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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和信念的破灭(4)

理想和信念的破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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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4

彭家三口谈八九学潮和六四事件

 久不去彭大明家,听说他儿子彭晓军从四川回来,在这种年月,反正没心思干事,便在晚饭后,信步向彭大明家走去。心想,如果彭晓军在,听听他在四川的经历。

彭大明在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研究俄苏文学。他是从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搞业务,到现在已经翻译了不少苏联作品,自己也写了不少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文章。在我看来,他是个很有事业心,也很有才气的知识分子。他曾几次去过苏联,在我省研究俄苏文学的学者里,他的成就是无人可比的。

我和彭大明相识,是在七十年代末,那时我在一个文艺刊物当编辑,他知道我们办的刊物发表短篇翻译小说,就把他的翻译作品投给我们刊物,他的来稿几乎是每稿必用,说明他在选材和掌握篇幅长短上,以及在翻译质量上,都相当有水平。一来二去,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彭大明的儿子彭晓军和我家大儿子在中学是同学。可能受家庭影响,彭晓军在中学时期就喜欢读书,像蔡东藩写的那些中国各朝各代的通俗演义,世界一些伟人的传记,《第三帝国兴亡》等等,他都是在中学时期读的。他不仅在校学习成绩优秀,而且还热心政治,在高中竞选学生会主席时,曾获得成功。高中毕业,品学兼优,被保送川大国际贸易系,今年读大二。

走进彭家,见晓军和他母亲宋秀英正在屋里看电视。我坐在沙发上以后,晓军的父亲彭大明也从书房走出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我问晓军,什么时候回来的,为什么没放假就跑回来啦?

晓军说,六四镇压以后,学生都跑回家了,学校里空空荡荡,等于是提前放假。

我问,听说四川成都这次学运闹得也比较凶,是不是?

他简单地向我介绍一下情况,然后说他自己:

“这次我是因祸得福——因为我是官办的学生会主席,所以没参加高自联。我是出于义愤和热情,以一个普通大学生的身份参加了游行。”他介绍了游行的学生与警察发生的冲突,他说警察用警棍和皮带抽打赤手空拳的学生,打得非常凶狠,把学生打得头破血流,有的眼睛被打瞎,可是学生抓住警察却都文质彬彬,最多打两拳。

“那些警察中不少人就是地痞流氓。”他父亲彭大明插了一句。

彭晓军并没有附和他父亲的意见,他接着说,我认为这次学运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他们的领导人自己素质不够。他们还没掌权,就内部不团结。另外,谁不支持他们,或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不和他们一道游行、罢课,就说,你等着瞧,李鹏下台以后再收拾你们……自己要求民主,对别人却不讲民主;要求自由,却不给别人自由。这说明他们对民主理念缺乏了解,脑子里的封建专制意识相当浓。彭晓军果然很有见地,见解也十分独到。可以说,一般人,还看不到这一点。说明他虽然年轻,但思想却相当成熟,很有政治头脑。

我问彭大明父子,如果学生停止绝食以后,及时宣布复课,等人大开会时再采取行动,是否可以避免这场大流血?

“不可能。”彭大明毫不犹豫地讲,“邓小平一伙于12 号已经把部队调到北京。他们设下了圈套,让学生一步一步往里钻。”

“我倒不认为是政府当局设好了圈套让学生去钻,”彭晓军反驳他父亲说,“我认为高自联自己也控制不了学运……”

彭大明对儿子的反驳毫不在意,继续说:

“共产党对反对他们的人,从来是不会手软的,即使对付学生,也是老谋深算的。你比如:开进城的军车和装甲车,要不是报废的,怎么会中途熄火?军队用的车子,一般性能都是第一流的。要不是故意制造烧军车,打解放军,抢枪支这些事件,他们还能把学潮定为暴乱吗?事情明摆在那里。”

彭大明是个学者型的人,和好朋友谈起社会问题,他从不拐弯抹角,而且充满激情。他一门心思做学问,从未申请过入党。没想到八十年代初,当他以访问学者身份要去苏联时,可能政府为了控制出国的学者,内部规定,凡出国人员最好是共产党员;倘若不是,也要争取把这些出国人员拉进党内。所以,社科院党组织便在他出国前,给他做工作,让他写入党申请书,实际上是把他拉入党内。

我问彭大明,你们最近学习情况如何?他说:

“唉,大家乱扯,不谈正题。谈到正题上也是说,解放军好可怜,学生好可怜之类的假话……”

坐在旁边的彭妻宋秀英说:

“天安门事件前,大家天天谈。出了事以后,大家再也不谈了——都怕秋后算帐。据从北京回来的人说,天安门广场上死的学生相当多,血流满地……”

宋秀英与彭大明都是学俄语的,可能是同学相识,然后相恋成为夫妻。宋秀英原来在体委,八十年代调到外事办,她多年争取入党,可是不知为什么,党组织一直没讨论她的入党问题。实际上,她属于有上进心和事业心那种女性。平日她循规蹈矩,谨言慎行,业余时间,也喜欢搞点翻译,或写点报纸上用的文章。彭大明入党以后,宋秀英说,真奇怪,我申请多年,还在组织门外;他不申请,反倒进去了。实际上,他们一家人都是聪明人,深知在现存体制里,不入党,一辈子只能受制于人,几乎永远无法出人头地。所以,晓军现在是预备党员。我估计宋秀英心理有些不平衡。所以安慰说:

“我们这一辈,已经离退出历史舞台没多远了,入不入党已经没多大意义。他们年轻人入党以后,可以改造党,把党从独裁者手中的工具,变成真正现代化的政党,成为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

“方励之号召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入党,也是这种观点。”彭大明说。

 

我转个话题,问彭大明最近在搞什么?不是说要给我们刊物写篇文章吗?

他说,最近心情不好,写不下去东西。

这与中国北方大学哲学系周向阳给我的来信中讲的一样。看来,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时,心情都是差不多的。

过了一会儿,宋秀英说,六四那天,中央电视台一位电视播音员向人们报告北京发生了大屠杀时,刚讲了几句话,图像就没了,听说她当场就被开枪打死,所以,后来就只有字幕。六月五日六日,播音员杜贤在电视上露面时,都穿着黑色的丧服,眼睛也哭红肿了……

彭晓军说,这都是主观猜测,小道传闻,不一定可信。看来,二十多岁的彭晓军的确相当成熟,很有理性。

接着,晓军说,他在学校图书馆里看过苏绍智的一篇文章,觉得给他启发很大,使他认识到人治与法制,独裁与民主在中国是个非常尖锐的现实问题。

我说,看来我和你父亲母亲是看不到中国实现民主那一天了,你们年轻一代是一定能看到这一天。

从彭家出来,只见繁星满天,夜已深。想到中国从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崩溃到现在,已经将近100年了。在这近100年里,中国人民为了实现现代化,饱经磨难,流血牺牲,死了多少人,然而,封建专制王朝却不断改头换面,阴魂不散。为什么中国人民的命运会如此坎坷?.

                                     19896 14  星期三)

 

 

陈军如介绍北京的恐怖

 

下午,我去看望陈军如夫妇。陈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学的专业是小提琴。他和我都是六十年代中期大学毕业生,他也是出身不好,再加上所谓走“白专”道路,便被分配到省内最偏僻、最贫困的县份上。不过,他比我幸运的是,他有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女朋友是他在读艺术系时的同学,专业学的是琵琶。两个人同时分下去,虽然没结婚,但这种青春时期最真诚的爱情,是让人羡慕的。实际上,陈军如也确实是个值得爱的年轻人:他为人老实厚道,平日不多言,不多语,有一句,说一句,为人可以称得上忠厚。业务上肯下工夫,成绩突出。

分到下边,还在劳动锻炼期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不知什么原因,陈军如很快被揪出来,打成“现行反革命”,据说罪状中有一条,就是他在给农民扫盲上课时,曾经讲过,说毛泽东的“毛”字,就是猪毛的毛。这在当时,是对红太阳的大不敬,加上出身不好,政治运动一来,自然在劫难逃。被揪出来以后,在积极分子的监督下,他曾经在烈日里,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拉过板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女朋友仍然没有和他分手,他们的爱情经受了考验。造反派起来之后,他才获得平反。七十年代演样板戏,市京剧团需要西洋乐器伴奏,陈军如夫妇才调回省城,他在市京剧团拉小提琴,女朋友弹琵琶。

我就是在他们从下边县份调上来以后,为了学习拉小提琴,才认识了他们。

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轰轰烈烈过去以后,运动很快变成少数对政治特别感兴趣的那些人的专业,大多数人已经对运动失去兴趣,成了逍遥派。我当时没有业务可搞,也没什么书可读,还没有女朋友,为了打发自己寂寞无聊的日子,就找了一把小提琴,登门去向陈军如请教。一来二去,彼此就成了朋友。直到彼此都结婚,有了孩子以后,两家的来往才渐渐少了。

走到他家,见陈军如正躺在床上。一问才知道,他调到师大以后,四月份骑单车由师大回家,在校园的小路上,刹那间失去知觉,突然打倒,当场就昏迷过去。住了一个多月的院,现脑震荡后遗症还没好,正在家休养。

不过,他现在讲话已经没什么障碍了。他有一儿一女,文革期间,文艺工作者几乎都没什么事情可做,陈军如就每天辅导自己两个孩子拉琴。他的儿子初中毕业,考进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书。六四前,陈军如夫妇估计北京的戒严部队要进城,他们担心儿子的安全,便委托一位在音院陪读的朋友,回昆明时,顺便把他的儿子也带回来。

头几天,这位朋友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他家。他说,这位朋友一进门,见到陈军如的第一句话就是:“真是死里逃生!”

这位朋友讲,六四后,他在北京曾经亲自跑到医院,看那些被部队开枪打死的学生和群众,他看见被打死的人都装在塑料口袋里,堆成一堆一堆的。打开口袋,可以看见死者的伤口都是用开花弹射杀的。许多人胸口是个大洞,浑身是血,惨不忍睹……

这位朋友说,北京现在是一片恐怖,所有学生都已离开学校,校园里空空荡荡……

那天,他带着两个孩子,从音乐学院出来,准备去火车站。在西单附近,亲眼看到解放军向两个行人开枪,两个人当场被打倒,在地上动了动,接着就一动也不动了——估计是死了……他吓得牵起两个孩子的手,赶忙往地铁站钻,浑身冷汗直冒,乘上地铁列车以后,心子还在砰砰直跳,心惊胆战地到了北京站,上了火车,提着的心才落下来。回到家里,觉得真是从死亡线上逃回来,……

陈军如的叙述,让人不寒而栗!仔细想来,那场景实在太可怕了,简直不敢想象。我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假如我的孩子在北京读书,那结果又如何?

“我们这里人真老实,”陈军如说,“还相信电视上那些假新闻。在北京,连小孩看了电视上的内容都喊:骗人,骗人!”

从陈军如家出来,我满脑子都是北京街头死亡的画面……

                                         1989615   星期四)

 

 

刘天开的独立分析

 

“你好!”刘天开在快下班时走进我们办公室,向我打个招呼。

刘天开是外语系青年教师,大概四十岁左右。川大研究生毕业,现教外语系的西方文学。他个子不高,戴副眼镜,平日文质彬彬,像许多性格内向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很少与人交往。

正因为他是这种性格的人,平日我与他也不过见面点点头,从未深谈过,两个人仅仅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在血腥镇压之后,大逮捕的浪潮正席卷全国,在这种白色恐怖已经来临之际,不熟悉的人,是不能推心置腹的。所以,待他坐下之后,我说,现在是少谈政治的时候了。

“彼此要是信得过,还是可以谈谈。”没想到,他今天竟说出这样一句。

我说:“因为弄不好,就是造谣。除了报纸、电视上的内容以外,其它途径的消息讲出来,随时可以被举报,举报人还可以得奖金。你没看大连那两个妇女,举报了肖斌,不是各得一千元奖金吗?”

“那种人毕竟是少数。”他淡淡地讲。

“虽说是少数,可能量很大。”

“这种人的市场已经不大了。”他说。

“你没看,现在投机分子开始活跃了……”

“这倒是。”他也承认。

“不知北京知识分子组织的知识界联合会的情况怎么样?”我问。

“报上已经公布了,定为非法组织了。

“我怎么没看到?”

“可以肯定。是和高自联、工自联的定性一起宣布的。所以我省搞一一对应,除高自联,工自联以外,我省还宣布‘文艺沙龙’为非法组织。”

“莫非也要对知识分子开刀?”

“反正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开枪屠杀学生和市民,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镇压?从延安整风到五七年反右,从胡风事件到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日子好过吗?”没想到,沉默寡言的小刘,平日好象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也没经历过什么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教的又是外国文学,心里却也如此清楚,如此明白。

小刘又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些重要报刊都大换班了。

我问他如何晓得?

“你没注意看?”他两只眼透过眼镜盯着我,意思似乎是说,你这个搞编辑工作的,也太迟钝了,太缺乏政治敏感性了。又说,人民日报从星期二到现在,一直没来。这可能就是大换班造成的。

“电视上讲,”我又换了个题目,“一些汽车和装甲车走着走着就熄火了。这些军车的质量也太差了。”

“开玩笑!”他说,“野战军的战车都是最好的。在马路上会熄火?电视录相上看都看得出,这些车都是老掉牙的军车,报废的军车。决策人用这些军车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故意让它出故障,故意让人把它烧毁。不然怎么会把学潮定成暴乱?不定成暴乱怎么好开枪镇压?然后好欺骗全国人民!”

下班时间到了。我们谈到这里,各自回家。

路上我想,像刘天开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平日不显山不露水,以为他们没有吃过苦,只关心业务,不关心政治;没想到,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竟然这样清醒,他们完全不像我们这些老家伙当年那样容易受骗上当。看来,独裁政权的谎言和欺骗,只能蒙蔽那些私心重而又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1989616  星期五)

 

  

   注:肖斌为大连市民,六四事件发生时,他恰在北京亲眼目睹了六四凌晨大屠杀的惨烈场面。后外国记者采访了他,他面对摄像头,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那个夜晚自己的所见所闻。采访肖斌的录相在外国电视台播出后,中国政府节选了肖斌接受采访时的讲话镜头,并告诉中国观众,说他是煽动和造谣者,并发出通缉令,在全国范围内抓捕他。大连两个看了电视的妇女在街上发现了肖斌,并举报了他。两个人各获奖金1000元。但据说这两个妇女因举报肖斌而出名后,受到不少恐吓信,使她们不敢前去领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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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潘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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