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A管理智库丨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发展 打造国家科技先导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摆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日益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和科技强国的先锋队，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2023年11月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2—2023》，我国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从2011年的第20位稳步上升至2023年的第10位，进一步向创新型国家前列迈进。航天科技、中国电子、中国电科、中国石油、中国中车、京东方、中集集团等一批国资央企科技领军企业的产业控制力和带动力持续增强，涌现出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小米、大疆、美的等一大批领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领军民营企业，培育出10万余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有760多家企业跻身全球研发2 500强行列。越来越多的科技领军企业在战略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方面甚至走在高校院所前面，已经有意愿、有能力成为科技创新的核心乃至主导主体，承担起科技创新“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的作用。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一方面，俄乌冲突、新一轮巴以冲突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的断链阻链风险加大，科技发达国家对华实行“小院高墙”“去风险”“友岸外包”等针对性围堵政策，并开辟尝试取代中国的“平行供应链”，同时美西方科技领军企业逆势快速发展，并在通用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等多个颠覆性技术领域实现持续突破，对全球人才和创新资源虹吸效应增大，外部风险和挑战不断加大。另一方面，我国科技强国建设正处在将强未强、爬坡过坎的关键期，科技领军企业整体创新能力、集群数量和规模同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明显，科技领军企业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主导性作用发挥不足。

战略科技力量的各自定位与布局结构有待优化。明晰各自定位，优化布局结构，是有效履行使命的必然要求。但当前，各创新主体的创新贡献度评价价值共识不够契合，高校侧重于论文价值导向，企业侧重于市场产品价值导向。开放共享的利益纽带不够紧密，缺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分享机制。许可、转让等协同共创之桥不够通畅，从事科技服务的机构较少，激活合作网络的桥梁纽带作用发挥不充分。综合来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的生态不够理想，战略科技力量引领国家发展的成效亟待提升。

体系化协同攻关不够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作用的关键制约瓶颈。虽然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迅速，成效显著，但多元战略科技力量主体间松散耦合、协同低效、利益争夺、重复研究、成果难转化、收益分配激励不相容，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不足，军民领域战略科技力量融通难等仍是突出痛点。而同期科技发达国家则已经在快速行动，进一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以加强领先优势或主动围堵中国发展。例如美国政府在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概要》以及2022年出台的《芯片和科学法案》中提出并深化了国家安全创新基地（NSIB）的概念，将国家主导的研发投资视为美国政府应对中国竞争的基石，致力于动员和整合学术界、国家实验室、私营领域全部科技力量，应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竞争，确保美国全球科技领先优势和国防安全。

企业主导型高能级创新联合体缺乏成为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的掣肘问题（尹西明，2022）。传统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以高校院所为主导，成果转化也多从技术研发主体出发，缺少对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新范式、新模式的重视和探索。创新联合体是促进产学研协同和成果转化的重要组织模式，但传统的创新联合体以松散耦合、市场化驱动和经济利益导向为主，难以有效支撑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解决和承担国家重大使命。

面对新征程新形势和新使命新要求，要在中央科技委员会的领导下，由中央科技委员会办公室和科技部牵头，跨部门协同，强化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集中统一领导，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加快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旗帜鲜明地支持其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加强场景驱动、企业主导型产学研深度融合，发挥企业主导型高能级创新联合体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中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以加快形成国家科技先导能力、推进科技现代化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锚定，优化布局战略科技力量和军民科技融合体系，增强六大能力，加快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整合式创新，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在此基础上，不断催生重大原始性创新，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大幅提高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成效，前瞻识别、培育和部署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和未来产业技术，加强新技术赋能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支撑。

（一）明确使命定位，强化科技领军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牵头主导能力

尽快研制科技领军企业培育和评价指南与实施细则。加快国资央企新建重组步伐，培育现代新国企，打造科技领军企业主力军；进一步重视民营企业参与重大创新，支持科技领军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战略性科学任务、科技工程和重大专项。全面推广“链长制”，支持产业链长企业参与乃至牵头国家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强化重大科技攻关需要的使命驱动型大兵团作战能力，在大兵团作战中培育科技领军企业。

强化科技领军企业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中的主导性作用。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发挥“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和重大创新场景建设者作用（尹西明、吴善超，2023），推进自主创新、开放创新、集成创新一体布局，牵引发挥国家实验室前沿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和原始创新策源地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主力军作用，联合打造面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高能级创新联合体，推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建设和一体化攻关。

聚焦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工业母机、新能源汽车、高端医疗装备等“大国重器”，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量子计算等“强国智器”和未来网络、生物制造、深海深地深空开发、氢能储能等“先导利器”领域，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打造任务型、体系化的创新联合体。引导战略科技力量围绕国家战略和产业共性需求开展跨组织、跨场景整合式创新，为有组织创新攻关提供稳定持续的平台和资源保障；加大科技领军企业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其他战略科技力量联合发起基础研究基金、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决策的支持力度，将高校院所参与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的攻关项目纳入国家项目范畴；建立场景驱动、企业主导的新型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形成有利于原创成果不断涌现、科技成果有效转化的“创新飞轮”（尹西明 等，2024）。

（二）坚持人才引领，增强战略科学家和战略企业家“双核”引领能力

在关键产业技术领域识别、选调、培养一批战略科学家，长期稳定支持其牵头开展原始性科学创新、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基础科学探索等重大科技工程，发挥其对科技攻关体系的核心引领功能；加快培育和选拔一批胸怀“国之大者”、具有战略眼光、全球视野、科技素质、能力卓著的战略企业家，在国家奖励、卓越工程师等国家荣誉中加大对战略企业家的激励力度，授权支持其牵头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创新探索，以治理体系现代化加快打造科技领军企业。探索战略科技人才创新“白名单”制度，综合运用“军令状”“赛马”“揭榜挂帅”“包干制”和研发经费“负面清单”等多元制度创新，营造敢担当、讲能力、容失败的创新氛围；破除年龄限制，以风险投资思维，支持青年人才在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创新、产业化应用和公司内部创新创业项目中挑大梁、担重任，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向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视野、未来眼光、复合能力的青年人才。

（三）坚持中央统筹，增强央地协同、错位联创能力

坚持“全国一盘棋”和宁缺毋滥原则，避免“大干快上”式重复无序建设，坚持央地协同、部门、区域协同，优化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区域分工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结构耦合。由中央科技委员会牵头，科技部协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协同，研究制定促进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性创新资源跨区域流动与合理配置的指导意见，推动跨区域跨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围绕国家重大任务和场景化需求快速对接、高效联创。建设能够支撑高能级创新联合体运行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硬件”和“软件”融合推进，多维度强化区域创新生态。

（四）把握范式变革机遇，增强国家基础研究支撑能力

把握场景驱动创新（尹西明，2022）、融合科学（肖小溪，2020）、科学智能（AI4S）（谭光明，2023）、智能化科研（AI4R）（李国杰，2024）等范式变革机遇，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支持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联合科技领军企业，基于大科学装置和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型基础设施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引聚战略科技人才，以战略科技任务、重大科研项目、大科学基础设施、大科学工程和大颗粒科研项目牵引大团队协同攻关，形成战略科学家和战略型企业家涌现、成长与“双核”引领的良性生态。瞄准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超前布局未来产业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和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科技创新中心深度融合，形成国家战略性基础设施体系，打造国家科技创新公地（陈劲，2023），持续输出更多产业创新公共品，支撑未来产业培育和新质生产力打造。

（五）强化有组织创新，提升使命驱动型应急应战能力

由中央科技委员会指导科技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制定出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深化有组织创新的指导意见。加快推进重大科技创新组织从低水平重复、低端过剩、高端不足的追赶模式向使命驱动、大平台、跨领域和有组织创新的引领模式转型，更加重视强国使命场景和任务驱动的有组织科技攻关，尤其是要强化重大科技攻关所需要的使命驱动型大兵团作战能力，保障我国在科技创新上持续发力；引导战略科技力量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共性需求场景开展跨组织整合式创新。以场景驱动有组织创新（尹西明，2024），提升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科研和自下而上分布式协同的动态适配，努力实现科技的超越追赶，快速实现引领发展。此外要继续鼓励和支持问题导向型“小而美”的自由探索和并行路线的探索，警惕同质化、一窝蜂地投入同一领域或尝试同一技术路径而带来的资源虹吸和体系失灵、制度失灵等风险。

（六）坚持未来导向，加快培育国家科技先导能力

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技创新主要遵循后发追赶路径，极易陷入美西方的“议程设置”所带来的“追赶-落后”“再追赶-再落后”的“追赶陷阱”。例如美西方近期在通用人工智能、室温超导材料、可控核聚变、人形机器人、一体化星链等领域均有新突破，引发相关产业的竞争制高点重构，必须警惕由此形成对我国科技发展新的“归零优势”。

对此，需加快战略思维从传统的后发追赶、创新驱动向超越追赶、创新引领转型，尽快启动研制《国家科学技术先导能力建设未来二十年规划》。以先导基础能力建设为锚定，优化国家实验室、科技领军企业等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布局；建设科技先导能力建设研究院，研判筛选科技先导重点方向、重点领域，超前布局先导能力建设重大战略工程、科技先导平台和人才体系，加快打造国家科技先导能力，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实现国家现代化。

在能力体系培育的基础上，要更加重视场景驱动，增强国家科技先导能力向国家科技先导优势转化、重大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成效。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计民生重大需求场景，建设场景驱动的高能级创新联合体，有效破解当前我国重大科技场景系统设计不足、场景机会开放程度不高、场景创新生态不完善等问题；引导支持国资央企和龙头企业发挥场景驱动科技创新主导作用，开放产业链场景，吸引多元主体和资本参与共建产业创新平台，对尚未出现主导路线和企业的未来产业，建议由政府牵头、企业主导、多主体参与，联合打造类脑智能、量子信息、下一代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储能等未来产业场景驱动的新型研发机构或创新联合体，以灵活机制、良好生态赋能创新涌现，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最后要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有容社会”，激发全社会支持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与科技成果转化的活力。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要充分发挥中国哲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思维、系统思维和全局思维优势，坚持走“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先导能力建设路线。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健全科技伦理体系，倡导敬业、精益、专注、从失败中学习的创新创业文化，进一步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和包容创新的文化与社会环境，持续赋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高水平开放打造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开放型国家创新生态体系，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国家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未来发展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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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丨本文首发刊载于《科技中国》2024年第2期 特别关注。

关于作者丨尹西明：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北京理工大学融合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陈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吴善超：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厅；穆荣平：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

编辑丨段婷婷

排版丨杜安

内容来源：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