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治理中的地方社会精英

——基于Ｄ县的参与式观察

县域治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处于基础环节。作为“中国最基本的治理单元”，县域是城镇与乡村的结合体，是国家与社会的交接点，县域内不仅包括党、政府、人大、政协、群团组织在内的一整套治理架构，还包括从县、乡镇再到村多个治理层级；而且县域治理中各个层级的政府官员和干部承担着治理主体的角色，同时各类社会性的精英人物和行动主体也对地方事务产生着重要影响。面对县域治理的多样化现实，观察县域治理时，除了考察制度和结构性因素外，关注县域治理中丰富多样的能动者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从制度和结构视角来看，地方的各类社会精英在地方社会生活和治理结构中显然占有一席之地，这可从群团组织类别和政协界别的广泛性中得到体现。譬如，除了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人士外，县域中还有众多活跃在教育、文学创作、书画、摄影、新闻、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公益慈善等领域的知名人士，他们有的是县文联及其下属各个协会的成员，或者是更高一级文化团体的成员，有些人还是县政协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界别的委员。然而，从能动者的角度来看，这一群体习惯上又被默认为较少参与基层和地方事务因而经常被基层和地方政治的研究者所忽略。在对Ｄ县的长期研究中我们发现，地方社会精英也是县域治理中的重要能动者。本文基于Ｄ县的案例，对县域治理中地方社会精英的角色和行为特征以及政府的应对方式进行了描述和分析，目的在于深化对基层与地方治理结构及政治整合机制的认识，同时希望对完善基层和地方治理有所助益。

▍地方和基层治理中的精英和能动者

在对中国基层和地方政治的研究中，精英视角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统时期，士绅在基层和地方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沟通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键力量。费孝通与吴晗、张仲礼、瞿同祖等对士绅群体进行了经典的开创性研究，后来，又有学者使用涵义更为宽泛的“地方精英”概念替代“士绅”概念，从而在理论深度和视野上对以往的士绅研究有所超越。不过，这一概念以前主要被用于历史研究中，近年来才被应用在当代地方社会研究中。

对中国当前乡村精英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士绅研究的脉络。研究者多以村庄为研究单位，根据不同的维度将乡村精英划分为政治精英、社会精英和经济精英，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或者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以及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和外生型乡村治理精英或内生型和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及相应的子类型等。针对乡村精英在村级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也展开了大量研究。尽管从活动范围和文化职能上看，地方社会精英比乡村精英更像传统时期的士绅群体，但乡村精英与地方社会的联结以及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比地方社会精英更为显著，因此更容易得到学界的关注和研究。最近几年，随着实践和政策层面对新乡贤的倡导，新乡贤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新乡贤是指“在当代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居于优势地位且为村庄公共利益有所贡献并得到村民敬重的农村精英”。总体来看，对新乡贤的研究可视为乡村精英研究的继续。

在对更大范围地方政治的研究中，能动者视角也是一个重要视角。能动者是指“具备独立意念并能自主行动的主体，即能够采取行动的个人或组织”。地方官员和干部是最主要的能动者。研究者对地方官员的政绩激励、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地方干部的价值观念等进行了大量研究，“晋升锦标赛”等成熟的分析框架得到了广泛应用。对县域治理中能动者的研究，也从早期的全景性描绘，发展到目前更为细致和专门的分析，如对县域党政一把手的权力配置和县委书记权力结构的研究。除了地方官员和地方干部等政治精英外，以私营企业家为代表的经济精英群体也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如对企业家影响地方政策过程的研究。一些其他学科和领域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文化精英等其他类型的地方精英在地方文化建设、产业发展、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但侧重点是他们在具体文化事务中的角色和相关实践，而对其如何影响政府和普通民众、如何介入更广泛的地方事务等方面的关注还比较欠缺，并且也未阐明其在县域治理的总体结构中处于何种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成了地方社会中最重要和最有力的影响力来源，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的发展使得经济精英们凭借经济资源在地方社会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类型的社会精英因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不足，不易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在能动者视角下，尽管有研究者将领导、普通干部、商人、“混混”“钉子户”和普通民众等置于县域治理的更加广泛的能动者结构中，但总的来说，地方政治中最令人关注的能动者还是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地方社会精英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精英和能动者群体。

本研究的田野观察点为西部地区一个普通的农业县Ｄ县。自2011年以来，笔者对Ｄ县进行了长期跟踪观察，近距离接触了Ｄ县的多位地方社会精英。对本研究而言，参与式观察有助于较为完整地观察地方社会精英活动的场景和相关活动。此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互联网上进行田野工作也成了可选择的方法。互联网是地方社会精英与地方民众及政府官员之间建立联系的重要渠道，地方社会精英在QQ空间、微信公众号等互联网平台上生产了大量文本，从这些文本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心路历程、发展轨迹及其与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的互动过程。因此互联网也是实地观察之外另一条重要的资料收集渠道。

本研究的可能贡献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视野上将地方社会精英纳入基层和地方政治的精英与能动者结构之中，并对地方社会精英的类型和参与方式进行初步分析；二是分析地方政府对地方社会精英的应对方式及其背后所体现的政治整合方式。

▍“专业型”和“大众型”：地方社会精英的两种类型

地方社会精英按权力来源和权力资源积累策略的不同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偏重于“专业”，即专业型社会精英，凭借专业水平和影响力获得地方相关专业领域的认可和体制的吸纳，从而跻身地方社会精英之列；另一种偏重于“大众”，即大众型社会精英，他们与地方民众建立起联结，凭借地方民众的认可而获得影响力。在缺乏与地方民众联结手段的情况下，前一种权力资源积累策略居于主导地位，因而在大众型社会精英出现以前，专业型社会精英是地方社会精英的主导类型。

专业型社会精英有几个特征：其一，只在专业领域内活动，主要在地方文艺创作，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承、研究、传播等方面发挥作用，较少涉足其他地方事务，专业水平无法直接转化为在地方其他事务中的影响力。其二，与地方普通民众缺少结构性的联系，因而地方民众无法成为他们的权力基础和影响力来源。其三，通过政协、文化团体等被体制吸纳，在体制内有一定地位和职务，可以在体制内进行一定的政治参与，较少在体制外活动。

以秦志云为例。秦志云曾担任Ｄ县一所高中的校长和县教委副主任一职，退休后又被Ａ地级市的市志办、博物馆聘任，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此人编写出版了几部研究Ｄ县教育的著作，还对Ｄ县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系列专门研究，成了Ｄ县研究地方教育问题和地方历史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因为这些成就，他被评选为地市一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带头人。在Ｄ县政协的组织下，秦志云曾去某乡镇考察，为该乡镇的发展献言献策；他还和Ｄ县电视台合作，为县上的一处历史遗迹写作文章并拍摄电视节目；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主张在各个新媒体发表，就Ｄ县的发展战略、街道的命名、历史资源的保护与研究、教育问题等公开发表意见，这种表达应被视为一种出自专业领域的倡导，而他自己更愿意以专家的角色发挥影响。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另一种权力资源积累策略提供了条件。人们利用互联网实现了“同传统的面对面的在场交往不同的、隐匿了身体存在的缺场交往”，社会精英们可以借助互联网实现与地方普通民众的联结，这就为大众型社会精英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与熊易寒在上海郊区基层治理中所发现的“地方性草根意见领袖”以业主论坛和微博为主要传播媒介且在微信时代式微有所不同，Ｄ县地方社会精英（见表1）的主要传播媒介为QQ空间，并在微信时代保持了热度。与博客、微博相比，QQ的公开性较弱，使用门槛低，熟人传播的特性更强，其生态与地方社会的性质更加契合。2009年以来，金义、孟祥等人开始以QQ空间为媒介，进行文艺创作，发布地方新闻，发起对地方事务的讨论。2015年前后，孟祥和金义等人先后创办了微信公众号，通过这些互联网平台，孟祥和金义等人得到地方民众的广泛关注。

大众型社会精英的特征与专业型社会精英有所不同（如表2所示）。首先，大众型精英成为地方社会精英的过程与专业型精英不同。前者先获得地方民众的认可，再通过体制的吸纳或同行的接纳跻身精英之列，后者成为精英主要凭借同行接纳和体制吸纳。其次，权力资源积累策略不同。专业型精英主要凭借专业成就获得同行和体制认可，如在正式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作品，出版著作等，因而走的是专业晋升的路径；大众型精英主要凭借在地方社会的知名度而跻身精英之列，因此主要运用职能扩展策略积累权力资源，即尽可能多地承担地方职能，以扩大其在地方社会的知名度与认可度。再次，在参与事项方面，大众型精英围绕范围更为广泛的地方事务发表意见、展开行动并谋求影响政府决策或行为，而专业型精英通常只针对专业相关的事务。最后，作为结果，大众型精英的影响力范围扩及整个地方社会，而专业型精英只在地方专业领域内有一定影响，较少为地方普通民众所知。由于大众型精英在县域治理中表现出更多的能动性，他们与地方政府及普通民众的互动更为丰富，并且他们的出现促使地方政府寻找新的应对办法，从中可以看出地方政治体系的政治整合方式，因此接下来的分析主要针对这一群体，并与专业型精英进行适当的比较。

▍职能扩展：大众型精英的政治参与

职能扩展的权力资源积累策略促使大众型精英积极而又广泛地参与地方事务。大众型精英不像专业型精英那样将自己限制在专业领域内，而是积极向地方社会寻求影响力，与地方民众建立联结，承担地方职能，并在一些事务中扮演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中介角色，从而嵌入了地方治理结构。

1.与地方民众的联结

在以前，专业型精英多利用正式发表或出版的作品以及各种社会关系寻求专业同行的接纳，进而取得体制性的承认和专业精英的地位，他们与地方普通民众缺少联系的渠道和动力。现在，在网络发布作品可以获得普通读者乃至同行的认可，特别是凭借自媒体产生了新的营利机会，读者和“粉丝”还可以转化为经济收益。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向大众寻求影响力成了又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源积累方式。

地方社会精英与民众的联系主要通过在互联网发表作品建立，社会精英们向县域民众寻求影响力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许多专业型精英也开始在网上发布作品。例如研究民俗文化的中学教师周乾、出版过乡土小说的前文化馆馆长陈成、研究地方历史与教育问题的前高中校长秦志云、研究地方历史的县志办工作人员李科等。这些过去只在地方专业领域内有一定名气、不为普通民众所熟知的专业型社会精英，凭借着互联网走进了普通民众的视野。不过，专业型精英与民众的联系从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如大众型精英。

大众型精英的长处在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持续稳定的文字输出，以及对热点事件的跟进和对地方题材的挖掘取得了众多地方民众的关注。金义发表在QQ空间和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很受Ｄ县民众欢迎，他有许多“铁杆粉丝”。孟祥热衷于对民俗及民间庆典等乡土题材的挖掘与拍摄，常在自媒体发布他拍摄的社火等方面的视频，他还对Ｄ县的各个乡镇进行航拍，制作成视频上传到QQ空间和微信公众号，这些视频流传甚广，深受本地民众和在外Ｄ县人的喜爱。大众型精英们还从事一些地方新闻的报道工作，而这些地方新闻常常为正式媒体所忽视。因为其逐渐积累拥有了自己的消息来源渠道，能够比普通民众掌握更多的信息，经常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Ｄ县热点事件进行报道。与正式媒体不同，他们报道的题材更加贴近生活，语言也通俗易懂，加上方式灵活多样，有些报道甚至比正式媒体更加及时，因此不少民众更愿意从他们的QQ空间或微信公众号上获取新闻。一些正式媒体还会通过金义发表在网络空间的文章寻找新闻线索，金义还常常陪同记者下乡采访。

在大众化的过程中，社会精英们获取了巨大的名望和经济收益，扩展了社会关系网络。金义早期的收入来源——作文辅导班和摄影，就建立在知名度上。后来，金义不再从事摄影业务，也不再举办作文辅导班，微信公众号和广告成为其主要收入来源。他还结交了Ｄ县的众多文化界人士和商业界的知名人士，经常被邀请参加当地公司举办的各种活动，也是县电视台举办的晚会的座上宾，他自己也经常强调这几年认识了很多朋友，精神境界有了很大的提高。

2.承担地方职能

承担地方职能正是大众化这一权力资源积累逻辑的延伸。大众型精英如果仅仅局限于专业领域，只扮演提供文化服务或新闻报道的单一角色，其关注度必定有限，他们与民众之间的联系也会缺少黏性和持久性。一旦对地方事务进行积极而又全面的参与，将这些内容作为自媒体文章的素材，就能不断吸引地方民众的关注。另一方面，社会精英在地方道义观念的驱使下，也会关注一些地方事务，产生凭借自身影响力解决问题的责任感并将之转化为行动。

在承担地方职能方面，大众型精英比专业型精英更像传统时期的士绅，因为士绅能对地方官员的决策过程施加影响，在调解纠纷、提供救济、主持募捐等诸多事务中扮演全方位的角色。例如，在影响政府决策方面。2016年Ｄ县中考录取分数线公布后，金义发表了一篇讨论中考招生政策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Ｄ县民众对中考招生政策的讨论。2016年8月，当地一起城管打人事件因孟祥等人在微信公众号上的爆料而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孟祥还前往医院采访被打者并公布了采访视频，最终涉事城管被处理。此外，在县政协，金义曾就小区物业管理、道路照明、代课教师等议题提过议案。大众型精英还经常参加公益活动。一些外地的慈善团体和个人常常联系金义，让他帮忙确定资助对象，来Ｄ县“献爱心”时，也经常邀请金义一起参加。地方社会精英的参与，既解决了慈善团体及个人不了解本地情况的实际困难，又让他们随着地方社会精英的文字一起被本地民众认识，起到了宣传的作用。孟祥也组建爱心团队，下乡寻找帮扶对象进行资助并在网上宣传。社会精英们还多次发起向本地患病和生活困难民众的捐款活动，帮助其渡过难关。地方民众常就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向他们咨询，包括交通违规、保险办理、医院就诊、婚姻家庭等方面的事务。

3.嵌入地方治理结构

在正式的治理结构中，并没有赋予地方社会精英代表民众的职责和权利。新中国打破了国家必须通过地方精英才能与民众联系的旧传统，建立了一个政治体系直接面对地方民众的新传统，这一新传统确定了地方社会精英在县域治理中的地位。首先，只有正式政治体系中的成员才有资格代表民众参与地方事务，地方社会精英并非天然拥有这一资格；其次，各个领域的精英分子被整合进政治体系，在各自领域内参与地方事务，地方社会精英关注和参与专业范围之外的地方事务在以往并不多见。再次，政治体系可以直接和民众打交道，地方社会精英充当二者的中介并非理所应当。

以往，如果民众需要向政府反映问题或寻求帮助，就必须直接与政府联系。然而，现实中很多民众不知道如何同政府接触，或者向政府反映了问题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一旦得知可以通过地方社会精英向政府求助，就会积极利用这一渠道。一开始，地方社会精英只是偶尔帮助民众向政府反映问题寻求帮助，后来，他们在给民众办事的过程中赢得了信赖，自发地扮演起了民众“代言人”的角色。在互联网时代，地方社会精英可以将代言民众的问题及解决过程发布在网上，这样既可以利用舆论力量促进问题的解决，也可以扩大精英自身的影响力，服务于权力资源积累的逻辑。因此，随着偶尔的“代言”行为常态化，许多民众想向政府提出诉求但又担心引不起政府重视时，就向金义、孟祥等人寻求帮助。Ｄ县的专业型社会精英齐奇，曾专门写文章赞扬金义，称他为“老百姓的代言人”。

地方社会精英代言民众的方式有发表文章形成舆论和直接与政府官员接触两种，这两种方式也经常结合在一起。例如，2018年11月，Ｄ县多个小区出现延迟供暖问题，金义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管辖Ｄ县的Ａ市市委书记，并与县住建局局长、物业公司、供热公司等进行了接触，他还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过程。地方社会精英嵌入地方治理结构，不仅民众遇到希望政府解决的问题时会想到社会精英，而且政府在一些情形下也会顾及社会精英的存在，并希望通过他们对民众产生影响。Ｄ县某村庄的数位农民在修路时与政府发生了纠纷，有农民联系了金义，希望他能帮他们主持公道，金义没有站在他们一边，而是向农民陈述修路的好处，希望农民能顾全大局。在另一起修路事件中，因占用土地，农民阻挠修路，金义协助乡政府和村干部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最终得以顺利进行。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大众型的社会精英并不是被动地充当地方民众的代言人，而是以更加积极主动和灵活的姿态成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介，对双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地方治理中的重要角色。

▍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和大众型精英的调适

1.分领域整合：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

地方政府通过选择性吸纳、划分专业领域、围绕自媒体的合作与监管等措施应对大众型社会精英。这些应对策略实质上是对社会精英在政治吸纳和排斥的同时，按照专业领域进行身份界定的政治整合方式，我们可称之为分领域整合。

(1)选择性吸纳。政治吸纳一直是政治体系面对新兴社会力量的重要应对策略，通过政治吸纳，新兴的社会力量被整合进政治体系，在从政治体系获得资源的同时受到相应的约束。已有研究指出，中国政治体系的政治吸纳机制主要包括政党吸纳、人大政协吸纳和社会组织吸纳三个方面，政治吸纳在创造政治认同、促进有序政治参与和政治调控进而维持政治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

在Ｄ县，地方政府对社会精英进行区分，将态度较为温和、与政府关系较好的社会精英吸纳进地方政治体系之内，并在其参与地方事务时给予合作和支持，而将态度较为激进的社会精英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对社会精英的吸纳主要有政协和文化团体两种方式。文联等群众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一种特定群体利益的制度化表达平台。政协通过界别设置为各个社会群体的参与提供了制度化平台，是一种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包容性的吸纳机制。对社会精英来说，加入地方的文化团体也是进入地方相关专业领域的重要标志。金义先后加入Ｄ县摄影协会、作家协会等团体，后来还参加了Ｄ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代表大会，正式成为地方文化界中的一员，而另一位大众型社会精英孟祥一直没有取得这一地位。同时，政协委员是参与地方事务的资格之一，成为政协委员是成为地方精英人物的重要步骤。金义于2011年底成为政协委员，孟祥同样没有取得这一身份。

政治体系的吸纳与否会对大众型社会精英的态度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早年，金义在参与地方事务时虽不如孟祥激进，但仍然有许多激烈的言辞，金义更多采用直接在网上发声的手段扮演角色。被政治体系吸纳后，金义对政府的态度变得更加温和，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时，金义开始更多使用与地方政府官员直接接触这一手段，而不是直接在网上发言，他发表的文章中也出现了很多理解与赞美地方政府、调和冲突的文字。政协委员的身份为金义解决问题提供了很多便利，当金义就民众所反映的问题或困难与政府沟通时，一般能引起政府官员的重视，这进一步促进了金义的温和化。与之相对照，没被政治体系吸纳的孟祥，一直保持着激进的姿态。

(2)划分专业领域。从地方政治体系吸纳社会精英的渠道来看，无论文化团体还是政协，其吸纳方式都是高度领域化和专业化的。政协委员按照界别协商产生，体现的是身份、职业等特征，而不是和人大代表那样表达区域利益。摄影协会、作协、文联等文化组织也体现的是专业、职业、行业等方面的特征。也就是说，地方政治体系在以吸纳与否应对地方社会精英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其身份的界定和专业领域的划分。

政治体系的吸纳方式有力影响着大众型社会精英的社会形象和自我意识。以金义为代表的大众型精英是一种新型的地方社会精英类型，在产生之初，一直存在着因兼具多重角色而难以界定身份，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为自己的行动进行合法性辩护的难题。举例来说，一直有民众责难孟祥不是记者也不是官员，无权到处采访参与地方事务。民众对金义有“作家”“名人”“老百姓代言人”“记者”“委员”等多种称谓，金义拒绝被人称为“记者”，默认其他称谓，并通过强调政协委员身份来为自己的行动赋予合法性。教育文化界政协委员、摄影协会和作协成员的身份，也促使人们将其视为文化界人士。政府官员和地方民众一般称金义为“金老师”。然而，这种被专业领域、界别所分割的角色与全方位参与地方事务的角色相冲突。长此以往，金义和其他民众会发现，教育文化界政协委员的身份只能为金义的部分行动赋予合法性。

(3)自媒体监管与合作。网络平台是大众型社会精英履行职能的重要依托，因此他们同时也是自媒体从业者。地方政府与社会精英的另一种关系模式是，忽略社会精英的其他身份和职能，仅围绕自媒体从业者这一身份，对自媒体进行有选择性的合作和常规化的监管。

遵守法律法规、与政府建立了良好关系的自媒体，能在报道机会等方面得到政府和官方媒体的优待。2018年，Ｄ县电视台举办庆祝记者节座谈会，几位社会精英和自媒体负责人应邀参会，专业型精英秦志云、创办自媒体的专业型精英齐奇、专门的自媒体创办者林军被聘请为节目评议员。Ｄ县政府部门举办文化旅游节，也将数所自媒体的编辑与运营人员作为记者列入到了工作方案之中。

地方政府的合作促进了自媒体的专业化。Ｄ县最近几年已有总计约200多家新媒体诞生，打破了县电视台一家独大的县域媒体格局，其中有部分新媒体还被纳入到了官方宣传体系中，政府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将这些视同正式媒体，有些政府部门还将所公开的信息被新媒体转载的数目写进了部门信息工作的成绩单。这些新媒体以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大都以非人格化的专门信息发布平台的形象示人，从外观上很难看出创办者或运营者的个人特征。例如，专业型地方社会精英齐奇创办的个人微信公众号，越来越像专门的信息发布平台。

通过将大众型精英定位为自媒体从业人员，地方政府可以对传播媒介进行有合法性的监管，因而可以间接地对他们的行动产生影响。在对自媒体进行监管时，需要出面的只有网信和网监部门及其背后的宣传、公安部门，面对的只是社会精英作为自媒体运营者的一面。2019年，因违规发布时政新闻信息、传播不实信息，孟祥的微信公众号被查封。地方政府的这一定位同样影响着大众型社会精英的社会角色和自我意识，并进一步消解了地方社会精英全面参与地方事务的合法性。自媒体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集和传播信息，而无权在线下参与其他事务。若没有政协委员等身份，仅靠自媒体从业者的身份显然无法为自身的行动提供辩护。例如，没有任何官方身份的孟祥，其报道、讨论和参与地方事务的身份资格屡屡受到质疑，孟祥只好以“爱心人士”的名义辩解；作为自媒体从业者，孟祥团队的采访行为还面临着缺乏采编权的法律风险，其自媒体的不规范运营最终导致了被封号的后果。

2.职能收缩：大众型精英的调适

最近几年，大众型社会精英出现了职能收缩的趋势。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个人权力资源累积阶段结束后不堪重负而自愿剥离一些角色的原因，还有为追逐市场机会和追求个人职业发展而主动作出的改变，但地方政治体系的整合机制所提供的身份与资格认证结构仍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即地方社会精英无法仅从自身所拥有文化、声望、社会关系等资本以及地方民众对他们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并构建参与地方事务的合法性，而这种参与地方事务的合法性仍然必须依赖于政治体系所提供的身份认证。

地方政治体系虽然容纳了大众型社会精英的参与诉求，默许他们嵌入地方治理结构，并与部分大众型社会精英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但仍然和过去那样用政协、文化团体吸纳地方社会精英，在这种吸纳机制里大众型社会精英仍然被界定为专业型社会精英。其次，政治体系将利用自媒体扩展职能的社会精英定位为专门的自媒体从业者，对社会精英的监管主要聚焦于自媒体这一传播工具。政治体系的界定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社会精英身份的明晰化和专业化，并为其提供了在特定领域参与地方事务的正式资格，另一方面也使得社会精英对地方事务的全面参与缺乏身份上的合法性。在初期，大众型精英企图以地方朴素的道德观念来为自己的参与赋予合法性，但没有取得成功。面对政治体系的界定和规制，大众型精英重新往专业化的方向调适，在保有自身地位和影响力的同时为自身行动赋予合法性。

以金义为例，在地方政治体系的认定下，其作家、自媒体从业者的身份更加明确。政协委员身份所属界别也与这些专业领域相对应。在县政协，金义所属的界别起先为教育和文化界，后变更为新闻出版界。随着担任政协委员时间变长，金义逐渐习得并适应了政协委员的角色要求。2019年，金义还获得了市政协提供的外出培训机会，他在文章中记录了课程中有关政协委员履职的相关内容。2017年，金义当选为县作协理事、县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理事。2019年，金义的长篇小说出版。小说出版后，金义参加了新一届的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代表大会。自媒体方面，2019年，Ｄ县县委网信办召集包括金义在内的10余家新媒体代表开会，传达互联网信息发布和传播相关的法律法规，公安局网监部门还通报了数起违法案例。金义在会后写的文章中阐述了遵守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同时，地方民众和金义比以前更能意识到其参与地方事务的合法性基础在于他的政协委员身份，而非社会精英和自媒体从业者的身份。在一次关于县城暖气问题的参与中，金义以政协委员的身份被居民邀请协助解决这一问题，随后政府部门也以此身份邀请金义参加了相关企业、政府领导和居民共同参与的协商会议。

没有取得体制性身份的孟祥也剥离了一些必须与政府打交道的职能。微信公众号被封号后，孟祥转移到了某视频直播平台，重新与地方民众建立起联系。然而，孟祥的职能发生了重要改变，他不再发表文字作品，不再监督地方政府以及代表民众发表诉求，而是在娱乐化和商业化包围的氛围中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和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活动。这样，除了拥有自媒体从业者和商人的身份之外，孟祥只能以公益慈善人士的身份介入地方私人领域的事务。

另一个重要趋势是，后起者很少有人像金义和孟祥一样按照职能扩展的策略积累影响力，他们都选择了一条路径更加明确的新媒体创业之路。随着新媒体变现能力的提高，办新媒体能有可观的经济收益，Ｄ县有些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也开始创办新媒体，新媒体逐渐从“个体户”模式变为公司运营模式。出于繁荣经济、增强宣传能力等方面的需要，地方政府对自媒体给予了许可和支持，10余家规模较大且遵纪守法的自媒体还取得了官方宣传体系“准成员”的身份。面对政府日渐严格的监管，这种追求流量和变现的模式比金义等人通过广泛参与地方事务获取影响力的旧模式更加有效、容易和安全。因此，可以预测，在此后更有可能产生的是林军这样的专门新媒体创业者，或者像周乾这样通过自媒体发表文章获取读者的专业型精英，而不是金义这样全面参与地方事务的大众型精英。

▍结语

Ｄ县的案例研究表明，地方社会精英也是县域治理中的能动者。地方社会精英面临两种存有张力的权力资源积累和行动策略，一种是专业晋升的权力资源积累策略以及沿着专业轨道进行参与的行动策略；另一种是将职能扩展到专业领域之外，向大众寻求影响力，在行动上也不受专业路径和渠道的限制。

本文的案例展现了后一种策略在现实中得以应用，并形成大众型精英这一地方社会精英亚类型的可能性。在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利用互联网所提供的联结手段，大众型社会精英将地方民众作为自己的权力基础，他们将职能扩展到专业领域之外，全方位参与地方事务，成为地方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中介。

然而，大众型精英在参与地方事务时，面临着为自己寻求参与身份以及为这种身份和基于此的参与行为赋予合法性的难题，这种身份和合法性很难由社会精英自己建立起来，只能由地方政治体系予以认定。不论教育文化界别的政协委员身份、文化团体的成员身份还是被官方宣传体系所容忍和认可的自媒体运营者身份，地方政治体系的身份认定和参与结构都是高度领域化和专门化的，这与大众型社会精英偏重于“大众”的权力资源积累和行动策略相冲突。职能扩展的权力资源积累和行动策略难以被长期采用，大众型社会精英只有按照政治体系对专业型精英的期待，将自己调适为专业型的地方社会精英，才能获得政治体系、专业领域内部和民众的认可，才能促进自身职业生涯的发展，但这也使得地方社会精英很难在地方事务中获得全方位的影响以及稳固的地方权力基础。

本文将这种用领域化、专门化的身份认证和参与结构吸纳、整合地方社会精英，从而改变其参与方式和行动策略的机制称为“分领域整合”。案例中所呈现出的地方社会精英和地方政府在县域治理中的能动性，以及分领域整合这一机制的规定性和普适性，也正是县域“接点政治”特征的体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前的地方社会精英主要在体制内围绕专业领域进行有限度的政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