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美国媒体与代际裂痕；理解生态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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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与代际裂痕
随着以色列继续对加沙进行战争，美国社会中的一条裂痕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在校园内挑战建制。一方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和从军火工业投资中牟利，另一方支持以色列的进攻，并呼吁警方采取行动拆除学生抗议营地。
近日，中东战争研究者拉米·库里（Rami G Khouri）在Al Jazeera发表评论，认为媒体在美国年轻人与建制之间的冲突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年轻人和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人更倾向于支持巴勒斯坦，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是“种族灭绝”，而老年人和有线电视观众则相反。
美国的亲以色列支持者试图将媒体的注意力集中在大学抗议活动中的所谓反犹活动和破坏性暴力上。这种策略有两个目的：分散对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战争”的讨论，并通过将对以色列的批评视为一种反犹行为并以法律惩罚来压制亲巴勒斯坦的声音。
对学生抗议者的指控是证据不足的。然而，主流媒体给予了这些指控大量的报道和头版空间。因此，那些反对或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的人现在主要在争论大学的角色、反犹主义的传播以及国家和社会应如何应对这两者。
但美国主流媒体对大学抗议活动的报道只是故事的一个方面。媒体本身就像社会一样是分裂和极化的。实际上，必须谈论三种媒体：逐渐失去广告和观众的主流媒体，广泛反映了美国和以色列政府观点；挑战主流观点但在经济上艰难维持的进步独立媒体；以及主导30岁以下年轻受众的多彩社交媒体世界。
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清楚地表明，这三种不同媒体的年龄群体和意识形态倾向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不同的媒体服务于代际裂痕的不同方面。
调查一再表明年龄与不同政治观点之间的相关性，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批评战争并支持巴勒斯坦人。今年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在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47%的人更倾向于同情以色列人，只有9%的人同情巴勒斯坦人。在30岁以下的年轻美国人中，三分之一支持巴勒斯坦人，而14%支持以色列。老年美国人往往比年轻人更积极地看待以色列人而非巴勒斯坦人。
年龄似乎还决定了媒体消费的模式。今年4月由JL Partners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9%的年轻人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而59%的65岁及以上人群则依赖主流电视和有线频道。
主要从主流电视和有线频道获取新闻的人“更支持以色列的战争努力，不太可能认为以色列正在犯战争罪行，并且对战争的兴趣较低”，记者瑞安·格里姆（Ryan Grim）在进步媒体《Intercept》中写道。
他发现，依赖社交媒体、播客和YouTube获取新闻的美国人“普遍支持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正在犯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并且认为这一问题非常重要”。
依赖社交媒体的美国人看到更多关于以色列战争对加沙严重影响的报道和视频，这可能增加了他们对美国参与其中的关注。所以学生们会如此强烈地抗议战争，要求他们的大学从支持以色列军队的公司撤资并切断与以色列学术机构的联系。
这种要求挑战了政府的政策和传统的亲以色列团体，特别是保守的老年政治精英。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国会和美国总统拜登如此迅速地对学生抗议作出反应，并利用媒体试图用反犹主义的指控诋毁他们。
JL Partners的调查发布之际，加沙战争的相关事件似乎正在达到高潮。旨在达成某种停火协议的谈判据报道正在取得进展，尽管以色列在拉法的轰炸行动在升级。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过去一周攻击国际刑事法院，称其计划对他提起战争罪指控。美国忠实地为其辩护，荒谬地声称由于以色列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法院无权管辖。在美国的支持下，内塔尼亚胡宣布无论哈马斯是否接受人质协议，他都将继续入侵拉法。
美国大学管理人员和当地警方正在严厉打击不断增多的校园抗议活动。夜间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占领了汉密尔顿大厅。尽管总统拜登和许多媒体试图将校园抗议活动描绘成反犹主义，但镇压和诽谤运动只会助长运动的增长，因为年轻人如调查所示，不依赖主流媒体获取新闻，而且社交媒体上有大量和平、尊重的抗议活动的视频，以反驳虚假的叙述。否则如何解释一个彻头彻尾的建制派机构如大学民主党会支持抗议者？
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以8比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决议。大学民主党穆斯林核心小组主席哈桑·皮亚拉利（Hasan Pyarali）告诉瑞安：“我希望可以通过全国数百个大学校园，很清楚看到这一代人致力于确保所有人的正义。反对针对任何群体的种族灭绝和仇恨不仅是好的政策，更是好的政治。”
加入他们的是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民主党委员会，该委员会也发表声明谴责对抗议者的镇压。费尔法克斯民主党可以说是能想象到的最主流、最与建制派联系的组织。他们的许多成员为联邦政府工作，许多人具体从事国家安全领域的工作。然而，他们在这里。
瑞安写道，经常听到人们说“推特不是现实生活”或“没有人看有线电视新闻”，但调查询问了人们主要从哪里获取新闻，让他们只选择一个，有线电视和社交媒体胜出。实际上，大多数美国人确实主要从有线电视（42%）或社交媒体如TikTok、Instagram或其他平台（18%）获取新闻。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主要通过YouTube或播客获取新闻。
问到人们日常从哪里获取新闻时，能更清楚地看到有线电视（55%）、社交媒体（38%）和播客/YouTube（34%）相比纸媒的主导地位，纸媒为21%。只有8%的人表示他们主要从纸媒新闻中获取新闻，这一比例低于表示不看或不读新闻的13%的人。（这一数字在实际中可能会高得多，因为不消费新闻的人可能很难被民意调查人员接触到。）
这些数字并不意味着纸媒无关紧要。新闻是一个生态系统，纸媒记者生产的新闻是有线电视新闻以及YouTube节目或播客的素材来源。但社交媒体还使用户/观众能够直接获取他们以前从未有过的信息来源，加沙的记者直接向Instagram和TikTok播报是最近最明显的例子。
不明确的是哪个现象先出现。社交媒体用户因为他们接触到的信息而更可能反对战争，还是因为他们更可能年轻？有线电视观众是否因为受评论员立场影响，还是他们只是年老且保守？（社交媒体的使用远远超出了年轻人。调查发现，38%的美国人将其列为多种新闻来源之一。）
当被问及以色列是否在加沙犯“种族灭绝罪”时，美国有线电视观众以34：32的比例表示否定。所有其他新闻消费者都表示以色列在犯“种族灭绝罪”，包括纸媒（36：33）、YouTube（41：31）和社交媒体用户，他们以44：19的比例同意这一说法。与此同时，18至29岁的美国人也持类似观点（48：21），而65岁以上的人则以47：21的多数表示以色列没有犯“种族灭绝罪”。
年轻美国人比他们的父母更少依赖主流媒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其报道的失真、偏见和缺陷。
美国主流媒体偏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在马克·欧文·琼斯（Marc Owen Jones）最近的一篇关于数字虚假信息的分析中看到。他回顾了4月和5月初《纽约时报》关于美国校园抗议活动的100篇文章，注意到报道中强调将抗议活动与反犹主义等同。他还发现，“反犹主义”和“反犹”的词汇出现了296次，而“伊斯兰恐惧症”和“伊斯兰恐惧症”的词汇仅出现了9次，尽管反犹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都在上升。
此外，监测组织newyorkwarcrimes.com对《纽约时报》关于战争的报道进行的分析也有类似的发现。它还发现该报在报道巴勒斯坦时引用以色列和美国消息来源的次数“是巴勒斯坦的三倍多”，还有“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引用次数是巴勒斯坦官员的九倍”。
不应该对年轻美国人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新闻媒体世界中感到惊讶，而老年美国人则努力维护一个不断在世界各地制造战争的旧世界。更重要的是，这些趋势多年来一直朝着同一方向发展，预示着社会的持续极化，同时对巴勒斯坦权利的支持不断增加，以及对巴以冲突中美国立场平衡的呼声不断增强。
但选举是另一回事。在加沙战争作为美国选举关注点的重要性方面，只有12%的公众将其列为前三大问题之一，只有3%的人表示这是他们的首要问题。在这3%中，几乎所有人都主要通过社交媒体或YouTube获取新闻。五分之一的社交媒体新闻消费者表示，以色列的战争是前三大问题之一，对于18至29岁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然而，如果近一半的美国年轻人认为以色列在犯“种族灭绝罪”，为什么它在选举中没有更大的重要性？答案可能在于美国选民的选择。拜登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而唐纳德·特朗普仅表示：“我要说，以色列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你正在失去世界的支持。”实际的选择关乎是否投票。
确实，美国不同群体之间的另一个明显差异是投票意愿：纸媒读者和有线电视观众最有可能投票，而从社交媒体或YouTube获取新闻的人最有可能表示他们肯定不会投票或不太可能投票。
在美国只有社交媒体用户表示他们更有可能支持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候选人（33：19）。只有15%的有线电视观众表示同样，即使31%的有线电视观众同意以色列正在对巴勒斯坦人犯“种族灭绝罪”。
理解生态焦虑
生态焦虑（Eco-anxiety）和气候焦虑（climate anxiety）是被广泛讨论的全球性话题，许多人都对生态危机感到焦虑，但生态焦虑很难定性。对于这种焦虑的各种形式，以及它们与生态危机的其他心理影响的关系，仍然缺乏充分的研究。
芬兰赫尔辛基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所的Panu Pihkala博士在2020年前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生态焦虑的论文，是Google scholar该话题下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者。他2020年在Sustainability期刊发表论文，用各种焦虑理论的观点讨论了生态焦虑的实证研究。文章指出，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性似乎是生态焦虑的重要因素。Panu Pihkala还研究了其他相关术语和现象，如生态悲伤、孤独症和生态创伤，探讨了生态焦虑研究与生态情绪和情感研究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生态焦虑与恐惧和担忧密切相关。
根据他的说法，生态焦虑是一个广义的术语，包括对污染和有毒废物处理等环境问题的恐惧，以及对极端天气事件和海平面上升等气候问题的恐惧。
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社工实践助理教授Karen Magruder曾在2023年9月的The Conversation网站上分享她观察到的生态焦虑的常见症状，包括对后代的担忧、失眠或注意力不集中、挫败感和无助感。这些感觉可能是轻微的、短暂的担忧，也可能是深深的绝望、恐慌和强迫行为。
这些由地球生态恶化而引发的情绪是广泛存在的吗？人们可以如何应对这样的负面情绪呢？5月31日，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的两位学者Britt Wray和Kyle McKinley在“世界经济论坛”网站刊登的文章《气候焦虑正在加剧——我们该怎么做》中讨论了这些问题。
在2022年进行的规模最大的气候焦虑调查中，32个国家中有 31个国家的气候焦虑与负面心理健康有关。在2021年对10个国家的1万名16至25岁青少年进行的调查中，四分之三的受访者确认 “未来令人恐惧”，大多数人同意 “人类注定要灭亡”。
美国著名自然主义作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其 1949 年出版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一书中描述生态损失所造成的情感伤害：“生态教育的惩罚之一，就是独自生活在充满创伤的世界中。”
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认为，气候困扰（climate distress，一种定义宽泛的恐惧、焦虑、悲伤、愤怒、恐惧或无力感的混合体，文献中通常称为气候焦虑）并非病态。相反，鉴于飓风、干旱和洪水等气候事件的升级，以及有明确证据表明我们的地球极限正在被超越，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感觉是正常和适当的。然而，研究也表明，虽然气候焦虑不是病态的，但也会使人丧失能力。气候焦虑会引发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普遍焦虑、睡眠问题，甚至自杀念头等。这些结果都需要临床支持。
Britt Wray和Kyle McKinley认为，气候焦虑的增长趋势将给许多国家本已超负荷和紧张的心理健康系统增加沉重负担，使世界上许多地方本已持续存在的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紧急状况雪上加霜，也将进一步削弱人类发展气候复原力、创新力和适应力的集体能力——而这恰恰是我们在灾难面前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他们提出，改变现有的心理健康系统，使其依赖于非专业的社区领袖和同伴支持工作者的共同引导，是增强气候复原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这种所谓的“节俭创新”最初是受到中低收入国家医疗保健需求的启发，为解决世界各地的心理保健治疗差距带来了希望。
这些措施包括“任务分担”，即由专家对非专业领导者进行培训，让他们走入社区，为居民提供简化的心理健康干预措施，尽管他们并不具备临床专业知识。一些评估表明，在帮助人们康复方面，这种方法甚至比初级保健更有效。
例如，“友谊长椅”（Friendship Bench）就是为了帮助津巴布韦的抑郁症患者而设立的，它在医疗中心的院子里或值得信赖的社区空间里设置长椅，并培训社区中值得信赖的祖母们在长椅上提供少量的简化谈话治疗。之后，在长凳上接受过护理的人将被转移到同伴支持小组中进行照顾。
这种有效、简单、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案目前正在美国的纽约和新奥尔良等城市推广。已有一些研究所努力在将这种气候心理健康方法（包括友谊长椅）与医疗补助计划联系起来。
Britt Wray和Kyle McKinley特别强调了青少年群体之中互相分享气候危机给他们带来的感受，这种共同体的感觉可以给气候和心理问题的解决带来双赢。一方面，当面临气候焦虑的群体聚集在一起谈论这些感受时，这些人就会通过表达这些感受而卸下压力。当他们看到这些感受得到如此广泛的认同时，他们也会走出痛苦的孤独。另一方面，通过共同倾诉，社会联系可以在这个群体中得到加强，他们也许可以成为未来抗灾能力的基础，或者说，当气候灾害对他们个人造成影响时，他们可以回到这个群体。他们认为有必要在学校环境中建立这类气候焦虑支持小组，以帮助那些在亚临床形式的气候焦虑中挣扎的年轻人，防止其演变成更严重的问题。
研究还表明，在家庭中开展代际气候对话是实现变革的有效途径。一项研究发现，青少年尤其是女孩，在说服父母“气候变化是真实的，是需要采取行动的优先事项”方面最为有效。结果显示，关心气候变化的女儿在改变保守父亲的想法方面尤其有效。保守的父亲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程度最低，但在这些对话之后，他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增长最快。
Karen Magruder也认为，参与解决方案是有效缓解焦虑的方式之一。当你感到焦虑时，将这种能量作为行动的燃料。以这种方式利用生态焦虑可以减少你的无力感。
研究表明，亲环境行为和参与气候活动的形式有助于培养个人的代入感、效能感和积极的希望，是健康的保护因素，也是符合共同利益，是另一种双赢。
在气候焦虑时代，我们需要更加全面地思考如何重新设计心理健康体系，完善社区/家庭/学校的沟通干预、建立社会心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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