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14 :28, 四川大地震发生。

第一部分：地震后10天。

公众的悲痛欲绝、救灾的十万火急，在铺天盖地的报道和施救之中，“生存”成为最重要的一个词：竭力寻找搜救亲人的个人、痛彻心扉的家庭，救出山里受灾养猪场的牲畜，在倒塌的瓦砾间收集菲薄的报废金属……废墟之上，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在游荡，就像塔罗牌中的“愚人”，冷眼旁观近乎荒谬的厄运突如其来降临的悲惨世界；一位和尚与一位道士这样总结了地震：“地震的肆虐，是因为土地爷已经长久不被供奉在我们的庙宇里了……”。

第二部分：地震后210天。

四川的这个严酷隆冬，村民正在准备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重建计划和救灾资金落实中的问题，让流浪汉和他的亲人颇为不满。为了迎接中央领导的到访，彻底的村庄清理和帐篷难民安置正在进行(显然每个人都将在冬天到来前住进新安置房的诺言还没法完全兑现)。简易安置房区，质量低劣的变压器造成停电，中断了大家的晚餐。

新年的早晨，俯瞰北川-受灾最为严重的县城：游客们络绎不绝地到来，不时与兜售最悲惨场景DVD光盘、纪念相册的摊贩讨价还价，在7万人顷刻丧生的废墟前带着观光意味拍照留念……

导演阐述

我们绝对不是要刺痛，我们给的是更温暖更有生命力的东西，至少《活着》是很温暖很有生命力的情怀的。单单从制作的精良程度上，是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纪录片，我有一个积累，再一个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国际联合制作的，你要作为国际联合制作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否则人家也不会给你投钱。

我们本来以为叶红梅生不了了，她自己也这样认为，我们回到北京开始准备后期了，结果没几天，就怀上了，所以说整个让我感觉生命特别的无常，首先地震很无常的剥夺了这些孩子的生命，然后在长久的孕育当中又出现了很多突发性的东西，你想要这个生命来的时候偏偏不来，迟迟不来，当你放弃了他却来了，而他们一直想要的是个女儿，但是最后给你的就是一个儿子。然后生命又非常的有常，有常是指生命有着巨大的惯性在里面，惯性就是生命得一直往前走，不能往后退。他们夫妇一直希望他们的生命回到地震以前的状态，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包括很多母亲，她做梦总是梦见地震以前的一家三口，梦醒了之后就哭，所以生命是只能往前，包括周围其他人的生命状态，包括所拍的菜地，这些生命都在往前，包括这个城市也在往前走。

导演阐述 　

我的拍摄对象是来自北川农村的一对夫妻，地震中他们未满九周岁的儿子去世了。有一天早已接受这个现实的母亲，突然听说她的儿子当时是逃出了教室的，而震后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却全无讯息。这突出其来的传闻令她几近崩溃，几个月来我从没看见过她哭得那么无望。开不开机，让我很犹豫。最终我从拍摄者转换成他们可以倾诉的朋友。我知道从工作角度看，也许我错失了一些好镜头。当一个拍摄对象毫无保留地在你面前展示一切时——纪录片道德底线的边界在哪里？这是纪录片制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作者”的介入，生活的片段原本不是那样的。自此之后我不再有意识地问他们在五•一二以前的一切。因为那种对拍摄对象诱导性的提问，以获得影片作者想要的答案以及那种“事件发生前后不同生活的对比”的设计，这不应该是我的工作方式，我想。纪录片的价值不在于没有拍到的，而在于你拍到了什么。

这是一部拍摄于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纪录片，主要人物是一个在破败的道观里一心为灾民超度亡灵、消灾祈福的道士；一对在地震中失去儿子之后，再次怀孕，一心盼着新生命降生的中年夫妇；和一个失去了唯一的孙子之后，靠在简易棚里为村民理发来打发老年时光的剃头匠。村民们表面的生活平静如水，但在波澜不惊的生活表面之下，是难以弥合的深深的伤痕。

导演阐述

1976的唐山大地震留给世人的疑问太多，地震前唐山的地震工作者和北京的地震专家都曾发出过临震警告！但最终却以超过24万人的生命被掩埋为代价，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大悲剧。这到底是为什么？2008年汶川大地震约10万生命被掩埋。面对惨绝人寰的大地震，人类一次又一次的重覆著悲剧的发生。人们仅仅是把金钱和无味的泪水献给不幸者，这是人类的悲哀。一个民族必须有勇气正视本民族的弱点，这个民族才能有希望。

电影作者古涛在2008年震后5个月后在地震灾区进行了实地走访并拍摄了这部短片。这是一部用8毫米与16毫米黑白胶片拍摄的作品。作者采用纯手工的光学印制(optical printing)实验手法将纪录片素材与抽象影像融汇成独特的影像表达，加以丰富的声音设计(sound design)，呈现出现实结构中的诗性。

导演阐述：

得知“纸房子”即将动工，这个事件一下子吸引了我们。带着一台小DV和对纪录片的热爱，我们来到成都探寻这个理想化的建筑。过程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顺利，但却因此得到一些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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