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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祀孔庙的人(四)

最后从祀孔庙的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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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元是从旧营垒中杀出,反戈一击的人,年轻时相信宋明理学是孔孟真传,每逢“疑论诸先生者,忿然力辩,如訾父母。”然而一旦认定理学背离了孔孟学说,他抨击的力度超越了以往和同时代的所有人。南宋陈亮曾痛斥朱熹之流,“今世之儒士,自谓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疯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大仇,而且扬眉伸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颜元四十三岁时曾描画过两幅图景:一幅孔子佩剑古装,七十子环侍,习礼、鼓瑟、乐舞、问仁孝及商兵农政事,四壁挂着各种兵器和礼服。另一幅,“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带,垂目坐如泥塑。”朱熹等人陪侍,“或返观打坐,或执书唔咿,或搦管著述。壁上置书籍字卷,翰砚梨枣。”两幅图的人物装束、神态、活动、讨论内容皆不相同,可见习斋已经进一步把程朱理学从形象到理论剥离出孔孟之道。他明确表示,所谓“宋儒”,其实是“集汉晋释道之大成”者,不是“尧、舜、周、孔之正派”。颜元与当时学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不仅反程朱,也批陆王,认为宋儒的主静持敬,读讲著述,和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空洞说教,和镜花水月、画饼望梅一类没什么两样。

颜元目睹明末危急存亡之时,学者文人仍然深陷争斗,从讲学到门户之见,划分党派团体,产生恩怨,彼此攻击,结果把国事与个人是非搅得一团糟。所以他对宋以来语录结集与讲学风气很不以为然。主张应改“书院”为“学堂”,去除空读,代以实学。纠正只读书,不学而实习之的学风。

理学论读书的目的,是要穷理、养心性变气质。考据学派读书是为了广博学问,以便考证准确。习斋与也强调“经世致用”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不同,干脆连泛泛读书也废了(这一点颇像子路)。他认为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诵读顿悟,最要紧的是要集中在学以致用。所以他把考据学派和理学都列入“伪儒”另册。他曾针对考据痛斥道:“书之病天下久矣!使生民被读书者之祸,读书自受其祸。而世之名为大儒者,方欲读尽天下书,欲每编读三万遍以为天下倡!”只是对考据学派稍留情面,说必不得已,宁肯使考据流行于世。

颜元对文人的鄙视程度不下于对理学的憎恶。他认为文人不是儒者,而是一些光说不练,只读不行,专门玩弄词章,点篡古籍,不晓时务者,玩的是“心口悬空之道,纸墨浮华之学”。对这种人,历代均有人针砭。颜元痛斥之狠,可说是史上仅见。他连世人尊崇的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都不放在眼里,在一封信中叹惜“韩、柳猥以文名,李、杜仅以诗著”,一个“猥”,一个“仅”,真是把“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矣”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最让人听得目瞪口呆的是颜元的疾呼“诗文字画,天下四蠹”,把文人们借以遮羞掩丑满世界炫耀的看家本事贬得一钱不值,而且视为啮食人心的四害。他自己就不大写作,流传至今的都是后人辑录和回忆。

自古儒家有重义轻利的传统,宋明理学讲求向内的功夫,愈发轻视实用的政治经济。黄宗羲说:“夫儒者均以钱谷非所当知,徒以文字华藻,给口耳之求,不顾郡邑之大利小害。”而“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更是成为明亡的原因之一。颜元有感于此,特别提出重实践,讲实用的教育思想和学风,回归他所认为的真正的孔孟之道上,以期从根本上改变书生的体质、才能与精神面貌。

从习斋六十二岁时,帮人创立漳南书院,设定文事(含礼、乐、书、数、天文、地理诸科)、武备(含兵法与军事技术等)、经史(含经史诗文诸科)、艺能(含水利、火力、象数等)以及表示兼收并蓄意义的理学和帖括八股等科来看,他确实在教育中贯彻了实用原则。不仅有文科,还有理工科;不仅有新学科,还有应时的旧八股,以便学生选择和就业。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旧式书院的狭窄框框,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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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大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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