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东厕

在美国外出时如厕不是问题。长途汽车上有厕所，商场有，就是荒郊野外的公园也有临时的。在高速上更是隔半个多小时就有休息站，它的厕所干净得可和厨房一比。只有一次在高速上遇到麻烦。可能政府没钱了，五号公路上一连几个休息站都关门，心中那骂呀！

到九寨沟的旅游车上没厕所，遇到小镇时车会停一会儿让大家去“唱歌”。到“歌厅”要买票，记得叠溪那家是一元票。黑乎乎脏呼呼的一个胡同，也得“唱”。法国高速路上的“歌厅”也卖票，大妈就坐在门口。要是谁不买票就冲进去，法国大妈睁只眼闭只眼，不会像叠溪大叔那样认真。

时代在变，厕所也在变。但如厕这个话题也就在内急时提提，它不登大雅之堂。也在大雅之堂听过，那是政权交接时听大人在客厅讥笑土包子。说刚进城的小兵进了前朝高官的住宅，楼上楼下一逛，见识了。到处干干净净，厨房也干干净净。埋锅造饭时见楼上一有桌有盆有自来水的房间，比楼下的厨房还干净。“真是资产阶级，做饭都是楼上下米楼下烧”。“享受一次”，解下米袋往那家什中一倒，再一扳扳手就...。是笑话，也可能是
真的。出国潮之初不是有人把狗食罐头当为狗肉罐头吗？不知者不怪。

小时在金刚碑时用马桶。如何善后？佣人的事儿。想是后山挖个坑一埋或山沟里一倒。到南京和别家合住洋楼的二楼，卫生设备公用。家里也有木马桶，放在帘子后面。一次弟弟的同学来玩，疯闹一脚踩翻马桶。到父母盖房后家中才不用木马桶。那时不住洋房的百姓还用木桶。他们早上第一件事儿就是倒，往门口农民收粪的车里倒。七十年代上海的早上还可以听到格拉格拉的刷桶声。

小学上学下学往往不走西康路宁夏路的近路，而走琅琊路西头山上的远路。山上有菜地，地中有粪坑。很大很深的木桶埋在地里成的坑，粪车收来的就往里面倒。听说也有人蹲在边上如厕。这可要有些勇气，也要高超的平衡技术。我们小孩绕着走，当然有时也会淘气，站得远远的往里面扔石头看那溅起的一片。

琅琊路小学本部的厕所在拐角楼外的东南角，滑梯旁一个独立厕所。那可是课间最忙碌的地方。一次匆匆进去，出来时被一个一年级的小屁孩儿揪住。说我撞了他，把他的个什么玩意儿摔了，要赔。实在不知道是不是撞了他，也只有认栽。把仅有的一百块钱给了他。心疼呀，那可是后来的一分钱呀！灵隐路的二部的厕所在西北的墙根，男厕是一条沟。男女厕所没有标志，但我们从不走错。校长偶来，如厕居然走进女厕所。那狼狈可想而知，不过厕所从此有了男厕女厕的标牌。

在附中时有一阵男厕所是东大操场南边的一个没顶没坑的芦苇棚，在那里知道了什么是满地横流，好在只做小的不来大的。高三春节到十三陵挖水库。工地上的厕所也是没顶没坑的芦苇棚，站在外面稍高的地方处一目了然。没法，谁不干那事儿？在那里小的大的都来。在严冬季节，一切含点水分的落地后都是硬梆梆的。没有横流，但冷。记忆中只有冷，那不得不裸露的一大块在寒风中冻得发疼。

到北京住四合院，家里有卫生设备，但有人家没有。院里有公厕，见识过时传祥背的那种高高的淘粪桶。有点臭，但人和他背的桶外干干净净。

清华住的是洋楼，厕所是蹲式的冲水马桶。现代化，起码是准现代化，但有时不如农村的茅坑。人多，一层楼住了百十号到近千人，就那几个坑。早上排队上厕所是常事，一个接一个。有时断水，有时前人没冲，坑里堆成山是常事。没法，该做的还得做，山就快成珠穆朗玛峰了。这可真难为了打扫的校工。

四清在平谷的农村住了八九个月。厕所是猪圈旁边用土墙围起的西隅。没坑，里面一坨坨，一滩滩和一汪汪。有时人访问过猪再去造访。好在房东大嫂林大脚勤快，总有可以找到落脚之处。前年再去，大脚已仙逝，她儿子石头的住房已是冲水马桶。不知石头还记得他家那时的“西隅”否？我记得。

成家后住筒子楼，用楼里的公厕。户多厕少，男厕在三楼，女厕在二楼。公厕堵的问题十分严重，于是各家又用上自己家的桶。因为堵是常态，厂里就在楼外盖起公厕，隔几天让农民来淘一次。长长一溜蹲坑，直接落到下面的大坑。复古了，又大又深的坑不堵，但有时还是无法下脚。

一次出差到富阳，公路边自己长见识了。换汽车的站边有一圈带洞的座位。不是候车站，是公厕。前后左右四大皆空，想办事坐上去就行，还可以和邻座聊天。这可比上海弄堂里的小便池开放多了。在城里生活久了，没有勇气去用。也害怕落下去的“炸弹”回弹上来伤着自己。

一位欧洲的导游介绍说街上有收费的公厕，但千万不要以为交了钱就能占着茅坑不拉屎。这毛厕到时就自动开门让你大白于天下。这公厕还敢去吗？在日本遇到一个公厕，不收费。圆圆的门，老大进去后门就自动旋转关上。挺干净，挺现代化的。挺好，只是要出来时找不到开门的开关，摸了好一会才碰到开关，要不至今还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