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与今天的中美贸易战（五）
中英之间发生的这场战争是一场广义的文化冲突。英国希望的不是把中国当作殖民地来统治，而是要中国继续保持原来的主权国家，但要按照英国方式在法治精神下进行国际交往和自由贸易，因为这将为英国的商业利润打开门户。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中国古老的社会中进行一场革命，而这一点当然要遭到坚决的反对。这种对西方文化及意识形态的抵制一直持续到现在。《南京条约》的签定者，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也是后来第一任香港总督，在签字仪式结束后的宴会上，对中方代表穆彰阿和耆英说，英国强大的真正原因是“自由的制度和商业”，中国也可以效仿。那两位满洲亲贵没有用现在已经听腻了的论调＂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国＂回击，因为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这场战争和现在中美之间爆发的贸易战在起因上类似 －－都是由大量的贸易顺差引起的。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二十年，中国对英国的顺差每年是三百五十万元西班牙银元。中国现在每年对美国的顺差额就先不提了。造成中国对英贸易顺差的原因是封锁国门的政策，为此而采取的手段比如高关税、限制外商投资、政府垄断进出口等等建立贸易壁垒，多少也和现在的情况类似，只不过现在不是为了闭关锁国，至少在全球商品流通方面没有这个国策。
假如清政府能听懂璞鼎查的话，愿意用贸易让国库的钱增加，那么当时的中国人手里的牌其实比现在要好，当然这场战争也就不会发生了。当时中国的GDP是世界第一，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份额，虽然这个国家没有一点工业化迹象，是实实在在的农业国，并且武力完全和英国不在一个等级上。但自由贸易的好处就是不论强国弱国，工业国还是农业国都可以从中受惠，这个从中国后来改革开放的这段历史就能证明。78年中国依然是个弱国，经济上已是弱的不能再弱了，军事上和美国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91年海湾战争时解放军的将军们观看完录像，人人吓的脸白，好半天有位将军说出一句话：＂假如哪天战争发生在我们这里，我们拿什么和他们打啊！我们还在人民战争小米加步枪的年代！＂在那之前８２年的英阿马岛战争就震撼了邓小平，从那以后加紧国防科技建设，直到今日中国在军事上也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这些都不影响赚钱。七十年代末打开国门后中国人财富增加的速度有目共睹，证明了贸易是不论强弱都可受惠的事。
无论按经济学的相对优势还是绝对优势衡量，以前的清政府相对于英国，在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上都处在优势。从需求上看，中国所出口的茶叶、瓷器和丝绸，的的确确是西方趋之若鹜又无可替代的 －－这些东西在当时只有中国生产，而现在，你几乎找不到什么是完全依赖从中国进口的，这使得贸易战打起来时，中国出口厂商不得不发表告诫外国人的文章－－＂你可以不从我这里进口成衣，但你知道么？越南产的牛仔裤连裤腿都不一边长！印度产的衬衫连商标上的字都印错，因为他们的劳动力基本上是文盲！＂
让清朝人意识到打开国门自由贸易的好处当然是异想天开，即使意识到了经济上有好处，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的浸染也将被严格地抵制，而假如这些还伴随着＇炮舰外交＇，就更令人产生屈辱感和仇视感 －－承认自己打不过西方是太羞耻的事，因此由武力保驾护航而来的商品、文化、信仰、制度，都天然带有缺陷，谁也不愿意被强迫着接受对方的东西，哪怕那真的是好东西。这就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为什么你非要在我弱的时候强行打开我的大门和我做生意，为什么你不等我自己完成工业化进程，等我和你一样强大了，再来和我自由贸易。很简单，因为按照中国自己的节奏发展，是永远等不到那一天来临的。这里涉及的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的经典议题，对此的回答有许多种，最普遍的看法，不是中国人不会发明蒸气机，而是中国缺乏制度的保障 －－ 缺乏捍卫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意识和为此而设计出的制度。
“The poorest man in his cottage, may bid defiance to all the forces of the Crown. It may be frail; its roof may shake; the wind may blow through it; the storms may enter; the rain may enter, but the King of England cannot enter, all his forces dare not cross the threshold of the ruined tenement.(Private poverty under Common Law—William Pitt, Earl of Chatham)”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个写进英国宪法的保护私有财产的精神，保障了英国率先进入工业革命。有了宪法保障，小业主们可以放大胆子追逐财富。想要财富最大化就必须保持竞争力，想要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创新，于是各种科技发明争相而至，而想要创新出成果又必须大胆投入，而大胆的前提又是必须有法律保障你将来好不容易搞出来的成果不被＇共产＇了去，法律保证你不是养肥了就杀的猪。反观中国，不是没有大量出现手工作坊，明中晚期的纺织业规模不比同时代的英国小，可只要你稍微做大了点，你就不得不依附于官僚阶层，否则随便一个税就能把你瞬间打回赤贫。普天之下全是王土，你一针一线都是别人的，你刚搞出点东西就被别人拿走，你还有多少发展科技的热忱？直到今天的私人企业主，也还是没有摆脱这个困境，安全感上甚至比明末更糟－－那时候不过是沦为统治者的附庸，现在竟沦为他们的白手套。
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的十多年中，清政府的对外政策调整为古老的＇羁縻＇。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羁，马络头也；縻，牛蚓也，引申为笼络控制。实行羁縻政策的地区名义上从属朝廷，实际由当地原住民首领自行统治。说白了就是土司制。清廷把新口岸上的外国领事视为土司，希望用＇羁縻＇之法，将他们驯化。虽然1842年的那场战争＇偶然失败＇，中国这个万方共主之国却没有在精神上低下头。清廷派出的＇督办夷务＇的官员，天天使出整套的传统伎俩与＇夷人领事＇虚与委蛇。他们试图在外交礼节和名词术语方面使其外国对手处于下风：譬如说，会谈只许在货栈那种令对手感到屈辱的环境中进行，或者只许同低级官员进行。当被迫作出让步时，也只把它当作君恩，是清国大皇帝施予外国人的仁政，而不承认这是外国人本就该享有的、条约规定好的权利。军事上的虚弱而文化上的优越使清朝的外交官员自动成为两面派，在面对外国人要求履行条约进驻通商口岸时竭力迎合，满口答应，私下里却百般阻挠拖延抵制，结果是广州十多年都没有让英国人进去。
在抵制的过程中，煽动广州乡民的排外情绪起了重要作用。如此看来我们今天的人实在是无能－－所有的手段都是我们老祖宗玩剩下的，不过改了个形式，把＇乡勇＇变成了＇水军＇。根据《南京条约》第二条，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白纸黑字给予了英国人居住在广州城的权利，但无论从皇帝到两广总督耆英，再到广州老百姓，都对英国人打心眼里腻歪，看到这些蛮夷，就勾起了创伤心理，一种很不舒服的回忆。天天面对他们，岂不是天天被提醒自己是战败者这个事实。所以直到南京条约签定的第五年，在广州经商的三百名外国人依旧被限制在号称十三行的老区，大约八百英尺的滨江地段以内，而本应在广州城里建立的领事馆连个影都没有，英国派过来的公使及政府官员一直被堵在城外，说什么不让他们进去。
拒绝外国人进城成了广州人民反抗外族入侵的标志。这其间不断爆发冲突，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英国人说建立领事馆是条约规定给我们的权利，中国民众说我们不承认什么条约，你进来就是侵略。两广总督耆英一面极柔和地安慰英国公使德庇时爵士，一面授意乡勇们当炮灰，要他们出于爱国的目的自己武装起来赶跑英夷。耆英用来拖延的手段令人叹服。面对德庇时爵士进城的要求，先是说并非我不让你们进来啊，你看现在民意那么激愤，中国老百姓对你们那么不友好，你们在十三行的商馆被石块打破窗户，经常爆发殴打和骚乱，你给我时间让我安抚民众…几年过去英国人又要入城，耆英说给你们建馆的钱不够，你再给我两年…这其间耆英与英国人积极发展私人友谊，甚至认了香港总督璞鼎查的儿子做干儿子。他给璞鼎查写信，说十分喜爱这个孩子，还要带他到北京去觐见皇帝，还给那孩子起了个中文名字。＂从今天起，他就是我的养子弗里德里奇·耆英·璞鼎查了！＂
英国人看在和耆英的私人交情上不好太逼迫他，然而民众对他们的敌意与日俱增。1847年初六个英国商人被广州乡民杀害，耆英马上逮捕了凶手给英国人一个交代，好不容易把这事抹平；紧接着4月份暴乱再起，这次中国人连十三行也不让英国人住了。商馆里的英商自卫，双方不断朝对方扔石头。城外的英国公使德庇时爵士终于再一次诉诸炮舰外交，把英国的战船从香港调来进攻虎门炮台。36小时内，英武装力量打哑了清朝827门大炮，进入广州，夺回了十三行。可他们能够取得的最大成果仍然是耆英口头答应广州城门两年后一定向他们开放。＂就两年！决不食言！＂英国人没辙再次退出广州，横竖这么多年都等了，不在乎再等两年。他们不知道的是，耆英马上就要调回北京了。等自己一离开这个位子，所有承诺都会随着他的消失化为子虚乌有。
耆英于1848年上半年被召回，其继任者为汉人徐广缙。徐奉行的是依靠民众排外情绪的政策，亦即＂民心可用＂，他本人把对英国人的仇视摆在了明面上。由于他代表的是官方，英国人大失所望－－以前他们至少可以认为，不让他们进城并非政府的意思，只是老百姓思想太保守。
失望之余英国人做了最后的努力，1849年（就是耆英承诺的两年以后的那个年）再次要求清政府履行诺言，徐广缙在全城及乡下动员民兵十万人，成功以武力驱除了英国人。这种高昂的反抗外国的民气受到清帝的嘉许。总督徐广缙与那位表面上气壮如虎的巡抚叶名琛轻而易举成了民族英雄，这更激励了他们的斗志，屡屡驳回英国人的照会，＂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置英国人的交换条件于不顾，极力维护民众意愿，甚至中断贸易，修炮台，募军队，强硬摆出英勇斗争的态势。
叶名琛在历史上以＇六不＇闻名。对待外国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这里有一个细节比较有意思。在面对西方时，汉大臣的表现通常比满大臣强硬的多。无论是徐广缙、叶名琛还是前面的林则徐，都比同时期的耆英、琦善等满洲人＇难说话＇的多。这里有汉儒文明对读书人影响的因素，儒士所必须具备的高贵品质之一就是刚直不阿，对方越强大你越要表现的不屈服，以争得一个铮铮铁骨的青史美名（似乎无人深入想到这是在教人无畏的送死）。这种读书人的拧劲令多少皇帝为之愤怒发狂，可以说明朝的灭亡就是由这群前仆后继永不屈服的大臣造成的。假如他们不是那么的执拗，那么的不容妥协（政治本身其实是妥协的艺术），明朝的君臣关系不会紧张到逼的几任皇帝罢工。其实这对大臣来说又有什么好呢，终免不了共同毁灭的命运。万历皇帝对此看的很清楚，骂他们是＂沽名卖直＂，表面上不容妥协的强硬态度，不过是想博个勇敢的好名声罢了，说白了还是为了他自己。而林则徐叶名琛等汉人的英勇不屈，还有另一层意思。他们必须表现得比满人更英勇不屈，才能令满人的皇帝相信他们的忠心。身为被征服的民族，伺候异族征服者要更加小心翼翼，他们永远逃不掉被猜忌的命运，而满大臣由于是自己人，是皇帝的家奴，即使替外国人说几句好话，也不会令皇帝怀疑他是在里通外国，有推翻他的动机。这种以强硬表达忠心，你越强硬说明你越爱国的认知延续到了现在，主战等于忠心爱国，主和等于投降卖国，无论政府发言人还是贸易战的谈判桌，＇决不让步，以牙还牙＇成了最常见的词。倘若当初不那么＇英勇不屈＇，很多大的损失都可以避免，包括两次的鸦片战争，造成多少生灵荼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