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登舍尔德（左），赫定（中）和安特生（右）。图源：omnia.ie, wikipedia.org & digitaltmuseum.se

导读：

      从冰封的极地、神秘的楼兰古城，到民国时期的周口店和仰韶村，本文追溯了三位瑞典科学家的探险足迹，讲述他们值得纪念的科学贡献和历史故事。

诺登舍尔德的极地探险‍‍‍‍‍‍‍

19世纪后半叶常被称为极地探险的英雄年代：在这个年代，未知和危险极大地激发着人们的幻想热情。阿道夫·埃里克·诺登舍尔德（Adolf Erik Nordenskiöld，1832–1901）是一位出生于芬兰的瑞典地质学家、矿物学家和北极探险家，他最大的成就是率领探险队于1878至1880年间乘坐维加（Vega）号探险船，首次成功地完成从大西洋出发，沿欧亚大陆北岸穿越至太平洋及苏伊士运河的环绕亚洲航行，从西到东打通了东北航道。他发展了科学的极地探险方法，发表了大量地理和地质考察结果，在芬兰和瑞典被视为民族英雄及最伟大的探险家之一。1930年，为了纪念其航行凯旋50周年，瑞典国家自然博物馆（NRM）侧畔矗立起一座维加纪念碑，三面分别镌刻着诺登舍尔德雕像，他的北极航行纪录，以及维加探险队成员名单。

瑞典国家自然博物馆（NRM）旁的维加纪念碑

维加号是一艘具有70马力蒸汽发动机的三桅帆船，1862年在德国不来梅港建造。船长路易斯·帕兰德（Louis Palander）是一位瑞典海军军官，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水手，曾到北极地区航行多次。维加号上的探险队成员和水手共有21人，其中包括医生、水文地理学家、气象学家、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七人。1878年6月22日，维加号帆船与另外三艘船离开瑞典南部港口卡尔港（Karlshamn），沿挪威西海岸北上，然后沿西伯利亚北海岸向东，于8月19日到达欧亚大陆最北端的切柳斯金角（Tjeljuskin）。考察队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度过了长达十个月的冰封越冬期，和与世隔绝的原住民楚科奇人（tjuktjerna）建立了友好关系。诺登舍尔德等专家对当地进行了深入的地理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和民族学考察研究。

1879年7月，维加号继续航行，进入太平洋。7月18日到达白令海峡，随后继续向阿拉斯加和日本航行，经苏伊士运河返回瑞典。经过22189海里航行后，他们于1880 年4月24日22时到达斯德哥尔摩，完成了环游欧亚大陆的历史性壮举。这一天被命名为 “维加日”。当维加号完成打通东北航道的探险使命回到斯德哥尔摩时，每个船员——从诺登舍尔德到最年轻的水手，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虽然维加号的探险结果显示东北航道并不适合商业航运，但它对于北极地区的科考却极富成效。1903年，维加号在格陵兰西北部的海域失事，如今还静静地躺在海底。维加号上幸存的一艘汽艇后来被诺登舍尔德在斯德哥尔摩群岛上使用了很多年，现收藏于斯德哥尔摩海事博物馆（Sjöhistoriska museet）。

19世纪后半叶是瑞典工业快速发展、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处于这一新旧时代转型期的瑞典-挪威君合国国王奥斯卡二世（Oscar II）是一位天赋异禀、知识渊博的君主。他喜欢航海、音乐和写作，对新技术非常感兴趣。奥斯卡二世十分热衷于极地探险，资助了瑞典和挪威最早的探索活动，包括诺登舍尔德的维加号远航和格陵兰考察，还有瑞典探险家所罗门·奥古斯特·安德烈（Salomon Andrée）的北极热气球探险，以及挪威探险家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的前进号北极之旅。维加号探险船凯旋时，奥斯卡二世亲自在王宫码头迎接，不仅向诺登舍尔德、帕兰德及所有船员分别颁发了金质或银质维加奖章，还将诺登斯基尔德晋升为男爵，并授予帕兰德贵族称号，以表彰他们的非凡功绩。

在启动维加号探险之旅前，诺登舍尔德已积累了丰富的极地探险和科研考察经验。自1858至1883年间，他参加了十次此类活动，足迹遍布挪威斯瓦尔巴（Svalbard）群岛、西伯利亚叶尼塞河（Jenisej）等地，并亲自领导了其中的八次探险，最北到达北纬81度42分。1870年，诺登舍尔德率领探险队前往格陵兰西海岸时，在那里发现了15块含镍铁矿石，最大的重达22吨，现今展示于瑞典国家自然博物馆旁。另外两个重6.5吨和4吨的铁矿石分别存放在哥本哈根大学和赫尔辛基大学。诺登舍尔德还收集了约五千册历史地图集，包括丰富的早期制图史、印刷版托勒密地图集、海洋地图集和古版地图集，均被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收藏，于1997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名录。1861年，诺登舍尔德当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1893年又被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

左上：位于斯德哥尔摩老天文馆的维加号纪念碑；右上：北极地区原住民的物品。左下：在格陵兰发现的铁矿石；右下：斯德哥尔摩舰船岛上的维加号探险队纪念碑。

走向西域的赫定‍‍

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是瑞典著名地理学家、探险家、摄影家和旅行作家。少年时代，他亲眼目睹诺登舍尔德从北极探险航行中凯旋的辉煌场景，成为探险家的志向由此被激发。1886年春天，赫定做纵贯波斯的旅行，为广袤的亚洲腹地深深吸引。随后，他师从德国地理学家和中国学专家、“丝绸之路”名称的首创者费迪南·冯·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攻读博士学位。在1890-1909年间前往中亚的四次探险考察中，赫定踏足中国西部新疆和西藏的大片空白地区，发现喜马拉雅山脉是雅鲁藏布江、印度河及象泉河的发源地。他还发现了新疆罗布泊及塔里木盆地沙漠中的楼兰古城烽火台遗迹，因此证明了长城曾经延伸到新疆，而神秘的楼兰古城的重现天日更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成就之一。

受老师李希霍芬影响，赫定是最早认同“丝绸之路”说法的学者之一，他也被誉为 “西域探险之父”。赫定是最早在探险过程中聘用当地科学家和研究助手的欧洲科学探险家，也是发掘中亚古代佛教废墟的第一人。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中亚地图集是其毕生工作的结晶。1905年，瑞典-挪威君合国解体，社会急据动荡，大量居民移民北美，瑞典急需时代英雄以重塑民族自信心，赫定就适时成为这样一个象征。他是20世纪上半叶最具国际声誉的瑞典人，曾与诺贝尔齐名。1902年，他被奥斯卡二世授予最后一位无冕贵族头衘。赫定终生不婚，无子女，身后安葬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Adolf Fredrik教堂墓园的家族墓地。

赫定的贵族盾徽、墓志铭和墓碑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可贵的和平间隙，年逾花甲的赫定，于1926年冬季，以外方团长的身份，率领了一个汇集中国、瑞典、丹麦、德国学者的中外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五次来到中国。考察团的首位中方团长由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徐炳昶担任，中方团员均为当时国内地质学、考古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如袁复礼、黄文弼、丁道衡等人。这是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外联合科学考查活动，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考察团前往内蒙古、甘肃、新疆、宁夏等地，进行了为期八年的综合考察，涉及天文、地理、文物、古迹、风土、民情等领域，写出了长达55卷的《中瑞考察报告》。根据两国协议，科学家们将考察所得文物带回瑞典研究，事后归还。这是中国首次争取文物的归属，瑞典也成为第一个归还中国文物的国家。

在这次西北考察活动中，考察团的瑞典成员福尔克·伯格曼（Folke Bergman）首先在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木简一万余枚。其中出土数量较多的有：破城子4422枚、地湾2383枚、大湾1334枚。中国学者根据汉简文字，确定破城子是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所属的“甲渠侯官”所在地，从而确立了其为重点发掘地区的地位。居延汉简则是继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它保存了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文献资料，对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和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些汉简以木制为主，有松杉、白杨、水柳、红柳等。居延汉简与北京故宫内阁大库档案、河南安阳甲骨档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档案一起，并称20世纪中国档案界轰动世界的“四大发现“。抗战期间，这批汉简辗转各地，现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

史语所的藏品：出土汉简中保存最完整的77支简册，以及诏书、桃符和残简

在五次漫长的中亚之旅中，赫定重拾散落在大漠黄沙中的珍宝，让曾经被忘却的古老文明重新展现于世。在考察途中，他还要从事绘图、采集岩石和植物样品的工作，进行天文观测、气象调查和海拔测量，以及了解当地的历史、地理、物产、商业、道路等情况。赫定用摄影和速写记录沿途的地貌、庙宇、人种、民俗等，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考察报告、探险实录、札记，以及5000多幅记录性绘画、1000多张照片等极为重要的图像资料。1952年，赫定在87岁高龄逝世，他在遗嘱中将其著作版权及大量私人遗产捐赠给瑞典皇家科学院，并开放他的所有材料供后人研究，这些材料大部分收藏在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Etnografiska museet），这个博物馆也是赫定基金会的总部。

民族学博物馆的藏品：赫定塑像、他的探险用品和收集的佛教用品，以及关于赫定的著作

热爱中国的古纳

约翰·古纳·安德松（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中文名“安特生”，是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20世纪初，他曾随同奥托·诺登舍尔德两次参加南极考察，二人均为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博士。考察归来后，他们合著了《南极》一书。继赫定发现楼兰古城遗址后，欧洲各国许多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冒险家，以及后来的田野考古学家，像淘金者一样纷纷涌进远东，特别是中国大陆。由于当时的瑞典被认为是“西方几个没有帝国野心的国家之一”，1914年，应北洋政府邀请，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协助寻找新矿产，并参与新成立的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教学及地质陈列馆的筹建工作。他的第一个贡献是发现了龙烟铁矿，并为此获得了大总统黎元洪颁发的三等嘉禾奖章。

黎元洪为安特生颁发的三等嘉禾奖章证书

20世纪初，各国古生物学家都在寻找人类起源地，其中一个观点是 “中亚起源说”。1921年，安特生在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产自别处的石英。他敏锐地意识到那里可能有史前人类活动的遗存，因此安排师丹斯基前往周口店，在著名美国古生物学家瓦尔特·谷兰阶（Walter W. Granger）指导下从事发掘工作，1923年师丹斯基发表了关于周口店发掘的初步报告。1926年，在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f，即后来的国王古斯塔夫十六世·阿道夫）访华之际，安特生宣布了两颗人类牙齿化石的发现，引起巨大轰动。1929年12月2日，中国考古学者裴文中发掘出了第一块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即后来被命名为 “北京直立人” (Homo erectus) 的远古人类化石。

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的藏品：师氏盘足龙骨架化石、复原后的北京猿人头盖骨以及牙齿，这是中国古代脊椎动物化石在境外最丰富的收藏。

根据中瑞两国协议，安特生将其在仰韶发掘的约三万件未经修复的陶器和陶片带回瑞典进行研究，并在1936年前将其中的一半分七次送还中国，但由于战乱等原因，其中的大部分不知所终。为了存放这批仰韶文化陶器，1926年安特生回到瑞典后，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了东方博物馆（Östasiatiska museet）。这批文物现仍有400多件收藏于此，同时还有部分龙山、马家窑、半山等遗址的出土文物，件件都是国宝，也在此被珍藏。安特生在华工作时间长达12年，在瑞典，人们称他为 “中国的古纳”（Kina Gunnar）。他终其一生视两件事为个人最辉煌的成就：一是南极考察，一是在中国的工作。尤其是在民国初年纷繁复杂的局势下，安特生与丁文江等人一起，打开了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新局面。

东方博物馆收藏的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

东方博物馆的“中华帝国”（Kejsartidens Kina）展厅

无论是诺登舍尔德、赫定, 还是安特生，在他们探险考察的旅途上，始终伴随着饥饿、寒冷、风浪、孤独、恐惧，甚至死亡的威胁。而支撑他们的动力，则是对探索与远征的向往，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心，以及一种近乎痴迷的热情。作为维京海盗的后裔，或许他们天生骨子里就流淌着冒险家的血液。这些探险家们在身后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并且青史留名。如同赫定写下的：“无边的思绪载着我在夜空中翱翔。繁星如钻石一样闪着微光，它照耀着我们，也照耀着我们居住的这颗行星。它不屈不挠地向着不知名的目的地漫游，向着那片神秘永恒的宇宙深处飞去。”

本文图片除特别说明外，均为笔者所摄。

2024年4月25日于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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