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开始“秘密”地写作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551 篇文章

在我小时候和年少时代，我有过各种荒唐的梦想，想过出国（这对很多中国孩子来说也算个梦想），想过当一个商人，想过当明星，还想过当一个很大的官，把那些脑满肠肥的官员罢免，给那些无辜的、被欺压的人伸冤，把街上在寒风中发抖的乞丐都安置到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

但我从未想过当一个作家。虽然我读了很多文学书籍，虽然我还模仿着读过的诗写了一些诗歌、散文，但还是没有想过我能够写作，似乎作家对我来说，比商人、官吏、法官、科学家都遥远得多，因为他们总会把我带到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他们仿佛活在书里，而不是我所生活的现实里。

但进入大学时代，由于阅读的文学作品更多，也由于一开始那种孤独感和乡愁，我渐渐有了一点儿写作的欲望。这个欲望最初出现在大学一年级，也是我学习吃力又最觉得孤独、无所适从的时候。我开始写一篇乡土小说。这对我来说是个奇特的考验，因为我从没有真正在乡村生活过，但我觉得如果要表达我对故乡、祖国的思念，我最好写“乡土”。而且，我想写一个美的东西，要赞美那里的风土人情，并且把我读过的古诗中的一些美也融入到故事里去，那么，既有风光、又有古老传统的乡村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我想写三篇故事，但我绞尽脑汁，拖拖沓沓地写了一个多学期，只写好了两篇。在第一篇小说里，我写了一个没有结尾的爱情故事，一个像《边城》里的翠翠那样的单纯女孩儿爱上了一个男的，很可能，这个男的也爱着她（至少我暗示是这样的），但是男的离开村庄了，女孩儿到了嫁人的年龄必须嫁人了……在第二篇小说里，我故意在两个青年男女之中制造误会，因为男的太害羞，女孩儿就暗暗生他的气。但小说的结果是美好的，两个人终于明白了各自的心意，于是，小说就在一场傍晚来临的风雨里结束了。第三篇，我想写一个被到城市从商的丈夫抛弃的女子和一个乡村学校老师的爱情故事，却迟迟没有动笔。

我偷偷写这篇小说，没有告诉任何人。每当有人走到我的小房间里来，或者走近我在图书馆占据的那张桌子，我就立即把稿纸压到我的参考书下面，假装我在看书、做功课，好像写作是一件异常私密的、羞于示人的事。我把我的小说写在那些废弃不用的打印纸背面，把写好的那些稿子东掖西藏，其实我后来发现这非常没有必要，因为上面总是涂抹得很厉害，有时候一整页上也只剩下一段没有被涂掉，我自己也难得看清楚。保持写作的某种秘密性是我至今保有的一个习惯，如果一篇进行中的小说稿件被别人看到，我会感到极大的不安，简直无地自容。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即便我最亲近的人走近来，我也会急忙把我的手提电脑屏幕翻下来，或者用双手遮挡住屏幕上的那些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字。

这个秘密进行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乐趣，在写这个乡土小说的煎熬中，我发现写作虽然很折磨人，但是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和激动，我发现我喜爱胡思乱想，喜爱在幻想中勾勒出另一个世界、另一些人的的嗜好，除了能用来做白日梦之外，可以有个很得当的用处。而且，喜爱读小说的这个一向被认为是“没有实际用处”的爱好，竟能成为一个正当的事业，那我会在这个事业里得到多大的乐趣？我简直不敢想象，我会有一份这样的工作：为了做好这个工作，我必须看我喜爱的小说！于是，我头脑里那个念头蠢蠢欲动了。有时候，这样一个问题会突然闯到我的脑海里：我究竟要当个商人、管理人员（如我的专业要把我培训成的那样），还是什么都不干、只去写我的小说呢？我觉得投身于写作会带给我最大的快乐和自由，但也会让我在这个城市饿死，所以，我尽量先不去深想这个问题。

我的两篇故事写完了，我不再期待第三篇能在短期内完成。被整理出来的手稿在衣柜里的某个角落“沉睡”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突然发现我需要有人来读读我写的小说。这个需要逐渐变得强烈，甚至有一种强迫感，以至于很多天里，我都在想这件事。我不可能让身边的朋友读我写的第一篇小说，这在我看来太难为情了，我想万一小说写得很可笑，以后我每次见到读过它的这位朋友都会万分尴尬。由于我对这个自己称为“小说”的新生儿一点儿把握都没有，认为读它的人最好是个陌生人。我想，只要一个人就够了，可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人。我当时处于一种焦虑、自我怀疑、摇摆不定的状态，需要一个人简单地告诉我这是不是小说，它的另一层意思也就是：我有没有才华写下去。

我苦思冥想了很久，终于想到一个办法。我在网上搜出国大中文系教授们的名单，浏览他们的介绍资料，如毕业于哪所大学，所教的科目，以及研究的兴趣等等，但我的“研究”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实际上只不过是在靠直觉找个比较可能读我的小说的人。最后，决定我的选择的既不是所教的科目也不是研究方向，而是名字。我盯住一个名字，毫无理由地“感觉”这个人会比其他人宽厚，更可能读我的小说。然后，我从网页上抄下了这位教授的名字和办公室号码。

因为我要偷偷地把我的小说（我只选了第一篇故事）“送”给这位教授，接下来的两三天我心里都极不平静，对周围的一切都敏感，似乎我的这个幼稚举动已经被其他人看穿了。我的稿件是抄在那种 Note Pad 纸张上的手写稿，字体仍然是初中生的字体（因为到新加坡之后我几乎再也不写汉字了），稿件从中间对折了一道，折成薄薄的一叠，放在我的双肩包最靠里的那一层。每一天，我都在想：今天我要去了！但每一天我都找个理由退缩了。终于有一天的傍晚，我在文学院餐厅吃过饭，鼓起勇气朝中文系那座崭新的大楼走去。之所以要选择吃过晚饭的这个时间，是因为我相信老师们都已经下班回家了。

这时候，我已经很善于在国大那些迷宫般的建筑物里面找某个房间了。所以，我很快就感到自己正朝目标中的那间办公室走近，在那一刻，我倒希望我走错了路，这样我可以把做那件事的时间往后推迟一点儿。但是，我走的方向没错，我一眼看见了门上贴的牌号，就是那个我总在琢磨而烂熟于心的牌号。可我眼睁睁地走过去了，我经过它，向走廊的另一端快步走去。在我经过它的时候，我留意听听，似乎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那扇门紧闭着，就像走廊里的每扇门一样。这些门里面或者有人或者没有人，除非你去敲，它才有可能打开。而我最害怕的是房间里仍然有人，那样，当我把那一卷书稿从门下面的缝隙里塞进去，那扇门可能会突然打开，里面的人可能会看到还没有来得及“逃走”的我，于是我会被“抓个正着”……我心跳得厉害，心想我的脸也一定涨得通红，尽管楼里的中央空调冷得可怕，我的额头和后背却不断冒汗。在最艰难的考试中，我也不曾这么紧张过。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经过这里的学生，我假装若无其事地、带一点儿好奇心地边走边打量过道两边门上的号码。当我经过和我有关的那个房间时，我立刻丧失了勇气，仿佛里面有人而且那个人已经感应到我这个“图谋不轨者”了。

我一共来回走了三趟，最后一次经过那道门时，我确信走廊上没有任何人，快速地蹲下身，把攥在手里的那叠稿件（第一页已经被我手心的汗弄湿弄脏了）从门下面的缝隙里塞进去。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仿佛听到了房间里传来了声音。我立即站起来往楼道的尽头跑去，既没有回头看，也没有注意对面是否走过来了什么人。我一直跑到楼梯口，又跑下两层楼梯，来到那栋蓝色玻璃大楼的外面。外面天色已昏，我确信后面没有人追赶我之后，才决定不再继续奔跑。我沿着山坡上的小路下来，朝肯特岗巴士站走去，准备去那里等 151 公交车回 College Green。我那狂跳的心渐渐安定下来，发现自己的上衣几乎湿透了。

往巴士总站去的那条路上没有几个行人，草木、建筑、路灯柱、仿佛悄无声息经过的车，这一切都沉浸在正在昏沉下去的天色里。我觉得非常疲倦，心里也感到卸下负担的轻松，而更多的却是孤独。

我觉得我真正的安慰并不在周围这个世界里，我和它有着距离感，我在它的怀抱里并不觉得温暖妥帖，而是像如今走在这条路上一样，觉得空乏、失落、陌生。即便它能许诺给我物质的充足、生活的舒适甚至远大的前程，它也不会带给我真正的、灵魂深处的快乐。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心中的那个世界才是属于我的世界，是我最熟悉的也是独有的世界。《带阁楼的房子》里流浪的画家，《分成两半的子爵》里等待船长的小孩儿，《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三三》中的三三……这些才是我熟悉而亲近的人，我懂得他们，他们也懂得我，他们去过的那些地方、看到的景致我全都了如指掌。无论我走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觉得自己多孤独，多格格不入，只要我逃循到那个他们所在的世界中，我就仿佛回了老家，感到温暖、自在、心灵安恬，任何其他的地方都不会给我这样的感觉。我相信确实有这么一个“心灵的故乡”存在，它往往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故乡。

在巴士站等 151 总是让人望眼欲穿，周围的学生全都背着沉甸甸的双肩包，像一群疲惫的小鸟一样，望着同一个方向。我想到如果我工作了，我也只不过是换上另一身衣服，手里提着另一个包，在一整天的疲惫之后，我会站在另一个临街的巴士站，等着似乎永远也不会到来的车。我不知道我将来会做什么，但似乎预感到，无论我做什么，生活都不会有什么意义，我会在疲倦中有点儿厌烦、敷衍地过着日子……但如果我的工作是写小说，我将会投入而又十分快乐地工作，疲倦不再是没有意义的消磨，我会爱我的事业，会对一切怀着感激和热情。

151 来到了，在疲倦的鸟群面前嘎然停下，发出一声尖锐的排气声。我随着其他人上车，找到一个靠窗的空位坐下。坐在车上，我看着一片片深绿色的树影紧贴着车窗飘过去，就觉得刚才的想法只能是个美梦。我怎么可能像我喜爱的那些作家一样写出一篇好的小说呢？我写在国大书店售卖的那种一块钱一个的笔记本上的中学生字体，怎么可能有一天变成书上的铅字呢？我那些幼稚、不成熟的幻想怎么可能有一天被酿造成可称之为“作品”的东西、并能给予像我这样的读者一点点儿的快乐或忧伤呢？这是不可能的，这种生活离我太远了。而且，我在这个城市必须找到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否则我连住的地方都不会有。所以，那只能是一个美梦。想到这，我的心里烦恼极了，这就像爱上了一个人，明知他将给我幸福，却又深知自己绝无可能和他生活在一起。

把那卷书稿送出之后，好多天折磨我的忐忑不安消失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难道我的目的不是希望听到对方的评价，而只是采取冒险举动让它到达另一个人的书桌上、抽屉里或者废纸篓里吗？可我的确很少考虑那件事了。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那位被我偷偷将书稿塞在他门下的、并不相识的教授告诉我，我的小说写得很不错，他认为我有写小说的天分，应该把这一兴趣认真地发展下去。这位教授还问了一个令我非常不好意思的问题，他认为小说中的一些“中原民歌”很有意思，问这些民歌是否就是我家乡流传的民歌。我只好如实回复说，这些民歌都是我根据《诗经》里的某些“风”诗自己编造出来的。

这个回复对我来说无疑于意外的犒赏，我当然希望得到回复，否则我也不会把自己的电邮缀在稿件的后面，只是我一直没有奢望能得到回复。无论如何，我有了一点儿信心。第二年，我参加了新加坡的大学生文学奖，获得了两个奖项，一个是小说奖项，一个是散文奖项。之后的一年，我又获得了一个小说奖项。可是，当我回过头看，我发现这些大学时候获奖的小说和我所写的第一篇小说相比，还要更不像话些，因为它们远不如我第一篇小说写得诚挚，其中模仿的腔调、制造戏剧性的痕迹太重，十分幼稚。就像对待我伊顿公寓时期的照片一样，我暗自期盼它们能永久地消失。但它们却被收入一本在新加坡出版的书里，和另外两个留学生的作品在一起，凑成一个留学生文学的集子。

此后，不知道为什么，我这篇本打算写三个故事的乡土小说就搁置起来了，再也没有碰过，好像我如果再去读它，就触动了某一条脆弱而敏感的神经似的。直到 2007 年（我那时候已经发表了一些小说），我才又把我的第一篇小说拿出来看，重新修改了前面两篇，补充了最后一篇故事。但我仍然存放着，不好意思立即把它拿出去，那种感觉简直像自己偷偷生了一个小孩儿，秘密养了几年，怯于突然地把他带出去见人。又过了一两年，我鼓足勇气把它给了国内一个向我约稿的刊物，小说发表了，仍然采用了最初的那个名字——《古柳官河》。

每当我看到这篇小说，我就会想到我开始写作时那种孤寂和茫然，好多年之中，这种孤寂和茫然都没有消失。我尤其会想到 2003 年我真的辞去在研究所那份稳定的工作之后大概一年多的那段时间，它算得上我人生中的“窘迫时光”。

除了孤寂和茫然，我还面临切切实实的谋生问题。我工作时，几乎每周都去买衣服、买书和唱片，去高档餐馆吃饭；而在我辞职后经济上不宽裕的时候，我尽量在家做饭，或者去楼下食档打包个盒饭，每个周末盼望着和朋友一起吃顿“煮炒”（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大排档）；我没有多少闲钱去买新衣服和唱片了，所以我就尽量不去逛街；我婉言拒绝了不少的同学聚会，因为聚会、出游也意味着额外的开销……

我那时找了份兼职工作，它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可以在家工作，每个月挣来的钱除了交房租、吃饭，只能买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和书。大部分时间，我就窝在家中看书，写了一些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的篇幅极短小的小说。黄昏时，我去楼下的咖啡店叫一份菜饭，吃过就在附近的组屋区一带散步。旧组屋一如既往的简陋、难看，有些的颜色和形状还经过刻意的设计，却只是令它显得古怪。但黄昏时，这些楼群笼罩着一种纯净的光线，由辉煌渐渐转为黯淡，光和影的比例在偷偷转换，周围呈现出一种特别安恬的面貌。在这种时候，我想到我的生活变化多么大呀！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我想要写小说，而不是干一份“正当的”可以挣钱的工作。

这种窘迫的情况，我却又不能让我的家人知道，我那些收入较高的好朋友想帮助我，我也不愿意接受他人的帮助。我相信我与别人在一起时，都尽量显得轻松愉快，但当我一个人走在那些黄昏时空寂的街道上，当我坐在那个名为“小桂林”的公园里的石头上、凝视着一池浓绿的死水、想到我自己面临的问题时，我心里充满疑虑，担心我这一生就会生活在窘迫之中，窘迫却又一事无成……

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我的家人，都认为我这一生是从没有吃过任何苦头的。这么说大概没有错，没有钱买衣服、看电影、参加同学聚餐会的窘迫算得上什么苦头呢？只能说，有时候“苦头”也是相对的。我相信我忍受过心灵的煎熬，在那个时候，当我看到昔日并不比我显得前途光明的同学们一个个生活随意、出手阔绰，而我自己却还要为每个月的房租和餐费而头疼的时候，我不可能不曾抱怨、动摇。如果我不能忍耐这种孤寂和窘迫，我也许早就放弃了写作。但当我无数次在心里思索我的未来乃至整个人生之后，我还是决定走这条看不到前方的路。

我恐怕是个很容易动摇而且害怕吃苦的人，好在还有这么一件事，让我不仅能坚持下去，还愿意为它吃点儿苦头。当然，这全是因为它给予我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