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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核心机构是侍从室，比什么行政院之类的核心多了。侍从室有很多个组，分工不同，分别属于不同的室。其中最重要是偶数的几个组。二组掌管军事，韩练成曾经在这个组里卧底；四组管政务，我们这篇小文的主角在里面卧底；六组管情报，没听说有共谍在那里卧底。那么这几个组那个更重要呢？四组。正是因为有了第四组，侍从室才开始成为侍从室，而不是仅仅的一个参谋班子或者副官处。历史上的蒋介石对侍从室看得特别严，不要看我们这里说了很多，其实真正能进侍从室的人也就这几个，侍从室前前后后的人员，不算卫兵之类的，上百总是有的。沈安娜奶奶被人称作“按住蒋介石脉搏的女人”，这个称呼大概是做节目或者写书的一些人，比如编辑、公众号作者之类的，这个标题很唬人，很能吸引人来看，我就取不了这样的标题。但是这么称呼是不对的，沈安娜奶奶自己恐怕也不愿意别人这么称呼她。沈安娜是中央党部的速记员，她的主要工作在朱家骅的中央党部里面，凯申公那边她也去，但是并不是常驻，只是客串。蒋介石有三个专职的速记员，这活非常累人，比同声传译轻松点有限，三个人伺候一个，也就是刚刚够用，有人顶不上，就要从外面调人顶班，沈安娜在这个备用人员库里面。蒋介石常用的这三个速记员都是男的，不是或者说不全是因为宋美玲担心蒋介石天天和美女在一起办公，主要是这工作太累人，一般女人吃不消。大部分速记员都是男人，沈安娜毕业后找工作第一次应聘，也是挤掉了两个男速记员才得到职位的。沈安娜没有去学外语，走同声传译这条路，如果现在走这条路，她的脑子也是够用的。不服气的话，晚上七点半放《新闻联播》，你对着屏幕把播音员的话重复一遍，但是比电视上的画面延迟十秒钟，不崩溃的再来考虑一下是不是能做得了沈安娜的工作。因为沈安娜的记录纸和记录内容是不可以带出来的，只能一边做速记，一边把一些重要情报记在脑子里或者用别人看不懂的标记先记在纸上。沈安娜做不到“按住蒋介石脉搏的女人”，她能知道很多秘密，但并不是最核心和最有时效性的，因为凯申向来对中央党部不是太信任，核心工作他会放在自己的侍从室来办理。侍从室不是大清军机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一错误流传很久了。军机处始建于雍正年间，最早的人是张廷玉和允详，是核心权力圈子的人，放今天也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大明的内阁，内阁的早期基本是个咨询机构，后期就是相当于最高行政机构了。如果说像什么大家熟悉的，那么最像的是美国的白宫办公厅。但是白宫办公厅是总统自己的办事机构，而侍从室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机构之一，而且美国总统的安保归特勤局负责，侍从室自己有警卫。大家看《大决战》之类的电影，蒋介石身边往往有一个瘦长精干穿黑色中山装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是侍从室的。侍从室只为蒋介石一人服务，与大家陈旧记忆中的X办也不相同。和X办更接近的，是孔祥熙给自己建的办公室，因为兼职太多，不能一一到单位所在地办公，只好专门在家里建了个秘书处，负责办理所有的公务。
侍从室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沿革却是不少。最早是蒋介石自己秘书室副官处之类的机构，人员并不固定，蒋介石也从中筛选自己满意的人员。有趣的是，蒋介石挑选了不少共产党或者通共分子到他身边做核心工作。最早他在黄埔军校就开始了，那时候陆续找一些黄埔一期二期的学生到身边来协助处理公务，比如曾扩情就曾经担任过黄埔同学会的秘书，蒋介石是会长。曾扩情特逗，在黄埔军校时期，既是共产党控制下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筹备委员，也是国民党控制下的孙文学会的筹备委员。陈赓虽然东征时期救过蒋介石的命，但是还不能算到蒋介石的侍从室历史里，因为那时候是陈赓那个连打得好，被蒋介石调来做警卫连。北伐时期，蒋介石开始有了专职的机要秘书，这算是侍从室的开端，第一个机要秘书是共产党员蒋先云。蒋介石极其看好蒋先云，曾说过将来有一天自己故去，能压得住这些黄埔出身的悍将的只有蒋先云。当然共产党这边也看好他，蒋先云是毛主席的学生，刘少奇的亲信，李立三的妹夫，周恩来的得意门生。1927年4月18日蒋先云死于武汉政府的北伐，此时距离他妻子病故刚刚一周。1928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复出，开始有了设立侍从室的打算。侍从这个词，从开始有这个词就是为皇家服务的，但是并不是太监，想歪了的自己出去面壁。侍从这个词在宋朝开始发扬光大，皇帝身边的官员也可以成为侍从，比如大科学家沈括，就在皇帝身边干过秘书。沈括不是书呆子，升官速度之快不要说在宋朝，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科学家是他的副业中的副业，主业是当官。1928年复出后，老蒋先设立了随从副官和侍卫长，后来又把机要秘书改成侍从秘书，这算是侍从室的开始，那时候叫官邸成员。真正建侍从室是杨永泰的主意，杨永泰是政学系的，号称蒋介石的郭嘉。侍从室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剿共，侍从室的编制也在专为剿共设立的南昌行辕之内。建立之初是一个室四个组，一组管警卫，二组管文秘，三组管调查，四组管总务。之后经过多次变动，到1936年，在钱大钧和陈布雷的操持下，侍从室开始定型为两个处六个组，两个室主任互相独立，互不干涉工作，只听命与蒋介石一人。抗战期间曾经扩编到三个处九个组，但多出来这些抗战后立即裁掉。侍从室一处主任先后是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组、林蔚、钱大钧、商震；侍从室二处只有陈布雷一个主任，周佛海等人先后做过副主任；三处陈果夫做主任，管人事，但是不太受待见。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工，侍从室第一处三个组，分别主管总务、军事、警卫，共谍只是韩练成曾经进入过管军事的第二组，有人短暂的进入过第三组但很快就被清理了出去。第二处的第四第五第六组是我们要介绍的，第四组管政务和党务，第五组是智囊团，蒋介石的常备速记员也归这个组管理，第六组是情报组。第一处的主任经常换，但是第二处的主任陈布雷一干就是很多年。第二处的这几个组里面，第四组最重要，看内容就知道了，针对的是行政院和下属的一些部和委员会，以及国民党的中央党部；第五组是智囊团，一般是一些专家之类的，负责提供咨询意见，人员配置不固定，主要是为了针对具体事情便于尽快给蒋介石提供参考意见；第六组管情报，什么中统军统国防部二厅之类的情报，统统自己写好简报，交到第六组，第六组审阅整理交到陈布雷那里，然后陈布雷看完之后再交给值班人员送蒋介石批阅办公。简单地说，第五组、第六组都是为第四组服务的，当然，业务还是隔绝的。所谓的中正手谕，相当多出自侍从室，几乎都被陈布雷审阅过，而这些中又有一半左右出自第四组。之后，经过不属于这两个处的机要组发出，机要组就是蒋介石身边的电台陈布雷才是蒋介石最大的特务头子，他知道的东西远比戴笠等人要多，权力也要大得多。比如陈叔通，曾经多次被特务列入重点关注名单，陈布雷曾经两次把他从名单上划去。
侍从室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从第六组（情报）一建立，戴笠就想自己来当这个组长，虽然当上组长要付出离开军统的代价。但是蒋介石选择了唐纵。唐纵名义上的职务是军统局的帮办，帮办是个特殊时代的词汇，大致相当于副手，但是军统里面并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唐纵帮着办，他在军统里更大的作用是监察，或者说监军这么个意思。因为戴笠深受宠信，他也没什么用。那为什么戴笠还要当这个组长呢？很简单：1.这个组长可以看到各个方面的情报，而军统只要交给自己信得过的手下就可以了2.这个组长可以天天见到蒋介石，但是在军统，想有一次当面汇报，必须得先给侍从室打报告，侍从室再安排，而且见一面绝大部分时间是一堆公事，公事都谈不完，怎么联络感情。
有些人总是把戴笠和共军这边的一些情报大佬如李克农相提并论，书的封面往往是克公和戴笠并列，做个纪录片也如此，这是不对的。戴笠比克公低了好几个段位，给共军这边的情报大佬按照梁山108将排位，戴笠大致阮小二到石秀这个位置。戴笠其实更像个白手起家的高管，把军统这个庞大复杂又各自有小九九的公司管理的正常运转，还要各种开源挣钱养活这些人。某人买驴，三纸无驴，我写到了第五页，必须得让主角出场了。这个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的人叫孙师毅，他的作用是相当突出的，但是知名度不高，有很多原因。1. 他是知名的剧作家、词作家，已经很有名了2.他在解放初期犯过错误，党给了他钱去香港开展工作，不慎钱被印度阿三骗走了，他害怕躲在香港不回来也不和上级好好联络3.没有赶上合适的宣传时机，去世比较早。孙师毅是杭州人，生于南昌，本来是学化工的，不好找工作，就去各种打工，最后进入了电影行业。电影行业，共谍在当时是有计划有意识的渗透的，有很多很好的作品。比如最早的“半有声电影”（对白字幕，歌曲声音）《渔光曲》，就是任光写的曲子，电影皇帝金焰、话剧皇帝金山都是共谍，《风云儿女》作为最著名抗战歌曲，除了女主角，几乎都是共谍们，后来的大明星周璇，在这部电影里演舞女甲，有点像周星驰的宋兵甲。女主角王人美虽然不是共谍，但是她父亲是笔名二十八画生那位的老师，她的情况和杨开慧差不多，杨开慧的父亲是伦理学教师，王人美的父亲是数学教师。《恰同学少年》这部电视剧里，数学教师很不待见成绩不佳的二十八画生，但是其实不然，历史上的此人简直是主角光环绕身，虽然数学成绩不咋地，但是依然很受老师的待见，有一年的夏天还住在了老师的家里。只是王人美当时实在是太小了，比杨开慧还要小十岁。
孙师毅对于《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有着并不大但是很关键的贡献。田汉写完歌词之后就被抓了，歌词写在一张烟纸上，警察特务们没当回事，就没有给搜走。当时田汉其实就写了一个故事梗概和歌词的第一稿，没办法孙师毅和夏衍接手工作写完的剧本，所以大家现在看国歌的作词是田汉，但是电影的剧本署名是田汉、夏衍、孙师毅。顺便插播一个八卦，田汉的文学修为比夏衍可能还是有差距，《风云儿女》在田汉手里的时候，他给的名字叫《凤凰的再生》，远不如风云儿女响亮。孙师毅去监狱探望，田汉把歌词给了他，回来之后孙师毅誊写了一遍，因为烟盒的锡纸已经湿了，孙师毅很小心的才誊写完。聂耳看完了非常激动，赶在出国前要走了歌词，然后在日本谱好曲子修改了歌词寄给了孙师毅。在出国前，聂耳和孙师毅的讨论中，定下了国歌最后的“前进、前进、前进进……”的节奏。当时聂耳的目的地是苏联，日本和欧洲仅仅是中转站和学习音乐理论的地方，没想到他的生命会在那里画上休止符，《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他的绝唱。《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战期间在外国就已经是中国国歌的待遇了，反倒是正牌国歌《三民主义歌》不受盟军的喜欢，跟《美丽的亚美利加》、《马赛曲》《国际歌》《牢不可破的联盟》完全不是一路货，人家的国歌慷慨激昂，一到中华民国国歌哼哼唧唧扭扭捏捏。孙师毅在上海滩有个外号，叫辣面书生，人长得帅，目带凶光，有才气，刚正不阿，仗义执言。还有个特点是，记忆力特别好，喜欢搜集档案资料，这一点给他的晚年带来了无穷的麻烦。这都是拜他的一个学生和手下的三流演员所赐，这个学生就是某某。某某的黑历史别人也就知道算了，孙师毅喜欢保留原始资料，这可不行，所以对他的迫害特别严重，抄家也就特别彻底，也别指望发还。为什么他这么能搜集资料呢？不是孙师毅要搞什么《百官行述》，他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干了多年，别的共谍生怕留下点记录被特务抓住把柄，特务有几条命敢去惹侍从室的人？离开侍从室之后，有特务（好像是中统）专门去搜过他的家，一看没什么机密文件，全是和电影有关的资料，也就不管了。不是说特务惹不起侍从室吗？那怎么还敢动他的东西呢？因为他被特务盯上已经很久了。之前在侍从室，特务曾经把他是共谍的报告交了上去，小特务中特务大特务到戴笠，戴笠签字送侍从室第六组，第六组交陈布雷，陈布雷交给了陈方，陈方是陈布雷的干将，也是侍从室第四组的组长。陈方一看，我的好兄弟兼手下竟然在共谍名单里，这怎么行？陈方特别了解蒋介石的办公习惯，就把这份文件放在了一大摞文件的中间偏下位置。文件是不可以抽出来的，因为有收发记录，那是找死。蒋介石很忙，那么多文件是看不完的，总有一大批没有被批阅就这么进了死档案。果然这份文件蒋介石根本没看。但是在军统戴笠看来这可了不得，报告都交到老头子办公桌上了，然后留中不发了，什么态度？琢磨不清，先别动手，反正他也不可能永远在侍从室呆着。这里牵扯出了第四组组长陈方，陈方是大才子，因为在报纸上写长诗大骂蒋介石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定下了把此人收入麾下的决心。后陈方投靠杨永泰，杨永泰遇刺后，投靠张群，张群把他推荐给陈布雷，陈布雷惊讶于其才华，让他做最重要的侍从室第四组组长，并分担了一部分陈布雷的主任工作。抗战胜利后，侍从室二处改编为政务局，陈方担任政务局局长。那孙师毅怎么就能拿到那么多情报呢？首先，他自己就在侍从室办公，管着一摊事情；其次，他和陈方是莫逆之交，陈方和陈布雷又是上下级的亲信关系；第三，三个人是同榻抽鸦片的文人好友。孙师毅为了获取情报，付出的代价非常大，他这个鸦片烟瘾完全是为党的情报工作才染上的，不是一次两次，而是连续几年。后来孙师毅退出后戒烟，用了很大的毅力硬是戒掉了。但是身体健康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后来在香港受到挫折之后，复吸，被找回之后再戒掉，两次戒毒，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找他回来的是章士钊，章士钊有个养女章含之，章含之的女儿是洪晃，以前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这么漂亮的章含之为什么生了个这么丑的女儿，后来看了洪晃生父洪君彦的照片，真是亲生的闺女。唯一可惜的是同样的脸在男人身上起码是不丑。孙师毅的资料很少的，因为他的太多历史被隐瞒和抹去。他是蓝萍的老师，又是蓝萍在上海电影界发展的知情人，这段历史被刻意抹去了；抗战期间他先进郭沫若的第三厅，后进侍从室，这段历史被隐藏了；抗战结束去香港不能说；建国后在香港又犯了错误没什么可说的；1957年穷困潦倒的他回到北京，很快就开始默默的不说话，谁让他有搜集档案材料的习惯呢？他干秘密工作，钱要大量出入，没有依据怎么说得清。他的贡献，总理比别人清楚。1957年，穷困潦倒的孙师毅返回广州，按照总理的安排，在广州的新亚酒店住了一个月，到北京后被安排在新侨饭店一个大套间住了一年多，这一年多总理抽空私人来探望十多次，深夜、凌晨、接见外宾的空隙都有，有时候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因为他的资料太少了，所以写一点逸事作为补充。孙师毅拍过一部电影，叫《自由神》，主角是王莹，第若干号女配角是李云鹤。王莹那时候和袁殊（就是那个名头很响的袁殊）在同居，袁殊被捕后出卖了王莹，因为没有真凭实据，王莹又是知名女演员，审讯后放了。不久李云鹤也被捕了，但是奇怪的是很快就被放了，这让王莹认为她可能叛变了，并且特务对王莹电影事业的压迫也更严厉了，王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改行成为作家。之后李云鹤在上海待不下去，只好换个地方。
袁殊的叛变让王莹伤透了心，两人分手后，王莹与谢和赓（在白崇禧身边卧底的共谍）恋爱了，但是周公严令他们不得结婚，早期甚至不让暴露恋情。因为谢和赓在白崇禧身边卧底的一个凭借是他的合法老婆是白崇禧的亲戚，如果谢和赓离婚再娶，那必然会损害卧底这项重要的事业，虽然谢和赓夫妻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了。两人到了美国之后也不能结婚，一直拖到了谢和赓确定回不了白崇禧身边了，才在美国注册结婚。那时候王莹已经不能要孩子了。王莹在美留学期间，曾经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青年学生大会。苏联派出了一男一女两个代表，女代表就是有着309个战果的女狙击手帕夫柳琴科。帕夫柳琴科的309个狙杀记录已经很惊人了，这记录里有三项细化的记录更为惊人，一个是她的所有记录只是在10个月取得的；二是最初的187个记录是在两个半月内取得的；三是这些记录中有39个对方的狙击手。这次大会之后，帕夫柳琴科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而王莹成为了白宫的座上宾，直到罗斯福去世。今天点击广告的稿费归黄河故人，打赏的稿费归严可复老师。请大家支持一下。看下方。老师们创作不易，我编辑也不易啊，编辑就整整4个小时。希望大家养成点击的习惯，谢谢。看了民国史专家杨奎松教授的“国军被瓦解的主因并非被神话的中共情报战”一文，杨教授得出的结论是“中共军事上战胜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法宝，严格说来并不是情报工作做得如何出神入化，而是它的策反工作非常到家”。在我看来，这样下结论未免太过于轻易了。过去有一种倾向，主要来自国民党方面对国共内战失利的反思，大多归之于情报不力，泄密严重。由于资料的缺乏，杨教授的著作中对于中共情报工作的成效存在不少误解。比如杨教授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第673页认为“严格说，中共能够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关键部门内，这个时候仍旧占据着关键岗位的情报人员并不很多”，由此认为中共所能获得的情报也有限。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情报工作中的“关键岗位”往往并不一定等同于位高权重，也并不一定需要很多人（一般也很难做到在敌方的关键部位打入许多人，解放战争时期的情况可以算是例外了），中共在“这个时候”（即解放战争时期）是其情报工作最为活跃、成就最高的时期，对国民党方面的情报获取工作应该说是非常有效的。当然，真正起作用的并不一定就是宣传中最热的那些人。比如郭汝瑰，曾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长，地位较高，故此许多人都将他作为中共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头名间谍。但从郭汝瑰回忆录来分析判断，郭汝瑰自47年3月调任第三厅厅长，旋即（5月）被调去徐州陆总参谋长，直到48年7月才正式重回到第三厅任厅长。郭在徐州一年多的时间，正是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的关键时期，这段时期郭与他的联系人任廉儒很难取得联系（任主要往返上海、南京之间）。但是，以目前所知郭汝瑰主要提供的情报如：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国民党军陆总徐州司令部所辖兵力配制情况，徐州司令部解围兖州计划；国民党军解围长春方案；解围双堆集的企图；国民党江防计划及京沪地区江防图等等，都是重要的战略情报，并不能因为其缺乏“战场价值”而被忽视。
除了郭汝瑰之外，中共在国民党内其实还有许多更为直接有效的情报来源。如沈安娜，虽然地位不高，只是个速记员，但因为能参加国民党内重要会议的记录工作，所以位置很关键，也是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战略情报的重要来源之一。据沈安娜本人的回忆，在解放战争时期她所获得的主要情报包括：政协开会期间，国民党中常会及谈判代表团开会所讨论关于以谈判拖延时间、向沦陷区运兵以及次日谈判的对策等，均由沈连夜报告组织，从而使中共能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策划全面内战，沈和未婚夫华明之一起抄录、剪辑原件送交上级；46年4月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讨论进攻解放区的军事部署、兵力调配、战区划分、长官任免，对我兵力、特点的估测等，沈将会议记录全部抄出。另外，48年起，沈介绍其兄去联勤总部运输署，先是暗用，后进一步明用，搜集该部军区情报、上海港军运调度和各地水运情况、部队调动等军事情报。
军事方面的情报来源，还有罗柳溪。他曾任陆军总司令部少校参谋、肖毅肃的侍从参谋、海军司令部情报处代理上校科长等职，自45年10月起就开始搜集国民党军军事情报，向中共南京市委领导下的白沙、吕一峰汇报。据罗柳溪本人遗作中的回忆，包括国民党军向沦陷区运送部队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邯郸战役后国民党高层的反应、国民党接收日军战俘及武器装备汇总材料中的有关数字、46年2月国民党全国陆军整编后的《陆军战斗序列》（包括所有整编师的番号代字、团以上干部姓名、计划、现驻地、装备情况及配属特种兵部队番号等）、国防部作战厅编印，三五天出刊一期的《作战汇报》（内容是汇总全国战场对我军作战的判断和国民党军作战计划部署及各战场作战指导，还附有敌我各战场作战详图）、国民党军黄河战略、徐蚌战役作战计划、长江联合作战计划等。可见，即使郭汝瑰不在，中共对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的一举一动照样了如指掌。
另外，还有华东分局情报部情报干部林施远（施远），打入了南京国防部二厅机密印刷厂作校对。这个位置地位不高，但能接触大量密件，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林施远所获取的情报包括国防部二厅、三厅合编的绝密件《敌情》（作战双方实力部署、军队番号等，可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及对我军各战区兵力部署的了解程度，分发范围很小，仅能抄录）、日军对苏作战和对我军作战的档案材料、旧电码密本等。林施远后来还进一步打入国防部二厅任翻译。 还有华东局统战部（情报部）城工委领导的聂岳撼、王敏、陈恩钧等人，均曾获得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报。如聂任国防部少校机要参谋，曾获取的重要情报包括：《陆军战斗序列》、参谋总长办公室编写的《军事手册》（47年上半年全国各战场重要军事情况统计）、1948年参谋总长办公室编写的《中华民国三十六年陆海空军作战总结和下一年度作战计划》、每周召开的参谋总长会议记录（聂列席会议，负责记录，会后记录由保密军官送保密室存档，但聂可以凭记忆记住重要情报，回家后整理出来）等。以上这些情况说明，郭汝瑰的作用并非无可替代，中共当时有多个不同管道可以获取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方面的高层情报。当然，也不能因此就说郭汝瑰的情报一钱不值。因为，不同来源之间情报的互补和印证是情报分析的重要一环。有关熊向晖的情况也是如此。杨教授的文中认为中共中央基本没有动用熊向晖，只有1947年春胡宗南受命进攻延安这一次，才使熊发挥了作用。这种认识基本上来自熊向晖的回忆录，但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事实上，所谓中共“后三杰”——陈忠经、熊向晖、申健——都是王石坚系统下的重要情报人员，他们分别在各自的岗位上，监控着胡宗南的一举一动，时时刻刻都在起着作用。据陈忠经的未刊回忆录可知，除了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的熊向晖之外。申健先是作为陈忠经的助手，继任了西京市分团书记，随后又被提升为省支团视导室的视导，任务是视察督导各地的团务。陈、申以视察各地团务为名，进一步兼带视察各地军纪，并得到了胡宗南的赞许，了解胡部各地驻军的调动、军纪、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士气等情况，并与熊向晖等处送来的有关胡部的部署情报相核证，定期综合上报给中共中央。胡宗南的训词讲稿、重要文件、三青团组织规程等，也都是由陈忠经、熊向晖等起草的。1945年8月15日，毛主席在与康生的谈话中提到王石坚、陈忠经等人的工作时指出：“凡是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这是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由此可见，对于胡宗南情报工作的成功，既不是只靠某一个人，也不是只凭着碰巧某一次的事件。这些情报的频度，据1946年8月29日康生给王石坚的一份电报中可知，甚至达到“每天每份”的程度。
任何情报均有其时效性，必须结合多种侦查手段进行分析及综合判断。中共从打入及潜伏在国民党高级指挥机关的情报人员处，可以获取多渠道的信息进行核对分析，这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但缺陷是中共缺乏快速有效通信的手段（因在敌占区使用电台联络容易被侦破，从而造成重大损失），许多非常重要情报不得不由交通人员携带往返传递，使得有些情报有可能丧失其时效性。各战略区的情况也类似。如东北，除早期较有名的打入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的赵炜之外，较成功的还有：大连情报处发展的内线王绍文在东北剿总作战处长姜汉卿办公室任机要参谋，除汇总战报外，还负责起草给蒋介石、傅作义、阎锡山的报告和通报，以及抄清蒋介石、国防部下达的重要报告、作战计划、指令等；东北军社会部方涛小组的内线林立雄也提供过“东北敌几次军事会议的内容和作战计划”；开原情报处在东北剿总二处（情报处）任参谋的高振海，“所获敌对东北我军动向之判断，和敌军全盘之布置及其意图，我刘（亚楼）参谋长反映，认为这种情报很有价值”；东北局社会部发展的剿总作战处少校作战参谋徐文玢也提供过“卫立煌作战计划”等情报。据1948年11月东北社会部报中央情报部的《关于情报工作综合报告》中所称：“综合九个月来，我们所获得的军事情报包括战略动向、军事行动、战斗序列、兵力驻地、补充增援、编制装备等，从作用上来说，敌人在东北的战略动向和军事行动，我们从4月后基本上都能取得”。 如果这样的对敌情报工作还称不上“出神入化”，那还要怎么样才能算呢？另外，杨教授文章中对情报工作的误解还包括只将人力情报作为情报战的手段。实际上，除了人力获取情报之外，中共在技侦方面也做出过许多努力，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也是具有“战场价值”的情报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这一领域更为神秘，目前除了若干回忆录和纪念文集中稍有涉及外，大多付诸阙如。但决不意味着这些情报工作就不存在了。比如西北战场上羊马河战役前军委二局破译了胡宗南部调动的关键密电，战后毛泽东特地下令嘉奖军委二局配合作战有功的技侦人员，奖给边币100万元和两匹马。华北战场，1945年12月，中共就破译了国民党军第11战区和第34集团军的核心机密，石家庄战役后又突击破译了傅作义系统的核心机密，这一成果直到傅作义起义后仍得到运用。新四军五师突围前，组织力量破译了敌军军级、行营级密码三十余种，使敌人一切行动均在严密监控之下，1947年3月，李先念接见中原军区三处的人员时，特地对此予以了褒奖。东北方面，东总情报处于1946年初起获得技侦方面的情报，取得了秀水河子战斗的胜利。四平保卫战失利后，由于东总作战科王继芳叛变，使技侦情报来源被切断，此后在曹祥仁率领下，逐步重建，仅在秋季和冬季攻势期间，就破译敌军密码110多个，获取了大量情报。冬季攻势战后第二天，林彪特地去二局看望，并称赞“其作用不亚于几个纵队”。以上不过是极少数目前所能见到的信息，大量的材料仍未解密，但其作用已经可见一斑。总之，仅就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情报工作而言，的确可以说是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我们既不要夸大某些个人的成就，以致于得出“情报决定一切”的结论；也不要因为资料的缺乏就否认情报工作的成功。另外，不管怎样可靠的情报，都存在一个分析判断并及时加以利用的问题。我曾经就宛东战役写过一篇文章，谈陈赓大将在此役中的失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过分相信了技侦情报的可靠性，导致了决策上的误判。因此，对于情报的作用，不能轻视也不能夸大。就资料的角度来说，中共解放战争期间情报工作的史料很少见，笔者曾经寓目者包括权威机构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情报史资料汇编》，分概述、东北、西北、晋察冀、胶东、晋绥等多册，华东也曾编写过《华东情报史专题》，情报传输方面有《党内交通史料选编》等，多以回忆为主。但因为基本都是当事人的回忆，史料价值较高。技侦方面的材料，笔者所见多来自亲身参与者如曾希圣、曹祥仁、李永悌、王永浚、肖荣昌、康立泽的传记或回忆，大多较为简略，仅曹祥仁、康立泽两种较详细，弥足珍贵。有些人如陈忠经写的回忆录，因内容敏感，并未正式出版。如今后能有机会正式出版，则对于已经公开的材料，其辨证廓清的作用不容小觑。以熊向晖回忆为例，回忆录中只写了自己如何机智有才，所以被胡宗南看中。但为何熊作为一名普通的战地服务团成员，在短期内即获得胡宗南的极大信任，能登堂入室预参机密呢？熊在回忆录里没有交代。事实上，胡宗南与熊向晖的姐姐熊友榛（当时名熊彚苓）曾有恋爱关系，一度还打算结婚。据王石坚1946年5月19日给中央的电报：“503号之姊七年前与胡宗南相爱，胡宗南送她赴美深造，年前胡宗南催伊返国结婚，九月胡宗南至沪迎她相晤后，胡突然变卦促她同别人结婚，现胡令她选择对象结婚后，送彼二人出国。503姊受刺激甚剧，表示愿与最进步者结合，……”，后经王石坚等反复商议，并取得熊友榛和申健的同意，两人最终结合在一起。电报中“503号”即为熊向晖的代号，由此可知为什么熊向晖在战地服务团就被胡称之为“要好好培养的一棵小松树”，从而加意栽培、信任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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