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复兴——自由恋爱何以消退？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家并不排斥爱情，它只是给爱情提供一个扎根的地方。”1933年出版的小说《家》中，巴金批判了没有爱情的婚姻，讽刺接受包办婚姻、与不爱的人结婚的觉新是“愚孝”，也向为自由恋爱献出生命的丫鬟鸣凤致敬。
经典文学作品只能流行于特定时代，倘若出版于当下，我很怀疑《家》还能否被年轻人接受，为爱情献祭更可能被扣上“恋爱脑”的帽子，成为被耻笑的对象。自由恋爱风潮正在悄然退却，90后甚至00后们已“累觉不爱”，“爱不动了”，男生不再追女生，“不主动、不拒绝、不花钱”的“三不”流行。
但这不意味着当代年轻人不再找对象，而是选择了相亲方式。尽管多数人并不喜欢“相亲”这个词，更不愿接受“包办婚姻”，但寻找对象的方式却与“相亲包办”没有本质区别。无论是配对软件、约会APP，还是“985相亲群”、“海归交流群”、“清北复交相亲群”，匹配的标准是外表、年龄、学历、职业、收入、地域、家庭等，与被年轻人排斥的“家长安排”和“公园相亲角”没什么不同，都是把物质基础与现实条件置于情感之上。
在经济社会与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过时的“相亲”和“包办”为何再度流行？“新自由主义爱情”有哪些特征，为何“自由恋爱”不再被奉为真理和至高追求？相亲在文明中如何演进，如何与社会经济相辅相成？社会钟表与自然科学的错位，又是如何造成“亲密滞后”的？
相亲再流行
自由恋爱（Liberal Love）是男女自发交往中彼此自然吸引，两情相悦；相亲（Matchmaking）则是以条件为前提的筛选，具有功利和目的性，强调理性经济人的匹配与选择的最优化，遵循的不是自然而然，而是计划（Arranged），也称“包办婚姻”（Arranged Marriage）。
过去，“包办婚姻”代表落后与压迫，是封建社会毒瘤，与之相对的“自由恋爱”甚至“私奔”往往是爱情的代名词。《红楼梦》中的宝玉和黛玉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是爱情典范，宝玉与宝钗被家长安排的相亲结婚则是封建制度对青年的压迫。印度经典电影常以打破包办婚姻、勇敢追爱的故事成就经典，《勇夺芳心》中的男主，就用真挚爱情将女主角从包办婚姻中拯救出来，走上自由恋爱的康庄大道。
18世纪后期开始的浪漫主义运动，让自由恋爱风靡200多年，成为至高追求。但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追求爱情，更愿通过条件的匹配，即“相亲”来寻找伴侣。
爱情的退化不代表求偶兴趣的消失，人们只是需要“更确定”的求偶。人们放弃了自由求索却不确定的恋爱模式，回归相亲这种原始、过时，但更有确定性的方式。通过网络、相亲软件、约会APP和相亲群，达到更直接有效的匹配效果。这个巨大的择偶空间中，似乎遍地都是“优质”对象任由挑选，但难以分辨的信息流又让人觉得毫无选择。在光怪陆离的信息流中辨别真假，筛选出一个“靠谱”的人，这种高标准需求也催生了“媒婆”、“红娘”的回归。当社会经济愈发自由主义，科技愈加发达时，婚恋却自发走向了“不自由”。
与私人情感领域的“相亲”一同回归的，是就业中对“体制内”和“上岸”的向往。亲密关系变得“工作化”起来：结婚被称为“上岸”；男女见面称为“面基”，如同找工作时的面试；把伴侣或爱人称为“队友”，类似同事或合伙人。男女见面约会时，风花雪月与诗情画意已是不合时宜，聊工作和行业成为初次见面最安全的话题，有人甚至通过约会找到了工作、客户和商业伙伴。劳动与情感，生存与爱情、工作与亲密关系的界限愈加模糊。
新自由主义爱情：自由选择的暴政
虽然相亲并不比“自己找”更容易找到满意对象，但爱情至上的追求却逐渐消沉，自由恋爱不再“香甜”，反而在运转了几个世纪后，弊端保留无遗。这种追求人性解放的极大自由，反而加剧了不自由，将之视为真理和至高追求，本身就是极权的暴政。
自由恋爱最明显的缺点是不能解决面包问题。爱情终要面对现实，当柴米油盐扑面而来，风花雪月也被打得落花流水。只有能解决面包问题的人，才更有能力为爱情保驾护航，这也意味着强者更有可能享受恋爱的甜蜜，而不具备能力者容易成为飞蛾扑火的牺牲品。
另一方面，自由恋爱并非“自由”，它也是有“条件”的。如果相亲需要以物质为基础的条件，那么自由恋爱也需要一些“软条件”，包括外貌、身体、年龄、健康、性格、才华等“绩效元素”，所以自由恋爱，也可以说是一种“情感资本主义”。
过去，人们对浪漫爱情的认识主要依靠小说和文学，在当代则更依赖影视作品，例如韩剧。韩剧中的爱情多是俊男美女，有漂亮服装、华丽住宅，浪漫旅行和优渥的物质条件，但现实中的大部分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没有令人一见钟情的美貌，也没有过人的才华。
自由恋爱模式本身，也有先天缺陷，甚至什么是“恋爱”都不明确。所谓“谈恋爱”靠的是“谈”，需要语言能力，给能说会道的人以施展空间，也让不善言辞的人处于劣势地位。“谈恋爱”也适合擅于社交的人，内向者没有优势。内向者、不善言辞者不一定不是好伴侣，但在“谈恋爱”这关却容易败下阵来。
“谈恋爱”这种通过交谈来达成的交往方式，也不是大多数男性，特别是东亚男性，所擅长的。科学研究表明男性语言能力整体弱于女性，“谈恋爱”是女性更擅长而男性不太擅长的技能，男性更钟爱肢体语言和性关系。在东亚，男性被教育要“沉默是金”，“少说话多做事”，在“谈恋爱”上更加笨拙。
在“谈恋爱”面前，男女的能力与需求不平衡，重视情感又善于语言表达的女性，面对的是不善言辞和情感联结的男性，产生无数误解或隔阂。“他不回我电话”、“他什么都不跟我说”、“他不关心我”、“他不理我，他不在乎我，他根本不爱我、他心里没有我”，几乎每个对恋爱失望的女性都会这样说。爱情似乎是一些女性自导自演的游戏，男性只是被动参与。恋爱“谈”得不好，是否等于“不爱”？这极具争议的问题，直击爱情的定义，浪漫主义制造的、以语言交谈为基础的“谈恋爱”是否就是“爱情”？究竟不会“谈”恋爱，就是“不爱”？还是不会“谈”恋爱，仅仅是不会“谈”而已，依然是“爱”？这个模棱两可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已然为无数男女带来痛苦。
在这个“自由选择”市场中，每个人都有无数选择，每个人也只是别人无数选择的其中之一。由于它的不确定性，自由恋爱会产生被称为“Situationship”的灰色暧昧地带，即一种并未确立关系的约会状态，友达以上，恋人未满，有浪漫或性关系，却没有承诺和专一性，也不必然导向婚姻。
婚姻是确定体系，有法律秩序，但自由恋爱没有法律秩序，犹如无政府状态，仅靠道德维持，具有极大的任意性。自由恋爱中每个人都有选择自由，在一段关系中的出轨、背叛或一对多的“海王海后”，除“渣男渣女”的道德谴责外，没有可依循的法律予以惩罚，或对受害者予以补偿，这与《婚姻法》中的惩罚机制和保护机制不可相提并论。
精神损害是自由恋爱危害的一小部分，更大的破坏还在性关系和经济上。婚前性导致的未婚先孕、非婚生子女、单身妈妈、堕胎等情况，带来的身体、经济与社会成本都是巨大的；而育龄期女性在长期恋爱后分手，除了“被耽误青春”的舆论谴责外，也没有法律保护。
自由恋爱过程中产生的消费、投资、赠予等经济行为，也缺乏系统性法律保护。例如那些相识于微、陪伴对方走向成功的恋人，倘若在对方发达后被抛弃，在婚姻中则可分走一半财产，其在关系中的付出被法律视作贡献，但在非婚的恋爱关系中则没有明确的保护机制，更多只是自认倒霉。
滞后的亲密，社会时钟与生理时钟错位
爱情的消退，不仅由于自由恋爱本身的弊病，也是年轻人在社会时钟催促下的无奈选择。
对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中国传统信仰是“先成家后立业”。从自然科学角度，18-24岁是生理上的最佳生育期。但社会的运行时间表，与传统文化和自然科学背道而驰，18-24岁正是年轻人高考、上大学与考研“上岸”的关键期，社会时间与生理时间是矛盾的，在时间、精力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在这段时间内结婚生育，必然会对冲个人学业与事业发展。
在经济第一的理念下，“先立业再成家”成了新准则，婚姻从曾经的下限，变成如今的上限，它不再是每位青年理所当然的起点，而是个体过往人生成就的归纳总结。结婚的前提是有房、有车、有稳定工作、有存款，还要负担得起价格不菲的彩礼、三金和婚礼，对多数普通年轻人而言，这些条件不是在最佳育龄期（20-30岁）内就能拥有的，若想拥有这些条件，就必须在20-30岁拼搏奋斗：考上好大学，再成功考研上岸，有的还需留学和读博镀金，再进入“体制内”工作，积累存款，这套“内卷化”流程走完已是30岁以上，完美错开生理上的婚育黄金期。
相亲的回归，也催生了经济产业链，以浪漫为名的生意开始涌现。除婚介服务和婚礼策划外，还有教搭讪聊天技巧的恋爱培训学校，有教人美妆打扮的造型师、亲密关系咨询师、口才训练师、社交训练师、失恋治疗师，风水大师和面相大师也纷纷加入，寺庙也能借助求姻缘来获得捐款。相亲与市场经济相辅相成，互相催化。
上帝的配对：人类文明中的相亲史
爱情的历史至今仅200多年，相亲配对的历史却源远流长，占据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作为人类维系婚姻与延续后代的古老方式，相亲甚至成为一些文明的核心思想，构成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即使今天的相亲方式花样百出，仍能找到历史的踪迹。
在人类婚姻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印度次大陆，相亲至今仍是维系婚育的根本方式，90%的印度人都是通过相亲找到伴侣结婚的。印度古经《吠陀》对宇宙和星象进行了系统研究，星象师就是印度最早的媒婆，通过给人看星象（类似中国的生辰八字），来为适龄青年说媒。
在面临人口危机的民族中，婚育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在犹太民族中，优婚、优生、优育和基因延续是整个民族的大事，相亲不仅是找对象的方法，更是系统性宗教理论，被当作宗教教义对待，纳入犹太教的信仰体系。
自由市场经济时代的“计划婚姻”
任何习俗的产生、消失或回归，都与文明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不能脱离社会背景来讨论，每种事物的出现，可以说都是历史的选择。
爱情在人类历史上非常短暂，因爱成婚是18世纪末以来才发展出来的求偶方式，自由恋爱在中国的历史更加短暂，大致是从民国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才在中国出现，并一度成为婚恋最受推崇的模式。中国人的婚恋方式，也随着时代，特别是社会经济模式的变化，发生多次变革。
在漫长的几千年封建农业社会中，包办婚姻曾长期是婚配的压倒性方式，爱情基本不存在。自由恋爱的萌芽是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后，受到外国翻译文学和新文学的推动。
20世纪50-70年代的计划经济对应计划式婚姻，即相亲。根据阶级和“成分”来配对。虽然不再是过去违背男女意愿的包办婚姻，但还是“被安排”了，阶级出身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或干部，户口是城市或农村，单位是国有还是集体，都是计划式婚姻的考虑范畴，还经常出现一个大院、一个厂区、一个单位的内部通婚，是阶级与成分的匹配，爱情并不重要，甚至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恋爱”是资本主义产物和“黄色”的色情病态。
到新世纪大约2008年后，随着房地产狂飙，自由恋爱逐渐消退起来。大学生毕业不再分配工作、户口和房子，自由恋爱的物质条件被抽离掉，像20世纪80-90年代的自由恋爱所享受的社会条件，已是昨日黄花，大学生往往是“毕业就分手”。工作要靠自己找，去哪里找，能不能找到都是未知；买房更是年轻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大城市的高房价“劝退”年轻人，去哪里安家也不确定。自由恋爱面临的是有爱情没面包的尴尬。
功利和理性是这代人相亲的基本素养，相比“要”爱情的自由，人们更注重“不要”的自由，不要踩坑、不要没钱、不要欺骗、不要不靠谱。这种相亲也不同于20世纪50-70年代的父母爱情，更具工具性和实用性，靠的是科技算法。相亲的方式与上班重合，聊经济、聊赚钱是相亲时交流的话题，情侣之间的相处方式也近似同事。
与相亲平行的，是对不婚的正确性论述。强调“搞事业”，嘲讽恋爱脑，也催生了事业脑；或伸张女性权利，强调大女主、女性独立和对男人的胜利，以及对“娇妻”的唾弃。
与过去的“普婚”不同的是，当下的社会，除了婚姻，还有单身、同居、离婚、再婚、丁克、单亲、非婚生育、不婚及其他多种多样的形态同时存在。
在任何时代，真爱都珍贵而稀少，但永远在发生，代表人性的真善美。不应以自由恋爱的消退来否认爱情的美好，但也应尊重“不要爱情”的权利。无论是爱情至上，还是对恋爱脑的冷嘲热讽与单身至上，都是单向度的极权。最危险的，往往不是对爱情的盲目热忱，也不是对人性的根本厌恶，而是要求所有人选择单一的生活方式，要求一律结婚，或“逢婚必反”。在两种选择间争辩高下是非，争吵缠斗，只会走向危险的极端与固化。文明的进步，应允许每一种状态的发生与存在，让所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个体各得其所，得到妥善而公平的对待，在一个良善的社会体系下得到接纳，收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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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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