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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既是前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在对国际国内形势深刻把握的条件下，所指明的未来工作方向，是“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那么，新发展格局建设取得了哪些成效？对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报告对此进行展开分析。概要
夯实增长质量，注重集约发展。对我国而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强，消费拉动作用相对偏弱，而当前投资效率持续下滑，投资驱动步入尾声，进而我国开启传统产业转型，摆脱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和韩国在经历增长中枢下移后，均经历了由传统工业逐步转换为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成功实现了高收入之下的稳健增长。而作为反面教材的拉美国家，则因未能成功转型而陷入百年失落。各国经济转型成功抑或失败的案例都已阐明了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必要性。与之相伴随的，创新能够降低消费成本从而拉动内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念下，我国已然开启经济转型之路，创新实力稳步增长。科研经费投入是科技创新活动的必要前提，而我国经费投入不断取得突破，大量的科研投资也带来了可观的成果。产业和重点科技层面，我国也取得了显著突破。最为突出的是5G相关技术。新发展格局也伴随着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值得一提的就是“双碳”工作的推进，经济增长的能源效率显著提高。
促进共同富裕，释放内需潜力。“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之下，内需对于经济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而共同富裕特别是脱贫攻坚任务的如期完成，有助于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的缩小，进而释放潜力。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验已经表明，贫富差距过大时危机频发，而收入差距缩小时经济稳健发展。我国扶贫取得决定性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致力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并已取得显著成果。2020年底，我国已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告别绝对贫困，“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从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来看，中国居民基尼系数自2008年到达顶点后持续回落，而同期美国基尼系数却在震荡上行。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次分配稳步推进、二次分配显著改善和三次分配逐渐向好”的收入分配调节态势。
供应链自主可控，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之下，外循环逐渐面临着运转不畅的问题，表现为我国出口阻力的增大。除对我国的贸易限制之外，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也对出口形成了阻力。在疫情引发全球供应链紧张的环境下，全球兴起了产业链本土化的政策倾向。这些本土化产业链规划和剔除我国的区域性产业链协定无疑对我国的科技和产业链发展带来极大的阻断。因此尖端科技的国产替代就尤为重要。随着我国的“双链”融合战略不断推进，重点科技和产业的国产化率进程也不断实现突破，如C919大飞机和芯片等领域取得的进步。在稳步推进国产化替代的背景之下，我国也在积极建设区域合作环境，通过区域一体化来抵御“全球化的逆流”，而重要的区域战略伙伴有助于稳定外需。受益于RCEP生效，东盟占我国出口比重逐步走高，未来或接替发达经济体成为我国出口的重要支撑。
夯实增长质量，注重集约发展
经济结构有待调整。2021年，我国私人消费占GDP比重仅为38%，私人投资占比约43%，相比之下，美国的私人消费占比达到68%，而私人投资占比仅为18%。从更长视角来看，2010年以来，美国私人消费占GDP比重近70%，私人投资占比仅为9%，而我国总投资占GDP的平均比重为22%，私人消费占比为38%。对我国来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强，消费拉动作用相对偏弱。即使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我国私人消费占比仍然偏低，而固定资本形成则远高于其他国家。不过，目前我国GDP/投资比例已经由90年代的3.5-4持续下滑至2.3，这说明我国将大量的资源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同时也意味着投资效率下滑，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减弱。投资驱动步入尾声。我国投入到传统行业的投资相对较多，投资拉动下的传统行业无序扩张存在问题。首先，我国的传统行业如钢铁、水泥、煤炭等投资占比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2013年仍在7%左右。传统行业会侵占新兴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其次，传统行业也与我国企业的高杠杆率息息相关。最后，传统行业往往能耗较高，生产技术落后，这些行业的无序扩张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诸多环境问题。目前人口红利已出现拐点，无法再用廉价的劳动力拉动工业发展，因此未来投资驱动经济可能难以为继。所以，我国开启传统产业转型，摆脱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产业转换支撑日韩增长。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和韩国在经历增长中枢下移后，均经历了由传统工业逐步转换为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成功实现了高收入之下的稳健增长。产业结构转型方向一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结束后，日本和韩国均经历了工业增加值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的产业结构变化。如日本工业增加值占比于73年左右达到顶峰，之后逐步回落；韩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则在91年达到顶点后开始逐步下降。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的转型方向大概与其趋势一致。日本：从钢铁、化工到机械、汽车。1971-1985年，日本金属行业GDP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而机械、汽车行业GDP占比明显上升，尤其是机械行业，1980-1985年占总GDP的比重已突破5%。这反映了日本逐步从技术含量偏低的钢铁、化工等原材料类行业转向技术含量更高的机械、汽车等加工组装类行业。
韩国：从轻工业到电子。韩国的制造业结构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转型之前，韩国的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轻工业的比重较高，1970年食品饮料和纺织产业增加值在制造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产业转型之后，轻工业占比持续下降。从1970年到2020年，韩国制造业第一大产业由纺织业转变为电气电子业，实现了从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到由创新驱动的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的转型。
创新落后拖累拉美。而作为反面教材的拉美国家，则因未能成功转型而陷入百年失落拉美国家限制工业品进口，大力保护本土企业的环境使得企业创新能力较弱，研发投入长期偏低，导致工业化的科技水平较低。即使是到了2020年，拉美各国研发投入强度仍然低于日本、韩国，甚至也低于我国。韩国研发投入强度为4.8%，日本为3.3%，我国为2.4%。而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智利三国不足0.4%。世界银行的测算表示，1960年以来，巴西和韩国人均GDP的巨大差异绝大多数来源于二国的技术水平差异。
各国经济转型成功抑或失败的案例都已阐明了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必要性。与之相伴随的，创新能够降低消费成本从而拉动内需。创新降低成本，有力拉动内需。以美国为例，技术进步降低部分产品价格，外加收入水平的提升，使这部分商品消费量大增，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消费结构。美国的个人电脑及其外围设备、手机服务在1980年左右的价格约是现在的几百倍，正是由于近年来科学技术进步降低了电子产品的价格，才使得电脑和手机更加普及，带动了相关产品和服务消费的增长。
研究投入逐年攀升。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念下，我国已然开启经济转型之路，创新实力稳步增长。科研经费投入是科技创新活动的必要前提，而我国经费投入不断取得突破。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我国2021年R&D经费投入近2.8万亿元，仅次美国。同时，我国在过去八年R&D经费年均增长11.7%，大幅领先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R&D经费与GDP之比也从2012年的1.91%稳步上升至2021年的2.44%，接近OECD国家平均值。
科技创新硕果呈现。大量的科研投资也带来了可观的成果。在国家层面，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增长有强劲的拉动力。2020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24.6%，主要由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医药医疗产业、研发设计和技术服务业驱动。在企业层面，创新带来开拓市场提高利润的优势。我国2020年专利密集型产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持续上升至9.8%，远超非专利密集型产业的7%。在就业层面，总就业占比仅6.2%的专利密集型产业员工贡献了12%的GDP，且平均工资及工资增速也更高。产业和重点科技层面，我国也取得了显著突破。最为突出的是5G相关技术，截止2021年11月，我国5G基站已建成超115万个，占全球70%以上，不仅是世界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技术最为先进的5G独立组网网络，5G技术仍在教育、医疗和信息消费领域不断扩展。另外，我国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及量子计算机等新兴科技领域飞速进步，其中最为亮眼的是我国在2021年末成功研制出“九章”量子计算机原型，特定问题下计算能力领跑全球，远超谷歌的量子计算机原型“悬铃木”。此外，在信息领域我国科研进展势如破竹，去年PCT国际专利申请数超3万件，并较四年前提升约60%，占全球三分之一。
经济发展由粗放转向集约。新发展格局从根本上来说，是力图实现经济从粗放式向集约式增长的转变，这不仅仅体现在创新要素带动作用增强上，也伴随着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国“双碳”工作的推进。在制造业逐步崛起和民生不断改善的进程中，我国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也快速攀升。据BP统计，我国2021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105亿吨，占全球45%且位居全球第一，同时也超过美印俄日的排放量总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工业和能源的依赖性仍较强，碳排量呈上升趋势。
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持续推进下，我国最早在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中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同时要求企业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随后，总书记在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重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我国在清洁能源发展和能源使用效率上稳步前行。根据《国民经济统计公报》数据，过去五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总消费量比重由60.4%降至56%，取而代之的是清洁能源由20.8%上升至25.5%。与此同时，我国每万元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过去五年平均降幅约3.6%，经济增长的能源效率显著提高。
“双碳”目标推进落实。在2020年9月，我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2030年碳达峰以及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在目标落实上，“双碳”在2021年首次跻身政府工作报告，随即我国除港澳台地区外的31个省市也已相应公布了“双碳”的相关规划或行动方案。根据《2022政府工作报告》，在绿色能源方面，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已超10亿千瓦，而在碳排放上我国也建立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控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促进共同富裕，释放内需潜力
“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之下，内需对于经济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而共同富裕特别是脱贫攻坚任务的如期完成，有助于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的缩小，进而释放潜力。
企业盈利曾为主要动力。过去我国依赖成本低廉的劳动力拉动工业发展，而工业利润高增长又带来税收收入的高增长。过去20年间企业利润的增幅最大，而劳动者报酬增幅较少，企业利润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但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工资增速逐步稳定。另外，随着工业供需格局开始恶化，工业企业利润明显走低，工业利润下滑又带动税收增速同步下降，二者成为过去10年里增幅较低的项目。
人均收入偏低。从总量看，2020年中国GDP约为14.6万亿美元，占美国的76%。但考虑到美国人口仅3.2亿，中国人口为美国人口的近五倍，因此从人均来看，中美人均收入差距可能更大。中国人均GDP和人均GNI仅为美国的17%左右，净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15%。
东亚人均收入相对较高。作为赶超经济体的典范，日本2021年人均GNI约在美国的60%左右；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也逐步进入高收入国家（地区）行列，其中2021年新加坡、韩国人均GNI分别为美国的90%和50%，远高于中国；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经济稳步发展，人均GNI占美国比重仍处上升势头，目前这一比重略低于我国。
内循环重心在于扩大内需。释放内需意味着要推动国内消费，但居民收入过低、贫富差距过大均不利于扩大内需，这意味着共同富裕是拉动内需的必由之路。以美国为例，贫富差距过大时危机频发，而收入差距缩小时经济稳健发展。
人均GDP、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走势一致。人均GDP和收入分配决定人均收入，人均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又决定人均消费，因此，人均GDP增速、人均收入增速和人均消费支出增速趋势基本保持一致。美国劳动者报酬占国内总收入（GDI）比重在1950-1970年间持续上升，正是收入分配向劳动报酬倾斜，才使得居民消费率持续上升。
大萧条前贫富差距登顶。在居民收入步入高水平行列前，美国也曾经历过贫富差距登顶的阶段。从上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到1929年美国大萧条这一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也达到了顶峰。据WID统计，美国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20-1928年期间迅速从39%提升至49%，前10%的人群几乎占据了国民总收入的一半。除此之外，金融市场的繁荣发展又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美国财富前1%的人群拥有的财富比重从1920年的35.7%上升到1928年的47.8%，而同期后90%人群拥有财富的占比仅为15.6%，财富极端集中，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十分严峻。
贫富差距诱发危机。贫富差距过大是经济危机的重要推动因素。通常来说，高收入人群收入高，消费能力较强，但边际消费倾向低；而低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收入水平较低，消费能力受限。因此在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形下，中低收入人群数量巨大，但收入水平却维持低增长，导致总需求下降，内需不足，最终使得美国出现史无前例的大萧条。从数据来看，1929-33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萎缩了45%，从1046亿美元下降到572亿美元，1932年的工业生产指数跌至低点，较1929年下滑了40%。大萧条期间美国有超13万家企业和近1万家银行倒闭，失业率最高飙升至25%，全国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约减少26%。
就业增收支撑需求。贫富差距扩大诱发的内需不足是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因而解决工人就业，提升工人收入水平刻不容缓。一方面，《全国工业复兴法》保护工人权益，规定了工人最高工作时数和最低工资限制，并另外通过《全国劳工关系法案》赋予工会与企业议价的权力，有效增加了工人收入。另一方面，积极恢复生产，稳定就业形势。此外，政府通过兴建公共工程项目创造就业机会来解决工人薪资提升，劳动力成本增加使得企业减少就业岗位的问题。经过这些措施，直到1935年，美国就业工人相较1933年增加了400万人，工人收入水平的恢复支撑了消费，经济重回正轨。
社保体系缩小差距。除就业增收外，新政时期罗斯福政府还出台了《社会保障法》以缩小贫富差距。《社会保障法》标志着开始建立美国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等，对缩小贫富差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济重新步入正轨。得益于罗斯福新政，美国的贫富差距大幅缩小，经济也逐步恢复。在罗斯福逝世的1945年，美国名义GDP总量已经恢复至1932年的近3倍，录得2280亿美元；在1932-1945年期间，美国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占比从47%降至34%，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美国经济渐渐重新步入正轨。
我国扶贫取得决定性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致力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并已取得显著成果。2013-2020年以来，农村累计脱贫9899万人，年均脱贫人数均在1000万人以上。2012-2018年，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1.7%，其中已有10个省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1%以下。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中，90%以上的人群已获得扶贫支持，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3416元增加至2019年的9808元，贫困地区的基础生活生产设施也得到明显改善。2020年底，我国已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告别绝对贫困，“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基尼系数持续回落。从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来看，中国居民基尼系数自2008年到达顶点后，从0.49的历史高位持续回落，2011年与美国相交并开始低于美国，2016年触底，为0.46。而同期美国基尼系数却在震荡上行。从国际比较来看，美国基尼系数居于全球高位。而相比于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的基尼系数虽已有较大领先，未来缩减收入不平等之路仍有前进空间。
一次分配稳步推进。第一次分配主要指收入的分配。几十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2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突破4.5万元，未来仍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二次分配显著改善。第二次分配主要通过税收进行，由于社会信用体系不够健全、人力物力投入不足、税收体系不够完善等原因，我国难以对高收入阶层进行有效征税，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税收收入的不足10%，而美国这一比例高达80%左右。但近年来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整体呈上升趋势，2021年已突破10%，指向第二次分配持续改善。
三次分配逐渐向好。第三次分配主要指慈善公益事业的分配作用，2019年四中全会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首次将第三次分配列入中央文件。自我国开始重视第三次分配后，慈善捐助额显著增加，意味着第三次分配也在逐渐向好。
出口阻力增大。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之下，外循环逐渐面临着运转不畅的问题，表现为我国出口阻力的增大。自1995年以来，全球各国对我国发起的贸易救济立案数量总体呈上行趋势，2000年以前贸易救济立案仅有个位数，而2019年则突破了三位数，同比增速超20%。况且这只是各国对我国贸易限制的部分表现，除此之外，美国还对我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我国对美国的出口。美国限制加强。美国的限制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比如美国对我国的一些高科技企业进行出口管制，限制其它企业向这些高新技术企业出口，而且出口管制的企业清单中，我国企业数量仍在不断增加。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对于华为公司的技术封锁不断升级，甚至用到美国技术的非美国公司也要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措施的限制，这在全球供应链尤其是芯片供应等诸多方面严重干扰了公司的正常生产运营。2019年以来，美国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速就开始大幅下滑并快速转负，2020年上半年美国对我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中，信息通讯产品增速降幅超过15%，航天产品增速更是大幅下降，降幅超过60%。
客观经济条件变化约束出口。除对我国的贸易限制之外，我国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也对出口形成了阻力。一方面，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失去了劳动力低廉这一优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减弱，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类出口增速近年来明显走低。另一方面，我国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即使是全球市场也难以将过剩产能完全消化。由于产能过剩，价格低廉，1995年以来全球各国多次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案件，以保护本土产业。在疫情引发全球供应链紧张的环境下，全球兴起了产业链本土化的政策倾向。除芯片法案之外，美国先后出台了《全国紧急状态法案》、《国防生产法案》和《清洁能源法案》来支持将包括医疗和汽车在内的关键供应链移回本土。日本也耗资2435亿日元用以支持日本公司迁回本土或东盟。此外，美国的《美墨加协定》和“经济繁荣网络”计划也在大力开展区域性供应链协作。这些本土化产业链规划和剔除我国的区域性产业链协定无疑对我国的科技和产业链发展带来极大的阻断。因此尖端科技的国产替代就尤为重要。随着我国的“双链”融合战略不断推进，重点科技和产业的国产化率进程也不断实现突破，其中重点突出在大飞机、芯片和医疗科技上。国庆前夕，C919大型客机获得了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合格证，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客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根据未来智库测算，从成本角度考虑C919 大飞机的国产化率约为 60%左右。C919大飞机的成果研发、试飞和合格授权，在未来将可逐步替代我国当前主要使用的波音737和空客A320等主要进口机型。同时，C919也将中国科技带出国门，打破了国际市场中波音和空客的垄断，目前已收到GECAS、德国普仁航空和泰国都市航空等国际航空公司的订单。芯片国产化研发奋起直追，实现局部突破。依托国家的大力扶持，我国芯片自主研发进程虽在诸多关键科技上落后于国际，但在已经在部分关键环节赶超突破。根据EqualOcean的估计，我国在光刻和离子注入等领域面临着最大的科技鸿沟，但在蚀刻技术上层层突破，已研发出了领先全球的技术。而在其他技术如抛光和扩散上，我国的科研投入也已初显成效，距离领跑行业仅剩三五年之遥。医疗科技国产化率逐年攀升。医疗是民生的重要保障，而医疗器械的国产化进程确保了我国在生命健康上不被恶意制裁“卡脖子”。在过去的六年中，我国在医疗器械领域实现了层层突破，中低端器械领域（二类器械）的境内注册获批数量远超进口获批数，国产替代已基本实现。相似的，高端医疗器械领域（三类器械）也在加速，境内获批器械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聚焦在更普遍应用的二类器械上来看，过去五年间国产化率高于50%的品种数量逐年增长，从2017年810项增至2021年907项，同时国产化率为0%的品种数量逐年减少至2021年的52项。这是我国守护国民健康的一剂定心丸。
在稳步推进国产化替代的背景之下，我国也在积极建设区域合作环境，通过区域一体化来抵御“全球化的逆流”，而重要的区域战略伙伴或将继续对外需构成一定支撑。RCEP已见成效。今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我国正式生效，对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铺下重要的基石，也为我国的外贸顶起一根大梁。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RCEP实施近半年就已效益显著。在出口上，我国企业申领和开具的RCEP原产地证书及声明价值高达979亿元，并将节省进口关税高达7.1亿元。在进口上，我国通过RCEP进口大量的钢铁、塑料和机械器具，为我国的产业链提供强力支持。半年来受益于RCEP合约的进口货值总量高达238.6亿元。在今年前八个月中，我国与RCEP成员国进出口总额达8.32万亿元，同比增长7.48%。更具体的来看，与东盟、韩国和新西兰的进出口总额分别上升14%、7.8%和5.5%。零关税是RCEP一大亮点。协定成员国间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尤其是与东盟诸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立即零关税比例或超过65％。这也是我国第一次与日本达成自贸协议，对于出口日本的机电产品和纺织服装等核心产业逐步减免关税，对我国出口提供巨大动力。零关税对企业可谓是真金白银的收益，不仅降低原材料成本优化经营，更降低终端产品的出口价格提升国际竞争力。东盟外贸地位愈发重要。自疫情爆发以来，东盟在中国外贸基本盘中的比重愈发重要。今年以来，受益于RCEP生效，东盟占我国出口比重逐步走高，8月东盟占比已与美国和欧盟基本持平。如果从主要贸易伙伴对我国出口增速贡献来看，东盟贡献自今年以来逐步上升，并于5月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对我国出口贡献最大的地区。东盟经济较为强劲。近两年来，东盟主要国家GDP同比增速均保持高位，增长较为强劲。从内需来看，零售销售同比增速同样保持在较高水平，且尚未步入下行区间。CPI同比增长也较为稳定，指向东盟国家需求较强。
未来或将成为出口的压舱石。东盟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且经济较为强劲，未来或接替发达经济体成为我国出口的重要支撑。与东盟的外贸品类，比如用于加工组装的电子零件和机械零件等产品表现可能较好。“一带一路”走向世界。自从我国在2013年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9年来硕果累累，在国际文化中落地生根。截止今年8月，已有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与我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陆路海陆并进，逐渐成为世界经贸的脊梁。六条经济走廊的建设为欧亚非大陆的沿线国家带来经济效益，国际合作项目也为各国基建带去福音，也将中国标准带向世界。以中老铁路为例，开通仅九个月就已运送671万人次旅客，国际货运总额也突破100亿元。雅万高铁、佩列沙茨跨海大桥和瓜达尔港等基建项目也都逐渐成为当地经济和民生的中心。此外中欧班列已铺画82条运输线路，连接欧洲24个国家和200个城市。在海运上，“海运丝路”已通达31个国家的108座港口，联盟成员超250家企业。助力外贸与人民币国际化。截止今年6月，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累计约12万亿美元，年度贸易额相比2013年倡议初期增长了73%。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也得到了广泛推广，截止7月底已与十余个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规划，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量也持续上升。“上海精神”传播欧亚。据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介绍，中国在2021年与上合成员国贸易额突破3431亿美元，同比增长40%，且在过去20年间翻了28倍。今年8月与其他成员国贸易总额创月度新高，总计2567.9亿人民币，同比增长28.9%，增速远超全国外贸整体增速约三倍。随着上合组织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凸显，更多的国际友邻开始筹备加入，“上海精神”也在欧亚大陆增添笔墨，除八个成员国外，另有四个观察员国和六个对话伙伴国为区域性经贸合作和政治稳定添砖加瓦。CPTPP潜力巨大。2021年9月16日我国正式提出了加入CPTPP的申请，这对我国和整个亚太地区都有着多维度的效益。从我国的角度出发，一是有利于完善我国双循环体系，助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构建高质量资源和人才的国际合作。二是有利于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助推“引进来”和“走出去”政策落实。三是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市场开放和产业改革，借助CPTPP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的“三零”规则，加速我国市场转型。从国际角度看，我国加入CPTPP将使整个亚太地区的产业、供应、创新链如虎添翼，增强合作伙伴的市场竞争力，分享我国庞大的市场规模，推动成员国经济发展。总结来看，在双循环的战略部署下，我国通过经济转型和收入分配不断强化内需，通过国产替代稳固创新链和产业链，通过区域性战略扩展国际合作，夯实外贸的经济支柱作用。在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方向上优化内在经济和产业结构，新发展格局成绩斐然。风险提示：政策变动，经济恢复不及预期，测算偏差风险。
金融学博士，浙江大学工学学士，中泰证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荣获第三届新浪财经金麒麟最佳分析师·未来之星、CEIC与EMIS2021年杰出成就分析师等奖项。此前曾供职于海通证券宏观固收研究团队，作为团队宏观经济方向负责人获得2020年新财富宏观最佳分析师第3名，所在团队亦曾获得2017-2019年新财富宏观最佳分析师前5名。马骏（研究助理）
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博士、纽约州立大学访问学者，负责海外经济与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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