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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一直在读历史，看到东汉魏晋这块，有了新的感悟。
凡是读过三国的朋友，一定对懦弱的汉献帝印象深刻，汉献帝刘协自幼时，就是各路军阀的傀儡，战战兢兢，之后更是在曹家手下做了40年的傀儡。这期间，汉献帝也想着夺回权力，但完全失败了。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何天下人名义上尊崇的汉帝无法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为何刘协的父亲汉灵帝还能在朝堂上颐指气使，而他只能成为军阀的受气包。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要回到汉灵帝时期，从汉灵帝到汉少帝，汉室已经丧失了它最后一点根基。一是法制化君权。法制化君权就是君主的合法性。秦朝和西汉，基本确立了君权至上、父死子继的原则，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法制度，这套制度最大化的增强君主的神秘性，通过神话和仪式让臣子和百姓感到畏惧。董仲舒之后，更是将皇帝与天命联系，进一步加强了君主的神圣性。
但天命对君主也有约束，天命观认为如果君主失德，会遭来天谴，并造成天命的转移，周代商，汉代秦，在这套理论下都是天命转移的案例。除了让君主神圣化，汉朝还有两个法理来源，一个是诛灭暴秦，还天下太平的义举。一个是白马之盟，汉高祖用土地换取军功贵族的忠诚，以巩固刘氏江山。汉朝的合法性如此深厚，以至于王莽篡汉，立即遭到大多数人的反抗。对古代人来说，因为大多数人没有受过教育，一般的神秘学和长期的传统已足以让他们服从，韦伯说古代人主要相信传统权威（长期存在即合理），这大体没错，一个王朝如果存在了几百年，人们自然的会崇拜、信奉君主。（正如习惯法受到人们的遵从）二是班底。无论怎么神化皇帝，皇帝也是凡人，也需要和人社交，并依赖下属去办事，让自己的亲信掌握关键职位也是皇权的重要保障。
开国皇帝一般是行伍出身，一路打天下，因此有成熟的班底，他们大都是皇帝一手带出来的，与皇帝个人存在紧密的效忠关系。因此开国皇帝的权力往往比较巩固。但后世的皇帝没有这个条件，他们大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没有太多机会在外历练，加上皇帝往往会怀疑太子，所以太子一般并没有太多机会结党，这导致新继位的天子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在历史上，我们经常看到天子重用宦官或者外戚，这被士大夫视为昏庸的表现，但站在皇帝的角度，就很好理解。皇帝对宦官和外戚往往知根知底，对方也和皇帝有强相关的利益联系，对深宫中长大的皇帝，宦官和外戚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
宗室虽然也有可能和皇帝比较熟悉，但因为同姓，存在竞争皇位的可能，所以不如宦官和外戚可靠。可靠性来说，宦官>外戚>宗室。
三是法制化的官僚体系。秦汉基本构建了理论上选贤任能，并以律令为执行基准的文法吏体系，在汉代主要实行察举和征辟，标准则是个人能力，一般是对法令的通晓程度。在秦汉官僚制度中，大部分官员都是流官，而且其中大量成员属于缺乏权力根基的寒门。汉武帝时期重用的桑弘羊、卫青霍去病，出身都不高。
简单说，一个官僚体系越以律令为基准，职位流动性越强，寒门越多，越代表官僚体系的法制化程度高，法制化的官僚体系有利于皇帝专权，而士族化、门阀化的官僚体系则会导致皇权衰弱。魏晋南朝的九品中正制，就是一种评议制度，由士族来定品级，这等于剥夺了皇帝对官僚集团的掌控能力。说完了皇权的根基，我们再回到东汉，看天子是如何一步步丧失权力的。先是第三点出了问题，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其实官僚体系就有异化的趋势，刘秀起兵，主要的支持者是地方的豪族，刘秀当皇帝后，也被迫承认了地方豪右的权力，东汉末期，也开始形成独立的士林阶层，当时洛阳的太学生有2-3万人，占洛阳人口的十分之一。民间更是私学兴盛，很多大族都招收学生。东汉末年最有名的袁绍、袁术，家里是四世三公，足见权力已经呈现世袭化的征兆。到汉灵帝时期，东汉士林越来越多地围绕“族”而展开，呈现为“学门—官族—豪右”的循环。可以说，东汉官僚体系的法制化程度一直在降低。黄巾起义爆发后，因为朝廷中央军数量有限，汉灵帝允诺地方州郡自主募兵，更是加大了地方豪族的力量，三国时期很多大族都有自己的“部曲”，就是源于朝廷募兵权的下放。第三点逐步衰落的同时，第一点也在衰落，汉章帝之后，东汉接连出了几个小皇帝，为了稳固统治，他们只能依靠宦官、外戚进行统治，但这些人往往缺乏治理能力，因此搞得天怒人怨。
（袁绍这样的大族已经有大量的部曲）
汉朝后期的几个皇帝，尤其是汉桓帝、汉灵帝，都是卖官鬻爵、穷兵黩武、重用宦官，还搞出了迫害士人的党锢之祸，因为天子无道，君主的法制化权威也在不断削弱。
不过，直到汉灵帝死时，皇权仍然保持神秘性，还是能对一些军阀形成威慑，比如当时何进召董卓入京清除宦官，到渑池时，何进怀疑董卓的企图，便派出种劭让董卓退军。最初董卓想胁迫种劭，结果种劭拿出天子依仗，大声斥责董军，董军士兵居然纷纷下跪，看到军队对皇权仍有畏惧，董卓只得下令暂退到夕阳亭。这表明，直到汉少帝出逃前，皇权仍然对广大士兵具有威慑力。
除了残存的皇权，皇室还有一个法宝就是班底。东汉后，皇权旁落，但旁落不等于衰弱，皇帝虽然昏庸，但仍然能依靠宦官和外戚进行统治，在汉灵帝死时，这个格局仍然没有变化。当时东汉朝廷最精锐的几支力量，北军五校在外戚大将军何进手中，西园军在蹇硕手中，而蹇硕是宦官集团的成员。当时袁绍曹操也是西园军的军官。虽说当时东汉已有地方军阀，但这些小军阀的军事实力远比不上朝廷的精锐。当时董卓入京的不过3000人，根本不是朝廷精锐的对手。
如果不出意外，汉室无论如何都不会丧失权力，但意外就是出现了，汉灵帝死后，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发生火并，一时间两大集团居然全部覆灭，这才让董卓捡漏。何进先是分化了宦官集团杀死了蹇硕，夺取了全部兵权，形成了对宦官集团的优势，当时张让等宦官都向太后求情，希望何进能放过他们，但支持何进的士族集团（以袁氏为代表）极力要求何进彻底铲除宦官。站在何进角度，在宦官已经服软的前提下，确实没必要斩尽杀绝（更何况何进和妹妹的上位也和宦官有关），削弱宦官的权力即可。但真要剿灭，也不是大错，当时宦官集团已是人神共愤，全天下的士人都想报党锢之仇，赢得士族的心对何进也是诱惑。而且剿灭宦官集团后，何进会掌握所有兵权，对外戚集团总是有利的。袁绍建议引入董卓也不算大错，毕竟董卓那点兵完全不是北军五校的对手，朝廷有把握控制他。唯一出人意料的就是何进的愚蠢，何进不停袁绍和曹操的劝告，居然孤身一人去见太后，认为宦官不敢对他下手，宦官们知道何进要除掉他们便拼死一搏，一拥而上杀死何进，何进的手下吴匡知道后率军攻入皇宫，几乎杀光了宦官，张让等人也在逃难途中自杀。一夜之间，宦官和外戚集团的主力几乎全部丧命，这也代表天子彻底失去了班底。而天子的威仪也在逃难过程中丧失殆尽，当时董卓遇到逃难的汉少帝，西凉军全体将士都看到原本高高在上、深不可测的天子居然语无伦次、瑟瑟发抖，不过一小儿矣，彻底对皇权祛魅，失去了神秘性，皇帝也就是凡人。
这一刻起，局势彻底乱套，洛阳只剩下袁氏兄弟和董卓两大势力，丧失班底的天子今后要么被袁绍挟持要么被董卓挟持，只是袁绍毕竟四世三公，如果真是袁绍击败了董卓，汉室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会更加体面。
当然，最后还是更没底线更精于权谋的董卓获胜，董卓趁虚而入，抢在袁绍之前控制了丁原的并州军，稳住了吴匡，夺取了北军五校，形成了对袁绍的碾压。虽然此时汉献帝还没有继位，但他已经注定要面临傀儡的结局。一个丧失军队和班底的天子，如何去制衡军阀呢？这也是为何无论之后是董卓、李傕郭汜还是曹操，汉献帝都没法进行有效的反击，因为皇权的三个根基已经全部毁灭，仅靠几个士人的忠诚已经无济于事。建安五年汉献帝联合董承、刘备密谋对抗曹操已经是他能做的极限，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惨败，董承和董贵人均被杀，以后更没有人敢亲近皇帝。
每当读到此处，都深感汉献帝生不逢时，其实汉献帝并不懦弱，相反非常聪明，之所以叫“献”，也是因为史书认为他聪明，当时见董卓，汉少帝吓得语无伦次，刘协却对答如流，足以显示他的天资，成为傀儡后更是多次让曹操后方不稳。如果汉献帝生在武帝时代，甚至汉灵帝的时代，都会是一位伟大的君主，但只可惜历史没有给他机会。读历史越多，越感到时势的重要性，很多人并不是自己有能力，而是站在了风口上。比如汉武帝刘彻，父亲爷爷给他摆平了七国之乱和宗室、给他留下了丰厚的国库、还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官僚体系和班底，这让刘彻不费什么功夫就能创造伟业。而刘彻晚年是什么情况？是海内亏空，有亡秦之相，这充分说明刘彻的才能是被过誉的。
人们只看到了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威风，却忘了他们是在好几代人的功劳下施政，最终还差点让国家崩溃。人们嘲笑汉献帝的懦弱，却忘了他一开始就不曾有任何权力。人的才能固然关键，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历史是否给你表演的舞台，唯有认清这一点，我们才不至于走上弯路，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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