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政府、冒险家，硅谷是如何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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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亲眼见见成功之源。”

2010年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斯坦福大学的讲台上说道。这位领导人身着夹克和牛仔裤，外表像硅谷的风险投资人一样时尚随意，美国与俄罗斯国旗矗立在他身后。梅德韦杰夫是经历过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和公开性改革的那一代人，42岁当选俄罗斯总统，他的任务是消除自“冷战”结束以来就一直困扰俄罗斯的人才外流问题。

在当时，梅德韦杰夫的国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市场之一，网民数量已达到6000万，并且还在持续增长。俄罗斯的金融家与寡头曾向美国的科技界巨头投资数百万美元。现在这个曾经的超级科技大国是时候创办一些属于自己的能改变世界的公司了。

就在几周之前，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公布了几项引人注目的计划，将在莫斯科郊区建立一座高科技“创新城”，地址距离20年前里根盛赞高科技革命的礼堂仅20多分钟车程。接下来他登上飞机，沿着此前许多国际领导人的足迹飞往旧金山，造访了推特，并以总统身份发送了第一条推文（账户名@KremlinRussia）。他与史蒂夫·乔布斯会面，乔布斯当时刚接受完肝脏移植手术回到苹果工作，看上去气色不佳。他和斯坦福大学领导层座谈。“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他直率地对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约翰·埃切门迪说，“风险资本发展得不太好。”原因是人们不愿冒险。“这是文化问题，正如史蒂夫·乔布斯今天告诉我的。我们需要改变这种心态。”

梅德韦杰夫意识到打造另一个硅谷的尝试很难按计划实现。尽管世界各国的政府在高科技领域——研究园、风险基金、宽带网络，甚至整座城市——投资了数十亿美元，美国在创新方面仍然远胜它们，能够接连不断地推出颠覆市场的高科技公司。中国是唯一打造出规模或影响力能与谷歌、脸书比肩的公司的国家。

世界各国对硅谷徒劳无果的追逐表明，哪怕在这个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自由市场成功案例的行业中，政治仍然举足轻重。政府对网络世界的甚少干涉使谷歌、脸书和亚马逊得以发展壮大，变得无处不在且不需要担心监管或反垄断调查（美国的自由放任现状与欧盟形成了鲜明对比，那里的科技巨头不断因为侵犯隐私或不正当竞争而被法院处罚）。硅谷向世界敞开大门，使之能从全球人才库中发掘人才，即使在政客们开始就美国移民政策激烈辩论时也是如此。1995—2005年，超过一半在硅谷创办的公司都有出生在外国的创始人。斯坦福大学大约40%的工程学学位由国际学生获得。吸引这些人才有助于使美国大学保持世界一流水平。

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美国传奇，是持续几代人的潜移默化的国家构建——包括与私营企业签订的国防合同，对学术实验室的拨款，对风险资本的税收减免，以及两党政客的持续支持，等等。任何由总统下令建造的高科技城市都无法与发展了几代人、稍稍带有无政府主义气质、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高科技生态系统相提并论。

从无名之地到全球科技中心

美国最大的几家高科技公司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最后几年中取得的成就令人难以想象。所谓的科技界五巨头——苹果、亚马逊、脸书、谷歌以及微软——的估值加起来甚至超过了英国的经济总量。这些科技巨头收购知名的传统媒体品牌，给慈善事业带去变革，甚至开始进行登月计划。数十年来，它们自陈怯于涉足高层政治，但在西海岸的小隔间中写出的那一行行优雅的代码，早已渗入了政治系统的每一个角落。这些代码引发着政治分歧，就像精准投放的在线广告一样有效。

1971年初，当一名从事商业报道的记者给当地冠上“硅谷”这个巧妙的外号时，并没有什么人听说过这个地方以及它周围集聚的电子企业。即使10年之后，当个人计算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办公桌上，名为乔布斯或者盖茨的天才少年企业家令公众浮想联翩时，这座山谷本身仍未进入主流视线。当地的餐馆在晚上8点30分之后就停止营业了。一名被吓坏了的英国造访者将这里称为“涤纶霍比特人之地”。

“霍比特人”留了下来，只是不再那么慵懒。在“.com”的20世纪90年代，硅谷和它同为科技中心的姐妹城市西雅图扶摇直上，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我们在地球上见过的数额最大的单笔财富积累。”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笑谈道。但在千禧年的黎明，随着纳斯达克遭受重挫，这一切都跌落尘埃，只剩下随处可见的曾经光鲜亮丽的互联网公司的残骸。

一切变化得如此之快。我们快进到现在，硅谷已经不仅仅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一个地名。它建成了全球化的网络，成了一个商业敏感点，变成了文化印记，甚至还是一股推动政治的力量。全球有数百个地名被改成了硅漠、硅林、硅湾、硅原或者硅河谷，只为能沾上一点硅谷的魔力。硅谷的律动决定了其他行业如何运作，改变了人们通信、学习与全面动员的方式。它颠覆了许多领域的权力结构，又强化了另外一些权力。正如从硅谷发家的亿万富翁马克·安德里森几年后所说，“软件正在吞噬世界”。

这是一段长达70年的传奇，讲述了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个青翠的小山谷如何破解商业成功的密码，以及那里的人如何一次又一次顶住“硅谷已死”的草率传言，发展出一代又一代的新技术，使世界上许多地方都试图复制却无法重现他们的成功。这也是一段现代美国的历史：关于政治分歧与大众行为，关于巨大的机遇与令人窒息的歧视感，关于倒闭的工厂与人头攒动的交易大厅，关于华盛顿的大理石厅堂与华尔街的“混凝土峡谷”。正是这些因素与其他许多因素一起使硅谷成为可能，同时也反过来被硅谷重塑。

自由市场的奇迹？

在1988年对苏联进行历史性访问期间，里根面对莫斯科国立大学600名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大学生夸耀美国生产的芯片有多么伟大。里根站在列宁的大型雕塑前对人群说，这些高科技奇迹正是美式民主所取得的成果的最佳体现。思想与信息的自由使创新能够涌现，最终产生了计算机芯片与个人计算机。

那天，里根在莫斯科说，“下一场革命一定是技术革命”。而这场革命的引路人将是那些敢于提出想法的年轻技术人员。当然，这种关于革命的说法并不新鲜。自富兰克林和汉密尔顿以来，美国的发明家和他们政治上或经济上的赞助人就开始大胆宣告新技术将改变世界。在这种背景下，硅谷就是美国高科技革命最新、最典型的代表。

然而，在歌颂自由市场、个人创业者和全新经济的奇迹之余，硅谷神话遗漏了一些关于现代科技产业最有趣的事。个人创业者虽然有天赋，但并非“牛仔独行侠”，他们的成功是通过与其他人、网络和机构合作而实现的。这其中就包括那些大政府工程。

在史蒂夫·乔布斯一遍又一遍地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述计算机发展的历史与未来前景的时候，却从未提到过政府的角色。他从未讨论过促进惠普公司和其他硅谷公司发展的军工复合体。他从未提到过推动微芯片产业发展的登月计划，也没提到过将斯坦福大学变成工程强校的研究经费。他和他的微型计算机同行从不提及洛克希德仍是硅谷地区雇员最多的公司。

在20世纪50年代，决定硅谷未来形态的塑造者是洛克希德公司与IBM。洛克希德公司，全称洛克希德导弹和空间公司（LMSC）。“冷战”经济不断跳动的心脏便位于此处。洛克希德公司将其导弹和空间部门迁到了北加州。

次年，该公司赢得了另一份研制“北极星”导弹的大订单。到1957年春，导弹计划进入了第一次飞行试验阶段，当时估计的总开销已经达到“曼哈顿计划”总开销的两倍。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自信地预测导弹计划将引发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科学设备爆炸式发展”。

洛克希德公司不但将巨额政府订单带到了圣克拉拉山谷，还源源不断地带来了人才。到20世纪50年代末，每天都有上万名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的工程师走进洛克希德公司的大门。导弹制造商、支持创业的大学、独特的商业敏感性、专业人脉、政府资金、精英化（且同质化）的劳动力……许多关键要素齐聚。

在导弹研究与登月计划的推动下，20世纪60年代前半叶的美国研发经费占据了整个联邦预算的10%以上，并使高科技领域朝阳光地带倾斜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20世纪70年代，提供给大学的军事拨款从1980年不足5亿美元飙升到1985年的9.3亿美元。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经费增量尤其明显，里根上台后两年内，在五角大楼联邦基础研究资金中，计算机科学已经占到60%。随着SDI的提出，这一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圣克拉拉山谷所获得的人均国防投资是美国最高的。硅谷1/5的经济产值仍来自航空航天与国防领域。数据库领域的甲骨文公司是20世纪80年代升起的一颗新星，这家公司最初起家靠的是拉里·埃里森和他的合作伙伴于20世纪70年代在安培公司工作时完成的一份CIA合同。

自太空竞赛的鼎盛时期以来，洛克希德迅速成为SDI系统的主要承包商。随着洛克希德聘请其他公司作为服务提供商与第三方供应商，激起了一波又一波招聘浪潮并形成了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影响。“人们在疯狂花钱，”桑尼维尔市长汤姆·莱沃克惊叹道，他指出国防开支是其主要原因。“星球大战”也许是一个奇迹，又或者是一个资金无底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星球大战”对硅谷来说是一大笔意外之财。

政府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创造未来的加利福尼亚时从未缺席。硅谷这辆崭新的创业跑车引擎盖下隐藏着的依然是国防业务。像以往一样，联邦合同资助了一些有风险的前沿技术的开发，若非如此，这些技术将不可能出现在学术研究与应用中。这些技术也催生了新产业与新公司，使硅谷在下一个时代中仍然保持领导者地位。

布林于1993年作为研究生进入斯坦福大学，他性格随和，出生于俄罗斯，6岁时和父母一同移民美国，父母分别是数学教授与NASA科学家。他19岁时就从大学毕业。佩奇也是教授的儿子，“他的智商比平均值高出4个标准差，”软件工程师埃伦·乌曼对他这么评价。然而，这两位谷歌创始人的故事不仅仅限于他们的智商，或是硅谷培养高科技创业家的出色能力，这也是流入硅谷的联邦研究经费这段不断书写的传奇的一部分。

因为联邦研究经费承担了研究生的研究费用，而支持布林和佩奇在斯坦福大学大部分工作的资金来自克林顿时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的一个关键要素：数字图书馆项目。这个项目设立于1994年初，由强大的DARPA、国家科学基金会和NASA三驾马车共同推动。

虽然有这样的名字，但这个项目与图书馆毫无关系，也无关图书馆中书籍的电子化。这个项目是关于未来的：将纸质文明世界走向无纸化以后创造的互联网内容组织起来。数字图书馆的任务是创造人们从未设想过的网络搜索：更强大，更智能，使用机器学习技术。斯坦福大学正是获得资金的六所学校之一。

校园和产业的结合

然而，就此将硅谷的存在完全归功于政府，就像认为硅谷完全是自由市场的运行结果一样是一个伪命题。这既不完全是一个大政府的故事，也不单纯是自由市场的故事，而是两者的结合。

与美国政府对科技的投资同样重要的，是这笔资金是如何间接地在竞争中流动的。正是这种流动方式给了科技界的人们极大的自由，使他们可以定义未来，推进技术可能性的边界，并在此过程中赚取利润。

几乎整个20世纪50年代，加利福尼亚这一小片区域全都是就职于大型电子企业的年轻工程师。洛克希德的桑尼维尔指挥中心引导了以“发现者号”为首的第一批美国卫星进入太空，开始了环绕地球之旅。在位于同一条公路南侧的斯坦福大学中，有着增加的科研支出与洛克希德业务愈加繁忙的双重利好。

利兰与简·斯坦福在创立这所大学之初就为其确定了实用与工程至上的方针，并且没有制定关于大学组织结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这所大学相当年轻。朝鲜战争爆发时它才不过刚刚成立60年，没有过多根深蒂固的传统和习惯来阻碍带着工程师气质的管理层将斯坦福大学变成军工复合体的完美试验场。

研究资源从与“冷战”研究关系不大的领域抽离，这引起人文学科的教授们一片哀号。但这项战略被证明异常有效，仅仅几年，斯坦福大学就成了联邦政府研究经费最大的资助对象之一，并且在学术声望方面首屈一指。

在1952年，他们着手在一片面积大约1.5平方千米的开阔土地上建设了一处先进工业的研究园区。有幸入驻园区的公司能够得到与斯坦福大学师生们交流的特殊机会。当地的许多公司都与斯坦福大学签署了合作计划。

像通用电气和柯达这样股价高昂的东海岸公司也加入了，这些公司支付高额租金以得到接近斯坦福大学的头脑精英和“数字大脑”的机会。

斯坦福大学研究园真正在现实层面拉近了高科技公司与大学校园的距离，并让那些高科技公司成为大学的“工业分院”，允许它们（支付一定费用）接触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与毕业生。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毕业生往返于大学教室与高科技初创企业之间，他们加入的那些利润丰厚的初创公司后来都成了高科技巨头。

20世纪50年代，在其他地方，学术界都是纯粹的象牙塔，周围环绕着隔绝人间烟火的坚固高墙，将“纯粹”的研究与商业隔离开来。但是在斯坦福大学，这些高墙已被破除。

在1959年，艾森豪威尔政府选择了斯坦福大学，由联邦政府出资建设用于高能物理研究的粒子加速器。很快，耗资超过1亿美元的巨大的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便在校外西面的乡村草原上铺设开来。

艾森豪威尔的导弹项目和肯尼迪的登月计划正好使该地区电子实验室已开发和在售产品的市场需求猛增。受益于后卫星时代向高等教育投入的资金，斯坦福大学的地盘以向外延伸出去，而来自各地的租客们一掷千金，只为了能在斯坦福大学研究园区租下一些空间。

这些投入，被认为是值得的。波士顿可能有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还有领导战后电子行业的公司，但它没有这么便宜的土地和完备的基础设施，也没有愿意如此百无禁忌地利用这些条件的当地居民。纽约和费城可能拥有资本、大型电子制造企业与一些大学，但这些地方并不能那么心无旁骛地培养创业公司。只有硅谷有专注创业且奉行机会主义的斯坦福大学，有滚滚前进的推土机，有吵吵嚷嚷的律师事务所，还有在沙丘路开展业务的年轻投资人。只有硅谷有这样的人。

北加州有年轻的金融家和律师，他们对技术领域和这个领域带来的赚取大量利润的机会有全面的理解。圣克拉拉山谷变成了一个聚集聪明头脑且资源丰富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产生了一类只专注于高科技产业的全新商业专家。硅谷拥有其他地方都没有的条件。正是这样的生态系统最终使北加州获得了竞争优势。

政府的慷慨大方也扩展到了军工复合体之外。多项放宽监管、为高科技企业减税的政策在商界的游说下被国会立法通过，计算机软硬件企业及其投资人从中获利尤多，这些都促进了硅谷的进一步发展。在研究与教育方面的持续投入训练并资助了下一代高科技创新者。

这种自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自大型机时代以来，政治家只采取了最轻松的手段对这个行业的数据收集行为进行监管，他们只是大致了解了这个行业的技术，但这个行业的迅猛增长带动了整个国内经济的发展。当政府建设的互联网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初向商业活动开放时，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治家们一致同意只进行最低程度的监管。

与此同时，政府的大规模计划与集中规划在政治上日益不受欢迎，这使政治与军方领导人基本不插手行业的发展。虽然有数百万美元的联邦资金在硅谷的血脉中流动，但这一地区聚集的技术企业仍然在不受政府关注的情况下生机勃勃地成长。

1957年后的太空时代，初创企业逐渐壮大起来——不仅得益于这段时期实现的技术突破，而且得益于军事与航天合同外包方式的变化——更多资金开始流动，而且资金流动的方式为新进入这个领域的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商业机会。如果要解释为什么北加州最终能够成长为高科技领域的巨人，那么美国在太空竞赛中发射的导弹和火箭这一宏伟目标一定贯穿整个传奇故事。

公共投资十分重要，但这些资金的使用方式更加重要。去中心化、私有化且快速发展的公共合同承包环境鼓励创业。硅谷已经形成亲密的兄弟会式文化，人们习惯于分享想法而非固守成见。随着太空年代的竞赛进入高潮，这一特征又因另一事实得到了强化：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独吞这笔意外之财。随着半导体市场日益扩大，半导体产业公司的地理分布也越来越集中。从飞兆半导体公司成立到人类成功登月，接近90%的美国芯片制造公司诞生于圣克拉拉山谷中。

这个似曾相识的故事还有一点令人意想不到：高科技革命是集体努力与个人天分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并非技术专家的人也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硅谷的成功来自数以千计充满活力的人才，而不仅仅是那些成为畅销传记与好莱坞电影主角的知名人物。许多人由此致富，但更多人没有。

在北加州这个远离政治金融中心的舒适慵懒的角落，他们创造了一个创业者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这里有新型的商业公司，有特立独行的公司文化，还能容忍一定程度的古怪想法。这里充满了聪明人，他们大多来自其他地方，并且都愿意把熟悉的环境抛在身后，一头跳进未知的天地。

但是，虽然技术带来的“新经济”决心打破桎梏，废除僵化的权力结构，并且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但它仍与传统经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硅谷的风险投资来自洛克菲勒、惠特尼以及工会养老基金。微处理器驱动着底特律汽车与匹兹堡钢铁行业。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与20世纪80年代的“去工业化”浪潮中，当所有的美国人都在期待着更令人充满希望的经济故事时，老牌媒体与传统政客选择支持科技公司，并把这些公司的领导人打造成了名人。

在硅谷崛起的关键因素中，经常被忽视的一个是当时美国全国经济陷入低迷。20世纪70年代北加州的硅族资本家与商业报道中四面楚歌的汽车制造商、失业的机械师和螺旋上升式的通货膨胀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大企业日益不受欢迎的年代，特别是在大学时曾游行抗议过那些无情的战争贩子公司的年轻人看来，这些新进入市场的一代公司没有什么历史包袱。

硅谷传奇是创业者与政府的传奇，也是新兴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传奇，还是富有远见的工程师与成千上万让工程师的创意成为现实的非技术人员的传奇。

尽管所有其他的工业化国家都试图以某种方式模仿硅谷的创业炼金术，硅谷的公司也已经将它们的触手伸向全球并且带来破坏性力量，但这仍然是一个只属于美国的故事。那是个特别幸运的时间与地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了不起的1/4个世纪，在美国西海岸。彼时，巨大的机遇正等待着那些热爱技术、有人脉又具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

（本文摘编自 《硅谷密码：科技创新如何重塑美国》。）

【美】玛格丽特·奥马拉 著

谢旎劼 译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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