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近日，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对拜登总统的专访。拜登谈及对中国经济看法，认为中国的国内发展面临较大挑战。此前，他也在其他场合就中国经济前景做出过相对负面的评述。
一些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并没有那么悲观。5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5.0%，与4月该机构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相比，上调0.4个百分点。当然，IMF还预测，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增长放缓等因素，中国经济增速到2029年或将放缓至3.3%。无疑，物质性实力的比拼是大国博弈的关键，它基于经济发展体制，同时也与一国的创新能力密切相关。在美国将中国明确定性为头号竞争对手的背景下，“拼经济”已经成为美国实现对华“竞而胜之”（outcompete）目标的优先事项。正如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等人所言，美国和苏联主要通过军事力量进行冷战，美国与中国之间新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则是由技术领导力所决定的经济实力竞争。拜登政府总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以大国竞争处理对华关系的路径，其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对手。2022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应对“中国挑战”的相关内容单列，并称其为美国的“全球优先事务”。该报告称，中国是美国面对的“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中国也是唯一一个既有意愿也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既是覆盖全球范围的，也是包含经济、技术、安全、国际机制等方面的“全领域竞争”。拜登政府强调，未来10年是中美较量的“决定性十年”。这十年”与中国国家发展的“2035目标”战略规划大抵重叠，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时间概念，而是充分体现了美国对华施压的紧迫感和长期性。在美国方面看来，中国是不同于纳粹德国、日本和苏联的战略对手。“中国挑战”的特殊性首先体现在中国自身的强大经济实力及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影响力。一些美方人士宣称，中国在经济上借助“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展开“不公平竞争”，损害美国的商业利益和技术优势，利用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影响力对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所谓“经济胁迫”。为了实现对中国的“竞而胜之”，美国试图采取内外兼济的策略，一方面大力强化自身在芯片、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产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不断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按照“经济安全”的逻辑重塑中美经贸和投资关系。拜登也像其前任特朗普一样宣扬“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借助《芯片与科学法》《通胀削减法》等，拜登政府不断加大联邦政府对相关产业的投资力度，力图调动私营部门的投资。例如，近期美国商务部为美光公司提供高达61.4亿美元直接资助，支持该企业在纽约州和爱达荷州建设两座晶圆厂。美光计划未来20年在这两个州分别投资1000亿美元和250亿美元生产先进存储芯片，预计将创造7万多个就业机会，并将美光40%的存储器芯片生产转移到美国国内。清洁能源也是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产业领域。拜登宣称，将在电动汽车等方面增强美国本土的制造能力，确保美国拥有一个清洁能源的未来。拜登政府提出，2030年前全美汽车销售中有50%来自于电动汽车。根据《通胀削减法》，美国政府对符合条件的清洁能源设施和项目如电动汽车给予额外的税收抵免优惠。相关优惠举措带有明确的原产地要求，包括电池中40%的矿物须来自美国国内或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此举旨在帮助美国提升其电动汽车产业的市场占有率，促进光伏电池、光伏硅晶片等清洁能源产业在美国的发展。2024年3月27日，美国财长耶伦在佐治亚州参观光伏产品制造商苏尼瓦公司时发表讲话称，拜登政府上台前，由于外国政府大量补贴国内光伏产业并对美国倾销光伏产品，美国各地光伏企业深陷困境，2016-2020 年间美国本土光伏产业近20%的工作岗位流失，拜登总统推出的《通胀削减法》将扭转这一局面。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拜登执政以来，私营部门已宣布向芯片制造、清洁能源等领域投资8250亿美元。如果美国的现代产业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实力将会增强，其创新生态系统也会展现新的面貌，势必助长美国打造针对中国的“持久竞争优势”。拜登政府强调，美国对华采取“去风险”策略而不是寻求“脱钩”。虽然其有意通过淡化“脱钩”这一政策话语安抚美国商业界和美国的盟友，但实际上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安全化”仍在加剧，其政策实践体现出一种“有选择的、有管理的脱钩”路径。美国试图在经济、科技实力方面拉大中美之间的差距，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削弱外界对中国的发展预期。在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土的同时，美国也在推进所谓“近岸外包”，即在距离美国较近的国家培育供应链。在中美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和企业有意利用自墨西哥的进口替代自中国的进口。2023年中国占美国商品进口的比重降至13.9%，而墨西哥占比升至15.4%。为了在拉丁美洲地区构建更为安全可靠的供应链，拜登政府支持“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成员国在芯片、人工智能、网络安全、5G和云计算等领域的经济发展计划。美国推动建立“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英才中心”，旨在培养更多高质量的劳动力和技术人才。此外，美国不断强化“友岸外包”布局，力图与所谓“志同道合”（like-minded）的盟国和伙伴打造排斥中国等对手的“友链”。拜登政府建立了“供应链韧性峰会”“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美日经济安全磋商会议”等机制，试图强化“供应链联盟”，在芯片、医疗器械、清洁能源产品等领域推动美欧日共同减少对华依赖。这一联盟注重发挥企业、金融机构等社会性力量的作用。例如，在美国主导的“芯片四方”（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机制中，英特尔、东京电子、三星、台积电等企业扮演重要角色。美国政府要求这些企业提供相关商业数据，以增强美国对芯片供应链与贸易合作网络的把控，还支持它们在“芯片四方”机制下加大相互投资，在芯片技术标准、开发更安全架构等方面深化合作，确保高端芯片创新要素在“芯片四方”内部的流动。关键矿产是美国对华供应链竞争的又一重点领域。稀土、钴等关键矿产是电子、军工、清洁能源等产业的必备原材料，长期以来中国在这些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冶炼方面占据重要地位。美国国会众议院非洲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约翰·詹姆斯（John James）等人曾提出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定一项国家战略，以确保刚果（金）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该法案称，刚果（金）的钴（电动汽车电池的重要原料）产量约占世界总量的70%，该国还拥有大量铜、锂、钽、锗等关键矿产；中国公司在该国矿产资源的开采、加工和精炼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拜登政府推动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这一多边机制，还与日本、澳大利亚、欧盟等深化双边协作，拉拢蒙古、刚果（金）、印度尼西亚等关键矿产富集国，试图削弱中国在锂、镍、钴等关键矿产国际供应链中的地位。美国和蒙古就合作开发稀土、铜等关键矿产达成协议，美国-日本-蒙古三方会议等机制也将关键矿产作为重点议题。此外，拜登政府还启动美国与中亚地区五国之间的“C5+1”关键矿产对话，支持中亚国家对稀土等矿产资源的勘探开采和精炼加工能力。中亚地区的锰矿石储量占全球的38.6%，铬占30.07%，铅占20%。通过关键矿产合作，美国希望推动中亚国家减少对中国、俄罗斯的依赖。虽然中美双边贸易额近年仍保持较高水平，但中国已从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降至第四。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数据显示，美国2023年的对华贸易逆差大幅收窄，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额为4272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0%。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转向墨西哥、欧洲、韩国、印度、加拿大和越南，购买汽车零部件、鞋子、玩具和原材料。美国商务部的贸易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在美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为13.9％，降至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从中国进口在2017年前后达到峰值，这一比例超过21％。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Chad P. Bown）认为，从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消费电子类产品的贸易数据看，中美已出现脱钩迹象。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文提出，由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国构成的“亚洲替代供应链”（ALTASIA）比中国更具成本优势，其对美出口将会持续增长。德意志银行研究认为，美国依赖中国供应的商品中有95%可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找到替代供应。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战略界人士鼓吹“中国崛起到顶论”，试图从发展预期层面塑造中美竞争议题。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等人认为，由于老龄化严重、资源匮乏、财政压力加大、西方对华脱钩等因素，中国的发展会在未来数年陷入停滞，中国的崛起将会终结，中国在经济规模上不会超越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仅难以维持自身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吸引力，也会因为内部的挑战而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从而构成一种“崛起到顶国陷阱”（peak power trap）。“中国崛起到顶论”受到不少质疑。例如，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就认为低估中国与高估中国一样危险，贬低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和未来抱负会让美国丧失自身的长期优势。他还强调，美国阻止中国获取先进芯片的努力会放慢中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进展，但是不会使之终结。即便如此，中国崛起到顶论仍然会对外界在中国发展前景问题上的认知造成负面影响，给中国稳定外贸和外资、拓展国际科技合作乃至维护外交关系带来不可忽视的压力。总之，经济已经成为中美博弈的主战场，没有经济实力的支撑，难以在越来越激烈的大国竞争中站稳脚跟。中国需要统筹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尤其要重视应对中美之间的发展预期之争，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在维护国际合作中促进科技自立自强，确保自身发展不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