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坊灭门案23年来第11次庭审：排除部分非法证据、择期宣判

6月5日上午九点，河北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零号法庭内，原伟东、汤凤武都站在了上诉人席上。庭上主要争议的焦点围绕着汤凤武有罪供述是否合法、真实，张金萍的陈述和辨认笔录是否真实等展开。

6月5日，河北高院借用廊坊中院法庭，对1995年的廊坊杨长林灭门案二审开庭，庭审持续了四日。

去年6月3日上午，该案二审开庭因原伟东胃癌手术，法院要求其在医院以视频方式开庭，但原伟东与其家属反对。最终，法院决定对他中止审理。而汤凤武当庭解除对律师的委托，法官只能宣布休庭。

6月5日上午九点，河北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零号法庭内，原伟东、汤凤武都站在了上诉人席上。庭上主要争议的焦点围绕着汤凤武有罪供述是否合法、真实，张金萍的陈述和辨认笔录是否真实等展开。

2000年12月22日，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税务稽查队长刘德成一家三口于住所惨遭杀害。第二年，一名因盗窃罪被抓的男子向警方供述，刘德成案案发前一个月，原伟东和另两人在喝酒时曾预谋抢劫刘德成一家。2001年9月27日，原伟东等三人被霸州警方拘押。

原伟东是黑龙江人，2000年案发时，他和妻子在被害人家对面经营着一家小吃部。随着案件调查的进一步深入，胜芳镇另一起发生于1995年的邮局灭门案，也被警方认定为原伟东和另一黑龙江籍装卸工汤凤武所为。在这起案件中，当地装卸工杨长林和两个未成年儿子被杀害，杨长林的妻子张金萍被打昏，逃过一劫。

经历一审、发回重审，第二次一审、又发回重审，第三次一审后，2009年11月12日，河北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原伟东等人杀害刘德成一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认定，涉案人员均改判无罪。而就1995年杨长林一家灭门案，对原伟东、汤凤武两人由原先的死刑，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由于笔录多处供述不一致、物证和原始卷宗丢失等认定问题，2003年至今，杨长林灭门案已经历11次庭审的漫长拉锯。在二人多年的持续申诉下，2009年之后，该案又经历了最高法院指令河北高院再审，河北高院发回重审，廊坊中院一审，判决结果并无变化。

6月7日的庭审中，河北高院对侦查机关收集的汤凤武的供述，因不能排除以非法方式收集证据的情形，予以排除。现有证据中，直接证明二人犯罪指控的，只剩下唯一幸存者张金萍的笔录、辨认笔录以及汤凤武在审查批捕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两份有罪供述。

6月8日下午4点，审判长宣布闭庭，将择期宣判。

6月5日到8日，廊坊灭门案23年来第11次庭审。图中背影为原伟东之子原帅。  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摄

物证丢失和64份情况说明

6月5日上午九点，庭审开始。审判员简要宣读一审判决中提到，原伟东与汤凤武经预谋，于1995年11月29日晚7时许，将霸州市胜芳镇杨长林一家三口杀害，将杨妻张金萍砸晕后逃离现场。

在举证环节，公诉人先出示了一份《现场勘验报告》和三份《尸检报告》，证实案发现场状况、尸检情况、死亡原因。

其中《现场勘验报告》记载，犯罪现场有带血迹的菜刀和洋镐，地上有一块黄色石英手表。炕沿、门框、墙壁均有血迹、残缺的掌纹、地面上有擦蹭血迹。在屋外的窗台上，有一块骨头，骨头上面绑着塑料袋，塑料袋里面有白色的粉末。现场平面示意图显示，房间内有四处脚印。

然而这些作案工具和原始证据，没有出现在举证、质证环节。事实上，过往的10次庭审中也从未出现过。在2003年廊坊中院一审开庭前，公安机关出具情况说明称，案卷卷宗、物证已经尽数丢失。

在2002年4月27日廊坊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刑事技术大队所做的一份“说明”称，现场提取的物证菜刀、钢镐各一把均未找到，鉴于时间较长，加之技术楼多次装修、搬迁，有可能遗失。现场拍照提取的残缺掌纹，由于面积小、特征少，不具备鉴定条件。

关于犯罪现场是否还有其他生物痕迹提取，至今仍是一个谜。原伟东和汤凤武均当庭提出，侦查机关曾向他们提取毛发、指纹、唾沫等，但鉴定结果从未告知。

除了物证丢失的证明之外，霸州市刑警大队分别于2005年和2014年还作出另外两份说明，其中提及，1995年杨长林案的原始侦查卷、恐吓信原件丢失。目前案件中，涉及原始材料的，只有四份，一份现场勘验笔录和尸检报告，一份嫌疑人画像的照片，一份恐吓信的复印件。

针对丢失的1995年案卷，法庭上双方展开了激辩。辩方提出，如果确实全部丢失，这份只有原始卷宗中才会有的《技术鉴定书》原件又从何而来？是丢失还是藏匿？

公诉人回应称，在案的证据没有显示侦查机关藏匿证据，如果辩护人有证据，可以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本案是近30年前的陈年旧案，有些客观证据在办理过程中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丢失、灭失发生变化。应当基于辩证、客观、理性的立场看待问题。

鉴于物证灭失，公诉人出示了多份“情况说明”作为书证举示。辩护人提出反对意见，根据刑事诉讼法50条，情况说明不属于八种证据中的任何一种，没有证明力。

汤凤武的代理律师姚文乾梳理，本案中霸州市公安局、廊坊市公安局、文安县看守所等办案机关，在2002年至2024年共出具了64份情况说明。其中关于卷宗、物证证据丢失方面的说明共4份，关于作案工具丢失和未找到方面的说明2份，关于作案动机无法查清方面的说明3份，关于未能做鉴定或未取证的说明共1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保证书14份等。

对于说明文件的证据效力，公诉人有不同意见，根据2012年《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若干问题的规定》31条，“对侦查机关出具的破案经过等材料，应当审查是否有出具说明材料的办案人、办案单位的签字盖章。”公诉人给出解释，情况说明直接或者间接与案件相关，是对有关案件事实的确认，具备案件的关联性，且由侦查机关出具，合法客观，应当作为证据使用。

新京报记者咨询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毛立新，他认为，如果仅有侦查人员或者侦查机关的情况说明，是不能证明取证合法性的。根据《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公诉人提交的取证过程合法的说明材料，应当经有关调查人员、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未经签名或者盖章的，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上述说明材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取证过程合法的根据。”

排除非法证据

在审讯过程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一直是本案焦点。庭审的四天里，汤凤武多次提到卷宗里的有罪供述是“公安机关刑讯逼供所致”。他提出验伤，并当庭展示了20多年前的伤口，比如小指上的窟窿印，当时自己被绑在一张椅子上，电话线绕过小指，再浇上水，整个座椅都通了电，那时他的大脑一片空白。电话线摇一次，他答一句，被迫“承认”了那些他没有做过的事。

原伟东也做了相关陈述，其中多处细节和汤凤武讲述一致。最高法于2013年7月1日指令河北高院再审，2014年廊坊中院再审一审中提出，经廊坊中院审查确认，不能排除公安机关违法取证的可能，故决定排除原伟东的有罪供述。

当时原伟东的律师吕宝祥在一份2001年9月23日的原伟东“入所体检表”上发现，在健康状况那一栏，写着“健康”的大字，在字的上方，书有不同笔迹的小字，“舌头是电伤，腿肿了，耳头外伤”，小字旁边是原伟东的签名。这份表格后来成为原伟东排除有罪供述的重要证据。

然而汤凤武的“入所体检表”上只写了“健康”，无其他伤情记载，有罪供述又自然流畅、与主要情节一致，不予排除。

吕宝祥曾做了一个统计，在卷宗中存在的96处口供中，有80%的有罪供述是从看守所提审“交代”的。“有提审证明，却没有回来的文件，这说明提审可能一连审了好几天”。本次庭审的辩方列举的证据中，包含了曾卷入2000年刘德成案的六位“嫌疑人”的刑讯逼供陈述。

对此，汤凤武代理律师姚文乾出示了有关证据，其中包括三份狱友、一份看守所警察证言，一份庭审笔录和讯问笔录、历次庭审笔录中汤凤武的当庭陈述等。

6月7日在围绕汤凤武有罪供述的取证合法性调查环节，当庭播放了三段汤凤武审讯录像，这是23年来讯问录像的首次披露。

公诉人则出示了四份“说明”，分别是四位办案民警自述审讯中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明文件，四份均有亲笔签名。但没有加盖单位印章。

6月7日上午，合议庭商议十分钟左右后，作出决定，“经过合议，对侦查机关收集的汤凤武的供述因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式收集的怀疑，予以排除。”

卷宗里的嫌疑人画像。 受访者供图

唯一幸存者指认争议

法庭争议的最后一个焦点为幸存者张金萍的辨认笔录。

在1995年廊坊市公安局作出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中的“简要案情”称，1995年11月29日晚7时左右，张金萍回家，走到外间屋门口时被人抓住头发拉了进去，这个人对她说，“让你把狗打死你不打，今天我们连狗带人一起杀”。说完张金萍被打昏。等她苏醒过来发现，丈夫和两个儿子都已经死亡，院门被反锁，她出不去，便从墙头爬到房上喊邻居。邻居在7:35去胜芳公安分局报了案。

然而2001年以后的多次笔录中，张金萍都说被打晕后，眯着眼详细目睹了凶手的作案过程。辩护人认为，离案发时间越远，年纪越大，张金萍对于当时的回忆反而更清晰，细节更多，更符合尸检报告，这不符合常理。

关于张金萍是否看清凶手长相，是指认争议的焦点。

此前举证环节，公诉人出示了张金萍在2001年11月19日作出的两次辨认笔录，其中提到她分别在文安看守所总共7人中辨认出了汤凤武，在霸州看守所总共8人中辨认出了原伟东。一同出示的还有家属杨长生的2次证言，证实了辨认过程。

在辩方举证环节，新证人赵忠义出庭，他也曾是杨长林一家灭门案的嫌疑人。在法庭上，他提到自己作为该案犯罪嫌疑人被收容审查后，在1996年被辨认过，那是离案发时间较近的一次辨认。据他回忆，1996年1月18日那天，一个用绑布绑着半边脸，只露出眼睛的女性，辨认出了他。但他也不清楚为什么后来被排除了嫌疑。

辩方认为，1996年张金萍就辨认错了，她后面的辨认更不可能准确。此外辩方还提交了一段拍摄于2014年的纪录片视频，证明此观点。

对此公诉人认为，证人证言单方面表述是孤证，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不予采纳。视频资料不能作为证据。采访制作人和报道时，也没告知权利义务，且媒体对相关人员的采访，通常都是保留了佐证结论的片段，不能全面反映情况。

汤凤武也当庭提出，张金萍的证言不真实。他称，一次审讯时，张金萍在隔壁房间，距离很近，应该是看到了他。此外，在霸州看守所时，新进来的狱友告诉他，当地电视台放了三天录像，说他是杀人恶魔。这意味着张金萍在辨认前见过他。

随后汤凤武又提到两次辨认的情况，一次在胜芳分局院里，他站在十来个人中间，戴着手铐脚镣，而其余人没有。另一次是在文安看守所，当时也是只有他戴着手铐脚镣，只有他是光头，而其他被辨认的人都是长发。

公诉人回应，关于张金萍辨认汤凤武的过程自然真实，应当予以采信。看守所内关押的都是违法犯罪的人，戴脚镣也是正常的，辨认程序符合法定程序。

6月6日下午合议庭宣布，因为非法证据排除限于言词证据和物证、书证等，辨认笔录不属于排非范围，不排除张金萍的陈述和辨认笔录。

深陷漩涡的几个家庭

目前，原伟东和汤凤武两人已在看守所羁押十年，身体不容乐观。6月5日开庭第一日，汤凤武高血压犯了。在庭审过程中，他举手两次表示头很晕需要休息。五点半左右，鉴于他的血压，被迫提前休庭。同样，6月7日下午7点，原伟东胃疼，吃了两口饭后举手示意审判长需要出庭呕吐，不久也被迫休庭。

这场漫长的诉讼，牵扯了多个家庭。

李杰旁听了此次庭审，她是原伟东的妻子，这些年，她见到原伟东的次数屈指可数。李杰曾因2000年刘德成案被指控为包庇罪，在2003年一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直到2008年李杰才被宣判无罪。在法庭内，与她一起的还有原伟东的姐姐原淑娟与两位弟弟。

庭审的前两天，汤凤武的前妻彭艳芬来到了法院门口，但不被允许进入庭审现场旁听。彭艳芬自丈夫被拘捕后，申诉奔走了十来年。那些年她靠做点小买卖赚来的钱跑遍了北京、石家庄和廊坊的有关部门。与汤凤武离婚后，2016年她改嫁了现在的丈夫，仍深切关心本案。汤凤武的女儿彭悦也来到庭审现场。她告诉新京报记者，父亲在信中多次提到，女儿是他坚持上诉的唯一希望。

四天来，被害人杨长林一家的家属并未出现在庭审现场。廊坊中院2014年作出的刑事判决书中提到，张金萍及其亲属的附民事诉讼已经撤诉。开庭前夕，新京报记者联系了杨长林的弟弟杨长青。他称没有接到通知，不会出庭，对于本案的结果，他已经有十来年不关心了。杨长林的母亲现已90岁，自儿子出事后，她成天以泪洗面。这些年，因担心母亲伤心，杨长青从未再提过这桩案件。从新闻的推送上，杨长青得知原伟东家属常年申诉，对此他不发表意见，“我现在谁都不相信”。

本案的唯一幸存者张金萍最后一份笔录形成于2018年5月9日。当时廊坊中院的法官请求她出庭说明辨认情况，她拒绝了。同年底张金萍因肺癌抱憾去世。她二婚丈夫的哥哥王守和向新京报记者回忆，弟妹对狗和生人极为害怕。她时常念叨着案件，总琢磨为啥她的前夫和两个孩子遭此厄运。直到去世，她也没能获知真相。

2000年刘德成一家遇害案目前已成悬案。案发地常年未有人居住，门上贴着“心想事成”四个红字。案发当晚躲过一劫的刘家女儿当年还在念中学，父母去世后，她寄住在舅舅家，如今已经嫁人生子。她拒绝了采访，“你就当没见过我”。

（文中赵忠义、彭悦为化名）

━━━━━━━━━━━━━━━

推荐阅读

一碗红油面里的小时代

柳智宇：连接和助人是我的终生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