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6500种食品一同涨价，日本真养不活自己了？

▲  在日本东京，人们走过新宿的一条饮食街。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 图）

据央视财经援引的一项最新调查，从2022年10月1日起，日本超6500种食品将涨价，这也是该国自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出现的最大规模加价潮。

“短短的两个多月，一公斤苹果从300多日元（约合人民币15元）涨到800日元。”东京市民伊藤静织还发现，多数“百元商店”的商品标价大多在500日元以上。

日本通胀长期处于极低水平，但加价潮让“脱100円（日元）”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流行词汇，从食品、服装等汽车、电子产品等各种消费品都在涨价。

2021年3月，《廉价日本》一经出版便风靡日本。如今，它所描述的“低欲望社会”“日本商品全球最便宜”现象却与当下情形格格不入，一种“日本还能养活自己吗”的忧患论调悄然兴起。

粮食与食品引领着日本这一波“加价潮”。据共同社报道，一年来，日本粮食进口价格飙升了48%。

食品生产商以及超市只能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也触发了日本社会关于粮食安全的争议，坚持多年的“以进口为前提”的粮食安全保障政策被认为已然失败。

岸田政府的粮食安全策略乏善可陈，依旧停留在2020年12月制定的《关于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的意见书》，它强调通过推动贸易自由化、促进粮食进口等渠道“加强粮食安全保障”，却对“提高粮食自给率”只字未提。

“日本的经济地位已经下降，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通过高价从世界各地购买所需的产品。”日本农林水产省官员杉中淳呼吁，要考虑“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粮食”等紧急事态，并提高本土的粮食产量。

2020年，日本以热量为基准的粮食自给率降至37.17%。而在1965年，这一数字为7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垫底。据英国《金融时报》透露，日本83%的小麦、78%的大豆以及97%的食用油依赖进口。

不过，由于日本的食品再加工业发达，年均农产品出口额在1万亿日元以上，这给外界造成了日本粮食出口量很大的“假象”。从通产省公布的数据来看，日本的出口食品中只有四分之一属于“本土食品”，其余诸如豆酱、酱油、咖啡、巧克力、威士忌等均依赖进口原料。

囿于岛国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日本的农业生产较美国、巴西等国并没有比较优势。其中，磷肥、钾肥等100%依赖从中国、俄罗斯等国进口。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追随美国的脚步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导致俄罗斯部分中断了对日本的能源和自然资源供应。长期依赖粮食进口，日本农业还存在生产效率低下、深层次结构缺陷、激励机制扭曲等问题。

农业已不具备就业吸引力，大量农村年轻人纷纷向城市迁移。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日本农民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68岁。

鉴于农民老龄化严重，岸田文雄政府的粮食安全议程主要聚集于“使用创新和数字技术来提高生产力”。2022年6月，岸田文雄政府还一度推出“新资本主义”计划，誓言打造“强大的农业、林业和渔业”。

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农业老迈、落后。恰恰相反，它已实现高度的农业机械化，收割白菜、萝卜、大葱都使用收割机。越来越多的喷洒任务由无人机来完成。通常，无人机作业半小时就相当于一个农民一天的工作量。当前，受益于2003年实施的《下一代农业机械紧急发展计划》，日本的农业基本告别人力劳动阶段。

但从公布的粮食自给率数据来看，日本的粮食安全度的确不高，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日本根据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

二战后，日本推行“贸易立国”与“工业立国”并列发展策略，成为自由贸易中受益最多的国家之一。

从土地、化肥等农业资源的匹配度来看，日本发展农业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同时，为了缓解与美国等的贸易摩擦，日本也逐渐放松了农产品保护力度，它表面上牺牲了粮食自给率，却获得了更大的经济利益。

多年来，粮食安全一直牵动着敏感的社会神经，更是扎进日本文化深处的忧患意识。

二战后，日本累计颁布了三百多部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令、规制，但多数日本人仍不安心。2010年9月，内阁府发布“关于粮食供应的特别舆论调查”显示，高达85.9%的受访者对粮食供应表示不安。

如今，受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以及日元贬值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日本的粮食保护主义卷土重来。

“日本低估了自身面临的粮食安全风险，所奉行的粮食战略实际上完全是基于对经济效率和全球贸易的追求。”日本资源与粮食问题研究所代表柴田明夫是农业保护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还悲观地表示，“现在的情况是，日本无法再以合理的价格获取食品或能源，因此急需改变过于依赖外部世界的战略。”

农业保护主义者的言辞难免危言耸听，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可能被低估。各国普遍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计算标准，将当年粮食产量（万吨）占粮食消费的比重定为“粮食自给率”。

但日本农林水产省更倾向于将食品的重量换算为热量，使用所谓“综合粮食自给率”，两种计算方式存在较大差距。

在一篇广为传播的学术论文中，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农学生命科学研究科教授本间正义发现，2008年，日本粮食的“卡路里自给率”为41%，但依据所产粮食重量计算则是54%。2014年，前者为39%，后者则是64%。

按照“卡路里自给率”计算，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剩余、废弃和未使用的食品不仅没有被列入计算公式，农户自己生产消费部分也被忽略，同时，热量较少的蔬菜评价也偏低。

日本的“卡路里自给率”还有其它猫腻，酒精、鲸肉等更不在统计范围内。据日本捕鲸协会统计，从1962年至2017年，该国的鲸肉年消费量在3000吨至23.3万吨不等。

日本政府公布的粮食自给率可能被低估。同时，饮食习惯的变化也影响着该国的粮食自给率。深受欧美文化的影响，日本人一直减少本土传统的鱼米的消费，大量食用进口的面包、牛肉和大豆油等。

长期以来，大米一直是日本人的主食。但日本人的饮食习惯也在变，人均大米消耗量已经从1962年的118千克，减少到2006年的60千克。

大米的价格长期居高不下，也促使大米的消费量减少，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农业系统，它鼓励农民不要过多种植水稻以形成“饥饿的市场”，进而维持国内市场上的高米价。

“政界也坚持一种奇怪的观念，认为本国应实现100%的大米自给自足。”日本农林水产省前官员、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总监山下一仁呼吁，“日本政府本应该让稻米价格下跌，以增加对大米的需求，还要提高小麦的价格以增加产量。”

过度实行农业保护主义，往往导致本国的农业生产缺乏国际竞争力。但是，对粮食短缺的忧患意识，已深入日本人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和民族心理。

历史上，日本多次遭遇大饥荒。1947年至1949年，该国迎来战后第一波婴儿潮，一度以每10年增加1000万人的速度递增，人口增长加剧了粮食消耗量。

日本主要寻求从美国进口粮食。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以及美国大旱，导致国际粮食价格急剧上涨，美国禁止粮食出口以稳定国内物价。

每临粮食危机，日本都针对经济社会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1973年危机发生时，日本制定了《石油供需平衡法》《国民生活安定紧急措施法》《生活物资等囤积和惜售紧急措施法》等政策。

那一次，日本惨遭断粮后还走上一百多年前“海外屯田”的老路。日本“海外屯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当时，得益于医疗卫生水平的改善以及政府长期采取鼓励性生育政策，人口迅速膨胀。

1899年，日本与秘鲁政府签署协议，首批790名日本人抵达秘鲁的卡亚俄港，开启了日本人迁往秘鲁的移民潮，不少日本移民开始经营海外农场。

到了1908年，日本又开始在巴西、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屯田。二战后，日本将农业投资目标从拉美转向亚非国家。据全球土地交易联机公共数据库的统计，截至2017年6月，日本的海外屯田至少有1200万公顷，这是日本国内农田总量的三倍。

从地理上来看，日本有85%的国土属于山地和丘陵，其余可耕地大部分用来种植大米。走出去“海外屯田”成为一种优势选项。

但是，“海外屯田”所生产的粮食、水果和蔬菜并不计算在日本政府的粮食自给率范畴之内。而且，从2018年发布的《全球粮食安全指数报告》来看，日本的粮食安全位列第18名，远超中国、韩国等东亚邻国。

日本的海外屯田具有鲜明的“国家+资本”特征。外交上，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呼吁各国放宽农业政策，允许海外资本进入粮食领域。

高举着发展、扶助与公益的旗帜，日本的“国际事业协力团”往往先是派遣农业专家赴亚非拉国家，通过提供农业生产技术、免费赠送种苗等方式进入所在国敏感的粮食生产领域。

站稳脚跟后，日本开始扶持移民后裔和“亲日派”政治势力。其中，拥有日本和秘鲁双重国籍的日裔人士藤森一度在1990年至2000年担任秘鲁总统。

各大银行和财团则紧跟日本政府的外交步伐。日本多个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合作，为民间的海外投资企业准备好充足的资金，为农业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财政也对民间企业提供50%的资金支持。

日本的粮食安全受益于“海外屯田”等自由贸易政策，如果保护主义盛行，日本政府和企业将很难在亚非拉找到“屯田”。但是，日本防卫省海上自卫队退役中将、现任金泽工业大学教授伊藤敏之把粮食自给率下跌又归咎于自由贸易政策。

“他们只想到经济效益。他们没有为国家安全做任何事。”他还指责历任主管粮食生产的内阁大臣。

“就国家安全而言，食物应先于枪械，没粮食吃根本无法战斗。”东京大学农学系教授铃木宣弘也认为，过度依赖粮食进口会重挫日本农业的发展。

不少日本农民群体也抱怨，“粮食才是国家防卫的关键”，相比耗费6.6万亿日元从美国购买147架F-35战斗机，日本政府却不愿加大农业补贴。

当前，日本的农业补贴至少有470种，农民购买农药、农机和化肥等会得到生产资料购置补贴，培养农业人才、村落建设还配套有一般服务型补贴，生活在山区和半山区的农民还会得到直接的现金补贴。

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从2017年起，日本对农业的补贴额度已经超过农业收入，日本成为全球农业补贴强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二战后，日本进入了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其经济逐步自由化、市场化，但日本的农业一直奉行保护政策至今：日本政府鼓励年轻人从事农业，对耕地的交易、转作他用以及农产品买卖做出了诸多管制，还对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本国农业进行高额财政补贴，对进口农产品实施高关税和进口配额制度。

日本对于农业的保护力度远超其它发达国家，农业保护也成为朝野的共识。在可因政见不同而拳脚相向的日本议会中，各政党在讨论农业保护法案时往往出奇地一致，粮食自给率降低、粮食安全存在隐患更是一致的说辞。

农业领域隐藏着各个政党都不敢忽略的选票。尽管日本当前只有150多万名农业从业者，但农民职业单纯、利害一致并受到国际竞争，因此，日本农民更团结、更抱团，对政治更敏感。

“农业协同组合”的成员稳定、投票率高，一直支持执政多年的自民党。

二战后，日本实行多年的“中选区制”更是有利于农村地区。据日本国会网站统计，1972年，地广人稀的农村1张选票相当于城市5张选票。1990年，占总人口40%的大城市选民只能选举出全国20%的国会议员，512个议席中又有269个来自农村。

在农村地区，只要获得相当于城市地区三分之一的票数往往就能当选议员，“中选区制”也被指违反“一人一票、一票一价”的现代民主原则。1994年后，日本议会采用小选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但农村的选票价值依旧偏高。2010年，农村选票的价值仍是非农村选票的2.4倍。

重农主义政策下， 不少日本媒体也时常炒作“日本不能养活自己”“外国食品有毒”等问题，向消费者传递“日本食品最安全”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