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理想主义的黄金年代

大年初八是个艳阳天，清晨的太阳照在嘉陵江上，泛着翠绿色的光，连满嘴脏话的出租车司机，也忍不住欢快地说：“夏坝夏坝，虽然落后，也有古镇的美哟！”

1938 年的初春，与今时差不多的时间，复旦大学的师生辗转了五千里路，来到北碚东阳镇的下坝。陈望道教授在到达下坝后提出，“下”“夏”同音，建议取“华夏”之“夏”，将“下坝”更名为“夏坝”，意为“华夏之坝、青春之坝”。

后来，北碚夏坝与成都华西坝、重庆沙坪坝、江津白沙坝共同被誉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四坝”。

实话说，大年初八这一天，旧址里只有三个人。尽管比较冷清，但也让我可以比较从容地看完所有展品，在11 点多准时离开，回家和老父亲吃中饭。

回家的路上，我发现手机拍下的一副于右任的对联的毛笔字看不懂，尴尬地发了个朋友圈，重点请教陆灏先生，陆先生一秒钟就留言，说是：“引曙光于世，播佳种在田。”

这，差不多就是那一上午最大的收获以及最好的总结。

吃中饭的时候，老头说：“好看不？”

我说：“挺好的，也是父辈的旗帜啊！”

我给他看手机里翻拍的一张大合影，说：“你看看那个年代的男生女生，气质多好，眼睛里都有光。”

老头说：“你们读复旦的时候，也是精神焕发的呦！那不是开玩笑，你为啥子不记录一下你们读复旦的事情，过两年让我孙女也可以学习学习噻。”

我们读复旦的时候？认真计算一下，竟然一不小心已经过去三十八年了。

我们那个时候，眼睛里有光吗？大约是有的。

那个时候，如果国家有难，外族欺侮，我们愿意投笔从戎吗？会很艰难，但是，未必没有这样的勇气。

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吗？一定是的。

1986 年的 8 月，我和同济大学的廖哥、上海交大的管哥三个人一起，登上了和 1938 年反方向的长江轮船，顺流而下，经停了无数个长江沿岸的城市，五天四夜之后，停靠在上海的十六铺码头。

那个晚上，复旦大学还派了大巴在码头接学生，我拖着一个巨大的蛇皮袋连滚带爬地上了车，袋子有五六十斤，我的体重只有九十九斤。车门刚一关上，司机就喊我：“笨手笨脚的，快点坐好，就等侬最后一个了。”那个时候，复旦很美，我说的这个美，是那种上世纪80 年代的美，清贫、朴素、充满热情、没有滤镜。校园里也没有高耸入云的大楼，都是矮矮的房子，阳光从不被遮挡。

有一年，大约是 2005 年，复旦百年校庆，《东方早报》做了一百个版面。那天下午有个活动，我们同届的国政系的同学，留校做了一个领导，他在致辞的时候说：“我们复旦现在不叫大学，叫高校，因为我们有全中国大学里面最高的楼。”

下面的听众，特别是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个同学后来英年早逝，我们都很悲伤，我怀念他，尤其觉得他非常高级地向我解释了大学和高校的区别。

很多年以后，在讲到某一届某个班级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评价标准，就是这个班出过什么牛人，然后，大家与有荣焉。如果这个班碰巧没有什么成功人士、知名人士，那就遗憾了，他们好像没有来过一般。

因为我不是牛人、高人，所以我真是太不喜欢这个评价标准了。如果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的话，估计高校是专门培养高人的地方。

认真说起来，上世纪 80 年代的那种美，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美呢？

到复旦一周后，我想起来给父母写一封信。那个时候，写完信就到邯郸路大门右侧的邮局去寄。邮局不大，大致流程是先去窗口排队买信封，再买邮票，近的四分钱，远的要八分钱，大约如此。然后再去排另一个队，用糨糊涂在封口上，再把邮票贴上去，扔进邮筒，齐活。

我排第二个队的时候，有点心不在焉。等轮到我的时候，刚想起来信纸还在兜里，笨手笨脚地摸出来，塞信封的时候又发现折得太宽了，重新折好塞进去，又开始笨手笨脚涂糨糊。这个时候，排在我后面的两位的一个老头儿，走上来骂了我一句，说：“你到旁边去弄，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你早就应该把准备工作做好。”

没辙，只好到旁边搞，当中还把糨糊沾在信封上，只好又擦，否则就会跟别人的信粘上了。

搞完之后，发现其他俩同学和老头几秒钟就弄好走了。我本来想去重新排队，不过一个师姐礼让了我，我感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说：“这老头儿，上来就骂人。”

师姐说：“他是苏步青。”

我后来把这个丢人的故事说给我的同学和同事听，并且掩盖了自己蠢到没边的好多举动，只是反复琢磨：“数学之王”为什么要自己去排队寄信呢？

那是我读书四年唯一一次见到我们的老校长，而且还是一次羞愧的邂逅。只是，他教会我什么了吗？当然。

我在复旦新闻系读了四年，有两次重要的实习，一次叫作小实习，一个月左右，我是去了家乡的《重庆日报》；一次是大实习，半年，整个学期，我去了《中国青年报》。

1989 年，我在《中国青年报》实习的时候，有一天奉命去中国人民大学采访戴逸教授。真实情况是隔壁办公室的老师临时有事，然后又觉得我比较活络，所以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

戴逸教授是研究清史的，编辑老师说，如果内容不错，可以给我发一个整版。

事实上，我完全不懂戴教授研究的内容，但是如果我实习时能够在《中国青年报》发一个整版，那基本就可以过关了。

那天在戴教授的办公室，具体到底讲了些啥，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唯一记得的就是，我大约是说：“戴教授，我就是想和您探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戴老说：“小家伙，口气好大，你提两个具体问题。”

我一个也提不出，尴尬到脚趾扣地。

戴老大致是问我读过什么清史或者历史方面的书籍没有。我满脸通红，说不知道《说唐》和《说岳》算不算。

戴老放声大笑起来，不过一句责备我的话都没有，他从书架上取了两本书给我，说：“两周之后，我们再采访。现在，让学长带你去食堂吃点东西。”

两周之后，我提了很多问题，大部分是外行的，但每一个问题他都耐心作答，还额外地聊到自己的人生，从懵懂到奋发努力。还说《中国青年报》是一份好报纸，并且还说，采访的标题可以用我想聊的话题作为主题，学问总是要经世致用。

回到复旦，这是我唯一交给老师的实习成果。

戴逸先生在 2024 年 1 月 24 日去世了，知道这个消息的那天晚上，我正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小酒吧里坐着等人。

酒吧里灯光摇曳，叹息般的声音不断传入耳膜，不知是小提琴的哀怨，还是月光底下银色麦浪发出的簌簌声。

美国人一直说，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奇迹就是诞生了亚伯拉罕·林肯这样的人。而我的复旦生涯中，最大的奇迹就是在懵懂无知的年代，意外地、幸运地遇到一些三言两语、举手投足就能告诉你什么是风骨的人，让我无论在什么样的际遇中，总是提醒自己，我应该活成什么样子。

当然，如同鲁迅先生所说：“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在整个大学生涯中，是不是每一个牛人、高人，都是你的人生导师，都能在你的肉身中注入潜能，注入灵魂？存疑。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那都是你认识自我、洞察人生的必经之路。

我在复旦四年的生活里，似乎自带点疯劲，老是碰上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1990 年毕业前的几个月，碰到过一次特别糟糕的事情。

那天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来复旦，校报让我们去采访，我和一位女同学去了。老科学家兴致很高，一直谈笑风生，那时还没当校长的杨福家教授陪着他。

轮到我提问的时候，我估计是因为从未见过这样的大场面，有点蒙，语无伦次地说着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意思，大约是想要科学家像爱因斯坦一样和我们谈谈世界观，或者说，不只是学术方面的问题。但是我很紧张，表达不清、吞吞吐吐，甚至蹦出了一个“政治诉求”的词汇。

老科学家愣了两秒钟，突然就光火了：“你想干吗？你们想干吗？”

我语无伦次地想解释，大约是说大学生是不是也不要读死书一类。但是科学家的狂风暴雨没有停息：“你们是什么报纸？你们要干吗？”

杨福家教授把我拉到一边，说：“这位同学，采访结束了，没什么，也别有压力，不过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那一天是我大学生活里非常糟糕的一天，难受的程度堪比大学里的女神告诉我她已经有一个一米八几长得像许文强一样的男朋友。

因为我在那双愤怒的眼睛里看到了一句回答：“别给我找事儿，更别给我下套！”

总之，那是我复旦岁月的最末端。天气酷热，傍晚的时候，我们总是躺在相辉堂前的草坪上，百无聊赖、无病呻吟。那个时候，汪国真已经不流行了，我们听齐秦、姜育恒、崔健，读北岛，还有《挪威的森林》。

陆陆续续有同学离开，大家都去火车站送别，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去。女同学总是泪流满面，男同学总是故作坚强。事实上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们不是在和每一个真实的人告别，我们是在和那段岁月告别，甚至，是在和曾经妄图坚持的东西告别。

我们同寝室五个同学，三个是上海人，每周末都回家。外地的只有我和一位湖北的李同学，最后一个学年，感觉我们什么事都没干，不过每天在一起，睡懒觉，吃饭，讲笑话，骑自行车。

他给我写了一段告别的留言，说：“我喜欢邱 sir（我的外号），如果有一天我们俩被迫要上战场的话，我会为他挡子弹的。”

那天晩上，我们俩躺在各自的蚊帐里夜聊，我说：“这个留言，真夸张！”然后，又忍不住把脸紧贴在枕头上，失声痛哭。

1941 年至 1944 年，在重庆夏坝的复旦大学，共有五百六十一名学生投笔从戎，共赴国难。其中，新闻系有十五人担任译员，一人加入远征军，十六人加入青年军。最厉害的是经济学系，八十一人担任译员，五人加入远征军，三十人加入青年军，两人加入海军。

于右任先生的那副对联，就挂在这些数字的旁边，“引曙光于世，播佳种在田”，不能更加准确了。

在我身后一起参观的女孩，大学生模样，在这个数据栏前驻足良久。她的耳机里，一直循环放着一首音乐，是电影《燃情岁月》的主题音乐。我一度觉得，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每当碰到波澜壮阔、热血沸腾的故事，耳边总会出现这一段似乎已经走过大半生的乐章。

这部温馨感人的电影，末尾有一段旁白，我把它抄录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献给那些太阳与星辰，献给曾经的燃情岁月。

生命中的险恶没有什么恐怖，

生命中的寂寥没有什么悲愤，

生命中的放纵没有什么缺憾，

生命中的痛苦与埋没无关。

关键是，

即使在始终无人注目的暗夜，

你可曾动情地燃烧，

像那不肯安歇的灵魂一样，

为了答谢这一段短暂的岁月。

《越过山丘》邱兵 著/果麦文化 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07月

文章由 网易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