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似飞鸿踏雪泥：旧交故友二三事

最近中学同学在家乡举行高中毕业三十周年的聚会。拜现代科技微信之赐，我在大洋此岸也看到了很多聚会的照片，领略了聚会的热闹场面，听说了很多老师同学的近况。

在聚会期间听说的消息中，最让我唏嘘的是周老师的事。听同学们说，周老师患有糖尿病、中风、老年痴呆等多种疾病，卧床不起已经三年。聚会期间，有几位同学去探访了周老师。他们说周老师全身肌肉萎缩，骨瘦如柴，经常神志不清；认出同学时泪流满面，却说不出一句能让人听懂的话。周老师家经济也很困难，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周老师的晚景会如此凄凉，当然让他当年的学生很难过。但仔细一想，又不是十分惊讶。周老师是我们高中班主任，是个既威严、又讲道理的雷厉风行的实干家。他说起话来一言九鼎，好学生都对他尊敬有加，再调皮的学生也乖乖听他的话。周老师的专业水平也很高。他是化学老师，因为教课教得特别好，赢得了一个“周化学”的外号。因为业务好，能力强，周老师是当时又红又专的典型。他拥有全国优秀教师等一大堆荣誉，还被提拔为我们那所省重点中学的副校长。那时的周老师，一帆风顺，志得意满，未来像雨后的天空一样美好，看起来前途不可限量。

但在这些表面的繁华热闹背后，危机却在悄悄来临。一个炎热的午后，我在家午睡之后回学校上课，一走进教室就发现同学们都三五成堆地聚在一起嘀嘀咕咕。凑过去一打听，才知道周老师出事了。虽然细节不清楚，但大概的情况是，我们年级的一个女生和周老师之间发展出了超出师生情谊的关系。有人说怪不得在城里逛街时曾在同一个街口分别遇到他们两人；也有人说女生给一本青年杂志的青年信箱写匿名信，讲述自己爱上不该爱的人的苦恼，被她妈妈看见了信稿，追问是怎么回事，才让事情败露。

这个中午之后，周老师还来给我们上过几堂课。记得第二天那堂化学课上，周老师脸色很难看，做实验时还碰翻酒精灯，洒出的酒精在桌面上起了火。然后周老师就从我们学校消失了。我们换了新的化学老师和新的班主任。听消息灵通的同学说，周老师被开除了党籍，分配到一所普通中学教书，以前的荣誉和地位自然都丢了个一干二净。

在当时的年龄，我们觉得周老师的错误是难以启齿的。现在想来，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周老师可能也就是动了点心，和女学生谈了谈人生和理想而已。当然在那时候这已经很出格了。但周老师虽然不再教我们，我们并没有忘记他，因为我们心里都明白，周老师在教我们的时候，是真心对我们好的。因此，大学一年级的寒假，同学们成群结队回中学看望老师时，我们一帮人也相约去了周老师家。我们见到周老师时心里有些尴尬，但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还在周老师家呆了相当长的时间。事实上，那个寒假的诸多活动中，对周老师的访问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但我还是慢慢和家乡的一切疏远起来。大学离家远，外面的世界又很精彩，家乡的人和事就被忘记了；而且二十出头的年龄，也很容易沉迷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对其他的事情无暇他顾。大学毕业后出了国，与中学同学的联系就更少了。至于周老师的情况，也再没听人提起过。还是因为这一次同学聚会，各种旧人旧事提得比较多，才在二十多年里第一次听说周老师，听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情况。

去看望周老师的同学在微信上分享了周老师的照片。虽然周老师老了很多，又贫病交加，但照片上还分明可以看到中年周老师的影子。想到这个在人生的重要阶段对我有过影响的人，我在过去二十多年里都没有表示过关心，心里真的有些愧疚。人生由过去点点滴滴的人和事累积而成，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站在巨人或凡人或罪人的肩膀上。其实我并没有忘记周老师和其他在我生活中留下过印记的人。但因为生活的匆忙，我很少留出一些时间，特地去寻访或联络旧人，更没有去向那些对我们有帮助的人表示感激。如果他们的人生春风得意，没有我们的来自过去的问候，他们可能也不觉得缺了什么。但如果他们像周老师一样，生活被压缩到只剩下一个空房间中的一张病床，知道有人记得他们，想念他们，感激他们，对他们可以是多么大的安慰。

因为这次同学聚会的关系，大家注意到了周老师的窘况。现在已经有人在组织捐款，还有一些同学经常去看望周老师。虽然做得迟了一点，毕竟还是一件好事。但这也让我想起了生活中其他一些帮助过我、然后从我生活中消失的人。士明是我父亲家族的一个远亲，早年去了台湾，后来又移民来了美国。我大学毕业那年，政府突然要求每个出国者都必须是侨属。我父亲回到家乡，翻遍宗族中的亲属关系，才发现了士明这条线索。我父亲给士明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讲述我们的困境，士明表示愿意帮忙，于是我成了“侨属”。不仅如此，因为我的学校离士明家不算太远，士明还主动提出到机场来接我。

我是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第一次见到士明的：一个头发花白、中等身材的人，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从机场把我接回家后，士明先让我在他们家住了几天，等到周末又和大儿子一起开车几小时把我送到了学校。在美国的第一年里，士明每一两周都会给我打一次电话，询问我的生活和学习各方面的情况。万圣节前，士明又特地打电话来告诉我这个节日的来由，提醒我准备好糖果，以免小朋友们上门时束手无策。士明的小女儿和我在同一间学校念书。一到节假日，士明就叫女儿把我带回家，让初到美国、举目无亲的我，过节时有了一个地方可去。

但我天生不是一个热情友好的人，沟通能力差，跟半生不熟的人打交道总觉得不舒服，所以并没有在这些交往中和士明以及他的一家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一年后，我转学来到加州，跟士明的接触就少了。后来我记得还收到过士明寄来的名信片，我应该也在过节时给他寄过贺卡。但我们的联系还是越来越少，慢慢地就完全中止了。

但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心里其实是没有忘记士明的。他的年龄比我父母要大一些，现在应该已经八十了，也不知道身体如何，孩子们是否都已经成家立业，给他生下很多孙子孙女。我也很好奇士明是否还记得我，是否知道我一直记得他，心里对他很感激。我不记得是否向他表示过感激。可能没有，年轻时的我，是很难对人说出这样的话的。他会不会以为我翅膀硬了，不需要他的帮助了，就把他忘记了呢？如果他这样想的话，他也没有全错，我确实是有了自己的独立生活，忙碌于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的时候，才和他失去联系的。但我希望他了解的是，这固然是因为我幼稚，缺乏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没有分清生活中的主次，却不是因为我忘恩负义。我希望他没有误解我，不是因为我怕被误解，却是因为这样的误解，会让他的心冷下来，对人性失去希望。而这绝不是我想看到的。我希望他的晚年是平安而快乐的。或许，凭着八十年的人生智慧，他能看穿人性的弱点，也能理解人性的弱点。我希望如果他能想起我来的话，心里浮现的是温暖，而不是失望。

当生活中的旧人从自己的生活道路上旁逸斜出，来和我们照个面，问声好时，确实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温暖的。前不久我就有一次这样的经历。有一天吃完午饭回来，邻座的同事告诉我刚才有人来找了我两趟。我问她是什么样的人，她说是外国人，讲话带外国口音，留着长头发和大胡子。看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她告诉我他似乎消失在办公楼的某一角，并起身带我去那边寻找。走到那一带，她指向一个埋头在电脑中的人，而那个人也抬起头来。我们的目光一相遇，我就想起了他是谁，他也认出了我。我们不约而同地迎上前去，给了对方一个大大的拥抱。

“你的头发和胡子都长长了，”我对彼得说。我过去认识他时，他是个clean cut的小伙子。

“你的头发剪短了，”彼得说，指着我以前齐肩，现在刚刚过耳的头发。

彼得是来自匈牙利的同事，十年前我们一起工作过。那一段时间我到匈牙利出过几次差，见过几次彼得，电话上的交谈更是无数。彼得是个聪明绝顶的小伙子，而且很爱说笑话。有一天午饭后，一帮同事站在多瑙河边聊天，谈起河水的污染，彼得的说法是，“你从河里捞起一条鱼来，接上两个电极，马上就可以当电池用。”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我也直到今天都记得这句俏皮话。后来项目做完了，大家的工作都有所变化，慢慢就不来往了。工作这么多年，一起工作过的人很多。其中也有很多人有过不错的工作关系。但生活的车轮滚滚向前，大家都各忙各的事情，除非因缘际会，再次相遇，否则就没什么关系了，这也是生活的常态。

但当这个常态被打破，一个来自过去的人特地绕路来看你时，是生活中一个美好的惊喜。不管这个人曾经对你有所帮助，还是曾经接受过你的帮助，或者只是和你有过一些单纯的、愉快的、完全没有功利关系的交往。你突然发现，那个旧人并没有从你的生活中永远消失，原来他一直是记得你的。这个发现本身，就足以让人快乐得头晕目眩。我不敢自称言语的巨人，却确实是行动的矮子。我对生活中曾经有过的人和事都记得清清楚楚，却很少会偏离我的生活轨道，去做任何一件常规之外的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与周老师、士明等人完全失去联系。但这就是生活充实的人和生活单薄的人之间的差别。人生的要求有时候并不多，来自过去的人，相隔遥远的人，时常心中会相互怀想，生活就变得充实。我们的人生，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内容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