重建所在社区的公共生活。此外，他去年在社区发起的公益项目“剩闲书店”也是如此，是以“剩闲人人有，皆可致圣贤”为其理念。

几年前，因为学园开设在此，帽峰山里搬进来不少外地家庭。但是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朝九晚五的生活，从市区搬过来。这种变化也让老高开始思考新的问题——如果只是在村子里做公共空间是不是不太够，或许他们应该把这里同外界打通。

大家在一起集中创作8天，由社区戏剧工作者小闵以及一些做公益的年轻朋友组成协作者，和孩子们一起工作，交流生活的见闻，并且将其演绎出来，从素材到剧本，到排练，最后再到社区里公开演出。老高想，随着参与剧场活动的孩子们渐渐长大，等到这些戏剧更加成熟了，未来或许还可以拿去其他地方演出，带着孩子们从社区里走出去。

“我是觉得我们‘占着’这个山头，呼吸着这里的空气，喝着这里的水，要是不替这里干点实际的事，内心似乎总有一种亏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老高已经把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当成了一种责任。

老高就好像一棵植物，在帽峰山扎下了根，好在这棵树还会开花和结果，做纪录片剧场、办电影节，都是这棵树结的果。他也能反过来滋养这里的人间草木，也是一种生态循环。

让一个电影节回归自然，遵循自然法则的生与灭，帽峰山在变化，外面的环境也在变化。每次举办电影节，从外面来的人都会带来不同的文化，于是，不同的文化在这里发生碰撞、交汇，这是老高乐于见到的事情。

以前，帽峰山内电影节多少都带着点私人属性，但老高也常想：“这是我一个人的电影节吗？”当然不是，可即便是，他也不想避讳，他甚至更愿意将此看作胡兰成在《山河岁月》里所说的“秦汉私情之美”，用中国文人传统的说法，则叫作“雅集”。

把电影节做成“雅集”，虽有无奈，但也妥帖。尽管这种“雅集”被限定在微信群或者朋友圈内，可是它依然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公共诉求。这种矛盾的呈现，在老高看来不单与“民间影像”自身在当下的境遇有关，还更多地在于如今从制作到观看的影像属性的流变。

对于民间影像的境遇，老高跟我分享了他零星的想法。相比于大众现今能够接受的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古代文人墨客互相之间交流的主要视觉媒介是书画，且基本上都以私人方式进行，即使如《兰亭集序》里描写的文人雅集，也是非公共的私人属性。

老高说，那些作品之所以广为流传，甚至成为公共文化遗产，是因为任何一件作品的价值的流传都不仅仅在于书画作者本人，还有赖于一代又一代人的鉴赏和评论。或许，民间影像的存续，需要的就是不断地被观看、被评论、被记住。

如今，民间影像所面对的困境，还有观众的“消失”。老高回忆自己在2021年春天，在西安参加的一个由北京电影学院张献民教授策划的以诗歌为主题的放映活动。好几年没有参加线下放映活动的他，带着自己10年前的作品《空山轶》去到现场。观众都表现得谦逊有礼，甚至不会有自己的意见，即使有，也是以一种消费者的心态来评断电影。

一部10年前具有独立影像气质的剧情片，和周末参加休闲活动的文艺青年形成了强烈对照，观众已经断层了。

一次见闻，令老高越发坚定了以片会友的想法。在他自己创办的电影节中，主要目的不只在于观影，还在于通过观影和交流，与观众成为当下的朋友；创作则在与朋友交流的基础上，在生活的行进中得以完善。观众从观看的客体，变成参与当代艺术的主体。

事实上，近10年来，中国当代民间影像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私影像”，即第一人称影像的大量涌现。在这个人人都有摄像头，人人都能记录自己的生活的时代，民间影像的创作者们，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个体的生命体验出发，进行着一种去形式化、去范式化的表达。

《空山轶》工作照。（图/被访者提供）

每一次带朋友逛祠堂，老高都会顺便带朋友去祠堂旁边的废墟里转转。这些老宅子由于没有人居住，加上经历风雨年久失修，房梁瓦片都塌了下来。过去的居住空间重新被茂盛的植被占领，但那些雕刻的石板，还有被踩得光滑的门槛，都向经过这里的人诉说着这里曾经的太平盛世、家族兴旺。

这一次，老高又从这些塌掉的房子里，捡了不少好东西：手绘的鸡公碗、带提手的铝皮饭盒，还有镶着老式花纹的玻璃花瓶。这些被人遗弃的瓶瓶罐罐，老高暗自喜欢。

至于为什么会对这些别人不要的东西，或者说对做别人不会做的事情感兴趣，老高自己也说不上来。包括拍别人不爱看的纪录片、办没人来的电影节，似乎始终有一种力量在其中涌动，推着他不断地探索着，好让他在这个枯燥的时代里，找到一些有意思的生机。

老高在废墟里捡瓶瓶罐罐。（图/段志飞 摄）

在去年的“帽峰山内电影节”上，老高放映了他刚刚剪辑好的时长7个小时的《歌乐山》。尽管他提前找了个有帐篷的营地来作为放映场地，但是邀请来的人没有一个坚持看到了最后，也没有形成他所预想的讨论，大家不是看到睡着了，就是提前告辞下山了。不过现场还有一个“垫底”的观众——老高当时10岁的儿子高培实，他一直看到了凌晨4点放映结束。

“我到现在才发现，原来我拍的片子的第一位观众，是我的孩子。”意义总是这样意外地自己生成了，尤其对于老高这个电影节创办人来说，这是他压根没有想到的。整件事情一下子又回到了教育的问题——父母在做，孩子在看。或许在拍纪录片和教育之间，正好存在这样一个闭环。

老高后来自己又一咂摸：自从他和李姗姗带着孩子们来到帽峰山，他拍孩子的成长，拍他们周围的环境，拍他们的父母，有时候回兰州也拍。两三年前，老高的父母先后病故，倏忽间，高培实也已经从幼儿园上到了四年级。

纪录片《逢场作戏》由李姗姗担任制片人，老高负责拍摄、剪辑。（图/《逢场作戏》

这些年，老高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年近五十，生活和家人变得越来越重要，从生活的整体平衡性来看，作为影像作者的他，反倒变得越来越业余。事实上，业余性恰好也是一种反形式、反范式的作者性表达。

老高所说的责任，无论是对他自己的孩子，还是对所有人的孩子，拍纪录片也好，做电影节也罢，其实都是留给下一代的备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