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以翻译、扫描舆论场上的观点文章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全球思想动态。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人工智能在加沙战火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奥运会的历史源流及其从古至今面临的各种争议。
Jennifer Lenow在《雅各宾》深入剖析了人工智能在加沙事态中的角色，认为与其想象被夸大的人工智能带来的未来危险，不如看到正在发生的危机。
在过去的一年里，人类面临的最大存在性威胁似乎并非来自人为气候变化，而是另一种人类驱动的幽灵：人工智能。带来这一新型反乌托邦的，是OpenAI推出的ChatGPT-3。在随后的几周里，全球各地的人们消耗了数十亿瓦特的能源，提交了诸如“重写《星球大战》前传”之类的提示，公众讨论被一系列技术预言、哲学思辨和业余科幻情节所淹没。主要媒体发布了《我们能阻止失控的人工智能吗？》和《人类刚刚释放了什么？》等评论，各西方政府急忙组建监督委员会，每个技术达人几乎一夜之间都说起了这些技术术语。
虽然OpenAI的发布引发了谷歌、亚马逊和Meta等科技巨头的大语言模型军备竞赛，但一些知名科技人士，如埃隆·马斯克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警告未经控制的人工智能的阴森未来，敦促所有人工智能实验室停止实验，直到监管机构（和伦理）能够跟上。在《纽约时报》和Substack的像素化页面上，公共知识分子公开探讨了全能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道德困境。
尽管人工智能的狂热支持者和恐惧者可能都夸大了大语言模型的能力和该领域研究发展的速度，但他们激发了一系列关于技术在社会中作用的重要伦理问题。将这些问题以未来时态提出，讨论应该如何应对技术达到一个遥远的假设点，却忽视了在现阶段如何使用技术以及对技术的依赖可能已经危及人类的责任。
作者认为，应该特别警惕技术在网络安全和战争中的使用，不仅因为明显的道德风险，还因为OpenAI最近任命了一位退役美国陆军将领和前国家安全局顾问加入其董事会。准备应对由机器带来的危险未来的最佳方式，就是看到这一未来实际上已经到来。它正在加沙上演。
“铁剑行动”（Operation Swords of Iron）在一系列突破性的调查中，以色列出版物+972和Local Call揭示了人工智能在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中扮演的广泛角色，该行动始于2023年10月8日，以色列称之为“铁剑行动”（Operation Swords of Iron）。依赖于六名以色列国防军内部匿名线人的证词（他们都有直接接触这种技术的经验），调查记者尤瓦尔·亚伯拉罕（Yuval Abraham）描述了以色列国防军使用的三种算法系统：“福音”（The Gospel）、“薰衣草”（“Lavender”）和“爸爸在哪？”（Where's Daddy?）。根据亚伯拉罕的线人，“福音”生成待打击的物理结构列表，“薰衣草”生成待打击的人员列表。“爸爸在哪？”是一个辅助追踪系统，用于预测“薰衣草”生成的目标何时进入他们的家中，以便进行轰炸。所有的亚伯拉罕线人，都是在10月7日后被征召的预备役士兵，他们表示这些系统在使用时，几乎没有人类监督，士兵们往往只是对模型输出进行盖章（以色列国防军否认这些说法）。在两次调查中，亚伯拉罕表示这些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是当前军事攻势破坏规模空前的部分原因，尤其是在最初的几周内。确实，以色列国防军自豪地宣称在行动的前五天在加沙地带投下了4000吨炸弹。据他们自己承认，这些炸弹中有一半投向了所谓的“power targets”，后者是非军事性民用结构，如公共建筑或高层公寓，位于密集区域，若被轰炸可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重大损害。实际上，它们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而被选择。这个逻辑可以追溯到达希耶（Dahiya）战略，这是一种在以色列与真主党2006年的战争中被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加迪·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倡导的军事战略，该战略合法化了对平民的过度毁灭。尽管以色列国防军直到2014年才正式对巴勒斯坦人使用这种“power targets”，但“福音”系统使得达希耶战略能够在更大规模上实施，以更快的速度生成目标，同时在国际上保持了一定的信誉，避免了对无差别轰炸的指控。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Daniel Hagari）在2023年10月10日简洁地重申了达希耶战略：“我们专注于造成最大损害。”这与艾森科特在2008年的原始总结相呼应：“我们将施加不成比例的力量……并造成巨大破坏。”艾森科特曾在去年10月11日组成的以色列战争内阁中担任成员，直到他在2024年6月辞职，促使内塔尼亚胡解散了内阁。成比例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旨在防止对平民使用过度武力，这是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实践中，除非由施害者自豪地广而告之，否则很难证明这些原则被违反了。目前尚不清楚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前阶段的军事行动中仍在使用上述人工智能技术的程度。考虑到以色列已经造成的大规模破坏（大多数房屋、医院、政府建筑、非营利组织办公室和学校都已损坏或被摧毁；电力大部分被切断；巴勒斯坦人经常迁移以躲避以色列攻击和寻找避难所），这些技术在当前阶段的实用性也不明确。然而，以色列可能会在更大冲突爆发时对黎巴嫩使用相同的系统。以色列还长期出售军事技术给其他国家。在以往的军事行动中，选择暗杀目标涉及到一个漫长的指控过程，包括交叉核对信息。当目标池仅包括高级哈马斯官员时，这一过程是可管理的，但随着以色列国防军扩大潜在目标的范围，包括所有低级别的哈马斯人员，以实现消灭哈马斯的目标，这一过程变得更加繁琐。以色列利用这一目标，将人工智能用于了自动化和加速生成目标的过程。“薰衣草”是一个被训练来识别所有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IJ）成员的模型，不论其等级，目标明确是生成一个击杀名单。亚伯拉罕的线人描述的“薰衣草”模型与以色列国防军精英部队8200的指挥官在其2021年自出版的电子书《人机团队：如何创造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的协同将革命性改变我们的世界》中描述的非常相似。鉴于8200部队的工作高度敏感，指挥官的身份通常在其任期内是保密的。然而，当前指挥官的身份，约西·科赫（Yossi Koch），在2023年1月14日被暴露。科赫所描述的协同合作中，人类（包括分析员、情报员、军事指挥官）与人工智能协同工作来评估威胁和选择目标。可以得出结论，以色列国防军使用了类似于“薰衣草”模型的人工智能技术来生成目标。所有这些“人机团队”都需要将传统的军事目标评估和选择与算法生成的数据集相结合，以确保不会错误地瞄准非军事目标。尽管以色列国防军承认其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加速目标选择过程，但目标识别的准确性和其对平民的影响是难以核实的。根据之前《卫报》的报道（作者Bethan McKernan），一位使用过“薰衣草”的线人质疑人类在选择过程中的作用是否有意义：“我在这个阶段每个目标花20秒，每天做几十个。作为一个人，我除了批准印章外没有任何附加价值。这节省了很多时间。”一些线人描述了在某些目标类别中，以色列国防军对可允许的平民死亡人数的预先授权。两名线人表示，在战争的早期几周，他们被允许在对低级作战人员的空袭中杀死15到20名平民。攻击这些目标通常使用被称为“傻瓜弹”（dumb bombs）的非制导弹药，摧毁整个房屋并杀死所有居住者。一位情报官员表示：“你不想浪费昂贵的炸弹在不重要的人身上——这对国家来说非常昂贵，并且那种炸弹是稀缺的”。另一位官员说，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对平民的‘附带损害’是否允许攻击发生。因为我们通常使用傻瓜弹进行攻击，这意味着字面上是将整个房子压在其居民身上。但即使攻击被阻止了，你也不在乎——你会立即转向下一个目标。由于系统的原因，目标永远不会结束。你还有36000个在等着。”冲突专家表示，如果以色列使用傻瓜弹来摧毁与哈马斯相关的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并且这些人是通过人工智能的帮助识别出来的，这可能有助于解释战争中惊人的高死亡人数。联合国数据显示，仅在战争的第一个月，就有1340个家庭遭受多次损失，其中312个家庭失去了10名以上的成员。作为对《卫报》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行动是根据国际法的成比例原则进行的。声明称，傻瓜弹是“标准武器”，由国防军飞行员以“高水平的精度”使用。声明中还提到，“薰衣草”是一个用于“交叉引用情报线人的数据库，以便生成关于恐怖组织军事人员的最新信息层。这不是一个确认的军事人员攻击名单。”在以色列国防军进行的早期军事行动中，识别目标的过程通常更加劳动密集。多位线人告诉《卫报》，为了确认一个人是否为合法目标会进行讨论，然后由法律顾问签字。在10月7日的哈马斯袭击之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这种人为审批打击人类目标的模式发生了戏剧性的加速，指挥官们要求源源不断的目标。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1日，加沙边境附近，一辆以色列军队的自行榴弹炮开火。一位情报官员表示：“一直在受到压力，他们真的在对我们大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目标’。我们被告知：现在我们必须摧毁哈马斯，无论代价如何。无论你能做什么，你都轰炸。”为了满足这一要求，以色列国防军开始严重依赖“薰衣草”来生成被判断为PIJ或哈马斯军事分子的个人数据库。关于“薰衣草”算法训练所使用的数据类型或该程序如何得出结论的具体细节没有包含在+972或Local Call的账户中。然而，线人称，在战争的头几周，8200部队调整了“薰衣草”的算法，并调整了搜索参数。在随机抽样和交叉检查其预测后，8200部队得出“薰衣草”达到了90%的准确率，这导致国防军批准其作为目标推荐工具的大规模使用。“薰衣草”创建了一个包含数万名主要是哈马斯军事分子低级成员的个人数据库。此数据库与另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决策支持系统“福音”一起使用，该系统推荐建筑物和结构作为目标，而不是个人。+972和Local Call发布的证词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拥有如此先进能力的西方军事力量，在进行如此广泛的战争时却造成了如此巨大的人员伤亡。当涉及到目标低级哈马斯和PIJ嫌疑人时，偏好是当他们在家时进行攻击。一位线人说：“我们不只是想在[哈马斯]作战人员在军事建筑物或从事军事活动时杀死他们。炸毁一个家庭的房子更容易。系统是为了在这些情况下寻找他们。”这种策略冒着更高的平民伤亡风险。一位线人表示：“这不仅仅是你可以杀死任何一个哈马斯士兵，这在国际法上显然是被允许和合法的。他们直接告诉你：‘你被允许连同许多平民一起杀死’……实际上，比例标准并不存在。”对国际人道法的专家对以色列国防军接受和预先授权高达20名平民的附带损害比例感到震惊，特别是针对低级别的作战人员。他们表示，军事必须为每次个别打击评估比例性。无论以色列轰炸战略的法律或道德辩护如何，一些情报官员正在质疑指挥官设定的方法。一位线人说：“没有人考虑过战争结束后要做什么，或者如何在加沙生活”。这场暴力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人工智能在现代军事行动中的风险和挑战：当技术被用于执行不道德的命令时，它并未减轻战争的残酷性，反而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放大了暴行的规模。最终，伦理问题和人道主义担忧必须成为人们在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时的重要考量。2024年巴黎奥运会即将拉开帷幕，在这项体育盛事带来的欢乐氛围背后，也潜藏着各式各样的远虑近忧。近日，《伦敦书评》刊登了英国体育作家、社会学家大卫·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的“五环闹剧（Five Ring Circus）”一文。在这篇围绕朱尔斯·博伊科夫（Jules Boykoff）今年3月出版的新著《为什么要举办奥运会？》（What Are the Olympics For?）和戴维·米勒（David Miller）2022年出版的《点燃赛事：奥运会的演化与巴赫的遗产》（Igniting the Games: The Evolution of the Olympics and Bach's Legacy）的书评中，戈德布拉特对奥运会的历史源流和由古至今面临的各种争议进行了梳理，并对奥运会的未来做出了不甚乐观的展望。
《为什么要举办奥运会？》和《点燃赛事：奥运会的演化与巴赫的遗产》书封
戈德布拉特指出，奥运会是顾拜旦将其对古代运动会的误读和对英国公立学校对业余运动员的崇拜的浪漫化挪用相结合的怪诞发明。1892年，顾拜旦在索邦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首次呼吁复兴奥运会，1894年成立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并选择雅典作为奥运会的首个主办城市。巴黎曾在1900年和1924年举办过两次夏季奥运会，100年之后，奥运会将第三次回到巴黎。文章写到，1900年在巴黎举办的首次奥运会是一场闹剧。顾拜旦本打算将其作为万国博览会的体育部分，但博览会的主要组织者皮卡尔（Alfred Picard）认为顾拜旦为几百名业余男运动员举办的奥运会 “低级且不适合代表国家”，而奥林匹克运动代表的新希腊主义被视为“荒谬的时代错误”。博览会的体育项目包括19 世纪末法国流行的一系列运动：赛车、热气球、钓鱼和赛鸽、体操和弓箭表演、高尔夫球和马球、学校运动、妇女和儿童活动，以及最不符合奥林匹克精神的职业网球、回力球和自行车比赛。顾拜旦规定其中不涉及机动车、专业运动员、儿童和动物的项目是奥运项目。困惑不解的媒体称之为节日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国际运动会，公众对此也不太关注，比赛也没有颁发任何桂冠或证书。顾拜旦承认奥林匹克运动能够幸存是一项奇迹。等到1924年巴黎第二次举办奥运会时，凭借坚韧、狂热和“品牌意识”，顾拜旦已经成功将奥运会变成了一个全球性机构，并且很快就将取代其最初依附的世界博览会和帝国博览会。此时，被发明的奥林匹克仪式的核心内容已经确立：各国代表队为奥运会开幕，为运动员颁发金、银、铜牌，奥林匹克誓词和相交的五环。1924年巴黎奥运会增加了“更快、更高、更强（Citius, Altius, Fortius）”的格言，并且第一次得到了国家政府的明确支持——法国外交部负责筹备工作，并出资1000万法郎。自此，无论国际奥委会如何宣称，奥运会都是具有政治目的的政治活动。1924年奥运会的参赛运动员超过3000人，是1900年的三倍，有1000多名特派记者参加，大多数比赛都进行了拍摄报道，世界各地都进行了广播。不过，国际奥委会的体育观赏性理念以及认为业余主义在道德上更优越的信念受到了正在兴起的职业和商业体育的挑战。美国的棒球、法国和低地国家的自行车、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足球以及世界各地的拳击运动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模式，迎合了更多工人阶级观众的需求，创造了体育名人和大众叙事，使奥运会显得古板守旧。这个问题在1920 年的安特卫普奥运会上变得具体化。1924年巴黎奥运会尝试通过在大众游乐园举办体育展、在冬季自行车馆举办拳击比赛等方式来弥合不同阶层的差异。正是在这届赛事中，涌现了第一批奥运巨星，如获得五枚金牌的芬兰长跑运动员帕沃·努尔米（Paavo Nurmi）和比赛场场爆满的乌拉圭足球队。这样一来，奥运会得以在观赏性和名人效应方面与职业体育相媲美，但又受到来自妇女体育运动和工人体育运动的挑战。爱丽丝·米利亚特（Alice Milliat）创立的法国女子体育运动联合会举办了女子奥运会（1921年在蒙特卡洛，1922年在巴黎，1923年再次在蒙特卡洛，1924年在伦敦），以挑战国际奥委会实际上排斥女运动员的做法。作为应对，国际奥委会同意在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开展女子田径和其他运动，但有限制条件。直到1984年，女性才占奥运会参赛人数的五分之一。工人体育运动在北美和欧洲拥有400万名成员，由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创建，提供了一种包容性的体育模式，主张重在参与而非追求卓越，反对伴随奥林匹克运动而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1925年，该组织在法兰克福举办了第一届工人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吸引了十万名参赛者。1931年，这项赛事在维也纳举办，开幕式上数万名社会主义青年推倒了象征资本的巨塔。然而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一运动的德国奥地利核心解散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国际奥委会确立并巩固了其体育运动在全球的主导地位。1932 年洛杉矶奥运会增添了商业化和娱乐性。1936 年柏林奥运会展示了如何动员民族国家的力量来支持这场盛会。20世纪60年代带来了彩色直播电视，改变了比赛形式和影响范围。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创了媒体和赞助模式，为今天的奥运会奠定了基础。1992年的巴塞罗那将奥运会作为后佛朗哥时代城市复兴的最后一环，让世界相信奥运会可以带来游客、增长和发展。但电视转播和赞助的资金很快被从主办城市拿走，由国际奥委会保管。最大的变化当属从1980年至2001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悄悄从奥林匹克宪章中删除了业余主义规则。为了填补由此造成的意识形态空缺，萨马兰奇尝试使国际奥委会与20世纪90年代新出现的国际政治关切保持一致，将人权、性别平等和追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纳入奥林匹克宪章。在他的继任者雅克·罗格（Jacques Rogge）的领导下，竞标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众多，电视观众和收入增加，奥运会的规模扩大——更多的运动员、更多的运动项目和更多的媒体。奥运会女运动员的人数也增加至接近半数。但新模式也存在问题。1998年，媒体披露盐湖城为获得2002年冬奥会主办资格贿赂了国际奥委会的多名委员，随后的调查表明此种潜规则和犯罪行为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另一方面，学术研究表明，奥运会并没有带来就业、经济增长或生产力的提高，而且往往会降低旅游业的水平，那些无法使用或无力维护场馆还会成为城市的包袱。当德国击剑运动员、律师和体育官员托马斯·巴赫在2013年当选国际奥委会第九任主席，他的任务就是致力于解决该组织面临的越来越多的问题。在戈德布拉特看来，米勒的《点燃赛事》一书未能客观公正地揭示巴赫任期内国际体育运动中各种力量的角力以及国际奥委会的主张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而是变成了对巴赫勇于尝试克服危机的颂扬。戈德布拉特指出，巴赫在国际奥委会期间花了不少时间在俄罗斯方面，但是没能解决问题。迄今为止，巴赫已经主持了两届夏季奥运会和三届冬季奥运会。其中，2016年里约奥运会是首次在南美洲举办的奥运会，作为该国十年来举办的最盛大的活动（包括2014年世界杯在内），本应证明卢拉及其继任者迪尔玛·罗塞夫领导下的巴西的经济活力和国际影响力，然而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卢拉被捕，罗塞夫被弹劾，“洗车行动”丑闻暴露了公共建设项目中的大规模腐败和浪费，尤其是奥运公园和马拉卡纳体育场的翻新。这些项目让七万人离开了自己的家，大多数人得到的补偿微不足道，最后住进了城市边缘由毒贩团伙经营的新社会住房。在最贫穷的地区新建污水处理系统、清理帆船比赛场地瓜纳巴拉湾等对里约穷人的承诺则因成本过高而被放弃。2020年东京奥运会则被新冠疫情改变，推迟至2021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几乎没有现场观众，异常猛烈的台风使得帆船和赛艇比赛不得不改期，由于东京夏日的酷热马拉松和竞走项目改到札幌，网球比赛不得不在晚上举行，室外游泳项目的运动员被迫在危险的温水中比赛。观看比赛的人也越来越少：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全球电视观众人数达到顶峰，而里约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的全球电视观众人数则有所下降。对于巴赫而言更紧迫的问题是，对举办奥运会感兴趣的城市越来越少。2008年有10个候选申办城市，后来减少到5个最终候选城市，到了2020年之后5个候选申办城市和3个最终候选城市。越来越多的城市退出了申办流程，奥斯陆、克拉科夫、利沃夫和斯德哥尔摩在投票后放弃了申办冬季奥运会；汉堡、波士顿和罗马放弃了举办夏季奥运会的雄心。2024年夏季奥运会只有巴黎和洛杉矶两个城市竞争，并且似乎没有城市对2028年奥运会感兴趣。意识到危险的巴赫将2024年的主办权给了巴黎，然后说服洛杉矶拿走2028年的主办权，这一决定甚至没有经过国际奥委会的投票。2021年，通过类似的策略，唯一合理的候选城市布里斯班获得了2032年的主办权。
当地时间2024年7月19日，法国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举办在即，特罗卡德罗广场的奥运氛围。
潜在的申办者用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奥运模式行不通，但几十年来，潜在主办城市的居民一直在反对。1976年丹佛举办冬奥会的计划遭到了破坏，一个由主张低税收的共和党和环保主义者组成的联盟发起并赢得了本地全民公决。20世纪80和90年代，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多伦多的申办计划都因住房活动家、棚户区居民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抗议而泡汤。近年来，原住民团体对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标志设计提出了质疑，并抗议为了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在未被征用的原住民土地上修建高速公路。里约、巴黎和洛杉矶都发起了反奥运运动。博伊科夫一直是反奥林匹克运动的参与者，他在《为什么要举办奥运会？》中介绍了这些运动。2014年，巴赫发表了他的变革宣言《2020 年议程》，提出简化奥运申办程序、降低基础设施成本和避免“白象工程”的方法。它承诺优先考虑那些能创造积极的城市遗产和气候友好型的申办项目，并设想了一种新的奥林匹克主义，即保护清白的运动员、尊重人权和激励年轻人参与体育运动。索契、里约和平昌都是在巴赫开始担任主席之前获得的主办权，都未能实现这些期望。东京奥运会则遭遇了大流行这一变数。因此，就像1924 年一样，检验新奥运模式可行性的责任再次落到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肩上。戈德布拉特认为，举办一届清白的奥运会应该是国际奥委会而非东道主的责任。由于全球体育运动中普遍存在的药物军备竞赛，奥运会不可能避免兴奋剂的存在。此外，世界各体育联合会对心理虐待和性虐待的教练的做法视而不见，未能保护其负责的运动员。但国际奥委会对这些问题几乎没有反应。巴赫和2024年巴黎奥运会组织者面临的更紧迫的问题与成本有关。考虑到通货膨胀，2024 年巴黎奥运会是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最便宜的奥运会，也是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第一次几乎没有新建基础设施的奥运会（只新建了水上运动中心、奥运村和国际媒体中心），但建筑预算仍然高达45亿美元，赛事的实际举办费用也和这一数额相近。这笔费用是通过出售大量昂贵的门票和产品许可证、当地赞助商以及国际奥委会自身支付的。近年来，国际奥委会一直将全球媒体转播权和赞助收入据为己有，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国际奥委会这次提供了12亿美元的资金。最初的民意调查显示，约60%的法国人赞成举办奥运会，但在巴黎，随着奥运会的临近及其带来的不便，这一数字已降至一半左右。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以来，每届奥运会都承诺要办成“有史以来最环保的奥运会”，但成绩却令人沮丧。伦敦奥运会和里约奥运会都承诺减少碳排放，但其排放量仍相当于海地或马达加斯加全年的排放量。今夏的巴黎，塞纳河本应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变得足够干净，可以在河上举行水上活动，但最近的检测显示大肠杆菌含量很高。所有奥运场馆都已接入电网，这意味着大型赛事通常依赖的柴油发电机组可以不用了。环境方面的损失包括，为了举办冲浪项目，大溪地海岸边的一座瞭望塔不得不重建，珊瑚礁因此遭到破坏；为了建造国际媒体中心，牺牲了数英亩的公园用地。主办方一直避免宣称赛事将实现碳中和。奥运会期间的消费以及一万多名运动员、三万多名教练和官员、人数更多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更不用说观众了）的交通将产生150多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2012年伦敦奥运会或2016年里约奥运会碳排放量的一半，这已经接近可行的减排极限。法国日益频繁和剧烈的热浪也令人担忧。1936年的柏林、1964年的东京、1980年的莫斯科、1984年的洛杉矶和1996年的亚特兰大都曾在运动会期间采用非常手段让露宿者、吸毒者和轻罪犯销声匿迹。根据最近的统计，巴黎的露宿者约有四千人，但他们只是更庞大的无家可归者群体中最显眼的一员。数以万计的人占据了旧工业建筑作为容身之所，或在边缘化的公共场所里扎营。约有15万人居住在其他形式的临时住所中。自2023年初以来，警方一直在驱逐这些地方的居民。学生被要求从为国际记者团预留的宿舍搬走，补偿仅为两张免费门票和100欧元。此前，巴黎市政厅努力遏制Airbnb，为成为奥运合作伙伴，Airbnb支付了5亿美元，列出了奥运会期间巴黎的10万套出租房源，无疑将加速住房资源本就极度匮乏的巴黎从长期私人租房向短期休闲租房的转变。奥运会结束后，奥运村将提供约3000套住房，一半出售，一半以合理价格出租或作为社会性住房。奥运村在提供经济适用房和经济复兴方面的记录非常糟糕。墨西哥城的塔楼被分配给了公务员；巴塞罗那新海滨奥运村的公寓成为士绅化和房地产投机的热点；雅典通过抽签的方式分配给了有需要，但新住户搬入后公共服务质量急剧下降，现在已经成为雅典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巴黎郊区一直是骚乱的多发地，2022年利物浦对阵皇家马德里的欧洲冠军联赛决赛在法兰西体育场举行时就发生了骚乱。奥运会期间，法国将动用3万名宪兵、1.5万名武装部队和特工人员以及2.2万名私人安保人员。军方将部署无人侦察机、预警飞机和直升机狙击手。这将耗资 3.2 亿欧元，并为安全部队和警察提供升级版的侵入式数字监控基础设施。奥运场馆周围安全区的居民需要获取并出示二维码。圣丹尼斯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城市监控中心，连接着400个摄像头。数据和隐私法被改写，以便将生成的图像用作人工智能增强监控的素材。这项法律按计划在比赛结束后会被废除，结果有待观察。戈德布拉特还写到，巴黎奥运会希望邀请马里裔法国歌手阿雅·中村在开幕式上演出，她是世界上最畅销的法语歌手，马克龙总统已公开表示希望她能来演出。但在一项民意调查中，73%的法国公众认为她的作品不能代表法国音乐，63%的人反对她在开幕式上表演。关于中村可能演唱伊迪丝·琵雅芙的《玫瑰人生》的传言激怒了极右翼分子。复兴党领导人埃里克·泽穆尔声称他在中村的歌曲中只能听到“外语”，一个名为 “本地人（Les Natifs） ”的极端组织在塞纳河畔打出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不可能，阿雅！这里是巴黎，不是巴马科市场。”无论奥运会的开幕式多么盛大，其作为最伟大的盛会的地位已经让位于世界杯。在《为什么要举办奥运会？》一书的最后一章，博伊科夫提出奥运会是否应该在一个永久性的地点举行，但奥运会的要求是不断变化的，这意味着任何基础设施都不可能长期使用。他还提出是否可以通过坚持要求候选城市就这一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方式，使选择主办城市的过程民主化。他还认为可以将奥运会的知识产权和官僚机构都交到运动员及其工会手中，但国际奥委会显然不会经过自我改革而自行消失。而在戈德布拉特看来，如果我们选择以应有的道德怀疑态度来对待奥林匹克运动，那么奥运会可能会在几十年后走向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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