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屈辱的年代，他却三番五次改变自己的立场

2024-06-01 14:06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别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生在清末乱世，一生致力于救亡图存。二十六岁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长达14年，期间创办报刊，宣传新思想，试图建立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先支持袁世凯，因反对他称帝，进而讨袁；后又支持北洋政府，又因其腐败不堪而失望，退出政坛，遂将希望寄托到青少年身上，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半生积极投身教育事业，是清华大学四大导师之一。子女与学生中，人才辈出，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一生创办报刊近20种，创作文字三千万，被时人誉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

作者：国馆

梁启超真是一个天才。

他十二岁考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二十三岁参与 “公车上书”，二十四岁开始办报纸、办书局、办学校，宣传西方思想。二十六岁协助光绪变法，是戊戌变法中最年轻的参与者。

梁启超出生在一个读书世家，祖父梁维清和父亲梁宝瑛都是秀才，祖母黎氏是广西提督、武探花黎大刚之女。梁启超从小接受的是最传统的文人教育，五岁就被要求学四书五经，七岁学写文章，九岁学八股，十岁就参加童试。

在清代，从考试到进士及第，至少要经过童试、解试、会试、殿试四次考试。童试在县府内进行，由知府主持，考中者是为秀才。有了秀才身份，就可以参加解试，考过了就能成为举人。中举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因为举人已经具备了选官资格，算是半只脚踏进了官场。最重要的是，有了举人身份，就可以去北京参加会试和殿试。梁启超十七岁就已中举。

当时的主考官李端棻笃定他日后必定会中进士，抢先把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还着急地约定，等他第二年进京考试的时候就完婚。

按梁启超的才华来看，他中进士当是信手拈来的轻松事。中了进士之后，再借着李端棻的提拔，应当很快就可以在官场中站稳脚跟。

但是，梁启超到北京参加会试后并没有中榜。那是他第一次见识广州之外的世界。当时因为列强的侵扰，北京的气氛有些紧张，再加上考试落榜的郁闷，梁启超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当途中经过上海，见到了电话、电灯和电报时，他感受到了中国和西方的巨大差距。那时候的广州和北京，用的还是煤油灯。和很多传统读书人一样，他一直以为清朝是强大无敌的，中华是宇宙的中心，现实却让他感到无比失落。

梁启超在上海订购了世界地理杂志《瀛环志略》，进一步打开了他的眼界。他常年钻营八股文，没想到知道除了中国之外，世界还有五大洲。他第一次有了“世界”的模糊概念。

回到广州之后，梁启超花了很多时间开始琢磨西学，不再醉心科考。也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日后的老师康有为。康有为年长梁启超十五岁，很推崇西学，认为只有通过学习西方，变法图强，才可以让清朝免受列强侵扰。

早在两年前，康有为就趁着上京考试的机会，向光绪上书，建议变法，但是被官僚阻拦下来。上书不成功，他只能悻悻回到广州，继续在南方宣传他的西学思想。

梁启超被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深深吸引，拜康有为为师。随后，他离开官办的学校，入读了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全身心投身西学。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是并肩作战的斗士，一起上书光绪，一起办报纸，办译书局，组建政治团体，用尽各种方式宣传新思想，试图唤醒沉睡已久的帝国人民。

五年后，两人一起到北京参加会试。这次考试，康有为考中进士，梁启超则再一次落榜。落榜的原因竟然是文章写得太好，主考官怀疑是康有为代笔。此次落榜，再没有过多的影响到梁启超的心情。他已经不再执着于传统的功名了。

放榜没多久，就传来李鸿章准备跟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日本要求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并赔偿白银2亿两，还要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内容，各界哗然，梁、康听闻消息，更是激愤。康有为立刻发起“公车上书”，梁启超则奔走呼告，联络一百九十位广东举人，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

然而，他们的力量终究微小，无法影响时局，《马关条约》在众人的愤慨声中签订。

▲ 《马关条约》的签订

这次失败，让康有为意识到结交、改变朝廷官员的必要。他向朝廷官员派发报纸，宣传变法思想，试图寻求更多的力量支持变法。

几个月以后，一份叫《万国公报》的报纸创办了出来，专门刊发西方世界的政治要闻，还论述变法的诸多好处。梁启超是最主要的撰稿人。

《万国公报》的影响很大，改变了很多守旧官员的想法，就连光绪也被报纸的内容吸引，瞩目康、梁。光绪有意支持、依仗他们，还特意授意大臣翁同龢拨付经费，协助创办了强学会。

强学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又有光绪在背后支持，很快就说服了不少有权势的重臣成为会员，包括张之洞、袁世凯、徐世昌……李鸿章听闻消息，捐出两千银元，还主动想要入会，但被康有为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很简单，李鸿章是慈禧太后的人。

慈禧不能容忍光绪壮大势力，一直密切关注强学会的行动。李鸿章入会，正是想监视他们的行动，随时向慈禧汇报。慈禧还授意御史上奏疏弹劾强学会，为打击这个团体做铺垫。

慈禧的势力当然比光绪帝大。很快，《万国公报》就被勒令停刊。自始至终，这份报纸仅仅维持了五个月。又五个月后，朝廷查禁了强学会，并强行整顿。整顿后的强学会丧失了政治功能，改名官书局，只允许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朝政。

梁启超初次参与的政治活动虽然宣告失败，但他坚定支持变法的种子已经种下。

两三个月后，他就接到黄遵宪、汪康年的电话，邀请他到上海办《时务报》，并担任主笔。这也是一份以宣传变法革新为宗旨的报纸，不过把面向的读者受众从官员转向了百姓。

梁启超的情绪很高昂，创刊之初，接连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等文章，大谈改良。政治讨论本来很枯燥，但他总有办法把枯燥的内容，讲得慷慨激昂，极具煽动力。

依靠梁启超强大的情感渲染力，只不过几个月，报纸的发行量就高达万余份。上至官绅读书人，下至贩夫走卒，无人不谈论梁启超，无人不谈论他的文章和思想。此时的梁启超，仅仅二十四岁。他只靠一支笔纵横时局，掀起了一股变法讨论的热潮。

但是，民间对变法的讨论越热烈，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就越紧张。

汪康年曾经在张之洞幕府任职。张之洞反对变法，严厉地斥责汪康年，报纸的言论过于尖锐，要他整改。顶着压力的汪康年，要求梁启超减少谈论政治的文章，梁启超不赞同，认为这违背了办报的初衷。以致两人的矛盾无法调和，梁启超愤而出走。

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唯一明确表示支持变法的朝廷大员，聘请梁启超担任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负责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在湖南推行新政。梁启超应邀前往，在长沙开设中西学课堂，但很快就遭到当地士绅的激烈反对，学堂的主事者承受不了压力，想要妥协。当时梁启超又因操劳过度，疾病缠身，只好离开湖南，去上海养病。

梁启超在上海养病期间，沙俄要强行割让旅顺和大连。他害怕朝廷答应沙俄的要求，急忙赶到北京，联合各省举人，上书请求拒俄、变法。但朝廷照样与沙俄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条约。

康有为在此时愤而发起保国会，再次上书光绪，请求变法。

▲ 康有为

一直在忍辱中煎熬的光绪帝，不想做亡国之君，终于强硬了一次，发布诏喻，力主变法。他频繁召见翁同龢、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商讨变法的细节，打算从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入手，效仿西方体制，由上到下进行一次全面的革新。

光绪对变法怀着很大期待，不仅寄希望于能强国，还希望能通过变法，实现亲政。但他又极度不安，因为慈禧一派的势力太大。从变法的第四天起，慈禧就开始反攻了，还接连出了三招，直接压制住了光绪。

慈禧先强迫翁同龢退休，卸掉光绪变法的重要助手，在精神上打击光绪。之后，又要求凡新授的二品大臣，要到她面前谢恩，以此削弱光绪的人事任命权。最后，她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控制住了北洋三军的军事力量。皇帝的行踪一向为隐秘，但慈禧却还公布了光绪要到天津阅兵的行程。

光绪预感到慈禧是要对他动手，托人带密诏给康有为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

为了变法可以继续，康有为甚至想直接刺杀慈禧。他拉拢有兵权的袁世凯，让他出兵围住颐和园，挟持慈禧。梁启超认为袁世凯不值得信任，但康有为坚持行动。

事实上，袁世凯果然靠不住。得到消息的慈禧连夜回宫，借机囚禁了光绪。从此以后，慈禧直接把持了清廷的朝政，连很多原来要通过光绪的中间手续都省了。慈禧随后下令废止所有新政措施，逮捕维新派成员。戊戌变法前后仅维持了百天，史称“百日维新”。

光绪二十四年（1898）9月28日，支持变法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被逮捕斩杀于菜市口。梁启超躲到日本使馆，后在伊藤博文的协助下，逃到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海外漂泊。

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全国新办的学会、学堂和报馆多达三百多家，议论时政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民智得到了启蒙。晚清愚昧又黑暗的时代，终于透进来了一束微弱的光。

初到日本，梁启超想解救被囚禁的光绪，天真地将希望寄托于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搭线日本政府，商量扶持光绪上位的事。被拒绝之后，梁启超幡然醒悟，日本政府帮助他只是想捞好处，而不是想助他救国。

正在梁启超陷入迷茫时，他遇到了同样逃亡日本的孙中山。两人谈论起救国路线时，想法竟很一致。慈禧斩杀了戊戌六君子，又用外交手段逼迫康有为离开日本。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意识到救亡图存清政府是指望不上的，只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才有一线希望。这就意味着他和康有为从此要走上不同的道路。

梁启超决定和孙中山合作后，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梁启超劝康有为退隐，是因为他知道康有为是坚定的保皇派，绝对不会赞成彻底推翻清政府。

当时，康有为正在加拿大筹钱，也准备营救光绪。他还成立了“保皇会”，全称是“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康有为读了梁启超的来信，怒不可遏，亲自派人到日本，勒令梁启超到檀香山（今夏威夷）帮忙筹钱。

梁启超不好违抗，赶到檀香山演讲筹款。康有为打算通过武力起义的方式解救光绪。但因为资金迟迟无法到位，只能一拖再拖。

直到慈禧要废掉光绪，康、梁才联合孙中山，匆忙发动起义。起义军由唐才常领导，打着“勤王”的口号，由湖北、湖南和安徽同时发动，动员了十万之众，波及到江浙、两广、四川、西北等地，声势不可谓不大。

康有为和梁启超满怀信心，以为必定一举功成。殊不知中间筹谋太久，消息早已泄漏。8月7日起义，朝廷22日就逮捕了一批起义成员，唐才常则直接被击毙。前后不过十几天，这场酝酿了两年的起义，又如昙花一现，仓促之间就结束了。

梁启超和康有为还策划了两广独立。

当时，外有八国联军侵华，内有义和团运动，清廷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局面。梁启超建议趁时局混乱，拉拢李鸿章，劝他脱离朝廷，在两广地区拥兵自立，扶持光绪复位。进一步寻求英国的协助，谋求让两广独立。

这次，梁启超同样充满了信心。只可惜，天津陷落以后，清廷表现得更加懦弱，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可以更加肆无忌惮。英国政府觉得可以直接从清政府身上攫取更大的利益，放弃跟梁启超合作。而李鸿章从始至终也没有脱离清廷，另立门户的打算。

两次行动都告失败，营救康绪帝的希望渺茫，梁启超和康有为分歧也越来越大。梁启超认为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康有为有意拖延军费造成的。康有为也很生气，指责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是谋逆。两人的关系几乎决裂。但康有为意识到他还需要梁启超的协助，先服了软。梁启超也只好妥协，郁郁不欢地回了日本。之后，他在自己创办的《清议报》上，明确发表主张，赞成推翻满清，提倡革命，建立共和，还大肆攻击、辱骂慈禧。慈禧恨不过，买凶烧了报馆，《清议报》被迫停刊。

第二年，梁启超又创办了《新民丛报》，提出新民说，目的还是宣传西方先进思想，唤醒国人，开启民智。

梁启超的思想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进，刊登、宣扬了许多具有革命思想的文章。他还是第一个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以及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人。

《新民丛报》很受欢迎，也让清政府非常恐慌。正版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盗版盛行，知识青年更是人手一份。毛泽东、鲁迅、胡适、郭沫若等革命志士，早期都受到《新民丛报》的影响。

光绪二十九年（1903），康有为不希望看到梁启超推行共和政体，写信告诉他革命共和在中国走不通，建议他先去美国考察。

梁启超在美国历时十个月，游历了费城、匹兹堡、圣路易、芝加哥、西雅图、洛杉矶等城市，拜访了美国总统罗斯福、银行家JP摩根、哲学家杜威等人。

他深入调查美国的历史和政治体制后，发现中国确实不能适应美国的共和体制。回到日本之后，思想再次转变，不再提要推翻清廷的主张，转而提出效仿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他从支持革命，走到了革命派的对立面，遭到了激进革命派的指责、质问和谩骂。国内推翻清朝的声潮越来越高，慈禧为了维持统治，不得已做出让步与妥协，同意走君主立宪的路子。为此还装模作样派了一批官员出洋考察，但这批官员直到考察结束，连君主立宪的基本章程都没弄清楚，回国后只能暗中找梁启超写了一份《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的奏折呈给慈禧。

梁启超以为这次可以跟朝廷合作立宪，踌躇满志。然而，当慈禧公布立宪细节后，他才明白过来，慈禧从一开始，就只准备做做样子。她真正想的，依然还是独裁。梁启超感到失望，在上海成立了政闻社，用来作为发动群众的阵地，给朝廷立宪施加压力。

▲ 大清立宪

参与请愿的群众很多，规模很大。慈禧始料未及，对梁启超更加愤恨，下令彻底查禁政闻社。没多久，慈禧和光绪先后去世，年幼的溥仪上位，实权掌控在摄政王载沣手里。梁启超又以为新君上位，有合作的可能。但载沣同样也厌恶梁启超，直接拒绝了他。

梁启超终于意识到，清政府根本没有立宪的诚意，而革命之势又势不可挡，他又支持暴力推翻清政府。但这个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最后还是觉得推行立宪比较可行，甚至还准备推举载涛为总理，让政权平稳过渡。

但时局没有给梁启超这个机会。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了。

清政府这才在慌乱之间下了罪己诏，令袁世凯改组内阁，加快立宪的进程。梁启超本来一直反对袁世凯，但为了立宪大局，他提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主张。

袁世凯也因为需要梁启超撰写共和方案，多次打电话表达合作意愿。逃亡在外十四年的梁启超终于回到中国，开启了长达十年的从政生涯。

梁启超原以为可以借助袁世凯，推行他理想中的宪政。先后出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帮助袁世凯站稳脚跟。没多久，当袁世凯的野心暴露，授意儿子袁克定用重金收买梁启超，支持自己称帝。

梁启超感到失望，坚决反对复辟。他联合蔡锷，暗中南下，发动讨袁。他们先后发动广西、云南等地独立，成立军务院，跟袁世凯对抗。

半年后，袁世凯去世，北方局面混乱，梁启超转而拥护段祺瑞上台，希望借段祺瑞收拾残局。

1917年7月，梁启超在段祺瑞的内阁中担任财政总长。他想振兴民国的经济，建设民国的实业。为此，从日本借来一笔巨款作为专项资金。但没有想到，段祺瑞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将经费挪作了军费。

梁启超再次失望，意识到军阀出身的段祺瑞无心建设国家，而他自己也无法控制局面，失望之下引咎辞掉财政总长一职。从头至尾，才上任四个月而已。他同时声明，永远退出政坛。

梁启超不是一位合格的官僚。他总是对形势做出错误的判断，将希望寄托在错误的人身上，以至于局面不可收拾，自己不得不引咎退出政坛，并心灰意冷地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政治黑暗混乱，中华民国仅存招牌而已。”

说起梁启超，世人都觉得他“善变”。

但郑振铎另有看法，他说：“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不是梁启超善变，实在是他所处的时代风云诡谲。他又有一颗救亡图存矢志不渝的心，就只能在探索中不停地改变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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