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1989
1989年6月4日，老爸老妈要去北京。火车票时预定的。去北京计划也是预定的。
父亲在1988年初查出肺癌晚期，当时医院认为已经没有治疗价值：年过花甲，手术风险大；胸腔积水，放疗效果差。生命也许一年，也许半年，不会更长。我和妈妈自然不会轻言放弃，坚持治疗。結果，療效好得连医生也不敢相信。
但是父亲清楚，既然癌症，难有治愈。不知哪天就会出状况。所以他计划好抓住恢复健康的机会，到全国各地看望自己的老战友。
第一站：北京。出发日期：1989年6月4日晚，哈尔滨开往北京的18次特快。
那段时间，全国的城市，全国的大学大概都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中。哈尔滨也不例外，大学校园里，很多学生都去北京了。到了6月4日，白天就断断续续传来北京的信息：开枪了，戒严了。这让我非常担心，力劝二老改变行期。妈妈犹豫着，爸爸却非常坚定。身体有病，脾气没病，还是军人性情，无所畏惧：开枪又怎么样，共产党的天被翻过来了吗？老爸坚持当晚出行。我不能阻拦，又不放心，只好请假带着儿子陪他们一起去。
有外孙相陪，老人自然高兴；儿子更是兴奋异常。只有我担心到北京的情景。
6月5日清晨抵达北京，一出火车站，就傻眼了：往日全世界最拥挤最热闹的北京火车站广场冷冷清清，公车没有，打车没有，只有头戴钢盔的解放军在巡逻。
我只好找个公用电话向在黑龙江驻京办事处任副主任的大学同学求助。电话那边是大大地惊讶：啊？怎么现在来北京啊？还好，他让办事处的小车来车站接我们。黑龙江办事处在复兴门北大街，距离立交桥不远处。从长安大街开车过去，空空荡荡大街，毫无拥堵，路过中南海，红墙上有数个枪眼分外醒目。
到了办事处，同学说，办事处的旅客几乎都走光了。正好省长套间空在那里，你们就住进去吧。那时的省长套间，其实也很简朴，没什么装饰。老爸老妈住里面大间，外面一小间我和儿子住。同学再三嘱咐了一件事，不要靠窗子坐，以防被冷枪流弹伤害。
安顿下来，爸爸就打电话，电话那头又是一阵同样的惊讶：“你怎么现在过来啦？”
我叫叔叔的这位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他的妻子和老妈也是几十年“老闺蜜”，这一家是从1946年起的老朋友。国家民委到黑龙江办事处从长安大街过来不是太远。但是大路谁还走啊？老两口抄小路赶过来見我們。
一见面，不及寒暄，就赶紧打听局势。叔叔一脸沉重地摇头：之前国务院召集他们开会，就是要求站稳立场，可能会采取戒严措施。但是具体解放军进城时间，如何戒严清场，他们一概不知。作为这一级别干部，他与罗干（当时国务院秘书长）关系不错，打电话去问，沒有得到回答。
四个老人相对无语，也许也不愿意在我面前透露更多吧。他们要接我们到家里住（这也是原计划）。可是一家四口，孩子淘气，也不方便。决定先在办事处住两宿，我带孩子回哈尔滨后，老爸老妈再搬过去。
晚上，听见离我们不远处一群年轻人朝着长安大街立交桥方向在高声叫骂。几个人先喊“李鹏”，另几个人就接着喊“X你妈！”同样的话同样的方式连续骂了几次。立交桥那边就开枪了：“达达，达达达”！妈妈在房间里叹气：你们这么骂，不是引人家开枪吗？
爸爸一直很沉默，一直不表态。第二天一早，他出去散步。回来后，对我们说，我看见昨晚上被打死的人了。然后还是沉默。
我当然想知道个究竟。就跑出去，在儿童医院的大门口，地上躺着一个人，上半身被蒙住，但是双腿露着，穿了一条草绿色军裤。一只脚光着，一只脚上是一只沾满灰土的“懒汉鞋”。很多人围着，静静地。
那是1989年6月6日的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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