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水平比中国高出那个数量级？
大家都觉得中国整个新闻媒体都是被政府严厉控制，只行驶一个喉舌的职能，中国新闻管制，是有那么一回事，但说都是喉舌也过头了，虽然不能对习近平大逆不道，对党也不能半点忽悠，国内批评政府的声音还是不少的，不同意见也常见，当然这有底线，很多话不能说，很多话题不能碰，真正的党媒（人民日报、求是、央台）控制得比较紧，微信微博删帖很严厉，都是现实，但世界很大，能说的不少，这些声音中国都有。
相反西方媒体自由、言论自由是真的。媒体自由，大家都相信媒体是民主的支柱之一，媒体在西方民主化进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媒体的独立是政府资本腐败得以曝光的唯一渠道，正是有了媒体的监督，才使每一个平民百姓心里踏实些。言论自由，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有些底线，如否认犹太人大屠杀，称颂希特勒、纳粹，宣扬黑人或有色人种是劣等人，公开鼓动对某一类群体进行歧视迫害之类底线不能过，其他言论你总能找到说话的地方。不过像我这样胆小的，知道言论自由是美国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力也不敢对敏感话题非议国事，如911后反对美国出兵是要被抓起来的，国家都到了危急时刻，你还敢不爱国？不爱国可是犯罪，不是白人，说出来更是该死。现在在美国你是个华裔就是嫌疑犯，幸好我没什么本事，否则联邦调查局早就上门了。但是不论怎样，我读的大多是西媒，对其质量一般是放心的，就是说可以相信在西媒你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直接把黑说成白，每个人的偏见是难免的，媒体作为一个机构的偏见也是难免的，什么通过伪证否认气候变化，诋毁对方，甩锅，把对方说成人类公敌都是允许的，但只要你脑子有根弦，就能从西媒报道中有个大概了解。
当然现在世道变了，“主流媒体”不再主导一个国家的言论，另类声音异军突起，这也反映了媒体的衰落，大家不再简单相信这些被公知率领的机构的言论，这种衰退是一个事实，跟我说什么没任何关系，这大概是大家发现每十个报道总有那么一个不对劲，这就与媒体自我标榜公正客观地报道事实接不上，因为如果一个人诚实，大家觉得她（他）必须总是诚实，而不能只是基本诚实，时而日久大家就怀疑起来了。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正规的媒体大多是有记者专业的，当一个记者是有一定职业道德的，宣誓绝不撒谎造假，细致到采访一个人如何证明对方可靠，如何保护对方的身份，采访一个人够不够，怎样核实等等，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对比于中国记者必须通过对党和国家政策了解程度的测试，西方更强调媒体在社会中那一种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责任，基础是良知，价值和基本法律，而不是中国的对“国家民族”负责。
这是中国在西方媒体前拿不到话语权的原因吗？当然不是，中国在西方媒体前拿不到话语权是必然的，因为那不是你的媒体，别人是不会为你说话的，跟你是不是好人没关系，拿不到话语权是因为西方媒体充斥全世界，全世界都是西方的声音。不过以前大家觉得西方认可就是好，不认可就值得自卑，现在大家这么想的不多了，拿不到话语权也不必自卑。
为什么呢？
在“民主”“规矩”“制度”“价值”“良知”后面，有这么一个现实，大家都是人，人就得像人那样活着，吃住行，喜怒哀乐，吵架骂街，八卦闲话，事业，“新闻报道”再高尚也只是一个行业，你不能天天高谈价值良知，你得调查采访撰稿发表，然后拿工资，自己生存，养家糊口，还要考虑加薪、晋职，名望、地位，行业就像其他任何专业一样，是一份工作，这是为什么名列前茅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专业硕士要花十几万才能到手，媲美藤校的商、法学位，因为那是一个招牌，跟普世价值的理想没什么关系。而新闻报道作为一个事业单位也得有收入来源才能维持下去，现在“读者”世界越来越不屑于花钱来买教训，那么这些经费就只能来着“赞助”，赞助商和拥有新闻机构的企业就是“新闻”媒体的老板，言论自由也就带上了问号。
在西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有多大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我想用一个记者亲身的经历来加以说明，依据是他在《大西洋月刊》的长文【1】。
前合众社记者弗里德曼（Matti Friedman）
他说的是现在充斥了世界媒体的以巴冲突世界，现在的西方媒体绝对不是站在一旁以冷静客观的眼睛来观察冲突的局势，而是这场冲突的积极参与者，（西方）媒体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价值观，这种积极参与就使得他们的报道带有一定的偏见。
他原来是合众社的记者，一直在中东报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弗里德曼用了一张照片来说明他的意思，这是一个在（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一所巴勒斯坦大学的学生示威，显然学生们是为了抗议在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永无天日的惨景和他们誓与以色列斗争到底的决心，但他们的方式是扮成纳粹，这是个很极端的方式，因为纳粹曾屠杀过犹太人。当时小编都觉得“上镜”（strong），但《合众社》最终决定不报道，因为它“没有新闻价值”（not news worthy）。这么极端的示威都没有新闻价值？那什么才有？
这就带到媒体面临的一个现实：“民主与专制”“规矩与混乱”“制度与潜规则”“价值与利益”“良知与愚昧”，“正义与罪恶”，“道德与邪恶”，最后还是归咎到这么一个决定：报道还是不报道。
整个在以色列报道以巴冲突的西方媒体【2】都已经形成一种共识，以巴冲突中是以色列的过错，以色列是坏人，巴勒斯坦是受害者，以巴冲突中心体现了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已经完全丧失了基本道德底线，一切报道都要张扬这一主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与之无关的事件就偏离了主题，就没有新闻价值。
弗里德曼对此有两个解释，一是当报道变成了一个职业，你那些价值观其实都是狗屁，小编要早8晚5，你也急着交稿后与朋友们到酒吧碰头，什么价值的，世界这么复杂，疏忽、遗漏、偏见都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也是，可弗里德曼说那你就天真了。
他有第二个解释。新闻，重来就不是新闻，而是新闻报道，就是说写的那些文字，所以新闻讲的不是新闻本身，而是记者看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记者的人生经历和看法，她的态度，都对此有影响，大家相互之间也有影响。在以巴这么一个环境，一个小天地，大家彼此相识，常常串门交心，成了个朋友圈，物以类聚，大家说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到什么地方，关注什么消息新闻，什么热，什么火，什么过时，哪有线索，哪有关系，哪是浪费时间，谁跟谁好了，谁跟谁闹翻了，大家彼此学习相互影响，结果大家都想的差不多，不同的也给同化了，这才使得那么多完全不同，独立的新闻媒体报道出的基本是同一个声音。
西方记者都是在冷战结束后的普世价值环境下长大的，对他们来说，西方价值高于一切，不是说全世界只有将之接纳才有出路，那落后了，而是说他们完全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傻到不急着全面接纳西方价值体制，这种思想与西方的“白人救世主情结”（White-Savior Syndrome/Complex）【3】是同一个模子里打出来的，结果西方记者和在当地的西方非国家机构（NGO）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出发点，记者公开崇拜那些为拯救弱小族体而献身的人，报道也成了为他们发声的渠道，西方记者不再担心对西方非国家机构的态度是不是公正，基本上成了西方非国家机构的喉舌，结果非国家机构想要说的，通过极据同情心的记者成了事实，成了良知的反应，非国家机构成了正义的代言人。这种惺惺相惜成了日后事业的晋升渠道，记者到了非国家机构，非国家机构职员当一把记者，大家相互提携，共同获利，政府，非国家机构，公民，都不知不觉成了“普世价值帝国”的一员。
弗里德曼发现（西方）记者对这些西方机构的态度是完全顺从，没人去质疑西方机构动机、言辞和行为，出了错也是他们的辩护者，大家都是盟友，联合国和西方非国家机构的职员，外交官，记者，这群西方人道主义捍卫者成了当地经济的主要赞助人，他们一边报道战火中的以巴世界，一边在高尚旅店、外交使团基地享受自己的社交，没人把这看成“事业”，就是一份工作，搞好关系，以后找到更好的机会多得是。
这个圈子里大家注重什么，有什么规矩呢？这个规矩就是仇以亲巴，你有自己的一套？对不起，你另谋高就。这种风气一代传一代，如果你是个新记者，刚到一个地方，你怎么办？只能从前辈（已经在此地工作一段时间的记者）哪儿学，从已经在当地的其他机构的人学，怎么可能高高在上呢？你自以为有一套，可如果别人连消息都不给你，怎么当记者？所以你只能循规蹈矩，接受大家共同遵守的信条，对当代政治略知一二的人知道，这就是“政治正确”，别说你不该说的话。弗里德曼通过自己的经验说道这么一个残酷的现实，报社派你去一个地方报道，不是因为你有激情，对那个地方特别了解，而是一份工作，就是需要那么一个人去，选上你是运气，你到一个陌生之处，谁能帮你都是救命稻草，怎么敢不敬？在这种环境下，说什么，怎么说，找谁说，谁是谁非，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都已经有了共识，西方政府，非政府，媒体的共识，你要是老老实实成为这个圈子的一员，事业就有保障了，安稳的生活，搞好关系以后还能有其他机会，巴勒斯坦人的死，以色列人的伤，都只是文字，都是职业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新闻报道”就是西方把自己的慈悲施舍给全世界的一条胳膊，一个喉舌，西方在各地的代表，政府非政府，都是权威的象征，西方媒体绝对不会对之质疑，而且代表各种机构的人员说不定以前就是记者，或者是朋友，置信度就更高了，即使记者不是白人，很多场合下也是西方教育的，西方的信念，这一点你可以从美国所有媒体哪儿见到，从政府引用的官宣内线无一例外是作为事实、定论来加以报道的，这跟中国并没有区别。
在以巴，西方媒体基本上成了为巴勒斯坦人争取权力的一个组织，我也觉得巴勒斯坦需要更多的人和组织为其争取权力，但媒体充当这个角色是不是适当呢？这就不由得联想起西媒对中国的报道，确实中国人不能不对西方报道恼火，西方媒体即使是实事求是，报道的都是事实，但通过报道事件的选取，着重点，文字，你可以得到一幅完全与当地实情不符的图像，正面报道中国可能会“伤害香港人民或台湾人民的感情”，所以不能报道；新疆经济发展与种族灭绝不兼容，所以不能报道；中国抗疫成功是给专制唱赞歌，所以不能报道；中国人的人性间接证明中国政府政策的成功，所以不能报道；中国疫苗出口贬低了美国的领导地位，所以不能报道。这就是“有没有新闻价值”这一看上去技术性，其实影响到全世界对某人，某事，某个国家和某个人民的看法的真正含义。多年前《人权观察》被其发起人痛斥，说《人权观察》偏见，中东这么多专制国家，单挑以色列，弗里德曼说他曾经就此写了一篇报道，言辞温和，但还是被小编拒发，客观公正绝对不是第一原则，凡是在如“人权”“民主”“平等”之类大原则上的事件，西方媒体的潜规则是只能正面报道。
西方媒体是在一种近亲婚姻血缘关系下的单一思维的群体，这不仅仅是中国有意见，第三世界对西媒这种高高在上的的态度也是恨透了，一个非裔作家【4】对《纽时》的一篇冠疫非洲抗疫报道做了个评估，报道非洲一个非洲人都没采访，全是引用在美国的“专家”，完全不了解非洲却对非洲指手画脚，哪门子报道？
弗里德曼回忆美国媒体的几件往事，二战报道就是在美国政府全面管制下进行的，全是正能量报道，不利的都加以隐瞒，而且这种正能量报道却被冠以“真实全面”的姿态来教育全国人民。当时美国为了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抗日，在美国给蒋介石做了一番清洗，把蒋描述成抗日英雄，六次上《时代周刊》封面，对其腐败一字不提，这个事件在美国都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中国大骗局（Great China Hoax）。对弗里德曼来说，这解释了西方媒体的潜规则，那就是媒体有一个使命，不是公正地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而是引导世界往一个方向发展，这个方向自然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了，只是这种公平正义是他们自己眼里的那种，任何与之冲突的事件、观念，都不能被主流所接受，在香港，没有暴力，只有暴政成了西方掩盖香港暴徒的统一口径。
弗里德曼【5】无疑在给以色列说话，当然他的出发点是他亲临的记者经历，西方为了攻击以色列而作的选择性的报道，尤其是他在为以色列指责哈马斯以人肉盾牌来给以色列栽赃是有根据的，哈马斯就是这么做，而媒体也与哈马斯串谋，站在哈马斯一边诋毁以色列【6】，看来以色列把《合众社》大楼给炸了，是事出有因。
西方媒体水平比中国高，高在哪儿呢？中西都是坚持高级红，反对低级黑，西方高明之处，是不时的来个高级黑，这么一来，公正就来了。你要是问我中西媒体那个公正，那我肯定说西媒，不过中国是宣传，西方还是宣传。西媒的高明，在于说什么，怎么说，找谁说，谁能说，都是看不见的潜规则。
【资料】
【1】《大西洋月刊》What the Media Gets Wrong About Israel
【2】美国媒体除外，美国媒体相当大部分积极站在以色列政府一边，因为美国政府内支持以色列的声音很强大，媒体通常成了美国政府的传声筒。
【5】相信他是犹太人（名字就是）。
【6】我是站在哈马斯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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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笨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