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社工，“兜”住被侵害的孩子们
在采访的最后，于晓涵分享了一张做被害人艺术疗愈时拍的照片。照片中左侧的小熊石膏娃娃是一位小妹妹画的——脸部涂着墨绿色，身子是深深浅浅的翠绿色，戴着紫色兜帽，圆圆的耳朵和小手被涂成柔嫩的粉红色。
小妹妹告诉她，玩偶身体外面的绿色是有些发霉的青苔，但身体里面已经长出了新的血肉。
2018年3月，北京的天气还很冷，出租屋里，10岁的弟弟敲开家中那扇从未反锁过的木门，看到一个男人提着裤子匆匆跑出来，13岁左右的小小就在里面。
小小有智力障碍，此前从未进过学校，一直在老家跟着奶奶生活。侵害发生时，距离小小到北京不足一个月。小小的爸爸是一名外卖配送员，他选择了报警，情绪激动，要求立刻把嫌疑人抓起来。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3年数据显示，5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9万人，年均上升3.6%。其中，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13.1万人。仅2023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1.7万人，占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63.5%。
专家指出，未成年人被侵害后期救助极为复杂和敏感，不仅涉及法律层面的保护，还包括心理疏导、医疗援助和社会服务等多方面的综合支持。
这些被侵害的未成年人，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帮助？司法社工的角色变得尤为重要。司法社工能够在公安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司法程序内和司法程序外进行全程的跟进服务，还能在资金方面对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进行资助，以满足其保障基本生活、心理治疗、安置转学、体检医疗等紧急需求。
司法社工们注视着被侵害孩子们的变化，为他们织一张网，“兜”住未来的人生。
三重创伤
在北京市海淀公安的委托下，于晓涵介入小小被性侵案。她是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简称“北京超越”）的一名司法社工，日常负责为遭受性侵的孩子们提供救助帮扶工作。
未成年人司法社工服务，是由公安机关、检察院、共青团等司法机关以政府购买的方式，提供给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专业服务。
于晓涵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办案管理中心见到了小小。小小的眼睛很亮，看人直直的，但长着冻疮的小脸、长短参差的头发、布满污渍的桃红色棉服，还有比“耶”时难以伸直的手指，都显示她与其他小孩不同。
很快，询问陷入僵局。小小不会说普通话，也没有时间的概念，描述受侵害的时间时只会说天亮或是天黑。当警察询问侵害过程如何发生时，小小只会呆呆看着人。于晓涵觉得，她可能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如何表达。
小小的爸爸开始着急，让小小大声点，“在家不是说得挺清楚的吗？再说一遍。”爸爸稍微有些严厉，小小便不再开口说话。
评估现场状况后，于晓涵和同事跟警察沟通，由司法社工作为“合适成年人”陪同小小完成警察的询问。“合适成年人”是指当询问中监护人不在场或不适合在场时，需要有愿意承担保护职责且能得到未成年人信任的成年人陪同参与并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于晓涵的同事则在外面劝说小小爸爸。
缓解孩子的紧张感，给予情绪支持，用符合孩子年龄阶段特点的表达方式引导孩子表达信息是于晓涵的重要工作，“比如我说如果是小动物的话，你觉得爸爸像什么动物，那个人像什么动物？”
在于晓涵的观察里，孩子们遭遇性侵害是第一重伤害。侵害发生后，未成年人常常面临极大的心理压力和情绪困扰，通常会感受到惊吓、恐慌、自责和羞耻，这些情绪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表达能力和认知状态。
在陈述事件时，可能因为记忆的模糊和心理压力而难以清晰地叙述经历，加之司法流程中可能出现的多次询问，导致孩子们重复回到不愿回想的场景中，这是第二重伤害。
而来自家庭和社会的负面反馈可能对儿童造成第三重伤害，会使得被侵害儿童产生自我否定、自我谴责等心理障碍，严重时还会发生自伤现象。
第一时间的专业救助
未成年人发生侵害后，父母不了解如何支持受害儿童，并非孤例。公益组织“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总体来看，69.72%的人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
13岁的小鱼被舅舅所在物流公司的一位员工侵害，父母发现时，她已经意外怀孕42天。
家人们产生意见分歧，女孩的妈妈担心太多人知道，女儿受到流言蜚语的影响，宁可息事宁人，准备带孩子去小诊所做人流手术。但女孩的舅舅希望报警抓住嫌疑人。
申莉在深夜接到小鱼舅舅打到青少年权益热线的求助，她是安徽省安庆市全人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司法社工。申莉向女孩的舅舅和家人解释了后续的司法流程，并在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及检察院报告线索。多方联动下，很快帮小鱼安排了公立医院做引产，当场取证，最后抓获嫌疑人。
“不知道如何向孩子解释这件事，又担心孩子长大明白后受到影响。”小树的爸爸第一次跟于晓涵见面时就表达了困惑。
8岁的小树在家中被爸爸的朋友猥亵，持续将近一年，一共十几次。直到小树爸爸某一次回家后，发现家中反锁的门是朋友打开的。由于没有看到异常举动，他没有多想，随口告诉了小树的妈妈。小树的妈妈觉得不对劲，持续追问下，小树才告诉妈妈，“叔叔摸我了”。
报警后，小树听到了大人们的讨论，她问爸爸“猥亵是什么？”小树的爸爸告诉她，别问那么多，好好学习就行了。
“回避并不是正确的方式。”于晓涵表示，但她也理解，因为家长自己没有办法面对和不知道怎么回应，更多是下意识的反应。
于晓涵告诉小树的爸爸，孩子长大之后会怎么想，取决于现阶段家长怎么做。一直瞒下去，可能孩子长大了之后，除了自己被猥亵的创伤以外，还会因为回避的态度，觉得这是一个不能谈论的事，是自己给家里丢人。还有一些孩子在目睹家长一次次情绪崩溃后，反而责怪自己说出了真相，让自己最爱的人痛苦。
于晓涵建议，要用小孩能听懂的方式告诉她“什么是猥亵”，比如哪些是隐私部位，不能让别人摸，遇到别人的触摸或一些感到不舒服的动作，应该拒绝或者告诉家长。如果父母还是难以说出口，也可以由社工来和孩子沟通。
“不敢告诉家人”是未成年被侵害后常常会出现的状态。申莉遇到过一位主动求助的女孩。女孩交友不慎被迷奸，她觉得是自己的错，也担心父母知道后的反应，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申莉看来，报警就是一种压力的释放。她陪着女孩去公安局录了口供，求助时已经没有物证，最后案子没能推进到庭审环节。但在申莉觉得也有积极意义，除了释放心理压力，社工们还能够在服务过程中影响女孩的恋爱观和性观念，告诉她未来在发展关系时如何保护自己。
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的一项研究提到，在孩子说出实情后的第一时间给予专业救助最为关键，将长期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人格养成和意志力发展。反之，如果家长斥责孩子说谎或回避否认，即便遭受的性侵不是最严重的，伤害也会逐渐发酵得不可收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主任崔永华教授也曾提到，“对于孩子来说，发生什么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父母和周围人对这件事的态度和应对方式。”对于年幼无助的孩子来说，父母的支持与鼓励最重要。父母一定要及时向孩子传递出：这并不是你的错，爸妈会保护你不再受到任何伤害，你依然值得所有人喜欢。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内的观护基地，可供孩子们临时居住。新京报记者 李聪 摄
重建生活
保障日常基本生活，是推进救助工作的第一步。申莉提到，当基本生存都不能保障时，其他的服务都像是空中楼阁。为了帮助孩子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司法社工们需要关注孩子们的需求，帮助孩子们发展社会功能，逐渐抵消创伤的影响。
12岁的蓝兰主动向学校老师报告了自己被亲人性侵。她和弟弟是留守儿童，母亲在她六岁时因病去世，平时由爷爷照顾她们的生活。
当申莉和同事们受到检察院的委托以社工身份介入案件之前，就曾在蓝兰就读的学校提供过自我保护、性教育的课程。
初见蓝兰时，申莉看到她面黄肌瘦，神情呆滞，但她坚定地认为这件事她没有错，是加害者错了，申莉也在她身上看到了坚定的力量感。
但在村子里，事情很快传开，蓝兰交不到朋友，同学们总会以此嘲笑她，蓝兰渐渐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课堂上的她非常恍惚，学习状态很差。进入青春期后，还出现了严重的抑郁。
蓝兰的生活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社工们看到，爷爷每天出去拾荒，走之前煮一大锅粥配上咸菜，就是蓝兰和弟弟一天的餐食。家里乱糟糟的，被褥是黑色的，有时看到桌上的腌鱼已经发霉。尽管申莉和同事们帮她申请了当地针对困境儿童每月1000元的补助。但补助金由年迈的爷爷掌握，社工们没有办法说服爷爷把钱花在孩子身上。社工们只能定期去家访，寻找基金会的资源支持，为蓝兰带去合适的内衣内裤、卫生用品、生活物资等。
申莉和同事们商讨，为蓝兰寻找一个保护性环境是当下最重要的。性侵者被判15年，她跟申莉提了好几次，担心性侵她的人出狱后，自己的处境和未来发展困难。
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不变更现有监护权，长期安置的政策没有办法落实。申莉一边找相关部门，准备多份说明材料，为蓝兰申请；另一边她征求了蓝兰代理监护人和其他亲属等的意见。
最终，2018年，蓝兰得以进入民政系统相关安置单位生活。有了稳定的生活环境后，蓝兰肉眼可见的胖了，她被安排去新学校，可以支配自己的补助金，状态也好了很多。
在北京超越内部，也有一个可以供孩子们暂时居住的观护基地。基地藏在一家超市的二楼，隐秘而明亮。
于晓涵和同事们走访了小小爸爸租住的社区，发现社区的人员构成是高流动的、结构非常复杂的低收入劳动者群体。社工们建议小小的爸爸换个地方住，但他们只负担得起便宜的房租。
在居住环境暂时无法改善的情况下，为避免再次发生侵害，于晓涵和同事们要求小小的爸爸每天早上把孩子送到观护基地，晚上下班再接走，由社工提供日间照料。在观护基地，于晓涵和同事们设计符合小小能力和节奏的自护教育，她从不会数数到可以写1-9，还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后来，经过多方努力，小小得以进入北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在特殊教育学校，小小展现出了很多能力，肢体协调方面也有进步。
更让于晓涵惊喜的是，小小还学会了拒绝。她有一天开心地告诉社工们，“有一个保安要拽我走，我才不跟他走呢，他要再拽我就揍他。”
于晓涵为一位未成年被害人提供艺术疗愈服务，左一的玩偶是被害人绘制的，她告诉于晓涵，玩偶身体外面的绿色是有些发霉的青苔，但身体内部已经长出了新的血肉。受访者供图
提供更精准、长久的服务
公益组织“女童保护”2023年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提到，尽管社会公众对儿童性侵害的认知度与关注度有比较明显的提升，但被性侵儿童救助和权益维护存在空白地带。
与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的数量相比，救助的力量略显不足。
司法社工尝试补上这块拼图。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北京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院执行院长席小华曾提到，21世纪初，随着“儿童利益最大化”基本理念的倡导，我国开始出现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服务，历经十多年实践，社会工作逐步成为开展未成年人司法服务的重要力量。
但“资源性困境、专业性困境和制度性困境”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建构主要面临的三大类困境，席小华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提到。
席小华还提到，相关部门由于不了解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过程以及项目资金的测算标准，所以影响了其对社工机构服务经费的支持力度。申莉所在的安庆市由政府部门以每个个案中的具体服务类型来购买，于晓涵所在的北京海淀区以案件司法流程的不同阶段分别由公安、检察院等部门购买。
社工机构属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尽管能得到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但依然需要一定的基本运营费用，例如场地租金、人员雇用、差旅费等等。另外，目前司法社工的资金支持更聚焦于司法流程之内，但在实际情况中，被害未成年人的服务往往会持续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案件审理结束后的干预，同样重要。
多位社工都表示，对于长程服务，在没有项目经费的情况下，社工们会尝试连接资源、多接一些案子或者从其他项目补贴，或者干脆就赔钱做。
想要实现全流程的被害人服务，核心问题是谁来购买。
席小华把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的主体分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两个维度。前者由政府组织、司法机构、学校等提供支持，后者来自家庭成员、亲属、非亲属关系人以及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相关社区、社会工作组织等提供的支持。
在正式支持方面，比如云南省德宏州人民检察院争取州委州政府支持，拨款1000万元，成立德宏州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中心。四川省成都市检察机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以项目形式发包专业社工组织提供服务。
慈善机构是非正式支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申莉所在的机构长期受到爱佑慈善基金会的支持。自2017年起，“爱佑安生”——困境儿童救助保护项目在全国各地实施，后期逐渐关注未成年被害人的服务。
爱佑慈善基金会工作人员李紫瑜提到，此前针对被害人的救助服务都是散点式的，比如申请一笔救助金，或者是接受不同部门的委托。2023年6月，爱佑慈善基金会联合全国各地12家在司法社工领域从事未成年人专业服务的社工机构，共同发起“云开计划——未成年被害人社工服务联合行动”。李紫瑜介绍，这项计划是由基金会出资资助社工机构接到的个案委托，同时项目也面向公众筹款。
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历经零星探索后，也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政策支持。
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签署《关于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合作框架协议》，鼓励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开展包括被害人救助在内的社会工作服务。2021年6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式实施，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工作者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的法律依据。
服务标准也是逐渐清晰的。2023年3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等共同推动完成的《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发布。这是我国在司法社会工作服务领域第一项国家标准，规定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中包含被害人保护救助服务等七项服务，以及服务方法、服务管理、服务评估、服务保障等要求。
提到蓝兰的近况，申莉的声音里充满笑意，“通过她，我非常肯定自己的工作价值和机构所做的服务。”
去年，蓝兰在她18岁的生日时邀请了申莉。在经过一年多适应期后，蓝兰重新振作起来，去了新的学校重新读高中。她告诉申莉自己的梦想是考大学，以后想开一家烘焙店。这就像于晓涵介绍的北京超越观护基地的名字——“少年超越吧”，也许每个人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每个人都在完成自己的超越。
在采访的最后，于晓涵分享了一张做被害人艺术疗愈时拍的照片。照片中左侧的小熊石膏娃娃是一位小妹妹画的——脸部涂着墨绿色，身子是深深浅浅的翠绿色，戴着紫色兜帽，圆圆的耳朵和小手被涂成柔嫩的粉红色。
小妹妹告诉她，玩偶身体外面的绿色是有些发霉的青苔，但身体里面已经长出了新的血肉。
（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小小、小云、小树、小鱼、蓝兰均为化名，部分信息做模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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