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极右翼上台，1933年重现？

2024年的欧盟议会选举以右翼大获全胜而告终，其中极右翼党团拿到了1/3的席位。继2016年川普上台之后，西方世界再次面临民粹主义危机。

这其实也是历史的趋势，2022年我在文章《摇摇欲坠的欧盟》中就提出：冷战后欧洲的高福利社会，是建立在全球化与多极化之上的，来自美国的廉价国防、来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共同支撑了欧洲的经济繁荣。然而随着俄乌战争爆发，欧洲被迫在英美和中俄之间选边站，其左右逢源的经济战略迟早会破产，向右转只是时间问题。

欧洲的右转，既有现实因素，也有历史因素。以德国为例，原西德地区更支持亲欧主义政党，然而极右翼的选择党却在东德地区拿到最多的选票。选择党遭到欧洲主流政党排斥，其政策主张包括：

1、退出欧盟，取消对外国补助，恪守财政纪律；

2、废弃欧元，重新启用德国马克；

3、驱逐所有非法移民，禁止穆斯林难民入境；

4、退出北约，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恢复与俄罗斯能源贸易；

5、拒绝承认对犹太人的迫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诽谤；

不仅如此，希特勒代表作《我的奋斗》在东德地区重新成为畅销书。为什么德国东部和西部的政治倾向会出现那么大差别呢？

一部分原因在于东德地区历史上长期被普鲁士统治，具有很强的保守主义倾向。早在中世纪时期，欧洲对中东发动了“十字军东征”，为了与穆斯林世界对抗，德意志人组建了“条顿骑士团”。十字军东征之后的几百年里，条顿骑士团以武力手段在波罗的海沿岸打下一片土地，建立了独立的国家（期间几经衰落，一度败给波兰）。

16世纪初，欧洲掀起宗教改革运动，为了跟上历史潮流，条顿骑士团开启世俗化运动，建立了普鲁士公国。之后，普鲁士与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勃兰登堡公国联姻，正式成为德意志的诸侯之一。

作为条顿骑士团的继承者，普鲁士保留了“纪律、服从、专制”等特点，开启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普鲁士总共只有300万人口，却能拉出20万军队。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普鲁士以出兵为条件，从公国升级为王国。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普鲁士成功夺得了西里西亚这一纺织业基地，财税收入大幅增长。拿破仑战争后，普鲁士又吞并了半个萨克森和莱茵兰，并在后者的基础上勘探出鲁尔区煤矿。1870年，在俾斯麦的运筹帷幄下，普鲁士击败了强大的法国，成功统一了德国，一举改变了欧洲地缘格局。

普鲁士的成功离不开军国主义，但这导致普鲁士人具有很强的极右翼倾向，信奉种族主义，崇尚暴力，向往专制和保守。这跟西德人完全相反，西德人崇尚自由主义，向往浪漫的生活，盛产哲学家和艺术家。英国人曾作过评价：“西德人和普鲁士人简直是两个物种，前者文明而谦让，后者野蛮而残暴。”

当然东西德的差异也跟自然条件有关。普鲁士大部分是平原，以农业为主，容克地主阶层垄断了大部分社会财富，当地民风相对保守。西德地区具有河运优势，工商业发动，对外贸依赖程度较高，民风相对开放。

纳粹党之所以能上台，离不开普鲁士人的支持。从1933年德国议会选举可以看出，普鲁士地区的民众对极右翼思潮的认同度非常高，纳粹党在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东普鲁士等区域甚至拿到了过半的选票。相比之下，纳粹党在莱茵河西岸仅获得了1/3的支持率。

不仅如此，奥地利具有崇尚艺术和理想主义的传统，致力于追求绝对完美的世界，容易诞生极端思潮。一战前，希特勒和斯大林都在维也纳生活过，只不过前者接受了极右翼思想，后者接受了极左翼思想。希特勒上台后，开启了种族灭绝运动，试图建立一个纯粹日耳曼人国家；斯大林上台后，开启了“大清洗”运动，试图让阶级社会走向消亡，二者联手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纳粹德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奥地利的极端思潮+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组合的产物。

由于德国两次发动世界大战，西方国家将普鲁士视为万恶之源。二战后，为了防止德国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英美苏法决定肢解德国。其中最好战的东普鲁士被苏联直接占领，改名为加里宁格勒。波兰则获得了奥得河以东的德国领土。不仅如此，包括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上的几百万德意志人被全部驱逐，保留德国痕迹的建筑也被拆除。另一方面，在英美的默许下，东德与西德独立建国，且东德保留苏联驻军，实施社会主义改造。

在苏联和波兰的努力下，德国实现了“去普鲁士化”。西德在融入西方市场后，成为了一个民主、自由、开放的国家，推崇全球化和进步主义。不仅如此，为了防止极端主义对德国影响，英美苏规定德国和奥地利不能合并，德国的版图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

客观地说，二战后同盟国对德国的改造非常成功。在剔除普鲁士的影响后，德国内部适合孕育极右翼的土壤已经大幅减少，崇尚和平的力量成为主流。在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尽管极右翼的选择党在东德拿到更多席位；但由于东德人口偏少，选择党在德国政坛的话语权非常有限。

然而如果德国仍保留二战前的版图和人口分布，法西斯政党迟早会卷土重来。二战前德国东部（普鲁士地区）人口略少于西部，如果加上奥地利则旗鼓相当。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极右翼政党能获得东部大部分民众支持，就有可能成为德国第一大政党，带领德国走向法西斯的道路。

虽然德国依靠二战后的版图划分，暂时躲过了极右翼的威胁。但其它国家就不一定了。

从目前的选举形势来看，极右翼政党已经执政的国家包括：意大利、匈牙利、斯洛伐克。

极右翼政党有可能上台/联合组阁的国家包括：法国、西班牙、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在很大程度上，如今欧洲走向极右翼的国家，基本都是二战时期的轴心国/法西斯阵营。

二战时期欧洲的轴心国，除了德国和奥地利外，还包括：意大利、维希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西班牙虽然没有正式加入柏林公约，但作为法西斯国家，长期奉行亲德政策。

也就是说，这次欧洲选举除了德国以外，极右翼的势力范围和二战时期的轴心国阵营几乎重叠，这应该不是巧合。事实上，面临极右翼威胁的国家，大部分位于南欧，经济相对脆弱，长期面临北欧国家吸血，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历史上民族主义盛行，具有排外和贸易保护传统，极右翼上台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法国虽然是欧盟核心国家，但历史上经常在极左翼和极右翼之间摇摆，长期的内斗对法国国力产生消耗，这是19世纪法国被德国赶超的原因之一。这次马克龙提前解散议会也是无奈之举，他在赌三件事情发生：

1、法国国内选举的投票率会比欧盟选举高很多，这些就可以利用超高投票率缩小与国民联盟的差距。

2、法国采取“两轮投票制”，对小党天然不利。对于左翼小党来说，很有可能会在第一轮选举后被淘汰，面对极右翼的威胁，左翼选民只能把选票投给马克龙所在的中间派政党。

3、即便国民联盟最终赢得议会选举，法国作为半总统制国家，马克龙依然可以继续执政，履行总统所享有的外交和军事权力，只不过法国可能会变成左右共治的局面。但极右翼掌控内阁后，大概率处理不好法国经济的烂摊子，这有利于选民对极右翼“祛魅”。

不过马克龙也有失算的时候，法国的左翼政党为了阻止极右翼上台，组建了“人民阵线”，形成左翼大联合。这使中间派的选票反而有可能在第一轮投票后被分流到左翼。不出意外的话，未来法国内阁只会在极右翼和左翼之间产生。如果是极右翼上台，预计会推行激进的减税政策，使法国每年多增加1000亿欧元的财政赤字。如果是左翼上台，马克龙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推进的“延迟退休”计划可能会被废除，长期来看也会加剧法国财政压力。法国经济就是烂摊子，未来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恐怕都没有办法能拿出让公众满意的解决方案。法国政治可能会进入动荡期，政策连续性大打折扣。

2020年以来，全球债务问题愈发严重。英国在脱欧后，经济长期低迷，保守党试图靠减税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结果却引起金融市场恐慌，英债利率飙升，英镑贬值，时任首相特拉斯被迫辞职。不出意外的话，今年英国大选保守党将创下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美国经济硬着陆，共和党开出的药方是减税，民主党开出的药方是万亿基建，结果导致美国债务上限不断刷新纪录。出于对美元信誉的担忧，各国央行大幅增持黄金。

我有种预感，全球的债务问题，迟早会成为压垮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被动去杠杆会带来剧烈地紧缩，届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

这里需要区分的是右翼的保守与改革党和极右翼的身份与民主党。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所在的保守党虽然反对移民，不赞成新能源政策，但并不反对欧盟。相比之下，法国的勒庞不仅反移民、反新能源、贸易保护，还主张脱离欧盟。在外交政策上，前者支持援助乌克兰；后者不仅反对援乌，还希望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

为什么欧洲会出现极右翼上台的趋势呢？除了历史因素外，也跟经济有关。

苏联解体后，欧洲享受了二十多年的和平与繁荣。欧盟东扩为西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与俄罗斯的合作则为其带来丰厚的廉价能源。在很长时间里，欧盟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如果说美国的强项是金融、互联网、传媒、生物，欧盟则垄断了大部分高端制造业，包括汽车、机械、航空、新能源等。

尽管这一时期欧盟也经历数次危机，包括1999年科索沃危机（欧元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2015年难民危机，但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欧盟总是能化险为夷。虽然2016年出现英国脱欧的事件，但欧盟整体民意依然偏向于建制派。

然而近几年来，情况出现很大变化。随着中国产业升级，欧洲人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垄断地位受到动摇。2020年全球爆发新冠疫情，欧美供应链陷入断裂，这带给中国弯道超车的机会。在绿色革命的背景下，欧盟本来打算将新能源和电动车作为支柱产业，并通过“碳税”来收割发展中国家财富。然而由于疫情耽搁了两年，欧盟新能源产业几乎停滞不前。中国则趁此机会推动“双碳”政策，无论是电动车、锂电池、光伏、风电、水电、储能等产业均取得长足进步，清洁能源发电量跃居世界第一。

在新能源领域，欧洲没能竞争过中国，这也是为什么欧盟要动用关税武器的原因。

到了2022年，欧洲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俄乌战争爆发后，欧盟不仅要大幅上调军费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还被迫与俄罗斯能源脱钩。在失去来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后，欧洲的制造业成本大幅飙升，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

不仅如此，乌克兰也成为欧盟财政拖累。数百万乌克兰难民涌入欧盟，成为继叙利亚难民危机之后欧洲又一大负担。德国、波兰等国每年必须支付上百亿欧元用于补贴乌克兰难民。虽然乌克兰人均教育水平尚可，但乌克兰难民很多是老弱妇孺，由于语言不同，融入当地就业市场较为困难，在短期内很难带来社会效益。

为了维持乌克兰财政收入，欧盟不仅要提供大量直接援助，还必须放开对乌克兰农产品进口限制。农业是欧盟支柱产业之一，廉价的乌克兰粮食几乎打垮了东欧的农业市场。就连波兰这种反俄国家，其农民也抗议政府的亲俄政策。

雪上加霜的是，去年底以来，红海危机导致苏伊士运河长期被封堵，驶入欧洲的航运价格翻了数倍。俄乌战争后欧洲能源进口重心从俄罗斯转向中东，然而红海危机的爆发，使欧洲必须支付更高昂的成本才能从中东进口能源。

可以说，这几年来欧洲经济每况愈下。逆全球化、来自中国的竞争、俄乌战争、红海危机让欧洲人叫苦不迭。在工资没有上涨的情况下，欧洲人一方面要面临延迟退休的烦恼，另一方面还要承担物价暴涨的负担。对于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这样的核心国家来说，每年还要掏大量钱用于补贴东欧穷国。在这种情况下，极右翼政党焉能不上台？

整体来看，欧盟极右翼政党有三大主张。

第一个主张是反移民。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洲有色人种数量大幅上升，被底层白人视为威胁。

由于历史原因，法国有10%的人口是黑人。法国球队有很多成员是非洲裔，以至于让外界人疑惑这到底是一支非洲球队还是欧洲球队。

欧洲白人的另一个担忧来自于穆斯林难民。历史上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经常爆发冲突，2015年以来，在欧洲高福利政策的吸引下，中东穆斯林大量涌入欧洲。虽然这有助于降低欧洲的服务业成本，但在右翼选民看来，难民的涌入大幅提高了犯罪率，带来严重的治安问题。相比之下，欧洲更愿意接纳乌克兰难民，至少没有文化和宗教矛盾。

欧洲极右翼的第二个主张是反环保。全球气候变暖是既定的事实，但这是全人类的责任。相比之下，欧洲保守派选民更关系能源安全问题。

随着北溪管道被炸毁，德国和俄罗斯彻底走向能源脱钩，德国经济陷入负增长。作为对冲，欧洲大量修建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从美国和中东进口能源。法国的日子也不好过，去年在俄罗斯的推动下，尼日尔爆发政变，新政府宣布驱逐西方殖民势力，法国失去了重要的铀矿供应基地。核电占法国电力供应70%，这场政变导致法国陷入能源危机。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对俄政策转向强硬的原因，背后都是利益矛盾。

事实上，欧洲虽然缺乏石油和天然气，但拥有丰富的煤炭。然而出于环保的考虑，过去十年欧盟关闭大量火电站和煤炭矿井，甚至关停不少核电站。在俄乌战争的冲击下，欧洲人愈发渴望廉价、稳定的能源。至于清洁能源，无论是发电量还是稳定性均无法与传统能源媲美，欧洲的太阳能资源也不是那么的充裕。在这种背景下，极右翼政党提出的重启火电的方案得到很多选民拥护。

电动车曾被欧洲人寄予厚望，但如今电动车市场大部分份额被中美瓜分，欧洲依赖的燃油车反而受到冲击。摆在欧洲面前的方案有两个：一个是延长燃油车淘汰时间，取消对电动车补贴，并通过关税等手段阻止中国电动车进入欧洲市场；另一个是与日本合作，共同开发氢能源汽车，通过另起炉灶的方式在全新赛道完成对中美的赶超。

不管怎么说，欧洲人对新能源的热情有所退散，本次欧盟选举，绿党控制的席位大幅下降。未来5年欧盟能源政策可能会从新能源切换回旧能源。

欧洲极右翼的第三个主张是贸易保护，通过关税等手段保护本国产业。在对华贸易上，欧盟加关税的目的更多是想引导中企在欧洲设厂，施压的成分更明显；特朗普加关税的目的则是为了给本国创造就业，同时削弱中国竞争力，属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招式。

排队等待出口的中国电动车：

在十多年前，中欧经贸关系合作多于竞争。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形势发生了变化。欧洲曾经的支柱产业，包括汽车、机械、电气、航空、化工、新能源，大部分与中国重叠。欧洲曾是全球机床生产中心，如今中国的机床产量占全球1/3，比欧洲总和还多。汽车产业占欧盟GDP的7%，为其贡献了300多万个就业岗位。如今中国抓住电动车革命的机遇，一跃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十多年前，德国是全球光伏和风能发电量最多的国家，如今这一宝座让给了中国。

不仅如此，欧盟几乎错过了过去几十年所有的科技革命，以至于如今欧洲人只能吃老本。互联网革命的蛋糕被中美瓜分、全球半导体生产基地在东亚、中国在新能源产业独领风骚、美国则抢占了人工智能革命制高点。近十多年来欧盟GDP一直原地踏步，接连被美国和中国赶超。欧洲曾经是世界科技革命的引领者，如今下一轮科技革命只会诞生在亚太地区，欧洲人对此充满失落的心态。

对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欧洲人虽然有羡慕的成分，但更多是嫉妒。欧洲的民粹主义者将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崛起归功于政府补贴，并以此为由施压欧委会对中国加关税。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中国新能源产业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对欧洲实施全方位赶超，根本原因在于供应链优势，包括土地、资金、人力、物流、采购等等，这是西方国家很难复制的。

1、中国拥有更便宜的征地和拆迁成本，能为企业提供更合适的选址。由于担心选票等问题，欧洲拆迁费用较贵，审批环节太多，企业入驻后可能会因为周围居民抗议无法开工，建设周期过于漫长。

2、欧盟虽然大力支持新能源发展，但其决策效率过于低下，欧委会和欧盟理事会、布鲁塞尔和各成员国之间互相扯皮。欧盟的官僚主义经常遭到诟病，各机构动不动就开会，讨论没有意义的内容，很多法案一拖就是好几年。相比之下中国政策效率极高，从2020年底提出“双碳”政策到2021年“双碳”大规模落地，几乎是无缝衔接，甚至超额完成减排指标。

3、中国的基础教育非常扎实，每年新增600万理工科高校毕业生，大幅压低了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吃苦耐劳的大国工匠们，成为中国保持“世界工厂”地位的底气。相比之下，欧洲工会势力发达，工人喜欢通过罢工等手段提出不合理的涨薪要求。不仅如此，欧洲过度依赖福利社会，员工每天平均工作6个小时，享受一个半月的年假，以至于全世界海滩挤满了晒太阳的欧洲人；一些欧洲企业甚至尝试推行“一周四天”工作制。如此懒散的社会氛围，焉能培育出拥有世界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

4、近十多年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高速公路长度、高铁里程、电网规模、港口吞吐量等均排世界第一。就连贵州这种山区为主的省份都修建了密集的道路网，发达的基建大幅提升了中国的物流效率。相比之下，欧洲大部分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企业面临高昂的物流成本。

5、制造业有规模效应和集群效应。中国制造业占全球1/3的生产份额，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数以百万计的民企构建了全方位的供应链网络，上游原材料采购和下游成品供货极其方便，使很多工业品得以批量生产出来。反观欧洲，各成员国之间利益难以协调，企业布局较为分散，发货周期太长。

这里以炮弹产能为例。俄乌战争爆发后，欧盟为了给乌克兰筹集炮弹，打算每年生产100万枚炮弹。炮弹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生产工序并不复杂。然而由于缺乏原材料（特别是硝化纤维棉，这东西主要由中国生产），2023年欧盟总共生产了30万枚炮弹，对乌克兰来说可谓杯水车薪。相比之下，中国凭借完善的供应链，每年潜在的炮弹产能可达到600万枚，是欧盟的20倍。

所以中国能在新能源和电动车领域对欧盟实现弯道超车，根本原因并不是财政补贴，而是供应链优势，这个是欧盟很难复制的。在俄乌战争之前，欧盟尚可凭借廉价能源抵消中国的供应链优势；然而随着欧俄能源脱钩，欧洲制造业为数不多的竞争力也消失了。加关税并不能解决中欧贸易失衡的问题，关税战只会同时削弱中国和欧盟的经济效率，这是美国乐意看到的。

从根源上来说，欧洲的问题出在供给端，应该对高福利制度适度纠偏。欧洲人在享受丰厚薪资待遇的情况下，平均工作时长却是主流经济体中最短的。不仅如此，为了维持高福利社会，欧洲很多国家还制定了较高的企业税率。如此高昂的人力资本开支和税负会削弱企业的投资意愿，导致欧洲面临供给不足的问题，损害其制造业竞争力，这种竭泽而渔的高福利模式是难以持续的。因此欧洲应该考虑：限制工会活动、为企业减税、延长退休时间、缩短年假时长等措施。

当然还有个办法是引进外来移民，这也是这几年欧美政客为了压低通胀在做的事情，毕竟移民更愿意从事高强度、低收入的工作。但放开移民限制会带来治安问题，拜登任期内引进的非法移民，虽然有利于遏制服务业通胀过快上涨，但伴随而来的是毒品和犯罪问题，引起很多右翼选民不满，一些低收入白人则认为他们的就业机会被非法移民抢走。欧洲也有类似问题，排外主义在很多社区受到欢迎。

相比于欧美，中国更多面临内需不足的问题，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中国工人的工作强度高于发达国家，但薪资待遇和福利水平却有所不如。受低成本的生产环境驱动，大量企业投资扩产，盲目新上项目。然而国内需求却无法跟上供给扩张的步伐，在海外贸易壁垒收紧的情况下，一些行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风险。因此可以考虑如下措施：取消调休、延长假期、落实八小时工作制、限制无效内卷、增加劳动者消费时长、对富人加税、并将这部分钱用于为穷人提供补贴（比如消费券）、释放社会消费潜力。

总之，如果想缩减中欧贸易逆差，不能依赖关税手段，这会导致双方经济效率同时受损。欧盟应该想办法优化供给端，增加社会产出；中国应该想办法激活需求端，提高居民收入。中欧应共同努力推动全球贸易进入均衡状态，抵制逆全球化浪潮。

回归现实角度，欧洲未来的前景并不乐观。2020年的新冠疫情和2022年的俄乌战争，使欧洲陷入长达四年的经济衰退。在这种背景下，极右翼上台是必然趋势。不仅如此，随着俄乌战争的长期化，未来几年欧洲将同时面临地缘和经济双重压力，欧洲右转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如果乌克兰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的话，欧盟会有更多成员国出现极右翼上台的情况。

由于迟迟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德国人选择了希特勒：

可以参考的例子是1933年法西斯上台。在1929年大萧条后，欧洲经历了长达四年的经济衰退期，极右翼和极左翼思潮同时涌现，曾经被选民抛弃的纳粹党在德国受到强烈支持。虽然大部分德国民众并不认可希特勒的种族主义，但在民主和面包之间，德国人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

到了1936年，由于欧洲没能彻底走出经济衰退，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转向极右翼。在西班牙内战中，佛朗哥击败了共和国阵营，建立了法西斯独裁主义。两年后，德国出兵占领捷克，《慕尼黑协定》沦为废纸，英法建立的“凡尔赛体系”走向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毁灭了欧洲的财富，也终结了欧洲的光荣。

如今的欧洲，跟1933年的形势有类似之处。同样的经历了持续四年的经济衰退（新冠+俄乌），同样是出现极右翼上台的趋势。但不同的地方在于欧洲议会仍被中间派政党掌控，德国极右翼势力也被主流政党压制，争取和平的力量占欧洲大多数。

但长期来看，欧洲乃至全人类都存在极大不确定性。过去几十年，欧洲的繁荣，来自于美国的廉价国防、中国的廉价商品、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如今这些优势都在发生反转。假如川普赢得选举，美国将转向孤立主义，美国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承诺将遭到削弱，欧盟成员国只能大举上调军费。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中欧经贸关系从合作关系转向竞争关系，在亚非拉等新兴市场，面对极具性价比的中国商品，欧洲商品毫无竞争力。另一方面，俄罗斯曾经的梦想是融入欧洲，与德法共同建立欧洲合众国。然而随着北约东扩，被逼到墙角的俄罗斯选择出兵乌克兰。俄乌战争，不仅导致俄罗斯帝国梦碎，也使欧洲失去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基地。红海危机则让欧洲经济雪上加霜，高昂的运价使欧洲的外贸环境加速恶化。

俗话说“衣食足而知荣辱 仓廪实而知礼节”，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今年的欧盟选举，中间派好歹还能掌控多数席位，尚有能力阻止极右翼势力执政。可五年之后呢？如果全球地缘形势继续恶化，俄乌从局部战争演绎为全面对抗，欧洲经济只会进一步衰败，债务危机可能卷土重来，届时民意恐怕会更偏向保守和封闭。2025年的德国，2027年的法国，都有可能出现极右翼上台的趋势，各成员国之间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痕。在德法轴心瓦解的背景下，欧盟注定风雨飘摇。

展望未来，如果全球地缘形势继续恶化，欧洲面临三大风险（黑天鹅）：

1、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连任，为在议会获取足够票数，与极右翼政党结盟。未来欧盟或执行更加强硬的反华和贸易保护政策。对中国加关税的领域可能会从电动车扩散至光伏、风能、锂电、钢铁等产品，并实施进口配额限制。

2、特朗普赢得选举，美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对全球各经济体加征关税。在欧洲右转的背景下，欧盟可能对美国展开关税报复，引起连锁反应。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类似上个世纪《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那样的大规模关税战，逆全球化导致各国经济陷入萧条，进一步加剧右转趋势。

3、2027年法国大选勒庞上台，在民意的推动下，启动脱欧公投。法国退出欧盟并重新使用法郎，德法轴心瓦解。在失去法国的支持下，德国、荷兰等经济强国不愿再缴纳高昂的欧盟会费，主张成立新的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强势欧洲”联盟。另一方面，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南欧难以容忍越来越多的中东和非洲难民，脱欧主义政党获得更多席位。随着俄乌战争长期化，东欧和西欧在安全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西欧国家的纳税人拒绝为东欧承担军事义务。最终，欧盟走向解体，波兰、立陶宛、瑞典、芬兰等国彻底倒向英美，并组建向乌克兰出兵的“波罗的海联盟”，与俄罗斯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在原欧盟的基础上，欧洲形成两大新的集团，一个是以德国、荷兰等德语圈国家为主的经济联盟，并启用“新欧元”；另一个是以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为主的安全联盟，其目的是防止俄罗斯在东欧的扩张。意大利、西班牙等拉丁语系国家则维持独立状态，欧洲共同关税和一体化成为历史。

当然了，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五年后的世界，一定和现在大不一样。我们所习惯的全球化、大国均势、经济增长等概念可能会被其它因素代替。欧洲的繁荣已经成为过去式，亚太的繁荣还能继续维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