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亿人，做多全球最大基民国！
从2012年的2.19万亿元，到2022年的27万亿元，十年时间，中国公募基金的市场规模翻了12倍。这一趋势，目前仍在持续。
时代在变，市场在变，基民也在变，但总有东西不变，那又是什么？
“你买基金了吗？”
“当然买了。去年跟风买的白酒，还有医疗，开始赚了点，现在都跌哭了。”
“医疗加白酒，等于全没有……”
类似这样的对话，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在网络热搜榜上，“基金”二字也时常出现，网红基金经理蔡嵩松，称呼常年随着业绩，在“蔡总”和“小蔡”之间摇摆，一度三个月四次登上热搜。
基金，已成为我国民众最重要的投资理财渠道之一。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基金投资者已经超过7.2亿人，位居世界第一。每两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买过基金。
公募基金总规模上，位居亚洲第一，全球第四，仅次于美国、卢森堡和爱尔兰。后二者的规模之所以如此突出，主要在于当地注册的基金可在欧盟及全球多地自由销售，且享有优惠政策和移民投资的价值，从而成为很多国家的基金进军海外的注册地。抛开上述原因，从为本国民众投资服务的角度，中国公募基金规模已是世界第二。
从1992年第一只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设立的基金“淄博乡镇企业基金”面市，到“全民养基”，中国基金行业的发展，走过了漫漫30年。
相对于改革开放，基金开始进入内地的时间要稍晚一些。
1992年成立的淄博乡镇企业基金，被认为是国内第一家比较规范的投资基金，首次发行规模达1亿元。此后数年，全国先后设立75只基金，业内称之为老基金。
绝大多数基民所理解的基金，指的其实是“公募基金”，它的出现，还要等到1998年。
1998年3月5日，第一批两家基金管理公司——南方基金管理公司和国泰基金管理公司分别在深圳和上海成立。同年3月27日，基金金泰、基金开元获准发行，标志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元年的到来。
彼时，由于市场认知不足，刚发行的新基金还曾被当作股票来进行炒作。比如金泰上市交易时，开盘价就达1.45元，并在此后连续涨停，一个月后涨至2.43元，涨幅超过140%。
随着市场退潮，最早的基金热很快降温。这也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基金这种金融产品同样会大涨大跌。
2001年9月，第一只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华安创新”设立，拉开了中国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时代的序幕。直到2004年，证券投资基金法正式出台，中国公募基金才正式步入正轨。
在这一时期，新生公募基金的表现普遍不佳。这在于公募基金主要投资于股市，而2002年至2005年，A股正处在一波长达数年的大熊市中。
这种历史渊源，开启了基金与股票的深度绑定，由此成为投资领域的一条主线。
随着2006年至2007年A股大牛市的到来，公募基金规模得以快速扩容，从千亿规模扩展到万亿规模。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基金开始逐渐被国内民众所熟知。
扩容的背后，是国内民众高涨的参与热情。
基民老水正是那段时间投身市场的一员，他把省吃俭用攒下的4万多元，买进了6只基金。开始赚了一些，但随着2008年大熊市的到来，他的基金开始跌跌不休。
2008年10月，无法忍受亏损的老水选择割肉，将基金赎回清盘，亏损接近2.3万，直接腰斩。这让老水立下决心：永远不再购买任何基金！
老水的决心，也是许多基民的共同心态，受此影响，公募基金的规模未能进一步扩张。直到2013年，余额宝及互联网金融的火爆，公募基金借助移动互联网，才又开启了新一轮快速增长。
通过产品数量，可以直观感受到国内公募基金的爆发式增长。
2013年，前一轮熊市的尾声，国内公募基金产品约为1500只左右。2016年，经历过又一轮牛熊之后，公募产品数量达到3800只左右。2019年，公募基金数量来到6000只左右。
随着2020年结构性牛市的到来，公募基金产品数量首次破万。到了2022年，公募基金产品突破1.6万只。相比之下，2022年二季度末，美国市场的共同基金也只有11538只。
十年翻十倍，产品数量超美国，基金在中国民众的投资选择中，开始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用投资理财来实现资产的增值保值、对冲通胀，逐渐成为刚需。其次，随着80后、90后甚至00后步入社会，年轻一代对基金的接受速度更快，更乐于进行投资“搞钱”。最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让基金买卖更为容易，即便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也可以在网上很方便的购买基金。
尽管公募基金的规模和投资者在变，它的投资本质却从未改变，而基金经理作为一支基金的灵魂人物，自然成为基金、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
在知乎上，一条关于“如何评价基金经理及基金的选择”问题下，点赞最多的回答很干脆，挑选基金经理只有两个标准：
第一，业绩牛，第二，业绩持续牛。
毫无疑问，业绩是考验基金经理的核心指标。
中国基金行业的初代“基金一哥”王亚伟，就是凭借过人的业绩表现，一度成为众多基民心中的明星。
王亚伟最早管理的一只基金，是1998年成立的华夏基金旗下的基金兴华。从当年4月28日到2002年1月8日其离任，基金兴华的净值增长率是84.86%，同期上证综指涨幅为18.79%。
此后，王亚伟还执掌过华夏大盘基金、华夏策略混合基金等产品，在掌管华夏大盘期间，该基金的总回报率达1027.87%，成为当时唯一一只累计净值超10倍的基金。
21世纪最初十年，正是王亚伟大杀四方的时代。此时A股市场的特点之一就是上市周期长、借壳上市多。而他也并不讳言自己对重组上市的青睐，认为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蕴含着很大的投资机会。
这是王亚伟的成功之处，却也让他备受争议，最终在2012年5月，王亚伟离开华夏基金，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此后，王亚伟转战私募基金，但并未能再现当年的辉煌。
在王亚伟之后，“公募一哥”这个名号之下，先后出现过任泽松、刘格崧、张坤等人的名字。其中，又以张坤呼声最高，而他在2020年，成为中国首位掌管千亿规模的权益型基金经理。
在张坤崛起的背后，还有一大批明星基金经理，比如诺安基金的蔡嵩松、中欧基金的葛兰、兴全基金的谢治宇、富国天惠的朱少醒、景顺长城的刘彦春等等。这些“顶流”基金经理手中掌握的资金规模动辄数百亿，乃至上千亿，在基民中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随着基金的大举扩张，以及年轻基民的入场，市场中明星基金经理“饭圈化”一度流行。“买基金，就是买基金经理”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明星基金经理受到市场追捧，可以为产品吸引来大量资金，这也为其随后的业绩埋下了隐患。
投资界有句名言：规模是业绩的敌人。管钱越多，实现超额收益的可能性就越低。而与股市深层绑定的基金，随着近一两年A股行情不再，明星基金经理们也开始褪去光环。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8月底，基金市场共有21位管理规模300亿以上的权益类顶流基金经理。其中，18位的旗下基金亏损超过10%，14位亏损超过15%，葛兰、蔡嵩松、曲扬等旗下部分基金年内亏损甚至超20%。
以至于网民编出了这样的顺口溜：“家里有钱花不完，中欧医疗找葛兰。腰缠万贯没人分，易方达里有张坤。”一时间，明星基金经理纷纷“塌房”。
不过，虽然丢了面子，但基金经理们的个人收入却影响不大。因为基金经理的收入来自基金的管理费，与业绩无关，这也是很多基金不断做大规模的内在动力之一。
不仅如此，作为距离金钱最近的一批人，基金经理利用“老鼠仓”等违法违规手段，赚取非法收益者也屡见报端。面对这一群体的高收入，基金赚钱时，基民还可以接受，亏钱时，双方的矛盾就变得尖锐起来。
在很多基金经理看来，基民亏钱，并不能全怪基金业绩不好。同样，在很多老基民看来，想通过基金赚钱，提升自己的认知更为关键。
2020年初，一位08年入市的基民老曲，遇到了通过投资基金买房的前同事，让他重新对基金燃起希望。
从同事那里，老曲了一系列宝贵经验，比如“管住手”，比如“不要频繁操作”等等，一句话，基民自己要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老曲觉得亏钱的原因在自己，市场上则有很多数据和研究报告，支撑“基金不亏钱”的观点。
2006年至2020年，偏股型基金指数累计涨幅接近1300%，年化收益率超过19%。但来自基金业协会的另一项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自投资基金以来盈利的客户仅占41.2%。
一边是偏股型基金年化19%的高收益，一边是近60%的基民亏钱。似乎，基民亏钱，真的不怪基金业绩。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基金赚钱，基民亏钱”，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现象。
据2021年10月发布的《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显示，投资收益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基民自身的投资行为。其中，其盈利水平与持仓时长高度正相关。
比如，持仓时长小于3个月的基民，平均收益率为负，盈利人数占比仅为39.1%。而如果持仓时间超过十年，基民的平均收益率高达117.38%，盈利人数占比达到98.41%。
这份报告还开创性地提出了一个公式，即“基民投基收益=基金损益+基民行为损益”。根据这个公式，在基金损益为正的情况下，基民亏钱，就应该归咎于基民错误的投资行为。
具体到投资行为，该报告指出，定投基民的盈利人数占比和平均收益率水平，均高于非定投基民。而在交易频率方面，交易次数越多，盈利情况越差。
数据显示，基民平均每月买卖行为不足1次，盈利人数占比达55.14%，平均收益率为18.03%。而如果每月买卖次数达到3次以上，盈利人数占比则不足45%。
因此，基民不理性的投资行为，对亏钱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其中，年轻投资者尤为明显。
据《Z世代基民洞察报告》显示，在受访的18岁至27岁的已参加工作或大学在读基民中，最短持有基金时间平均为2.4个月，短于1个月的比例达到44%。
易方达基金董事长詹余引曾表示：基金挣钱，持有人不挣钱的很大原因，是中国主动权益基金平均赎回率非常高。2015年中国主动权益基金的平均赎回率是250%，现在是115%，大概10个月换手一次。
“基金盈利，基民亏钱”现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仍在于基民不能摆脱“追涨杀跌”、“频繁买卖”等错误的投资行为，根源还是在于心理弱点。
管住手，是多么痛的领悟。自己的钱，还是要自己做主。
但是，把亏钱“甩锅”给基民不能战胜人性的弱点，基金机构和基金经理就可以置身事外了吗？
显然这并不合适，因为在很多时候，基金经理的操作，实际是在挑战基民的承受能力。
低位买入白马股，是长期稳定收益率的来源。比如在100元买入宁德时代，当股票在300元至700元的区间反复震荡时，基金经理的年化收益率仍然很高，但600元入场的基民，心理压力却要大得多，很难心态良好地与基金经理一起扛过风雨跌宕。
此外，有的基金经理为了“搏出位”，投资风格偏向极端，热衷于追热点、押赛道。对了，名利双收，错了，也不耽误自己拿管理费。收益与责任不成正比，也让基民更易成为某些基金经理“豪赌”的垫脚石。
当然，无论亏钱的责任在谁，拥有27万亿规模、7亿基民的基金市场，都已经成为一个金融“巨无霸”。这种情况下，提出问题很重要，如何在稳定持续发展中解决问题，其实更重要。
伴随着全球局势的动荡和A股的持续下挫，目前的基金市场，再次走进了低迷时期。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国内主动权益基金（剔除ETF、指数型以及今年新成立的基金）基金中，仅282支取得正收益，占比4.15%，亏损基金占比高达95%。
一边是重要性日益增加的金融重器，一边是“绿肥红瘦”的基金收益，这种矛盾下，行业很难持续向好。
于是，基民们开始段子频出，而基金发行难如约而至。
回看中国基金业一路走来的30年，这种情况已经反复出现过多次。用基金行业的一句经验总结，就是“好做不好卖，好卖不好做。”
这句话的意思是，基金产品少人问津、发行困难时，往往也是未来收益最好的时候。2018年时，A股在2500点徘徊，基金发行进入“寒冬期”，但回看那一时期，却是最近几年最佳的入场时机。
但很多时候，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为了追求规模最大化，往往在高点仍然加强销售，努力做大规模，以至于许多晚进场的基民被套在高点。
这种“屁股决定脑袋”的利益导向机制，还带来了一个典型现象：
基金公司“什么热，卖什么”。从抱团以白酒为代表的核心资产，到追赶大火的新能源，再到军工、半导体、国产替代等等，几乎每一个板块大火的背后，基金公司都会推出大量的相关产品，诱导基民加快进场。
之所以如此操作，在于基金公司和销售机构的收入主要来自两个地方：一是交易环节的申（认）购赎回费，二是保有环节的基金管理费和销售服务费。
前者与交易规模正相关，后者与基金保有量和结构正相关，但都与基民亏钱不沾边。所以，基民是亏是赚，除了影响新产品的销售，并不影响当前基金管理方的收入。前述基金经理的问题，就是这一机制的典型表现之一。
为了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今年4月，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这份《意见》明确要求，基金行业发展要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正确处理好规模与质量、发展与稳定、效率与公平、高增长与可持续的关系，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切实做到行业发展与投资者利益同提升、共进步。
这为7亿乃至更多基民迎来更友好的基金投资环境，打下了发展基础。
2022年8月，告别基金15年后，老水在网上立帖为证，宣布自己再次入市。他觉得，基金是保值增值的好工具，只要认真加以研究，加上一定的技巧，获取收益仍然是大概率事件。
投资，说到底还是一场自我修炼。
[1]《“基金赚钱、基民亏钱”，全是基民的错？》薛洪言
[2]《2022股票基金大PK：谁最赚钱，谁最坑？》市值观察
[3]《公募20年，谁是基金经理中的“领头羊”？》星图金融研究院
[4]《顶流基金经理“翻车”：多位亏损超20% 规模和业绩难两全》21世纪经济报道
[5]《2022基民投资图鉴：“固收+”也亏钱，货基落入“1”时代》经济观察报
[6]《中国公募基金二十年风雨路》赵迪
出品人：毕亚军
主编：陈斯文 责编：周怡
美编：刘彦潮 运营：那日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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