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和信念的破灭（4）
理想（4）
彭家三口谈八九学潮和六四事件
久不去彭大明家，听说他儿子彭晓军从四川回来，在这种年月，反正没心思干事，便在晚饭后，信步向彭大明家走去。心想，如果彭晓军在，听听他在四川的经历。
彭大明在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研究俄苏文学。他是从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搞业务，到现在已经翻译了不少苏联作品，自己也写了不少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文章。在我看来，他是个很有事业心，也很有才气的知识分子。他曾几次去过苏联，在我省研究俄苏文学的学者里，他的成就是无人可比的。
我和彭大明相识，是在七十年代末，那时我在一个文艺刊物当编辑，他知道我们办的刊物发表短篇翻译小说，就把他的翻译作品投给我们刊物，他的来稿几乎是每稿必用，说明他在选材和掌握篇幅长短上，以及在翻译质量上，都相当有水平。一来二去，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彭大明的儿子彭晓军和我家大儿子在中学是同学。可能受家庭影响，彭晓军在中学时期就喜欢读书，像蔡东藩写的那些中国各朝各代的通俗演义，世界一些伟人的传记，《第三帝国兴亡》等等，他都是在中学时期读的。他不仅在校学习成绩优秀，而且还热心政治，在高中竞选学生会主席时，曾获得成功。高中毕业，品学兼优，被保送川大国际贸易系，今年读大二。
走进彭家，见晓军和他母亲宋秀英正在屋里看电视。我坐在沙发上以后，晓军的父亲彭大明也从书房走出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我问晓军，什么时候回来的，为什么没放假就跑回来啦？
晓军说，六四镇压以后，学生都跑回家了，学校里空空荡荡，等于是提前放假。
我问，听说四川成都这次学运闹得也比较凶，是不是？
他简单地向我介绍一下情况，然后说他自己：
“这次我是因祸得福——因为我是官办的学生会主席，所以没参加高自联。我是出于义愤和热情，以一个普通大学生的身份参加了游行。”他介绍了游行的学生与警察发生的冲突，他说警察用警棍和皮带抽打赤手空拳的学生，打得非常凶狠，把学生打得头破血流，有的眼睛被打瞎，可是学生抓住警察却都文质彬彬，最多打两拳。
“那些警察中不少人就是地痞流氓。”他父亲彭大明插了一句。
彭晓军并没有附和他父亲的意见，他接着说，我认为这次学运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他们的领导人自己素质不够。他们还没掌权，就内部不团结。另外，谁不支持他们，或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不和他们一道游行、罢课，就说，你等着瞧，李鹏下台以后再收拾你们……自己要求民主，对别人却不讲民主；要求自由，却不给别人自由。这说明他们对民主理念缺乏了解，脑子里的封建专制意识相当浓。彭晓军果然很有见地，见解也十分独到。可以说，一般人，还看不到这一点。说明他虽然年轻，但思想却相当成熟，很有政治头脑。
我问彭大明父子，如果学生停止绝食以后，及时宣布复课，等人大开会时再采取行动，是否可以避免这场大流血？
“不可能。”彭大明毫不犹豫地讲，“邓小平一伙于12 号已经把部队调到北京。他们设下了圈套，让学生一步一步往里钻。”
“我倒不认为是政府当局设好了圈套让学生去钻，”彭晓军反驳他父亲说，“我认为高自联自己也控制不了学运……”
彭大明对儿子的反驳毫不在意，继续说：
“共产党对反对他们的人，从来是不会手软的，即使对付学生，也是老谋深算的。你比如：开进城的军车和装甲车，要不是报废的，怎么会中途熄火？军队用的车子，一般性能都是第一流的。要不是故意制造烧军车，打解放军，抢枪支这些事件，他们还能把学潮定为暴乱吗？事情明摆在那里。”
彭大明是个学者型的人，和好朋友谈起社会问题，他从不拐弯抹角，而且充满激情。他一门心思做学问，从未申请过入党。没想到八十年代初，当他以访问学者身份要去苏联时，可能政府为了控制出国的学者，内部规定，凡出国人员最好是共产党员；倘若不是，也要争取把这些出国人员拉进党内。所以，社科院党组织便在他出国前，给他做工作，让他写入党申请书，实际上是把他拉入党内。
我问彭大明，你们最近学习情况如何？他说：
“唉，大家乱扯，不谈正题。谈到正题上也是说，解放军好可怜，学生好可怜之类的假话……”
坐在旁边的彭妻宋秀英说：
“天安门事件前，大家天天谈。出了事以后，大家再也不谈了——都怕秋后算帐。据从北京回来的人说，天安门广场上死的学生相当多，血流满地……”
宋秀英与彭大明都是学俄语的，可能是同学相识，然后相恋成为夫妻。宋秀英原来在体委，八十年代调到外事办，她多年争取入党，可是不知为什么，党组织一直没讨论她的入党问题。实际上，她属于有上进心和事业心那种女性。平日她循规蹈矩，谨言慎行，业余时间，也喜欢搞点翻译，或写点报纸上用的文章。彭大明入党以后，宋秀英说，真奇怪，我申请多年，还在组织门外；他不申请，反倒进去了。实际上，他们一家人都是聪明人，深知在现存体制里，不入党，一辈子只能受制于人，几乎永远无法出人头地。所以，晓军现在是预备党员。我估计宋秀英心理有些不平衡。所以安慰说：
“我们这一辈，已经离退出历史舞台没多远了，入不入党已经没多大意义。他们年轻人入党以后，可以改造党，把党从独裁者手中的工具，变成真正现代化的政党，成为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
“方励之号召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入党，也是这种观点。”彭大明说。
我转个话题，问彭大明最近在搞什么？不是说要给我们刊物写篇文章吗？
他说，最近心情不好，写不下去东西。
这与中国北方大学哲学系周向阳给我的来信中讲的一样。看来，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时，心情都是差不多的。
过了一会儿，宋秀英说，六四那天，中央电视台一位电视播音员向人们报告北京发生了大屠杀时，刚讲了几句话，图像就没了，听说她当场就被开枪打死，所以，后来就只有字幕。六月五日六日，播音员杜贤在电视上露面时，都穿着黑色的丧服，眼睛也哭红肿了……
彭晓军说，这都是主观猜测，小道传闻，不一定可信。看来，二十多岁的彭晓军的确相当成熟，很有理性。
接着，晓军说，他在学校图书馆里看过苏绍智的一篇文章，觉得给他启发很大，使他认识到人治与法制，独裁与民主在中国是个非常尖锐的现实问题。
我说，看来我和你父亲母亲是看不到中国实现民主那一天了，你们年轻一代是一定能看到这一天。
从彭家出来，只见繁星满天，夜已深。想到中国从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崩溃到现在，已经将近100年了。在这近100年里，中国人民为了实现现代化，饱经磨难，流血牺牲，死了多少人，然而，封建专制王朝却不断改头换面，阴魂不散。为什么中国人民的命运会如此坎坷？.
（1989年6 月14日 星期三）
陈军如介绍北京的恐怖
下午，我去看望陈军如夫妇。陈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学的专业是小提琴。他和我都是六十年代中期大学毕业生，他也是出身不好，再加上所谓走“白专”道路，便被分配到省内最偏僻、最贫困的县份上。不过，他比我幸运的是，他有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女朋友是他在读艺术系时的同学，专业学的是琵琶。两个人同时分下去，虽然没结婚，但这种青春时期最真诚的爱情，是让人羡慕的。实际上，陈军如也确实是个值得爱的年轻人：他为人老实厚道，平日不多言，不多语，有一句，说一句，为人可以称得上忠厚。业务上肯下工夫，成绩突出。
分到下边，还在劳动锻炼期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不知什么原因，陈军如很快被揪出来，打成“现行反革命”，据说罪状中有一条，就是他在给农民扫盲上课时，曾经讲过，说毛泽东的“毛”字，就是猪毛的毛。这在当时，是对红太阳的大不敬，加上出身不好，政治运动一来，自然在劫难逃。被揪出来以后，在积极分子的监督下，他曾经在烈日里，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拉过板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女朋友仍然没有和他分手，他们的爱情经受了考验。造反派起来之后，他才获得平反。七十年代演样板戏，市京剧团需要西洋乐器伴奏，陈军如夫妇才调回省城，他在市京剧团拉小提琴，女朋友弹琵琶。
我就是在他们从下边县份调上来以后，为了学习拉小提琴，才认识了他们。
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轰轰烈烈过去以后，运动很快变成少数对政治特别感兴趣的那些人的专业，大多数人已经对运动失去兴趣，成了逍遥派。我当时没有业务可搞，也没什么书可读，还没有女朋友，为了打发自己寂寞无聊的日子，就找了一把小提琴，登门去向陈军如请教。一来二去，彼此就成了朋友。直到彼此都结婚，有了孩子以后，两家的来往才渐渐少了。
走到他家，见陈军如正躺在床上。一问才知道，他调到师大以后，四月份骑单车由师大回家，在校园的小路上，刹那间失去知觉，突然打倒，当场就昏迷过去。住了一个多月的院，现脑震荡后遗症还没好，正在家休养。
不过，他现在讲话已经没什么障碍了。他有一儿一女，文革期间，文艺工作者几乎都没什么事情可做，陈军如就每天辅导自己两个孩子拉琴。他的儿子初中毕业，考进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书。六四前，陈军如夫妇估计北京的戒严部队要进城，他们担心儿子的安全，便委托一位在音院陪读的朋友，回昆明时，顺便把他的儿子也带回来。
头几天，这位朋友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他家。他说，这位朋友一进门，见到陈军如的第一句话就是：“真是死里逃生！”
这位朋友讲，六四后，他在北京曾经亲自跑到医院，看那些被部队开枪打死的学生和群众，他看见被打死的人都装在塑料口袋里，堆成一堆一堆的。打开口袋，可以看见死者的伤口都是用开花弹射杀的。许多人胸口是个大洞，浑身是血，惨不忍睹……
这位朋友说，北京现在是一片恐怖，所有学生都已离开学校，校园里空空荡荡……
那天，他带着两个孩子，从音乐学院出来，准备去火车站。在西单附近，亲眼看到解放军向两个行人开枪，两个人当场被打倒，在地上动了动，接着就一动也不动了——估计是死了……他吓得牵起两个孩子的手，赶忙往地铁站钻，浑身冷汗直冒，乘上地铁列车以后，心子还在砰砰直跳，心惊胆战地到了北京站，上了火车，提着的心才落下来。回到家里，觉得真是从死亡线上逃回来，……
陈军如的叙述，让人不寒而栗！仔细想来，那场景实在太可怕了，简直不敢想象。我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假如我的孩子在北京读书，那结果又如何？
“我们这里人真老实，”陈军如说，“还相信电视上那些假新闻。在北京，连小孩看了电视上的内容都喊：骗人，骗人！”
从陈军如家出来，我满脑子都是北京街头死亡的画面……
（
刘天开的独立分析
“你好！”刘天开在快下班时走进我们办公室，向我打个招呼。
刘天开是外语系青年教师，大概四十岁左右。川大研究生毕业，现教外语系的西方文学。他个子不高，戴副眼镜，平日文质彬彬，像许多性格内向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很少与人交往。
正因为他是这种性格的人，平日我与他也不过见面点点头，从未深谈过，两个人仅仅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在血腥镇压之后，大逮捕的浪潮正席卷全国，在这种白色恐怖已经来临之际，不熟悉的人，是不能推心置腹的。所以，待他坐下之后，我说，现在是少谈政治的时候了。
“彼此要是信得过，还是可以谈谈。”没想到，他今天竟说出这样一句。
我说：“因为弄不好，就是造谣。除了报纸、电视上的内容以外，其它途径的消息讲出来，随时可以被举报，举报人还可以得奖金。你没看大连那两个妇女，举报了肖斌，不是各得一千元奖金吗？”
“那种人毕竟是少数。”他淡淡地讲。
“虽说是少数，可能量很大。”
“这种人的市场已经不大了。”他说。
“你没看，现在投机分子开始活跃了……”
“这倒是。”他也承认。
“不知北京知识分子组织的知识界联合会的情况怎么样？”我问。
“报上已经公布了，定为非法组织了。”
“我怎么没看到？”
“可以肯定。是和高自联、工自联的定性一起宣布的。所以我省搞一一对应，除高自联，工自联以外，我省还宣布‘文艺沙龙’为非法组织。”
“莫非也要对知识分子开刀？”
“反正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开枪屠杀学生和市民，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镇压？从延安整风到五七年反右，从胡风事件到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日子好过吗？”没想到，沉默寡言的小刘，平日好象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也没经历过什么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教的又是外国文学，心里却也如此清楚，如此明白。
小刘又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些重要报刊都大换班了。
我问他如何晓得？
“你没注意看？”他两只眼透过眼镜盯着我，意思似乎是说，你这个搞编辑工作的，也太迟钝了，太缺乏政治敏感性了。又说，人民日报从星期二到现在，一直没来。这可能就是大换班造成的。
“电视上讲，”我又换了个题目，“一些汽车和装甲车走着走着就熄火了。这些军车的质量也太差了。”
“开玩笑！”他说，“野战军的战车都是最好的。在马路上会熄火？电视录相上看都看得出，这些车都是老掉牙的军车，报废的军车。决策人用这些军车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故意让它出故障，故意让人把它烧毁。不然怎么会把学潮定成暴乱？不定成暴乱怎么好开枪镇压？然后好欺骗全国人民！”
下班时间到了。我们谈到这里，各自回家。
路上我想，像刘天开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平日不显山不露水，以为他们没有吃过苦，只关心业务，不关心政治；没想到，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竟然这样清醒，他们完全不像我们这些老家伙当年那样容易受骗上当。看来，独裁政权的谎言和欺骗，只能蒙蔽那些私心重而又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
注：肖斌为大连市民，六四事件发生时，他恰在北京亲眼目睹了六四凌晨大屠杀的惨烈场面。后外国记者采访了他，他面对摄像头，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那个夜晚自己的所见所闻。采访肖斌的录相在外国电视台播出后，中国政府节选了肖斌接受采访时的讲话镜头，并告诉中国观众，说他是煽动和造谣者，并发出通缉令，在全国范围内抓捕他。大连两个看了电视的妇女在街上发现了肖斌，并举报了他。两个人各获奖金1000元。但据说这两个妇女因举报肖斌而出名后，受到不少恐吓信，使她们不敢前去领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