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是赢家。”成都未管所四管区副监区长潘雷长期接触未成年犯，其中不乏曾经的欺凌者。令他意外的是，少数被欺凌者最终也因为盗窃等非暴力犯罪服刑，人生被彻底改变。
校园里的欺凌。图源：IC photo5月，湖南吉首已经到了初夏，其他同学在学校里上课打闹的时候，12岁的心怡却已经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每天打针、吃药。
她正在接受抑郁症治疗。住院前的一个多月，她被“校霸”羞辱、殴打、勒索，在班级里被孤立，失去朋友。如今在病房里，心怡会控制不住地哭泣，或者发呆。因为欺凌者里有人戴眼镜，她见到戴眼镜的人就会有应激反应，以至于难以回归学校。几乎同时，成都未成年犯管教所（以下简称“成都未管所”）内，周昭正规矩地坐在桌前接受教育。来到这里前，他是学校里的“名人”，张扬、暴戾。看到不顺眼同学，轻则嘲弄、羞辱，重则把对方打到跪地求饶。直到参与了对一名女生长达4个小时的凌辱、猥亵后，他被判入狱（未管所）。心怡和周昭的故事不是孤例。在放学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在监控拍不到的校园厕所，在午后空旷的田地，或者某扇紧闭的门后，欺凌可能正在发生。一份2018年-2021年对全国1.3万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研究显示，19.9%的学生会卷入校园欺凌事件，其中受欺凌者占16.2%，欺凌者占0.9%，既是欺凌者又是受欺凌者的占2.8%。“没有人是赢家。”成都未管所四管区副监区长潘雷长期接触未成年犯，其中不乏曾经的欺凌者。令他意外的是，少数被欺凌者最终也因为盗窃等非暴力犯罪服刑 ，人生被彻底改变。
王磊一直没有勇气点开手机里女儿被欺凌的视频，直到在派出所陪心怡做完笔录。他记忆里，那几分钟无比漫长，等到视频进度条走完，他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
视频中，心怡身穿校服，在校园的角落里被欺凌者逼迫下跪。傍晚天色逐渐变暗，不少同学举着手机、打闪光灯录视频，把欺凌现场围得水泄不通。耳光落下前，欺凌者会把心怡额前的头发别到耳后，然后开始“游戏”：比谁扇耳光速度快、扇得响、连续扇得多。要不是用手背快速擦眼的动作，很难看出被打者在流泪。“我不能在他们面前哭，不然会被打得更惨。”心怡说。欺凌始于2024年初一寒假过后的一句传言，心怡回忆，“打我的人说我在背后讲了她坏话，但是我没有讲过。”类似的欺凌理由，潘雷听过很多次。在成都未管所，他和同事一起做过调研，发现校园欺凌的开始往往是“以琐事施暴的荒诞借口”。在潘雷看来，“欺凌者一般敏感多疑、自尊心脆弱，会对被欺凌者一个‘微妙’的眼神、一句不经意的‘冒犯’纠缠不放，如果对方不肯低头，那就要动用自己的‘权力’。”潘雷管区的一个未成年犯周昭就有过欺凌他人的经历。在学校里，他和朋友常常与别人发生冲突，一件小事就能成为他们去挑衅欺负别人的借口。有次在食堂吃饭，只是因为他的“兄弟”认为一个学生插了队，周昭一伙就把对方拉到寝室打得头破血流。欺凌给受害人带来的不仅有身体伤害，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交关系也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心怡挨打的视频被欺凌者发到了微信群里，最终在社交平台上传播。她因此成为了学校里的“异类”，本来就不多的朋友也纷纷和她保持距离。甚至一些她之前的“朋友”，也慢慢加入了施暴者的行列中。心怡说，她不恨这些人，“他们也很难，如果不打我，他们就会像我一样被打”。
遭受欺凌的女孩。图源：IC photo心怡的遭遇，心理咨询师尹己秀并不陌生，来找她做咨询的抑郁青少年中，很多人的噩梦都是从被欺凌开始。尹己秀说，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对同伴强烈渴望的阶段，被欺凌的时候，会在人际关系感到无助，觉得告诉父母没有用后，又没有人帮助，他（她）就会不断退缩，开始对身边的事情丧失兴趣，不愿意去上学，不愿意跟人沟通，很多孩子开始出现自闭的状态，严重的甚至会自残。新京报记者以“霸凌”“校园欺凌”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在200多份相关裁判文书中，有些被欺凌者身体受到伤害，有些患了抑郁症，甚至有人发生冲突致死……
心怡被欺凌的一个多月里，王磊也不是没有发现异常，“从今年寒假后返校，女儿就开始变得沉默，他原本以为是女孩子长大了，开始有心事了，没再多问。不仅如此，王磊发现，女儿身上还时不时出现伤痕。有次放学回家，女儿嘴角带血，他询问缘由，女儿说“放学时同学都着急出门，不小心撞到的”。但王磊不相信这一说辞，要去学校找老师弄清情况，却被女儿阻止。直到出事后王磊才明白，女儿担心就算他找到学校，老师一般只会对欺凌者批评教育，或者让他们写检讨，这些没有太多实际作用，“我女儿担心他们加倍报复。”心怡的沉默和不反抗，招来了更多无理的要求。其中一个欺凌者开始要求心怡每天上交5块钱的“早饭钱”，一个“老大”吩咐“小弟”跟心怡要烟，一周时间内拿不出来就会被围殴。饭钱被要走后，每天早晨心怡要做“二选一”的决定，饿肚子，或者挨打。她大多选择前者，这样她可以少挨一顿打，放学后也可以早点回家。饿得不行时，她就和周围的同学要一点吃的，看不过去的同学会分一点面包给她。王磊一直想找到答案，受害者为什么是自己的女儿？但他发现，心怡跟欺凌者之前几乎没有交集，更没有发生过冲突。他能想到的，是女儿内向、胆小，“一个弱者形象。”后来女儿告诉他，之前自己脸上起过红疹子，留了疤，再加上皮肤有些黑，班上的同学就嘲笑她，叫她“黑妹”。女儿因此被孤立，唯二的两个朋友也是外班的。别人眼中的“弱”和“怪”，让女儿成为了欺凌者们的猎物。
一个女孩躲在墙角。图源：IC photo在另一名被欺凌者的讲述里，也是因为自己的“不同”，让他成为了集体中的“另类”。这名男生因为声音细，性格内向，又不擅长体育运动，同学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娘炮”。逐渐地，言语嘲笑变成了身体欺凌，有人曾扒掉他的裤子检查他“是男生还是女生”。一次课间，他站在窗边望远，这位曾扒他裤子的同学突然上前拉着他一条腿，让他像青蛙一样单腿蹦跳，任他求饶也没有被放过，三四分钟后同学才停下。在尹己秀的从业经历里，坐在对面的孩子讲述过很多次类似的故事。在她看来，霸凌的实质是一种权力争夺，很多孩子会想“你跟我不一样那你就是异类，那我就要去欺负你”。青少年时期的欺凌，可能会让整个人生蒙上阴影。尹己秀回忆，在给一些成年人做咨询时，很多时候会追溯到那段充满昏暗、得不到支持、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光。一些被欺凌者的悲剧最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犯罪。在遭受欺凌的过程中，很多受害者的人格被破坏，有些选择沉默、忍受，但也有人通过别的方式发泄。比如盗窃，以及其他既隐蔽又非暴力的犯罪。潘雷发现，这部分未成年犯大多性格内向，不愿主动与他人交流，在日常改造中也表现得胆小、懦弱，经常否定自己，遇到矛盾纠纷时常表现为哭泣、自闭。
“为什么要欺凌别人？”面对曾是欺凌者的未成年犯，潘雷总会提出这个问题。
“跟人打架的时候，我的脑子像充血了一样，整个人十分亢奋，似乎感觉不到拳头的痛。”周昭这样回答。当然，他也感觉不到对方的恐惧和痛苦。直到对方遍体鳞伤，向他跪地求饶时，他才感到一种由内而外的满足，“这个人被我打服了。”潘雷发现，欺凌者的一个典型心理特征就是以他人痛苦为乐，很多欺凌者施暴前甚至没有明确的计划，只享受欺凌别人的过程，“他们肆意发挥人性中的恶，让被欺凌者痛苦不堪，而这种痛苦恰恰能让他们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在成都未管所的另一个管区，罗威也因为故意伤害罪正在服刑。在学校时，他常常欺凌同学。但实际上，他也曾是个被欺凌者，小学时高年级学生经常向他索要零花钱，拿不出来就会挨打。最重的一次，他的衣服都被撕坏了，还把他扔进了厕所旁边的垃圾房里。后来，他通过同学的哥哥介绍，找到了一帮“社会人”帮他报复。动手那天，罗威就站在旁边看着，从欺凌的受害者成为了旁观者。一开始，他还感到害怕，后来跟着这帮人再围观几次，就慢慢“适应”了。那些高年级坏孩子没有再欺负罗威，这让他觉得，暴力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以让别人怕他。最关键的，打人似乎也没什么后果，最多也就是请家长或者写检讨。他开始跟那群社会上的朋友混在一起，经常请他们吃饭、上网、打游戏，也跟着他们去打架。他从这些“朋友”那里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彻底摆脱父母的控制。“那帮人教我，多气一下父母，他们就不管我了。”罗威更放纵自己，在父母面前也更加肆无忌惮，过去那些作用在他身上的约束、规则开始逐渐失效，他也变得暴戾、喜怒无常。对于欺凌，他最终成为了一个参与者，而不仅仅满足于旁观。在学校，如果有人在背后说他坏话，或者只是看谁不顺眼，他就直接用暴力解决，去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直到2022年11月的一个晚上，罗威和同伴在回家路上遇到之前有过节的人。“我们冲上去就打他们，对方越反抗，我就打得越凶。”被暴力快感冲昏头的罗威掏出随身带的刀子，捅向对方。面前的人倒下，打架现场瞬间安静下来，罗威被吓住，然后逃跑，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胆量。如今，在成都未管所，脱离了小团体，他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封闭、懦弱。潘雷记得，有次罗威和组员发生了肢体抓扯，民警通过调取监控视频和询问在场人员还原了事件的经过，发现主要过错在对方，罗威是被欺负的一方，但他并未向民警反映真实情况。
在周昭的记忆里，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从小学时起就已经开始紧张。他转过学，因为难以适应新环境，成绩下滑，开始厌学。逐渐地，他变得贪玩，常常逃学、打架。
周昭的父母经商，平时和自己交流很少。他回忆，父母一开口就是自己的各种不是，跟他强调学习。周昭完全听不进去，为了避免跟父母发生争执，他在家尽量少说话。这样一来，家里的氛围变得更压抑紧张。周昭逐渐感到难以忍受，“一分钟也不想在家里待着。”不回家换来的是更加严格的约束。首先是经济控制，想买东西，就需要让父母满意的考试成绩。他做不到，开始到处向朋友借钱。借了又还不上，就只能向父母撒谎。亲子关系越来越疏离，父母也越来越不信任他，即便他讲的是事实。其次是时间控制。罗威的父亲觉得时间就应该花在学习上，玩就是浪费生命。罗威喜欢打篮球，有次他去小区里打球，但父亲只给他20分钟时间。20分钟后，父亲真的出现在篮球场边，让他回家。罗威觉得很丢面子，拒绝了父亲的要求。他没想到，父亲当着朋友的面给了他两耳光，黑着脸喊他“爬回去！”这种打骂几乎是家常便饭，父亲喝醉酒之后的暴力行为会进一步升级，有时会让罗威心生恐惧，在家都不敢发出声响。为了找到情绪出口，罗威把在家的压抑发泄到了外面。他和一些兴趣相投的同学，甚至是“社会上的朋友”混在一起。“和他们在一起，不管是打架还是喝酒，我都觉得开心。”“通过对犯群的调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隐藏在欺凌事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失灵。”针对近年收押的罪犯，潘雷和团队通过对罪犯进行谈心谈话、向罪犯家属了解成长轨迹、对案情进行复盘推导等方式，做了许多调研。潘雷发现，这部分未成年犯和父母的关系大多都比较紧张。很多是亲子沟通较少，对孩子只是物质上的照顾，或者父母只关心孩子的成绩。另一方面，这些未成年犯很多从小没有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他们中留守儿童和寄宿学生的比例相对较高，这就容易形成小团体，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经常用暴力解决问题；而校方更多地注重升学率，只关注成绩优异的学生，疏于对学生在思想品德、法律法规、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教导。从2016年开始，一个名叫“同伴行动”的改善校园欺凌项目在山东济南的多所中学发起。项目采用了应用戏剧的形式，戏剧由招募的中学生创作，很多人的经验来自日常看到或经历过的事情。令项目负责人赵菁印象深刻的是，在其中一个剧里，一个“老师”说，当他发现学生之间有矛盾时，安慰过被欺凌的孩子后， 说了一句“你也要反思你自己，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好像老师觉得他站在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角度，但对被欺凌者来说，这是受害者有罪论，一点公平公正的感觉也没有，很多学生的求助会就此打住。”陕西妇源汇性格发展中心的艾老师在一线做了五年社工。她认为，现在改善校园欺凌实践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老师应该做什么，家长应该做什么，没有人教。“很多时候，我们会建议被霸凌的孩子告诉家长、告诉老师，然后呢？
从4月初开始，心怡就一直在医院里接受抑郁症治疗。
如今在病房里，她还是会时不时想起被欺凌那段日子里，自己对学校的恐惧。那是种无法排解的痛苦，有一次她在班级里捡到刀片，划在手腕上。有几次她甚至想过跳楼，她曾在学校的楼道口徘徊，“不如就此解脱。”但想到自己的父母，她又停下了脚步。王磊从警方那里得知，参与欺凌女儿的一共有15人。一份心怡的诊断书记录了他们的欺凌后果：左耳膜穿孔，同时身体有多处挫伤，抑郁自评量表测出她有中度抑郁症状。“前两天我看见心怡在床上使劲地摇头晃脑，嘴里还一边嘟囔着什么。”看到这一幕，心怡的母亲杨之华瞬间红了眼眶。与欺凌者有关的一切都会让心怡感到害怕。杨之华透露，有一个戴眼镜的女生，下手很重，所以她非常害怕戴眼镜的同龄人。不仅如此，心怡看到学校老师出现在医院，情绪就会忽然崩溃。“学校的领导都知道我被打了，但事情还是没有解决。那些人一定还会再来打我的，我好害怕。”她对母亲说。一个月来，心怡的病反反复复，但总算有一点好转。按照王磊夫妇的打算，心怡康复后，还要帮她办理转校。但她已经畏惧了学校，“我害怕上学，也不想交朋友，交朋友也没什么用。”这几天，心怡在手机上看到同学们出去研学的视频，那里有几个霸凌者的身影。她还没等到欺凌者的道歉，这让她困惑。“为什么欺负我的人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而我还要遭受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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