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以翻译、扫描舆论场上的观点文章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全球思想动态。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英国13年来最大规模骚乱是如何酿成的，以及以Airbnb为代表的短期房屋租赁如何在葡萄牙、西班牙等地造成住房危机。
7月29日，英国英格兰西北部绍斯波特镇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一名17岁男性嫌疑人闯入小学生舞蹈课堂行凶，杀害了三名小女孩，并造成多人受伤。此后，网络上开始流传凶手是移民、穆斯林的虚假消息（事实上嫌疑人出生在英国，父母是来自卢旺达的基督徒），引发了英国13年来最大规模的骚乱。
当地时间2024年8月3日，英国布里斯托尔，示威者举行集会抗议持刀袭击事件。
非营利性媒体《对话》（The Conversation）上的一篇文章（UK riots: five essential reads on what triggered a week of violence）集纳了五篇相关学术评论，提供了理解这一事件的五种视角：中年激进分子，纵容伊斯兰恐惧症蔓延的政治精英，种族主义者虚假的“男子气概”，未经讨论的英格兰民族主义，以及内部团体逻辑的虚伪性。首先，在此次骚乱中，许多四五十岁的男子被拍到叫喊着种族主义口号，好像这些可怕的言论都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受到欧盟资助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在进行“中年激进化”调查时遇到过这样的人。这似乎是一种有毒的代际特质：这个年龄的人不是数字原住民，在成年后才自学了互联网的使用方法，却没能掌握在充斥着假新闻的网络环境中分辨是非的能力。然而，与更年轻、更精通互联网的一代相比，这些人在他们的社区中也更有影响力。所以，他们既容易被阴谋论所蛊惑，又具备传播阴谋论的能力。加上中年人往往在文化上被忽视，他们的被排斥感和鼓励感让互联网的边缘地带变得更具吸引力，在这里他们被邀请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愤怒。第二种视角来自兰卡斯特大学犯罪学副教授克里斯·艾伦（Chris Allen），他对英国的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了长达25年的研究，在他看来，此次骚乱无疑是伊斯兰恐惧症的一个例证。他指出，自本世纪初以来，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移民情绪一直是英国极右翼的惯用伎俩，但政客们却避而不谈伊斯兰恐惧症，而是将暴力事件描述为“极右暴行”和“反移民抗议”。从2000年代初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取得空前成功的极右翼政党英国民族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开始，2009年至2018年间出现的一些极右翼街头运动也呈现出类似的意识形态轨迹。这些团体以“捍卫（defend）”为概念来阐述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背后则是一种捍卫“我们的”国家、生活方式和文化不受外部敌人威胁的愿望。今天，英国极右翼把穆斯林和移民（尤其是来自中东的难民）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混为一谈并非发生在真空之中，很多政治精英都是共谋。正是因为多年来各派政治家都不愿明确讨论伊斯兰恐惧症（一些主流政治人物如鲍里斯·约翰逊甚至利用仇穆言论谋求个人政治利益而没有受到追诉或谴责），相当一部分英国民众逐渐开始接受伊斯兰恐惧症和妖魔化移民的看法，最终酿成了此次大规模骚乱。而政客们假装伊斯兰恐惧症不存在的时间越长，极右翼分子就会觉得他们有更多的权限来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第三，此次绍斯波特镇持刀袭击事件中，三名死者都是小女孩，这给了极端民族主义者将自己粉饰成妇女儿童的保护人的机会。在极右翼集会中，经常可以看到写有“拯救我们的孩子（save our kids）”的标牌。恐怖主义研究专家伊丽莎白·皮尔森（Elizabeth Pearson）指出，白人至上主义建立在特定的性别和种族威胁叙事之上——这种思想就是纳粹口号“儿童、厨房、教堂（kinder küche, kirche）”之下的暗流，它明确地将女性和男性分置于家庭内外。
当地时间2024年7月31日，英国绍斯波特，民众献花悼念持刀袭击事件受害者。
在这次骚乱中，我们看到了旧式种族主义和现代“男性空间”修辞——号召男性为捍卫“他们的”人民而战——的危险合流。皮尔森提到了两个“男性空间”的代表人物， “汤米·罗宾逊”（Tommy Robinson，真名为Stephen Yaxley）和安德鲁·泰特（Andrew Tate）。罗宾逊被追随者视为强壮的“工人阶级”的代表，他在袭击事件发生后号召男性们成为一支“专注、强壮、健康、随时待命的英国抵抗力量”；泰特则以厌女著称，认为西方男性受到的来自女权主义的压迫摧毁了核心家庭，他自认为是阿尔法男性、最优秀的战士和导师，在袭击事件发生三天后发布的视频中宣称只有“像我这样的男人”才会站出来反对袭击“小女孩”的人，而政治家只会对此视而不见。皮尔森指出，像泰特和罗宾逊这样主张用更多的男性暴力来对抗男性暴力只会形成恶性循环，但已经有一些男性在尝试塑造一种积极的男子气概来对抗这种有毒的男子气概。男性性别学者也在与冲突地区的和平活动家合作，改造我们对男子气概的理解，倡导一种能够对抗政治暴力而不是其他男性的男子气概。第四，此次骚乱主要集中在英格兰地区，北爱尔兰也有发生，但骚乱没有蔓延到苏格兰和威尔士。考虑到长期以来英国政治中不断恶化的英格兰民族主义问题，这一地理上的细节对于理解这次骚乱的发生至为关键。拉夫堡大学的两位研究者指出，作为联合王国的英国首先且主要是英格兰的产物，历史上，英格兰王室先是将权力扩张到英伦三岛，而后才是世界上的其他很多地方，而英格兰也是维持大英帝国主要的推动力量，这就意味着对于大英帝国的崩溃带来的英国世界地位的下降，英格兰的感受最为深切。与此同时，英国内部关系的变化是英国忧郁的另一面，绝大多数英格兰人同时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而大多数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并没有强烈的英国身份认同。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都有自己的政府和议会，而英格兰没有专门处理其事务的行政机构，这让很多英格兰人尤其是在地理和文化上都远离伦敦这一权力中心的英格兰人深感不满。因此，可以合理推测，英格兰人作为一个强大的多数群体，经常觉得自己在英国这个国家中被忽略和忽视，这种异常现象能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此次骚乱和抗议浪潮。最后，布里斯托大学心理学与包容性研究副教授尼鲁法·艾哈迈德（Nilufar Ahmed）从心理学视角对这场骚乱进行了分析。她指出，就在今年5月，一名14岁的黑人男孩被一名白人男性用剑刺死，彼时并没有抗议者以“保护儿童”为名在全国范围内动员起来，白人男性群体也没有被看作是儿童安全的威胁。媒体对于不同种族的罪犯的区别对待由来已久，无论白人罪犯犯下多么恶劣的罪行，都会被看作是由精神健康问题或是行差踏错造成的个人行为，而当罪犯是外来者时，就会被看作是整个群体的代表。艾哈迈德指出，“这种自动心理反应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将自己和内部团体（in-group）视为复杂而流动的群体（例如，并非所有白人都是罪犯），而将外部团体（out-group）视为同质且固定的群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可能导致一些人将所有黑人视为危险分子，将穆斯林视为恐怖分子，将寻求庇护者视为投机者，将难民视为‘抢走’工作和医疗资源的群体，从而为对外部团体的厌恶甚至仇恨找到理由。”在资源匮乏时期，这种内/外团体的偏见会简化和加剧，从而被用来证明扣留外部团体的资源是合理的，外部团体替罪羊为当权者提供了推卸责任的可靠方式，而这就是过去14年间英国发生的事情。保守党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削减和经济的动荡制造了不稳定的经济环境和深度贫困，但在政治上却便利地将资源匮乏的原因归咎于少数寻求庇护者。当无情的替罪羊政治策略和所有人在特定社会条件下都会产生的心理偏见相吻合，就制造出了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容易滋生暴力的环境。近期的骚乱向人们展示了当社会被这样定义时可能产生的后果。除了上述五个视角，网络虚假信息是酿成此次骚乱无可争辩的重要因素之一。《卫报》日前刊登的一则评论文章就将矛头指向了马斯克和X。该文作者乔纳森·弗雷德兰（Jonathan Freedland）指出，虽然直接的罪责归属于参与骚乱的暴徒，但这类事件总是缘起于一个谎言。1144年，诺维奇市一名叫威廉的12岁男孩被发现死亡，矛头立即错误地指向了该市的犹太人。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谋杀儿童的诽谤被反复用在犹太人身上，通常是大屠杀的前奏。相隔近一千年的两个事件的共同点在于，谎言一旦传播开来，就会造成严重破坏。而现在，谎言的传播只需要几秒。绍斯波特镇谋杀案的消息刚刚传出，有关嫌疑人身份的虚假信息就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并在社交网络上病毒式传播。这一事件并不是极右翼官方团体组织的，而是个人的、独立的、匿名的行为，每个人各行其是，但总的结果却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的集体运动。让这一现象规模化的是那些“超级分享者”，这些拥有大量网络追随者的大人物是谎言传播的节点，“罗宾逊”和泰特就是这样的人物。当“罗宾逊”被禁止使用X（前推特）和其他主流平台时，他只能使用Telegram等较为小众的平台，在那里他的影响力受到了限制。而当他回到X之后，他一下子进入了数千万人甚至数亿人的手机。让“罗宾逊”和一大批极右翼煽动者回归主流平台的人正是马斯克。在买下X之后，他就决定将其变成一个种族主义和仇恨的安全空间，甚至他自己也是极右翼超级分享者之一。他在X上发帖称“英国内战不可避免”，对于本就已经十分焦灼的局势而言无疑是火上浇油。在弗雷德兰看来，对这一问题的理想解决方式是，所有政客、记者和有影响力的人集体脱离X，利用其他地方作为即时新闻和观点的全球交流平台。但目前为止面临着集体行动的难题，即便是厌恶X的政府也不想在它还是一个中心论坛的情况下离开。因此，学校应该教授信息甄别课程，让孩子们学会避免假新闻。还需要有约束力的网络安全立法，以及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在里斯本，旅游业的飙升已将数万套公寓转变为Airbnb短租房，迫使普通租户搬离。禁止在住宅楼内进行短期租赁的全民公投可能会改变这一局面。研究者Richard Matoušek在《雅各宾》进行了剖析。
里斯本
António Melo在里斯本的阿尔法玛区生活了整整七十一年。然而，当房东将建筑物卖给一家旅游住宿公司后，他们拒绝续签他的合同。Melo说：“我随时担心被驱逐，[但是]我无处可去。”他的故事在这座拥有54万居民的葡萄牙首都中已变得司空见惯，这里每天有三到四万名游客涌入。年长的居民被迫离开他们一生都居住的社区。根据里斯本大学地理学家Ana Gago的实地研究，“这种流失阻止了我们在本地社区内维持生活，这是一种暴力”。阿尔法玛区的居民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两万人锐减至如今的一千人。与其他主要欧洲城市相比，生活成本的上升相对较晚且迅速。然而，葡萄牙的工资却是西欧最低的。对里斯本寻求住房者来说，情况极为严峻。但一些居民正在反击，动员起来，迫使当局举行全民公投，以阻止Airbnb等企业对住房的侵蚀。当前的危机始于大衰退，当时债权人以援助葡萄牙债务为条件，要求其实施紧缩措施，并放松经济管制以吸引外资。葡萄牙政府被誉为“好学生”，与希腊相比，葡萄牙大力推行这些措施。里斯本大学的Simone Tulumello解释说，这意味着重点放在了快速见效的“低附加值发展活动上，而旅游业则是其中的金蛋”。政府还推出了“黄金签证”，为那些支付50万欧元购置房产的投资者授予欧盟居住身份，并推出了一项非永久居民计划，鼓励欧洲房产投资者。市政厅也大力推广“里斯本品牌”，直到它登上多个排行榜，并成为欧洲热门的旅游胜地，吸引了大量游客、数字游民和创业者。许多名人，最著名的包括麦当娜，也纷纷移居到这里。本地房产所有者和外国投资者迅速注意到这一趋势。Tulumello说：“随着里斯本的繁荣以及自我认知的转变，人们意识到：‘好了，现在租房意味着赚大钱’。”许多房东利用新的国家租赁法，轻松驱逐租客，将他们的房产转为高收益的度假租赁。从2014年起，他们只需填写一张在线表格，便可自动获得旅游出租登记号。到2020年，市内已有两万套住宅登记为旅游出租房：在某些街区，这一比例达到了60%。尽管开展了大规模的建筑和翻新计划，里斯本在十年内净失去了六千套住房，旅游住宿是主要原因。Tulumello表示：“[市议会]一方面在翻新，另一方面却在失去居民。他们完全失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葡萄牙的劳动和工资市场停滞不前，住房市场却开始反映全球消费能力。全市范围内长期经营的本地企业纷纷转型，以迎合游客和外籍人士的需求。玛丽亚——一位在恰亚多街区生活了七十八年的居民——感到使用本地企业的选择减少了。她谈到那些取代了老邻里商店的早午餐咖啡馆时说道：“我感到羞愧，不知道该如何点餐。”地理学家Agustín Cocola-Gant说：“生活正在消失。”面对这一切，国家和城市政府要么否认存在问题，要么继续推动房地产投资。相比之下，柏林、巴黎和伦敦限制了房东短期出租房屋的天数，而巴塞罗那和纽约则限制了新的旅游租赁登记，里斯本当局直到去年才采取类似行动。但也出现了另一种政治反应。随着疫情消退，游客人数迅速达到创纪录的水平，社会运动的力量也在积聚。这包括在2022-2023年间成立的新的活动组织，如Vida Justa（正义的生活）、Porta a Porta（门对门）和Casas Para Viver（生活的家），这些组织是一个由百余个组织组成的联合平台。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引发了政府的一些承诺，但实际行动寥寥无几。事实上，在2021年里斯本市选和2024年全国选举中，权力转向了社会民主党。一位学者告诉我，这与前任社会主义政府不同，社会民主党“甚至不承认有问题存在”。现任市长、社会民主党成员卡洛斯·莫埃达斯表示：“我认为我们离过度旅游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应继续押注旅游业，押注高质量旅游。”其中一个原因是，现在有相当数量的选民将他们的资金投入了房产，因此市议会非常希望维持房价的上涨，尽管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最近的丑闻表明，资本与政党之间的密切联系往往压倒了选民的利益。此外，将里斯本视为国家职位培养基地的政治文化，阻碍了近年来在巴塞罗那、纽约、巴黎、伦敦和柏林中显现的更为自主的市政厅政治。一群对政治共识的惰性感到沮丧的活动家和学者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新组织：住房公投运动（MRH）。MRH的灵感来源于柏林2021年全民公投，该公投迫使市政府通过强制购买令将大房东的物业国有化。MRH正在努力让里斯本市举行一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投，决定是否禁止在居民建筑物中进行短期租赁。MRH的成员背景多样，涵盖了专业人士、失业者、租户、房主以及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选民。这表明里斯本的住房危机和旅游化问题不仅影响了最脆弱的群体，还影响了中产阶级和一些更富裕的居民，反映了问题的普遍性和紧迫性。MRH希望通过公众和媒体的压力，迫使市议会不得不接受人民的声音。如果一切顺利，公投将于2025年春季举行，届时里斯本市民将投票决定是否永久禁止在居民建筑物中进行短期租赁。这将成为一项开创性的法律，可能会引发全国范围的运动，进而打破在选举投票箱中的僵局。西班牙的状况是类似的。西班牙城市是欧洲的顶级旅游目的地之一，但其受欢迎程度使居民的住房变得越来越负担不起。据《卫报》报道，巴塞罗那这个西班牙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已宣布到2028年将禁止向游客出租公寓。这一出乎意料的激进举措旨在抑制飙升的住房成本，使城市对居民更宜居。这座城市的左翼市长Jaume Collboni在6月表示，到2028年11月，巴塞罗那将取消目前批准的10101套短期租赁公寓的许可证。这意味着“从2029年开始”，如果没有意外，“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旅游公寓将从巴塞罗那消失”。Collboni表示，巴塞罗那是西班牙外国游客访问最多的城市，短期租赁的繁荣导致一些居民无法负担公寓租金。过去十年间，租金上涨了68%，购房成本上涨了38%。住房问题已成为不平等的推动因素，特别是对年轻人而言。各国政府对旅游业带来的经济利益非常看重——西班牙在全球访问量最大的国家中名列前茅——但随着一些地方的居民被高房价排挤，士绅化现象和房东对有利可图的旅游租赁的偏好在整个欧洲日益成为热门话题。过去十年中，地方政府已经在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里斯本和柏林等地宣布了对短期租赁的限制。西班牙的社会主义住房部长Isabel Rodriguez表示，她支持巴塞罗那的决定。“这关系到为保证可负担住房的获取所作出的所有必要努力”，她在X上发布。拥有大量巴塞罗那房源的度假租赁平台Airbnb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巴塞罗那的旅游公寓协会Apartur在一份声明中表示：“Collboni正在犯一个错误，这将导致（更高的）贫困和失业。”协会补充说，这项禁令将引发非法旅游公寓的增加。酒店业将从这一举措中受益。2015年至2023年期间，巴塞罗那由极左政党执政，当时禁止在城市的热门地区新建酒店，但Collboni已表示，他可能会放宽这一限制。“这些1万套公寓将被城市居民使用，或者将在市场上出租或出售”，Collboni在谈到这项措施时说道。巴塞罗那市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禁令生效后，将保持“强有力”的检查制度，以发现潜在的非法旅游公寓。近年来，城市内不再允许新的旅游公寓。市政府自2016年以来已下令关闭9700套非法旅游公寓，并回收了近3500套公寓供本地居民作为主要住房使用。但这并未阻止前往这座城市的游客数量持续增加——这座城市以其美丽时代建筑、博物馆和海滩闻名，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旅行限制解除后。几家地方协会呼吁于7月6日举行一次示威，口号是：“够了！让我们停止旅游业！”此次集会紧随几个月来在西班牙其他旅游热点，如加那利群岛和马略卡岛，举行的类似示威活动之后。对此BBC也发布了报道（作者Laura Hall），探讨随着巴塞罗那宣布禁止短期租赁，全球主要城市为遏制Airbnb和其他短租平台所做的决定将如何改变人们的旅行方式？巴塞罗那并不是唯一一个严格监管甚至全面禁止短期租赁的城市。自2023年9月起，在纽约市，如果你没有在市政府注册并且在有人入住时不在公寓里，那么将公寓出租为短期租赁是非法的——这一变化也是为了缓解城市的住房危机。柏林早在2014年就禁止了Airbnb和短期租赁，并在2018年重新将其纳入严格监管；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许多沿海城市，包括圣塔莫尼卡，短期租赁要么被禁止，要么受到严格限制。 这一切都是更广泛主题的一部分：在全球范围内，Airbnb——该公司占据了短期租赁市场的50%以上——以及其他平台，包括VRBO、Booking.com和Expedia.com，正在受到审查，同时人们也在探讨旅游业到底是为谁服务的，游客和当地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在哪里。自2007年推出以来，Airbnb一直是旅游业的重要颠覆者，提供在全球各地城市的灵活租赁住宿，并承诺提供酒店无法比拟的“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近年来，品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因其被指责推高房价并影响到当地居民，他们觉得自己被迫与不受监管的酒店为邻。但在没有短期租赁市场的情况下，人们在旅行中会得到什么，又会失去什么？《泰晤士报》的旅游编辑兼酒店专家Lucy Perrin说：“短期租赁让你有机会住在更真实的地方。它通常是一种不那么冷冰冰、更具当地特色的体验，价格显然也更实惠。它们往往更适合家庭、团体和更冒险的旅行者。那些寻找安全保障的人，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的人，往往会选择住在酒店里。”很明显，将短期租赁从旅游市场中移除将导致游客的住宿价格上涨。问题是：禁止或限制短期租赁是否真的能降低房价或影响住房存量？哈佛商业评论对纽约市禁令影响的研究表明，在这种情况下，短期租赁并不是高房租的最大原因，监管而不是禁令会为城市和当地居民带来更好的利益。纽约市禁令的一个明显结果是酒店房价上涨至创纪录的每晚300美元。 在旅游密集的目的地，当地居民经常被高房价排挤，不得不住在大篷车里或者每天通勤数小时去上班，而与此同时，当地的城镇却被度假出租所占据，部分时间内无人使用，而这些房屋本可以造福当地居民。这并不是导致住房危机的唯一问题——停滞不前的工资，特别是公共部门工人的工资，以及有限的房屋建设计划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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