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字少川（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
一定意义上讲, 顾维钧代表了整整一代民国外交的形象; 一定意义上讲, 顾维钧也代表了民国年间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职业形象和政治形象。
顾氏在自己的活动领域留下过明显的历史痕迹, 反过来, 民国政治的局限性在顾氏身上也留下过明显的历史痕迹。体现在顾氏个人身上的这种双向的历史痕迹, 既是顾维钧的个人特征, 也是那个年代某种意义上的典型的政治现象。
本文不必分析这一论点是否切合历史实际, 仅想指出这便是顾氏处理中美关系的出发点。所以在与美国的交往中, 顾氏认为可以无保留合作, 即使是牵涉国家主权。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顾维钧的魄力，蒋介石的短视
1944年8月至10月, 顾氏率团赴美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这时, 国民党军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打击下一再溃退, 美国提出由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 蒋介石则予以严拒, 为此, 中美关系一度恶化。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现场
顾氏的意见与蒋相反。顾氏就此问题与中国驻美军事使团团长商震进行磋商时, 商震认为：“中国军政部在同美国打交道时, 对中国主权问题过于敏感。”
顾与商都认为：“美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和盟国, 毕竟对中国并无任何政治或帝国主义野心。”
因此, 顾氏主张效法英国, 向美国交出军事指挥权。顾对孔祥熙说：“如果必要的话, 就接受美国的要求”，“迁就一下这个盟国没有什么不得了……英国也正在这样做。它对美国就持依从和忍让的态度”。
在进行了上述磋商之后, 顾氏于9月下旬向蒋介石发去一份电报, 劝说蒋：“在与美国、特别是同美国政府领袖们交往, 要尽量忍耐。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毕竟朋友不多, 我们在战时和战后重建, 都需要美国的援助。”
顾还对蒋说：“在当前的情况下, 不能让他们大失所望, 以致他们撒手不管, 让我们自己处理自己的事。”
9月底, 蒋致电孔祥熙, 表示：“他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因此在关系到中国主权和国家未来的问题上, 他是不可能让步的。”
蒋表示即使美国撤回第14航空队也不能使他妥协，“像中国抗击日本的最初几年那样, 他可以单独继续进行抗日战争”。该电实际上是对顾氏论点的答复。
这场危机的结局是, 以美国撤换史迪威而告终。
顾氏的上述论点, 主要来自于美国不是帝国主义这一认识。 作为外交官, 顾氏对美国的认识主要来自于自身的经验, 而非观念。在长期的交往中, 顾氏认为美国对华有如下几个特点。 顾说: 在世界列强中，美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在列强对华掠夺初期, 美国并未达到其他西方主要列强那样的程度; 同时也和其他列强不同, 它对中国有一种感情上的兴趣和理想上的目标”。美国的这种不同于别国的感情上的兴趣, 其表现之一是：“当外国人侵略中国时, 除了美国, 其他大国一般只是在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时才出面干涉”。在顾氏看来, 美国对华的“同情”, 有时不是以直接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的, 而是一种“兴趣”。 其二, 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 其对华关系是居于次要地位的。顾氏认为美国在对外政策的制订上, 受到这样一种因素影响, 他说：“美国人民在对世界局势的看法上有分歧。住在大西洋沿岸的美国人, 对欧洲较感兴趣……住在中西部的美国人, 则不论对欧洲还是对太平洋发生的事情都有些漠不关心, 住在西海岸的美国人则对中国和远东深为关切……白宫和华盛顿的各种势力, 一般说来, 同大西洋沿岸各州的观点较为一致。”把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按上述地区分作三类, 顾氏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所以重欧轻亚, 主要是由于华盛顿靠近大西洋沿岸各州。其三, 顾氏认为与英国的较为稳定的对外政策相反，“美国外交政策缺乏一贯性, 尤其是对中国”。顾氏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存在一种情绪化倾向, 他说：“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开放、天真和冲动的——当美国的情绪正常时, 非常慷慨大方, 但当不高兴时, 则非常残忍。”正是这种情绪化倾向, 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在长期的交往中, 顾氏曾反复领教过美国的“慷慨”与“残忍”。在中国与美国交往的方式上, 顾氏主张采取低姿态, 顾氏认为40年代后期中美关系的恶化, 其起因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国的领袖们对于他们在国际政治影响中的地位所作的过于自信的估计”。尤其是成为四强之后，“中国过分妄自尊大起来。于是中国领导人常常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持不妥协态度”。顾氏曾不无遗憾地说：“我曾屡次力图向蒋委员长解释与美国人打交道的最佳方式。委员长采取他认为可以使美国人信服的那种方式。但他的思想和推理方法是中国式的, 不甚适合美国的情况……在和美国人打交道时要顺其性情, 不宜披其逆鳞。” 看来, 顾氏是不主张以中国方式与美国打交道的, 或许因为这一点, 蒋介石对顾氏的一个印象是：“有点胆子小”。顾维钧是本世纪（20世纪）美国现代外交发展过程的见证人。当他初次出使美国时, 美国还是一个不太重视对外关系国家, 并且也没有形成通盘考虑的对外政策，“仅仅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用以对付南美、远东(如义和团运动) 或欧洲出现的某一具体问题的政策而已”。顾氏认为, 1947年3月发表的杜鲁门主义, 标志美国开始有了全球性的对外政策。认为“这确实是美国制订政策的传统的一次重大转变”。但顾氏还是认为美国是一个阅历不深的民族, 因此，“指望美国人对国际局势发展的错综复杂情况, 能高瞻远瞩, 了如指掌, 这是不恰当的”。 顾氏一生的外交路线, 基本上是“赖美为助”, 也就是说, 当他一旦不能从美国获得支持时, 其外交也便步入穷途。在国民党退居台湾前后那段时期, 顾氏作为驻美大使, 其基本任务就是争取美援。顾对其密友杜勒斯说：“抵抗共产党的前进究竟能有多少成效则全赖从国外, 也就是从美国能得到多少援助和支持。” 而杜鲁门、马歇尔则强调国民党必须自助。杜勒斯也曾反过来要求道：“为了得到美援, 中国人首先必须自助。” 由于国民党无力支撑战局，美国对顾也日渐冷淡。在与马歇尔的一次谈话后， 顾氏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过去三十年中, 我至少和十几个国家的三四十位外交部长谈过话, 打过交道, 其中包括六位美国国务卿, 但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难以开诚布公交换意见。”与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的接洽更为不快, 顾氏感到：“从巴特沃思的谨慎和冷淡来看, 他把我看成了苏联大使”。顾说：“我要把这一历史阶段称作美国政治才略的空白时期。”此论能否成立姑且不论, 但在顾维钧的外交生涯中, 这肯定是一段“空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