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欺凌，在隐秘的角落

文｜程静之

编辑｜楚明

之所以关注到校园欺凌这个话题，是从对一个年轻人的访谈开始的。

那是在2018年，我的博士论文确定了教育研究方向，但还没有具体的选题，就想先找一个县域，深入村庄、学校、家庭等各个层面做调研，看看能发现什么一般性的教育问题。

地方是偶然确定的，在一个南部省份的T镇。T镇非常大，人口多又杂，经济也比较繁华，一个镇上就有三所初中。进入学校之前，我决定先去村庄采访和观察，了解当地人对孩子的教育理念，结果就遇到这样一名年轻人：他说自己坐过两次牢，其中一次就是校园欺凌引起，因为帮助朋友打架，构成刑事犯罪后被关进监狱。在监狱里，「兄弟们」每个月会给他凑钱买吃的，出狱后甚至还给他办宴席接风洗尘。

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事情在T镇并不罕见。那个年轻人还说，在T镇的三所初中，校园欺凌现象都挺普遍，因为不爱学习的后进生偏多，天天在学校飞扬跋扈，搞小团体，构建兄弟关系，看谁不顺眼就搞几拳。这些孩子大多又是留守儿童，没有父母管教，即便犯错后被父母或者学校惩罚，他们也不害怕，要么离家出走，要么直接辍学。

这个故事引发了我对乡村校园欺凌的关注。后来，我主要去了T镇的第一和第二初级中学调研，前者是当地的老牌名校，历史悠久，后者则是上世纪90年代新建的学校，处在乡村的边缘地区。在两所不同的学校，我想探寻乡村校园欺凌多发的共性原因。

我首先访谈了一些教师和校长，一个明显的发现是，欺凌和乡村学校的生源结构和班级配置方式有关。这几年，「县中塌陷」话题被反复讨论，乡村中学更是面临着生源流失和质量下滑的普遍困境，优等生少，中等生和后进生多，呈现出橄榄型或者金字塔型结构。为了留住优等生，提高升学率，T镇一中和二中都采取过两轨制——分重点班和普通班，把最优秀的学生保护起来，创造相对好的学习环境，而对后进生的管理显得松散，不奢望他们学习，只要守住学生生命安全的底线就行。

也因此，两类班级的风格完全不同。T镇一中有一名梁老师告诉我，重点班学生特别自觉，老师根本不用管纪律，主要工作是安排作业和考试。但普通班乱的程度简直无法想象，学习基础差的「天王」、「天后」一大堆，课堂上不听讲，课后玩性大，如果不是班主任的课，他们很可能消失在教室，甚至翻墙出校园去街上溜达。老师怕学生出事，经常要干的工作是，外出寻找逃学的学生。

那名梁老师接着就讲，管理这样的班级非常头疼，那年开学过了两个月，班上除了5名学生会听课，书上规规整整做了笔记，剩下学生课本都还是新的。遇到考试的时候，后进生刚开始还会写试卷，后来卷子也不写了，再后来连名字都不写了。学生们厌学，但总要打发无聊的时间，有的想方设法偷手机打游戏，有的上课看霸总小说，有的女孩沉迷化妆，课桌上摆满的是镜子和化妆品，还有的学生要释放力气，没事就找人打架。

正是在这样的普通班级，更容易发生校园欺凌。梁老师印象很深的是一起两名学生相撞的事件：A同学不小心被B同学撞到了，生气捶了对方几捶，没想到B同学找人报仇，把A同学打了，A同学不服气，另找了4名学生又把B同学打了。本来是一件小事，就这样引发校园欺凌。B同学被打之后，最后就提出辍学，不读书了。

除此之外，班级还有很多学生爱打架和捣乱。有的学生会拿剪刀剪女孩子头发；有的上课唱歌，踢认真听讲学生的板凳，各种干扰课堂秩序；还有的后进学生以班级、村级（来自同一个村）为单位抱团打群架。

老师们感到很无奈，乡村师资原本就紧缺，要维持基本秩序已经很难，如果学生做得不是太过分，他们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几个访谈做下来，我就感觉教育资源紧张会引发一种「教育无力」。因为教育基础弱，教师配置有限，乡村中学会被县城中学掐尖，为了保留「火种」，不得不实行分层分班制度，但引发的问题是，后进生会感到自己被区隔开来，和学校的主流价值不相容，甚至感到被学校放弃。他们拥有大量自由的时间，但又毫无目标，如同一批「校园游民」，很容易把校园欺凌作为消费时间和重构意义的一项活动，最后走上一条厌学——校园欺凌和被欺凌——辍学的道路。

但无法安顿的时间也只是一个前提。我决定和学生，特别是欺凌的主体交流，想进一步搞清楚的是，打发校园时间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这些孩子会选择施暴？

每个星期五放学后，T镇的中学生会换上拖鞋，骑着电动车，混迹在大街上和奶茶店里。为了以平等的身份和学生交流，让他们更敞开，我的很多访谈就在奶茶店里发生。

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叫刘华，来自T镇一中，他讲起自己的欺凌经历，刚读初一就被打了，对方莫名其妙上来踹了他几脚，打完后给的理由是，认错人了。他室友的遭遇也很意外，有一次放学，因为闲得无聊去敲了几下别班的门，没想到就被别班一位学生给打了。他的室友气不过，约了七八个人去报仇，在走廊上围殴了对方，当天晚上，对方又叫了差不多的人，两帮人在操场上混战，直到被两个班的班主任和年级领导发现后制止。

在乡村，类似这样的欺凌事件还有很多。你会发现，这些事件的发生其实并不是蓄意的和有组织的，而是非常偶然的。学生之间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打人的理由可能小到微不足道，比如不小心碰到、插队、说错话、走路歪扭、戴眼镜、看起来很拽、感情误会等。我听过最多的打人理由甚至是没有理由，一个「看不顺眼」，学生就可能施加拳脚，大打出手，把小矛盾演化成大冲突。

这类欺凌事件也没什么深层动因，更多是学生无所事事，需要释放青春期的情绪和能量而引发。因为厌学，这些学生在课堂上发呆、睡觉，有的甚至整整一节课就在玩弄一块橡皮擦。一到下课时间，他们开始释放精力，四处闲逛，遇到有人挑衅就异常兴奋，摩拳擦掌地干上一架。他们打架前不会进行严密组织，而是看准时机就打，打完就跑，把 「戏弄」、「打斗」所产生的刺激感作为快乐的来源，你来我往，导致欺凌事件持续不断地发生。

这些例子很自然地从欺凌者嘴里说出来，你甚至会感到他们身上的某种「天真」。他们知道校园欺凌不对，但并不把自己的行为当作欺凌，而是理解为「开玩笑」，或者「相互调侃」。

事实上，是否构成欺凌要看被打者是什么感受。举一个例子，T镇一中的小龙对同学阿展说，「你长得像海绵宝宝」，两人为此打起来，但之后没多久就成了朋友，这确实不算是欺凌。但在另一个例子中，小强把一名女生的皮筋悄悄戴在小恩手上，小恩很生气，把皮筋戴在了小强头上，两人随即打起来，后来还有一名学生跑来帮助小强揍了小恩，给小恩造成伤害，这就构成了一起欺凌事件，不能用「开玩笑」和「调侃」来粉饰。

在乡村学校，还有一类事件的欺凌性质是更明显的。学生看似在闹着玩，其实是针对某个特定的弱势对象，以取笑、欺负和伤害此人为乐，从而引发反复的、持续的欺凌。

比如T镇二中有一名男孩，看着比较「傻」，班上的同学就天天欺负他，趁他睡觉把臭鞋放在他鼻子上，还用被子捂住他的头打。还有另一名男孩，因为戴眼镜被同学看不顺眼，有一次十几个人去他宿舍，也是用被子盖住他的头打，那名男孩不敢告状，又怕被再打，后来就只好辍学了。

跟这些欺凌者交谈时，会感到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很少考虑被打者的感受，甚至不觉得自己打人有什么问题。在他们的概念中，善恶也不是那么明确，认为打你几下，骂你几句，不是多么严重的行为。这些恶看起来平庸，以至于他们觉察不到是恶，但也正是这些细小的恶，给被欺凌者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甚至改变了有些人一生的命运。

除了取乐，还有一些欺凌者之所以频频挑起事端，是想通过暴力表达愤怒和力量，证明自己是「不好惹」的。同时，他们被排除在学校主导的「以成绩论英雄」的价值体系之外，就希望构建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秩序。在这套秩序里，他们信奉的是「丛林法则」，认为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强者。

他们也通过打架寻觅「同道中人」，划定边界，构建圈子，欺凌因此变成一项带有江湖色彩的社交活动。圈子一般有个核心人物，勾连内部关系，也负责建构新的关系。两类人的加入会扩充圈子势力，一类是寻求一起打游戏、挑衅别人的同伴，为校园生活增添乐趣；另一类则是因为自己比较弱，害怕受欺负，就主动跟圈子里的人套近乎，希望受到圈子的保护。

和一般的同学关系不同，圈子里的成员相互之间讲义气，很团结，「兄弟情」甚至会绵延到毕业多年以后，不会因为转校、升学而轻易断裂。正因为这种特性，圈子极易形成校园欺凌的团队基础，遇到矛盾冲突就以团队为单位进行摆平，在学校造成很大破坏，大大加深了治理校园欺凌的难度。

此外，圈子团结的另一面，也会形成「老大」和「小弟」的分离。他们不仅地位不同，对于打人的底线，以及什么程度才达到恶的理解也不同。小弟虽然会受到老大庇护，但也不得不遵从老大制定的暴力规则。记得T镇二中有一名女学生说，因为初一时被另一位初三女生长期欺凌，为了保护自己，她只好加入某个圈子，之后不得不参与团体打架活动，即便有时候都不知道什么缘由去打人，她也必须参加，因为一旦拒绝，可能就会被排斥出圈子，甚至沦为圈内人新的欺凌对象。

除了T镇，这些年我陆续去过许多地方调研，发现乡镇学校的校园欺凌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乡村学生欺凌的方式越来越残暴化了。在许多欺凌者的讲述里，言语辱骂、扇耳光、拳打脚踢已经不算什么，甚至鼻青脸肿都不算伤，骨折才算伤。欺凌情节变得更严重，有侮辱性的欺凌，也有一些群架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

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案例是，一名学生因为在食堂打饭插队，直接被10多个人围殴，之后又被打了八次，最严重的一次是30多个人把他关在宿舍里打。那名学生实在受不了，最后叫了一些社会青年来报仇，弄成一起大型欺凌事件，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学校为此处分了七八名学生。

在乡村学校的一些欺凌事件里，社会青年的介入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他们有些是学生的同村庄年轻人，有些是学生在酒吧、KTV等场所认识的朋友，只要一个电话，他们就可以吆喝来一大帮人，甚至每一次集体打架，都将之看作深化兄弟感情的契机。由于有外部力量的支援，学生会降低施暴的后顾之忧，增强施暴的兴奋感，使得伤害程度升级，而且有些人打完架之后也不跑，就等着接受集体惩罚，惩罚之后依然我行我素。

乡村校园欺凌呈现的另一个特点是，越来越隐匿化了。现在学校监管欺凌的意识提高了，各个公共区域都装有监控，阻止了一部分可打可不打的架，但也把另一部分原本发生在教室、操场的欺凌推向了更隐秘的角落。乡村许多是寄宿学校，宿舍就成为一个集中的欺凌空间，之前举过很多例子，都是欺凌者把人关在宿舍里，捂着被子打。学习和生活在宿舍里交织，学生确实很容易发生摩擦，比如我了解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名学生在宿舍吃东西，别人来抢，他不愿意给，就被捂在被子里揍了一顿，学校对此也感到防不胜防。

当然，这里的逻辑并不是说寄宿制更容易诱发欺凌。事实上，对于乡村孩子来说，学校的管控更严格一些，如果脱离了校园空间，父母又在外地打工，他们生活过得散漫，再加上被形形色色的社会青年影响，一旦把欺凌引到校外场所，会变得更加不可控。

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乡村学校的欺凌不仅仅发生在后进生之间，一些优等生也成为被欺凌，甚至是欺凌的主体。这也是乡村校园欺凌呈现的第三个特征，蚀优化。

随着乡村学校管理学生的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老师的威慑力下降，原来被充分保护且具有绝对优势地位的优等生，现在反而容易成为被欺凌的对象。欺凌者会觉得优等生太高傲，看不起自己，就找种种理由欺辱他们。

在T镇，我了解到有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高高瘦瘦，平时不爱说话，也从来不招惹谁，但是一群学生就以「太高冷」「看他不爽」为由经常打他，在校期间打过他近10次。T镇的另一位学生也是成绩好，当副班长，一次值日记了坐在后排后进生的名字，其中两名学生就踹了他，崴了他的手。

上面讲的欺凌都发生在初中，一般来说，严重的校园欺凌大多也发生在初中阶段，小学虽然存在，但也不会特别恶劣，语言攻击、推推搡搡，打闹一下就结束了。然而，我在乡村调研时却发现，欺凌现象正在变得低龄化，小学欺凌的严重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比如河南某乡就有一个小学欺凌的案例，讲起来都让人气愤到忍不住颤抖。那名欺凌者是一名六年级的小学生，因为家里条件好，在学校就经常欺凌别人，手段特别恶劣，踹肚子，坐在同学身上扇耳光、掐脖子，还会用打火机烧女生头发。优等生更是逃不过，他会逼迫优等生在厕所吸烟，逼他们学坏。

其中被打得最厉害的一名孩子叫小光，成绩排名前10，欺凌者有时把他按在地上，有时逼在角落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打过四五次，边打还边辱骂他的父母。有一次，欺凌者带了几名同伴去小光家，把他打得特别严重，之后骑着小光家的三轮车跑了。被打之后，小光刚开始不敢去学校，后来索性跟着欺凌者混，开始欺凌别人，结果成绩也不好了。

非常可惜，像小光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从被欺凌者转换成欺凌者，是因为被欺负一次后，如果不反抗，就容易遭到持续的欺负。而只有当他们开始去欺负别人时，才可能改变原本弱势的处境。

我们都知道，面对层出不穷的校园欺凌事件，治理要从社会、家庭、学校三个层面着手，但在现实中的乡镇地区，校园欺凌治理依然处于失序状态。

2019年那次调研，我在T镇还和一位派出所副所长聊过一晚。他告诉我，派出所现在面临校园欺凌非常困扰，比如有一起恋爱纠纷引起的欺凌案，一群女孩打一个女孩，拍视频发在网络平台上，派出所还没来得及反应，信息就在网络上扩散，让他们感到压力。但另一方面，青少年的校园欺凌没有被披露之前，派出所也很难介入，即便学生把人打成轻微伤，不满18岁不予行政拘留，只能进行行政处罚和调解赔偿，没有其他办法管。

从家庭的角度看，乡村学生的家长忙于生计外出务工，很多欺凌者都是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基本是空白，以至于一些学生实施欺凌后，老师叫家长，家长都没办法到学校。

还有一部分孩子变成欺凌者，就是因为家庭没办法给他们保护。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女孩，稚嫩的脸庞打扮却特别成熟，她曾经是学校的「天后」，经常有组织性地带头打架，但走进她的家，就看到家里很破旧，女孩父亲在外地打工，母亲已经改嫁，爷爷奶奶也不在，留下她和弟弟单独在家。女孩跟我聊起父母时，会觉得她特别缺爱，但聊起打架时，对别人下手又特别狠，给人「可怜又可恨」的双重感受。

基于乡村的这些现实处境，有效治理欺凌的主体一直是学校。但随着教育管理制度的变化和对教育约束的增多，学校对于欺凌事件的惩戒能力也越来越弱了。比如以前出现校园欺凌时，学校会想办法威慑学生，如果屡教不改，还会勒令学生退学。但现在这些措施都不被允许了，一些学生摸熟了套路，甚至会利用既有政策反控制学校。

非常典型的就是「控辍保学」政策，学校要保障学生上满九年义务教育，这项政策原本一直都有，只不过精准扶贫之后，有些地方执行得更严苛，喊出「一个都不能少」的口号，也有教育局的要求是，初三学生不能低于初一进来人数的90%。这让学校在惩治校园欺凌时变得被动，如果老师要惩罚欺凌者，他们就以辍学相要挟，以至于有老师说，别说惩罚和批评了，他们现在都不敢高声对学生说话了。

T镇一位老师举过一个例子，初中打群架很普遍，但处罚学生真的太难，有一次， A 同学骂了B 同学，B同学叫了同班七八个人来打A ，把A打骨折了。学校对这七八个人进行处分，没想到校领导在升旗台读完处理意见后，这七八个人就都不读书了。

接下来受累的还是学校。学生3天不回校，班主任就要开始劝返，劝不动上报，年级主任和校长再带着走一次，劝返工作都要写成报告。如果学生7天还不回校，学校就要下发《复学通知书》，并同时上报政府了。

实际的劝返工作非常难。2019年，我跟着学校校长、乡镇干部、村干部到学生家里去劝过一次，那名学生在初三快毕业前辍学，到他家里时，他已经去外地打工了。校长让家长给学生打电话，也不要求他什么，就是回来参加考试，没想到家长电话都不愿意打，态度很敷衍，变成是学校求着孩子去上学。

那一年，那所学校共有28名学生辍学，校长去劝返了好多次，为了让学生回来，他甚至会自己垫付路费。还有一个被他劝返过的女孩，对方父母说，回学校可以，但要每个月给女孩350元，算是她每个月打工的工资。

为了防止学生因打架走到辍学这一步，乡村学校会尽量阻止打架的发生。比如我知道湖南有一些学校会和派出所沟通，每到周五放学时，民警和辅警会在学校附近疏导交通，同时是威慑学生不要打架；如果学校提前知道了打群架的消息，也会请派出所出面制止。

此外，学校会请派出所进校园宣讲欺凌的法律知识，但衍生的新问题是，一些欺凌者懂了法律，反而会利用法律的边界去作恶。记得去年我在湖南一所初中调研时，就听到学生直接跟老师说，犯错了也没事，因为自己还不到16岁。

对于许多欺凌的孩子来说，16岁是一个年龄节点，他们会数着日子什么时候到那一年的生日，数着日子什么时候初中毕业，但对再远的未来就没有想象力了。可真到了那个年龄，他们离开学校，也只能跟别人出去打工，或者长大点去当兵，还有的就流落在KTV、酒吧和发廊这样的场所。

在乡镇调研这几年，我感到一种空虚感在乡镇孩子中蔓延。

乡村亲子之间的交流非常少，又没什么娱乐设施，一帮孩子曾经就跟我讲，他们觉得村子里最好玩的事是「摇红薯」——用土垒成一个小塔，把鸡肉和红薯放里面，用燃料烧一烧，到一定时间再把塔拍下来，用余温把红薯和鸡肉焖熟。但玩多了，他们也觉得没什么可玩的了。

孩子们没有情感和娱乐载体，就把自己深深嵌入在手机世界里。短视频对乡村孩子的影响非常大，在校园欺凌这点上也是如此。网络本身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在他们中传播最快的是刺激、血腥和偏执的内容，孩子看到就会去模仿。他们接触的信息很庞杂，但对世界的认知和未来的想象又特别单薄，很多理解都来源于网络主播，问他们将来想做什么，很多女孩就说当网红，男孩就是游戏主播。

去年，我尝试做过未成年人与网络世界的一个关联调研，发现青少年所关注的东西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话语体系差异也特别大，很多词汇都用拼音代号表达，成人根本都听不懂。他们不认同成人的价值观，成人也很难进入他们的世界。

但能感觉到，这群孩子也希望被肯定和被看到。最极端的是欺凌者把打人视频拍下来发到网上，目的其实是彰显自我，以胜利者的姿态进行炫耀，但在被批判之前，他们甚至都没意识到这是一种畸形和恶的方式。

但校园欺凌的治理真的就无解了吗？这几年，我也在乡村寻找有效的治理案例，回访T镇时，二中的校长给了我一个意外的答案，在他推行一些举措后，二中的校园欺凌事件居然明显变少了。

这位校长怎么做的呢？首先，他把T镇的宗族文化融入到了校园治理中。当地每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姓氏，共一个祖宗，每逢重大节日还会在村里的祖先祠堂一起祭祖。这就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姓学生之间会倍感亲切，容易结成圈子，学生打架之前，还会掂量对方姓什么，来自哪个村，如果对方村庄的势力强大，ta就不会选择轻易动手。

根据这个特点，校长在校级和年级学生会之外，成立了一个村级学生会——每个村组建一个学生会，成员8人，由那些威信高、家族势力大的学生作为干部，职责是管理学生放假和上学路上的安全，有人被欺负了要及时报告，发现同村之间、村与村之间的学生出现矛盾及时反映。借助这个组织，学校非常容易获得信息，把一些欺凌扼杀在了萌芽里。

那位校长在人员选用上也很有魄力，包括校级和年级学生会的成员，他们大多不是优等生，而是经常打架的后进生，由班主任推荐，通过演讲竞选出优胜者，主要考察的是学生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以及处事是否公道。

那名校长强调，之所以敢用这些后进生，是因为他觉得做教育一定要有容错空间，允许学生犯错，给他们改正的机会。但遗憾的是，现在教育里的容错空间越来越小，过度强调安全，遏制孩子玩闹的天性。孩子做一点恶作剧，就被贴上坏小孩的标签，被排除在主流的评价体系之外。对于那些不害怕规则的孩子来说，越是这样，他们越是会强化对抗行为，不断逾矩，挑战学校的权威和底线，某种程度上造成欺凌风险。

二中校长很懂得这一点，他不仅给后进生机会，而且还做了很多匹配措施，鼓励他们施展个性。这也是乡村教育缺失的一点，有的孩子虽然成绩不好，但有其他像画画、足球、跳舞这样的技能，只是没有条件也没有机会被开发，而那位校长就想办法发掘学生的各种技能。

比如学校里隔三差五就搞活动，每年有校运会、元旦晚会、十大歌手比赛、穿板鞋比赛、男女足球队……学校里有一面绘画墙，喜欢画画的学生可以自己去画；操场边上一角还有一个养猪场，平时是给师生改善伙食用的，后来校长就想到搞一个厨艺大赛，学生就特别开心。因为学生里多是留守儿童，校长还做了一个「给留守儿童过生日」的活动，给孩子们发礼物；到了毕业季，又有「毕业生留下一棵树」活动，孩子们也很愿意参加，通过栽树表达他们对于校园和青春的情感。

总之，那位校长把资源链接起来，搭建了非常多的活动平台，让学生青春期的能量得到释放，同时重构了后进生的意义感，替代了他们原本被暴力占据的时间，学生打架的事件自然就减少了。

T镇二中虽是一所新建的学校，但在那名校长的大力改革之下，学生被管理起来，整体素质也提上来了，收到一些不错的生源，名气慢慢超过了老牌一中。现在，T镇二中已经成为全县排名前10的学校，几个乡村合成一个片区，二中也是片区长学校。那位校长还打破了过去重点班和普通班的分班模式，实行平衡分班，后进生不再感到被明显区隔。

最后，那位校长跟我讲的是这样一个例子：是一届学生会的副主席，之前特别爱打架出头，刚开始进学生会，也忍不住好斗的习性，看到同学被欺负了，不报告直接就打。后来，老师经常找他谈话，认可他的付出，也让他理解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名学生就感觉自己被肯定和看到，慢慢开始改变，人变积极了，学习也变好了，后来还考上了全县排名第二的高中。校长就说，如果不给这样的学生改变的机会，不仅在学校里搞破坏，而且一个人的前途可能就这么没了。

T镇二中提供的只是一种解法，现实中的乡村校园欺凌，以及如何管理后进生的问题依然复杂，学校还需要寻找更多的解法。其实，还有很多学校老师跟我说，如果对犯错的学生用心，而不是把他们推出去，学生也不必成天打打闹闹，用暴力构建另一套价值秩序。只不过，在教育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如何对学生用心本就是一道难题，需要不同层面合力拿出智慧，对学生要舍得付出精力，付出时间。

注：根据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关于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中小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内外、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