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解亦鸿
编辑 | 陶若谷
外卖员和保安的冲突频发，却常常始于一件小事。任昊遇见过不少。他刚开始送外卖时没什么经验，保安看见他从正门进来，骂骂咧咧让他出去。阻拦遇得多了，任昊的脾气也逐渐暴躁，开始用脏话骂回去。有时顾客打来电话催，他耐着性子，请求保安打开闸门，或是从正门闯进去，等走远了，再回头骂保安两句。
他入职的是B市城区的外卖站点。2020年12月，他跟骑手们同吃同住了两个月。同站点所有骑手都不想接到那个纹身大哥的订单，他催单太狠，没5分钟就私信——“快点儿”，发来十几条消息，猛打电话。午高峰订单多，骑手几乎没空上厕所，也找不到公共厕所，为了报复纹身大哥，一些骑手直接在他家的楼道里撒尿。任昊的对抗方式很文明，大哥越催，他送得越慢。在距离饭店100米的地方，他先点击“确认到店”，但不去取餐，再点击“商家延时出餐”，故意拖沓时间，用系统规则里可以判定的方式，让他干着急吃不上饭。如果服务员出餐太慢，他也学着老骑手的策略，直接走进后厨，自己盛粥、打包菜品，替服务员完成工作。任昊如今在北京新动力研究院任职，做田野调查时，他还在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读研，他的本科老师贺灵敏刚好在人大读博。2021年2月，任昊在结束田野调查后，和贺灵敏一起在骑手餐厅做了20天深度访谈。两人发现，外卖骑手的劳动空间里，有很多系统里不存在的“他者”。比如保安、服务员、站长，他们在系统规定的线性流程之外，把握着骑手的时间——许多大厦不允许外卖员走正门；坐电梯时，外卖员只能走外卖专属电梯或货梯；有些地方要求他们只能走汽车地库进出，外卖员需要一路小跑，避让轿车，贴着墙根跑。当系统要求的快速和现实存在冲突，骑手违反交通规则，在路上横冲直撞，行人对骑手天然的印象就是，一个着急的、赶时间的人。当骑手穿上外卖服装，一些路人对他们天然有敌意，觉得骑手很可能要逆行，保安更是成为他们交锋最激烈的“天敌”。这些不仅仅是任昊遇到的冲突，也是大多数骑手面对的问题。
保安是一个“关键性的他者”
极昼：深度访谈的16位骑手中，有12位与保安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冲突，这些冲突是什么样的？
任昊：他们大部分止于口角，也有骑手跟保安打过架，被看守所拘留了几天。我们站点的小马，跟一片科技园的保安闹过多次矛盾。顾客不想来园区门口取餐，死活要小马送到手里。他就骑电动车闯进去了。保安看见他，一直在身后朝他吼，“不许往里走！你看这园区里都是四轮车，哪有两轮车进来的？”小马进了园区，又找不到顾客那栋楼在哪，折返回来跟保安问路，那保安已经生气了，不给他指路，呛了他几句。俩人就这么吵起来。极昼：那你作为骑手，应对冲突的方式在田野调查期间会有变化吗？任昊：会。在冲突反复发生的过程里，我的态度不断改变。最开始我被保安故意无视，我常说些好话，“辛苦您”，“麻烦您开个门”，很多保安不正眼看我。我说“餐要超时了”，他还是不给我开门禁，让我原地等着，等到碰见哪个业主进出，门开了，我才能顺便进去，他也不拦我。完全沉浸到送外卖的场景里，我越来越暴躁。这份工作会消磨你的耐心。有时我没跟保安说两句，就直接开骂，指着他们鼻子，骂各种难听的话。一次回家，我跟我爱人反思，“为什么我变成一个说话经常带脏字儿，经常骂人，脾气无比暴躁的人？”但是好像我只要穿着外卖服和头盔，还没张口，从多数保安那里就能招来冷眼和恶意。在一家医院旁边的高档小区，我送完餐，有个保安过来翻我车后座的送餐箱。我一开始觉得，“他凭什么能翻我箱子？”保安说是“例行检查”。晚上回宿舍，我问了其他骑手才知道，每个人的送餐箱都被那里的保安翻过，就是要看你有没有偷东西。这很侮辱我的人格。后来他们再翻我箱子，我就在出门前，故意撞保安一小下，表达我的不满。
●2021年冬天，任昊在B市送外卖。讲述者供图极昼：访谈中有4位骑手没跟保安发生过冲突，他们是怎么做的？任昊：他们当面忍，背地里骂。我们有一个站点的骑手群，大家遇到特别跋扈的保安，就用手机偷拍他们，把照片发到群里一起骂。我们站点公认的“单王”老刘，他跟保安就从没起过冲突。老刘是一个特别隐忍的人。他每个月送外卖能挣两万块，自己留两千块生活费，其他全转给在老家生活的老婆和两个儿子。老刘以前在工地搬砖，话不多，人很腼腆，做骑手后，因为不会说“您好，我是蓝骑士”，被站长罚抄100遍这句问候语，他不会写字，也硬写，硬抄，还真写完了100遍。他还学会了南方人那套，说漂亮话，管保安叫“帅哥”，管餐厅的服务员叫“美女”。任昊：因为如果跟保安吵起来，送得更慢呀。比起保安，大家最怕的还是顾客。一旦迟到太久，顾客给一个差评，罚50块，顾客投诉一次，罚200。那个纹身大哥一边催一边骂，我已经很生气了，但还是好言相劝，不敢骂回去，那样会留下证据——他后面对我差评，我可以申诉，但如果我在聊天记录里跟他对骂，申诉绝不可能通过。贺灵敏：老刘其实不“老”，我们做访谈那年他38岁，但他冬天在外面送外卖的时间太长了，脸上全是冻疮，看着像个小老头，大家就都叫他老刘。他是个孝子，性格本身就有许多中国文化中传统的隐忍，以前为了照顾父母，他只在乡镇附近的县城里打工，父母都不在了，他才去大城市。还有一个很能忍的骑手，他是跟老婆离异了，没有孩子，一个人生活，他也不敢跟保安起冲突，一旦打起来，闹大了，没人给他兜底。这个骑手从不骂保安，而且为了避免跟顾客闹矛盾，他总结出一套敲门手法——连续敲三下，等一阵子，再敲三下，保证音量能让顾客听见，也不至于太刺耳，显得着急，或是有负面情绪。贺灵敏：保安遵从物业系统的规则，将准入群体划分成“轿车车主—快递员—外卖员”三种不同的空间等级。我在做访谈的那段时间问过三个不同小区的保安，“为什么快递员的车可以进，外卖员就不可以？”很多保安一下回答不上来，他没想过物业系统为什么设定这样的规则。只有少数保安会解释为，“不想让外卖员乱停乱放，而且他们速度那么快，可能会撞到小区的业主。”相比之下，快递员出入小区的时间算法不像外卖员那样精确到分钟，甚至是秒，他们因此获得了更多空间上的权利。对于骑手来说，冲突是从数字空间蔓延到劳动空间里的。平台要求骑手快速送达，但是他在物理的劳动空间里，还需要跟一些关键的他者打交道。比如餐厅的服务员，有的骑手取餐时态度不好，说的话很糙，服务员觉得被冒犯了，会故意放慢出餐速度，这也是为什么老刘愿意学着说漂亮话，管服务员叫“帅哥美女”，如果跟他们搞好关系，他送餐效率也会更高。贺灵敏：的确有一些保安异化了自己被赋予的权力，他们不仅仅阻挡外卖员的进入，甚至用了侮辱性的方式。比如污蔑外卖员是小偷，以检查为名翻他们的送餐箱。上个月我看到一条新闻，重庆一个外卖小哥在进入农贸市场的时候，被保安拦下，两人发生口角，保安直接骂外卖员“60%都是犯人”。这就不是两个系统之间的矛盾了，而是社会性的歧视，烙印在这个保安的意识里。他可能接触过某一个外卖员，以前犯过法，从监狱里出来。我做访谈时也遇到过有牢狱经历的骑手。但他为什么犯法，为什么来送外卖，没有人去细究后面的问题，立体的、生动的个人，在社会性的歧视中被抹杀掉了。
●任昊的老师贺灵敏。讲述者供图
立体的外卖员，被抹杀之后
任昊：我刚开始做田野的时候，也经历过这种“被抹杀”的过程。有时跑完一天很饿，我穿着骑手制服，去自己最爱的那家韩式烤肉吃顿饭。刚坐下，服务员就让我到外面等，不允许我坐这里。后来我才知道，只要我穿着外卖服，服务员就不会拿我当顾客，以为我是来取餐的骑手，坐在顾客的座位上，等着外卖出餐，是不合规矩的。还有一个骑手告诉我，他在发工资那天，带媳妇去商场里买金首饰，保安不让他进，后来他把蓝色骑手服换下来，穿一身别的衣服，保安就让他进了。贺灵敏：我在访谈中也发现，很多外卖员在送餐的过程中，都会有“换衣服”的这个举动。统一的制服既是职业符号，也是扁平化一个人的工具。而系统想要的正是“规范”——公司有统一的服装，统一的话语，劳动者不能个性化。所有人的动作语言得是规范统一的，所以老刘被罚抄了100遍“您好我是蓝骑士”。外卖员经常被突击检查，他们被要求在送餐途中停车，发自拍来检查着装。这就是系统想看他们有没有规范化，成为公司所需要的扁平化的个体。但人不是机器，他们也会想办法。很多外卖员为了更方便进小区，穿便装送餐，被检查的时候，再快速戴帽子，换工服。骑手的形象，在平台、系统的规约和要求下被重塑了。这种“他者化”是系统促成的。当系统要求的快速和现实存在冲突，骑手违反交通规则，在路上横冲直撞，行人对骑手天然的印象就是，一个着急的、赶时间的人。所以骑手穿上外卖服装之后，一些人对他们天然有敌意，觉得骑手肯定会逆行。极昼：所以我们只看到外卖员和保安的矛盾，而系统在这个过程中是隐身的。贺灵敏：外卖员也会骂系统，但是仅限于对空间算法的指控。空间是很直观的。系统让他在送外卖的时候走进一个死胡同，他觉得系统“傻X”。系统同时派来两个相反方向的单子，骑手没法拒绝，也会抱怨系统“为什么派这么远的单子”。这些是常态。对于时间算法，我没看到骑手们骂过。空间算法的bug很明显，而时间算法被设置成公司的要求，行业的标准，甚至一个“赶工游戏”。根据订单数、工作时长、准时率等繁杂的评定体系，骑手的等级可以被分为“青铜”或“王者”。像任昊做田野时的两个室友，每天一起床就相互竞争当天的订单数。骑手们的等级和每日榜单在系统里是彼此透明的。晚上收工后，他们发现其他骑手的单量还在上涨，常常酸几句，被激起了竞争意识，“这么晚了还在跑，他早晨跟我一起出门，人家一直跑到现在！”而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快，所以不会质疑时间算法，在他们的视角下，空间算法总是失算，但是时间算法没有失算过。极昼：这种竞争意识会一定程度导致保安瞧不起外卖骑手、骑手也瞧不起保安么？贺灵敏：从事保安、外卖骑手的很多都是男性。保安一个月工资三四千，是骑手的三分之一。骑手普遍认为，保安年纪轻轻就干这种轻巧活，是躺平、偷懒的表现。我们访谈遇到的骑手多数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农村，每月25号一发工资，他们就把上万块钱转给老婆孩子，自己留两千块生活费。在他们看来，“我做到了养家糊口，保安没有做到”，所以骂保安的时候也很有底气。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外卖骑手很看重“养家糊口”的能力，总是在彼此竞争——“谁挣得更多”。这种心理体现了男性的支配性气质，“养家糊口”也是他们衡量自身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有研究城乡流动的学者发现，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婚配选择问题上坚守支配气质，但在处理家庭事务时则采取妥协的态度。以康奈尔为代表的文化建构论者认为，用传统的男性、女性气质来研究性别差异并不准确，性别气质是多元、动态的，在不同空间中不断形塑。贺灵敏：事实上，外卖公司从招聘环节开始，就在有意识地利用并塑造男性骑手的支配气质。话术通常是，“收入高、15000元轻松赚”，“多劳多得，月入过万”。农村墙体的广告更是直奔主题：“外卖骑手当得好，买房买车没烦恼”“只要努力绝对钱包鼓鼓”……但是外卖骑手和传统农民工不同的是，他们是数字工人，先是在数字空间里受支配，回到物理劳动空间里，还要应对保安、服务员、顾客等多个关键他者。公司的管理制度是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这就要求外卖骑手具备温和、讨好等行为方式，性别气质变成与“支配”截然相反的“从属”。算法系统可以在各层级的数字空间中施行监控、惩罚等策略，规训男性骑手的言行。权力结构也是金字塔型的，骑手在最底端，上面是站长、外包公司、外卖公司。站长能查到骑手给用户打电话的每一通录音以及骑手的具体定位。骑手提前点击送达、超时、被差评或投诉，都会被罚款。公司利用惩罚机制将男性骑手规训成一个个无主体性的个体，他们在劳动中不仅同质化，而且温顺，谦卑。
●任昊（右）与同一站点的骑手在骑手优惠餐厅吃饭。讲述者供图
极昼：面对这种管控和规训，骑手们会采取哪些抵御、对抗的方式？贺灵敏：他们会在站点的微信群里一起骂系统、骂保安、骂顾客。说脏话是一个主要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任昊在融入这个群体之后，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他们在这种抵御中重塑自己的支配性气质，也找到自己的群体性的认同。除了微信群，骑手优惠的快餐店也是他们常去的一个社群空间。我们的访谈就是在那里完成的。骑手们常聚在一起骂保安。有一个科技园的保安，对所有骑手态度都很差。他用脚绊我，还牛哄哄地让我出去。我急了就骂他：“你××还挺牛逼。”他骂我：“三孙子、死送外卖的。”我就直接怼他：“你就是个狗东西，一条看门狗，只会汪汪叫。”我直接把脑袋给他伸过去，说：“你打呀，你这个怂货。”我让他打，他不敢，吓死他，怂货一个。
——来自一位骑手对任昊、贺灵敏的讲述
他们是“以秽为器”的，用对骂反抗保安的无视，也暗地里跟保安比拼工资、工作的艰辛程度，用这种竞争找回自己的尊严感，重构支配气质。原子化的个体与群体性的孤立
任昊：竞争最多的还是收入。我田野那会儿的舍友老王是个“小单王”，我跑40单就累得不行，他每天能跑60-80单，老王跟他的上铺小李，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开始竞争了，比谁开工早，晚上回到宿舍，比谁跑得单子多。像大单王老刘，他每天最高纪录能跑100单，一个月挣两万。发工资那天，大家在宿舍也互相试探，谁挣得多。他们既想炫耀，又怕自己竞争不过别人。宿舍里如果有人问发了多少，回答的人永远只说1万多，必须被追问好几次，他才愿意透露具体数。贺灵敏：我在快餐店观察过很多次，骑手们三三两两地拼桌吃饭，但有个很年轻的男孩骑手，总是独自一人吃。他说话细声细语的，导致其他骑手都嫌弃他太“娘”了。这个男孩不能说很帅，但也非常端正，穿得也很干净，发型像是去理发店打理过。我问其他人，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吃饭，他们给的原因是，这个男孩总是利用自己长得帅，跟顾客卖萌，管女顾客叫“小姐姐”，在外卖软件里跟女顾客发私信，讨要打赏，靠“歪门邪道”赚钱。他们就都瞧不起这个男孩，群体性地孤立他。还有一个年轻骑手，外号“小胖”，也总是形单影只。小胖被孤立的原因是，他总是偷懒翘班，其他骑手瞧不起他这种懒惰。但是小胖不在乎。他以前在老家做生意，挣过一年上百万的大钱，后来赔了，送外卖还债。小胖单身，没有家庭的负累，所以他跟其他人相比，是躺平的一个状态。别人六七点就开始跑，小胖睡到九十点钟才开单。遇上下雨天，小胖就把软件一关，躲在宿舍打游戏。贺灵敏：非常少。任昊所在的这个站点没有女骑手，我们在那家快餐店里也没碰到过。站长告诉我，这片区域两个团队里只有一个女骑手，而且她是兼职，只跑高峰期，其他时间还是得照顾家里。真实世界里，女骑手仍然很少，自媒体呈现出来的和我们的现实世界是有割裂的。很多骑手是结婚了的，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和媳妇两个人一起跑外卖，像卡车司机和卡嫂那样，两个人一起跑是不是挣钱更快？”他们告诉我，孩子在老家上学，媳妇要在家里照顾孩子。他们家庭内部的社会分工仍然是很传统的模式。骑手们觉得，这个工作天然不适合女性，这是体力活，且有一定的危险。他们对工作中的风险是有自知的，不一定每天都摔倒、剐蹭，但是一定每天都会逆行，违反大大小小的交通规则，所以骑手们觉得，做这份工作需要有冒险精神。而且他们以工作性质和能力为界限，把女性排除在工作之外，也有助于他们重新确定自己“养家糊口”的身份和尊严。
●访谈期间，贺灵敏（中）同丈夫、任昊（左）一起吃饭。讲述者供图
极昼：骑手们好像很依附于快餐店、宿舍这样的集体空间，他们在生活中是很孤独的吗？贺灵敏：外卖骑手的孤独感来自于两方面，一是他从乡镇、县城来到大城市，这种孤独感是不分职业的、社会性的孤独；二是骑手在送餐过程中，他是一个被系统规制的原子化的个体，虽然他会跟各种各样的“他者”打交道，但是保安阻拦他，顾客催促他，加剧了他的孤独感、无力感。在快餐店、宿舍、甚至是站点微信群里，他们一起骂保安，吐槽不讲理的顾客，不仅仅是一种发泄，也是消解孤独。他们发现，原来那个科技产业园的保安，对待所有骑手都很恶劣，原来某小区的那个顾客，勒令过许多骑手帮忙代买烟酒、帮倒垃圾。还有很多众包骑手，没有集体宿舍的生活，他们就更需要在快餐店里找人一起聊聊天，骂几句脏话。极昼：在物业安全层面，一些城市做出了探索，比如在小区门口设骑手专属“路线图”；自主研发“骑码进门”APP，从身份认证、测速提醒、轨迹监控、违规停放等方面规范骑手行为；工会出资购买自行车赠送给小区，作为摆渡车……这样的举措能起到帮助么？任昊：以我的送餐经验来说，用餐高峰时段，一个骑手手上拎着不止一份餐，让骑手骑自行车进小区“摆渡”送餐，根本不符合现实场景，餐怎么拿？放在自行车筐里会不会洒？车筐也无法同时放下多份餐。“骑码进门”APP等于让骑手在已有的外卖系统之外，又多了一层监管系统，与其说是规范骑手行为，不如说是层层加码。这些举措在安全上或许是有益的，但他们仍然区隔了外卖骑手和其他群体。外卖骑手仍然是作为空间里的另一个群体，他们为什么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进入？这本身是一种排斥。从法律或管理层面，我们是否理所应当地把骑手区隔开来，我觉得这是需要讨论的。我们只见过骑手在餐厅的特定点位取餐，却没见过他们穿着黄马甲或蓝马甲，在座位上吃饭消费。外卖员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却在真正的社会生活里隐形了，在穿上外卖服的那一瞬间，变成了我们的“他者”。（文章部分内容引起论文《男性外卖骑手性别气质的空间实践——基于对B市外卖骑手的考察》，作者贺灵敏、任昊，2022）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极昼工作室，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声明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