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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起义几个问题的真相(3)

百色起义几个问题的真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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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路线错误问题

1930年5月邓小平由东兰到河池和陈豪人会合。这以后,邓小平是前委书记兼七军政委;张云逸为七军军长;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

邓小平在
《七军工作报告》中写:“七军党的组织:……前委在河池代表大会改选名单为:邓斌、陈豪人、张云逸(军长)、李谦(师长)、袁振武(团长)、许卓(团政)许进(师政)、李朝纲(士兵)、黄一平(团政)……”

关于路线错误:

陈豪人的“七军工作总报告”中,关于七军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接受“立三路线”认识到:“邓拔奇从中央来,正是‘立三路线’全盛时代,他带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的精神,向七军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因此,……对于目前政治形势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

中央南方局给七军的指示,是要七军在夺取广州,完成南方革命胜利的总路线之下,迅速向柳州桂林发展,……

大会通过了以上‘立三路线’的指示,乃给予七军前途以许多危害。


邓小平在
《七军工作报告》中,也如实写道:

“十月二日在平马开了一个前委会议,拔奇同志出席,报告六月十一政治局的决议,
我们接受了这个路线……”

“河池会议完全在接受立三路线下开的,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

“我相信即使立三路线没有传达到七军,七军一路仍是会犯不以群众为中心而以军事为中心的错误,这仍然是走了立三路线……”

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谈到立三路线时,承担了责任:“……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收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但毛毛书中却说:“
 邓岗和陈豪人,对于在红七军中推行‘立三’‘冒险主义’对于红七军的一再失利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毛毛不顾事实将责任全推给邓岗和陈豪人,有失公正。

邓毛毛还写道(会议时间在
193010月):“在会上,中共南方局代表邓岗(拔奇)坚持遵照立三中央的指示,让红七军首先攻打柳州。……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也积极支持这一主张。”毛毛又写道:“……这时中央代表邓岗和龚楚、陈豪人等指责邓小平违反中央命令,坚持要先打柳州的方案。”“红七军前委内部,从未消除过分歧,按父亲的话说,就是一路上天天吵,吵了一路!”

但从邓小平在
《七军工作报告》中写道:“……不过我们认为执行此路线不是先下柳州,而是先取得桂林,因为下桂林后才能与外面政治影响联系起来。同时估量到打柳州的困难,也必须以桂林为中心向柳州推进才有可能,不过在庆远、融县应创造相当基础,对柳州取一个包围的形势。”

就是在毛毛的书中,也有这样的诉述:“最后,在会上,父亲提出,由河池到东南的柳州,隔着一条大江,不好打,可以先打东北
面的桂林,然后再打柳州。这一意见取得了多数代表的同意。”

由上可见,邓小平领导的前委虽有意见分歧,但仍然执行的是以攻打大城市为中心的立三路线。

顺便再说一下,毛毛描写的领导层的“矛盾尖锐”情况,与事实不符。

尽管党内意见有分歧,但邓与陈的工作还是配合得很好的,在右江,邓小平、陈豪人深入基层,
邓小平在1931429《七军工作报告》中,谈到有的县“……党的中心是在极少数知识分子手,他们的基础多是破产的地主富农……且逐渐新豪绅化,把持了党及政权、军事机关,派人去改造他们可以阻止你与群众接触派去的人实在太弱常常把他们没办法,后来我和陈豪人自己下去,虽有相当成绩,但因干部缺乏每县找不出一个中心我们也不能常在下面,故甚困难,……”。

可看出,邓对陈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更不存在毛毛书中所说的“红七军的指挥权,又重新回到了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手中。”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p.261

曾有不少论著认为
3011月上旬邓被撤销前委书记职务。经考证,认为当时邓小平并没有被撤销前委书记职务。(陈欣德《关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若干问题的考证》  中共党史研究1994.1期)

19305月份邓小平和陈豪人河池会合之后,邓小平就一直担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职务。河池会议以后,邓小平更是兼任了红七军战斗力最强的十九师的政委,根本就不存在红七军的领导权被剥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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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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