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树军、冯象等：无网不在的时代，什么才算好的治理？

活动开始，欧树军老师对本书的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欧老师认为，信息技术势如破竹、无处不在，造就了现代人难以置身其外的信息灵境。信息社会在现代世界的兴起，拨开了互联网的乌托邦迷雾。普罗大众在信息环境中的无助，确立了互联网的可治理性。人类社会数字边疆的激烈争夺，彰显了高技术对新世界的定义权。发展、治理与安全的三重奏，谱写着灵境内外的互联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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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境内外：互联网治理简史》

欧树军 著

活字文化策划

 雅理系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

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中国人的生活时刻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互联网究竟是服务于少数人垂拱而治优哉游哉的小宇宙，还是亿万人追求实现美好生活的大世界，这两种未来的争论在互联网的全球治理层面也始终存在。

信息技术既可以编码齐民，也可以纺织世界。信息技术得以在亿级、十亿级人口规模上运用，既高度契合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也让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文明大国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创全新的局面，有可能创造一个钱学森先生所期盼的信息灵境。长期来看，中国只有创造出一种蕴含更多可能性、更大包容性的颠覆性技术，才能突破旧世界、定义新世界，这既是中国在21世纪立足的根基，也是中国人实现更美好生活的基础。 

在个人层面上，首先是知识信息的质量变得良莠不齐，难以控制。互联网通过服务器、宽带、超文本等手段，集合众多分散独立的信息源，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实名或匿名上传下载文献，并随时更新内容。在虚拟世界里，知识信息与作者的关系变得松散模糊，文字内容同作者的行为、荣誉及品格不再关联。网上信息的内容“海量”重复，真假难辨。这就要求互联网使用者，如果审慎的话，对所得信息仔细甄别与筛选。

其次，数码信息维护成本高，信息保存的难度加大。现在我们发短信、写电邮、起草文件、分析资讯等等，一切都数码化了，必须使用阅读装置才能处理。但同时，软硬件技术迅速更新，制式标准不断换代，这些数码化记录很快就没法阅读了，除非请专业人士协助“破译”，费工费力，且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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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被淘汰的数码记录载体

第三，更为严峻的是，“互联网大脑”对深度阅读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威胁。面对信息轰炸，我们的大脑容易超负荷运作，无谓地损耗注意力。互联网是个链接世界，读者跟着链接到处浏览，系统而连贯的阅读就难以延续。久而久之，养成一种蜻蜓点水、跳跃式的阅读习惯，导致推论、分析、批判、洞察等高级认知行为来不及调动，阅读思考便提前结束。这个倾向令人担忧，很可能阻碍科学探索、知识创新。 

印刷术虽然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教育普及，但书籍的传播范围和速度还是很受限制的。互联网的崛起让信息载体和传递方式数码化了，知识管理进入了一片新天地。信息的收藏、整理、传播、使用不再受地域和传统载体的限制，分享可以异地、共时、随机并大规模地实现。互联网极大地便利了知识共享。相比之下，尽管传统图书馆引入了数码技术，但它代表的知识管理方式在新技术面前显得笨拙低效。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图书馆，尤其是研究型图书馆的使用率普遍下滑。这一趋势跟互联网的扩张刚好同步而成反比，这表明人们获取知识的来源和方式变了。图书馆的读者在减少，社会对图书馆提供的知识信息的依赖程度在降低。图书馆作为知识管理核心机构的崇高地位从技术上被动摇了，面临两千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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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使用索引卡片进行知识管理的图书馆

回到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创造的灵境治理问题，利求同指出，人们经常讨论的威胁是人工智能太过强大，全方位超过人类的大脑和能力，一旦产生自我意识可能对人类自身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利求同老师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人们之所以创造、研发这项技术，就是希望它能超越自身。另一个普遍的看法就是人工智能不可控，但这也不是大问题。从可控到失控总有一个区间，总有解决的办法。

那么，问题究竟是什么呢？利求同老师认为，最大的威胁是人工智能的不可知、不可预测性，这使人产生恐惧。尤其是ChatGPT出现后，这种不可预测性更是非常明确地表现出来，超过了研发者的想象，因此必须把治理问题放在不可预测性上。中华文化自古有大禹治水、神农尝百草等与不确定性抗争的传统，互联网的出现是一次巨大的机会和挑战，很可能重塑人类知识的未来。前路确实困难重重，但我们非常幸运能有这样的历史性机遇，也相信中国有能力制定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

第二点是冯老师近年来对于国际局势观察到的现象。随着中美关系变化，美国逐渐放下伪装，民主、自由等观念也渐渐失去光彩，意味着互联网全球治理的官方话语所对标的合法性依据不见了。欧老师的书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互联网既是美国的国家网，也是美国的国际网。对世界各国而言，所谓国际互联网，实则是把本国数据网络接入美国的国家网，决定了美国对互联网的长期主导乃至单边主权，决定了世界各国的互联网政策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这是信息环境的基本情势。在今天的现实中引发了很多新的思考，我们所习惯的说法都可以打个问号。如何在新社会形态构建话语体系，互联网治理、业界发展、教育、学术评价都面临这个问题。

张翔老师表示，互联网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对国家治理的挑战体现在很多方面。在新闻报道方面，随着互联网、智能终端广泛普及，新媒体新技术新应用迭代升级，“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自媒体”的现实，颠覆了以采编权为中心的媒体管理方式，各类信息爆炸式增长、裂变式传播，提高新闻报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任务十分艰巨。

在社会舆论方面，网上舆论摆脱现实时间、空间限制，对社会的影响力空前展现，各种力量在网上竞相发声，呈现突发性、多元性、交互性、冲突性、匿名性等特点，舆情风险极易扩大蔓延，形成声势。当前，网络应用平台加快开放融合，使信息能在瞬间实现跨平台全网传播，传播能力呈指数级增长，产生左右社会舆论的强大效果。

在舆论领域的国有企业发展方面，过去我国很大程度上把政策重心放在国有资本运营，而国有企业层层管理的模式缺乏互联网所要求的创新能力。即使国有资本通过投资的方式介入新兴领域、科创领域，也难以应对行业的快速变化。超级人工智能出现后，资方和研发者之间的矛盾成为新问题，政治驾驭资本容易，但庞大的超级人工智能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挑战。政府与个体的基础性关联可能会成为一种机制，欧树军老师将身份认证与行为识别作为建立中国互联网可治理性的两条主线，揭开了互联网治理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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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挂牌成立的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

陶庆梅老师惊叹于本书的预见性之强，指出中国互联网的加速发展产生了压缩时间的效应：如今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已不落后于美国，与前沿国家面临同步问题，而美国经验已经不够用了。欧树军老师的著作提醒我们在讨论技术时还应关注宏观的政治经济进程，如果缺乏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解，那么看待问题很难有全面视角。人工智能带来的大失业造成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最终导向了资本主义本身的薄弱之处。如果要克服技术治理对社会建制的破坏，就必须处理私有制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在处理技术问题时不得不控制资本对社会的侵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再次展现出来。此外，各国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和投入也与战争密切相关，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而是诸如胡凌老师讨论的“太空战争”，其布局的长远超过常人想象。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讨论起点，互联网治理将来会不断面对很多鲜活的问题。

胡凌老师从本书的问题意识入手讨论，本书既接续以往研究，又以更宽广的视角探讨了国家能力问题。随着生产方式转变和社会转型，中国变成现代国家，需要更强的认证能力。本书的贡献之一在于，通过与美国对比指出了我国互联网治理的特殊性，并探讨如何降低新技术风险、共享新经济的发展成果。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大厂平台成为塑造政治经济秩序的新力量，产生了作为新型政企关系的“平台发包制”，即政府如何利用并控制大厂，驾驭生产方式的转变。国家既要推动互联网发展，又要面对新的代理人，重新接管基础设施。本书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指出国家如何做好底层控制并逐渐往上，一方面开发生产力、调动互联网企业的积极性，一方面又引导它们符合国家的整体目标。

胡凌老师的第二个论点聚焦身份认证。为了应对高度流动性，公共或私人主体的治理逻辑无外乎通过综合过去资料推断或预测行动者未来的行为模式。这要求多部门联合，为每个人赋予一个“数字身份”，使整个社会无处不在地处于数据笼罩下。过往人们通常担心过度收集数据会造成数据泄露和个人隐私受侵犯的风险，但在诸如未成年保护和电信诈骗等领域往往凸显出缺乏数据或信用导致缺乏预见的危险。现在身份认证仍是未解决的问题，甚至进入了深水区，要求国家把认证的基础设施铺到以往没有到达的地方，欧树军老师的著作为持续观察国家的认证建设提供了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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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普及的面部识别装置

1994年10月，钱学森给戴汝为、汪成为、钱学敏三人的信，图片来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左亦鲁老师表示，本书体现了法学研究的两种进路：做理论和做历史。2000年前后，劳伦斯·莱斯格相继写出了《代码：塑造网络空间的法律》《思想的未来》，他对于数字世界早就不是自由散漫、如若无人之境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警告，他还进一步指出，从国家政府、商业组织到行业协会，无不通过各种立法规范、政令措施、技术手段、自律条约等来争夺对在线空间的定义权或控制权。在莱斯格之后，网络法并没有很多宏观的整体概念进步。中国的互联网实践已经不是美国的跟随者，很有可能做出理论上的贡献，比如胡凌老师提出的“平台发包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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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未来：网络时代公共知识领域的警世喻言》

[美] 劳伦斯·莱斯格 著

中信出版社，2004年

谈及自己的研究领域——言论自由和内容管理，左老师指出，互联网时代，表达的一切假设已经开始松动。在前网络时代,言论自由是建立在"街头发言者"模式之上的。这既是一种思考模型和框架,又是一种关于历史的叙事。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政治言论居于言论自由思考和保护的中心；"媒介"这一因素没有进入言论自由思考；对言论自由的想象基于"个人vs.政府"的二元对立。网络时代则对以上三方面发起挑战。首先，发言者已从“街头"转移到互联网。作为"媒介"和"基础设施",互联网的影响日益突显。其次,传统的"政治中心主义"开始动摇;最后，"个人一企业一政府"三角关系开始取代"个人vs.政府"二元对立，成为言论自由互动和博弈的新形态。面对网络时代言论自由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和技术化，告别"街头发言者"是重新释放"言论自由想象力"的第一步。在历史方面，欧老师讲述了美国和中国的历史，钱学森的灵境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和想象，如何从中国历史中挖掘钱学森等战略科学家的思想，思考他们用何种方式想象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并与现实发展相印证，将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刘阳老师赞同左老师的讲述内容，并提出了本书续写的可能。目前本书的工作把现实与数字世界建立了对应关系，认为信息技术既可以编码齐民，也可以纺织世界。从经济学角度讲，经济学假设是产品质量透明、市场完全竞争。但广告等大众传媒操控了产品信息，大厂也使竞争变成垄断的，于是价格中包含了很多消费者不能明确知道的信息，无法通过价格调整市场行为。此外，互联网还产生了好评、回头客等价格以外的信息，如果这些消费者行为数据没有得到很好利用，平台还在依靠价格竞争，就会产生市场扭曲。在政治理论上，民主有意志、理性、利益几个要素，政党政治与大众民主结合看似代表选民利益，但产生了非理性后果。互联网能够带来人类合作的新模式和可能性，未来应思考互联网内容平台通过何种商业模式带动算法提升，将群众解放于信息茧房之外。

与会听众也积极提问，开放、热烈、富有启发的讨论氛围贯穿研讨会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